12　局外人的痛苦

死亡来得既简单又平静，一旦患者被确诊为脑死亡，呼吸机就会被关掉。没有临终遗言，更没有最后的气若游丝。心电监护仪的液晶显示屏上，红线随着心率上下起伏，心跳会变得越发不规律。几分钟后，一片沉寂，心跳停止，红色线条的轨迹变成了一条直线。

在急诊室中直面死亡

尽管死亡不离左右，但在工作中我很少直接接触死亡。死亡已被消毒，变得遥不可及。在医院中死于我手中的大部分患者都患有无法治愈的头部创伤或者脑出血。他们入院时就已经处于深度昏迷，在收容所式的ICU病房中，通过呼吸机生存一段时间，然后在深度昏迷中死去。死亡来得既简单又平静，一旦他们被确诊为脑死亡，呼吸机就会被关掉。没有临终遗言、没有最后的气若游丝，几个开关一关，呼吸机停止了有节奏的悲鸣。如果心电监护仪的导线被连上（通常不需要全部连上），可以看到心电监护仪的液晶显示屏上，红线随着心跳上下起伏，心跳会变得越发不规律，因为患者衰竭的心脏极度缺氧，极力地挣扎。几分钟后，一片沉寂，心跳停止，红色线条的轨迹变成了一条直线。随后护士会撤掉许多管子和缆线，它们连在毫无生气的尸体上，不久两个搬运工会推来一辆担架车，上面放一具纸棺，用毛毯掩盖着，将尸体推到太平间。如果患者捐献了器官，在被证实脑死亡后，呼吸机会继续运转，尸体则被送到手术室，这通常都在晚间进行。器官被摘除后，呼吸机才被关掉，伪装好的担架车会把尸体运走。

通常，我治疗的患者都长着致命的脑肿瘤，他们都会死在家里、临终关怀医院或者当地的医院。在医院里，极少有脑瘤患者死于治疗过程，但他们可能会陷于深度昏迷之中。他们之所以会死亡是因为他们的大脑会死亡。如果要讨论死亡，通常是针对家属而非患者本人。我很少直接面对患者的死亡，但偶尔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当我还是初级医生的时候，工作内容与现在面临的情况截然不同，几乎每天都和死亡或者濒临死亡的患者打交道。做医生的第一年，我在医疗体系等级的最底层做实习生，经常在凌晨被人从床上叫起来，去确认患者是否死亡。我通常独自走在医院空空荡荡、平淡无奇的走廊里，当时还很年轻，身体强壮。穿着白大褂，我走进漆黑的病房，在护士的指引下来到一张病床前，四周的床帘已经被拉好。我意识到其他年老体弱的患者就躺在旁边的病床上，在黑暗中很可能已经醒来，惊恐万分，他们几乎想到了自己的命运，因此想尽一切办法恢复健康，赶快逃离医院。

床帘后面死亡的患者在床头昏暗灯光的映照下，看起来与其他在医院死亡的患者一样。他们通常都上了年纪、穿着病号服，和其他患者没有什么两样，脸庞消瘦蜡黄、两颊塌陷、肢体遍布紫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检查时，我会掀开外衣，把听诊器放在心脏部位确认是否还有心跳，然后翻开眼皮，用小巧的钢笔式手电筒照射死者的眼睛，检查瞳孔是否“固定和散大”，通常我看到的瞳孔呆滞漆黑、又大又圆，对于手电筒的光没有任何收缩反应。之后我会到护士站，在记录本上写下“确认死亡”或者类似的话，有时也会加上“RIP”（愿死者安息）的字样。签字后我就回到值班室的床上。大部分以这种方式确认死亡的患者，我都不认识。晚上我会巡视病房，查看白天工作的医疗小组之外的小组负责的患者。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死后进行尸检仍是十分常见的做法。常规情况下，如果患者死于你负责的日间病房、你负责其最终疾病的治疗或者患者是你认识的人，那么你就要参加尸检。但是我讨厌尸检，通常会想尽办法逃避，因为我的超然也有限度。

急诊室医生是我结束一年实习后在普外科受训时的又一项工作。在这里，我发现死亡的方式更加惊人、更加暴力。我记得患者就在我的眼前死于心脏病突发或者心搏骤停，还有一次我整晚都在全力抢救一名男子，他当时意识清醒，不过由于食管静脉曲张而极其痛苦，失血死亡时他直视着我的眼睛。我见过有些人死于枪伤，有些人死于交通事故的碾压和骨折，有些人死于触电，有些人死于心脏病发作，有些人死于哮喘，还有人死于各种各样的癌症，并且有些癌症的症状令人作呕。

此外，还有急救车刚刚送来就已经死亡的患者。在急诊室工作，我要为那些在街上意外死亡的可怜人出具死亡证明。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现担架车上的尸体衣装整齐，我就要揭开他们的衣服，把听诊器放在心脏上，这完全不同于确认医院里住院患者的死亡，因为后者都穿着普通的白色病号服。我感觉自己在骚扰他们，一旦解开他们的衣扣，我就想向他们致歉，即便他们已经死亡。由此可见衣服的意义多么重大。

忧伤源于超然的丧失

一个周五的下午，我驱车离开伦敦，准备潇洒几天和妻子去度个短假。这是个寒冷的冬日，我正欣赏着行车道边的树杈上挂满的优美树挂，突然手机响了起来，看到周围没有警车，我接了起来。我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

“谁呀？”我问。

我听不清名字，但电话里的声音说：“我们刚刚在他的家里收治了你的患者大卫·H。”

“哦。”我说着，把车停到了路肩上。

“他患了进行性偏瘫，越来越嗜睡，服用类固醇之后好了一些，又恢复了往常的机敏和风趣。”

我对大卫印象很深刻。12年前，缘于一种特殊的肿瘤，我曾给他做过手术。这种肿瘤叫作右颞叶低级别星形细胞瘤，这些肿瘤出现在大脑内部，起初生长缓慢，偶尔会引发癫痫发作，但后来就会发生恶性转变，成为“高级”肿瘤，即胶质母细胞瘤，最终危及生命。这个过程可能会历时许多年。对任何一个患者来说，我们都无法预测他能活多久。如果肿瘤足够小，有可能通过手术来治愈。患者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们必须清楚自己被判了死刑，要等很长时间才会行刑。对于这些患者，向他们解释自己所患的疾病尤其不易。如果你在乐观与现实之间没有巧妙地掌握平衡点，就像我有时会做的那样，那么你无论如何都无法掌控局势：你要么宣告患者得了不治之症，让他们在绝望中度过余生，要么当肿瘤恶变，患者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时，来指控你内心虚伪、寡术无能。不过大卫一直向我明确表示，无论病情多么严重、充满不确定性，他都要知道真相。

他三十岁出头第一次发病，就在那时发现了肿瘤。他是个成功的管理层顾问，身高超过6英尺，热衷骑行和长跑，已婚，但孩子还小。他极具人格魅力，果敢坚毅，无论什么事到他那里都变得很有趣。即使在局部麻醉，我对他颅内的肿瘤进行切除时，意识清醒的他还在讲着笑话。我们都希望他会成为少数几个通过手术治愈的幸运患者之一。但3年后复查时脑扫描显示，肿瘤复发了。我很清楚地记得，在诊室里，大卫坐在我对面，我告诉他，这意味着肿瘤最终会使他死亡。这时，我看到了泪水在他眼眶中打转，但他还是忍住了，眼睛直勾勾地向前看了一会儿。随后我们讨论了能给他争取更多时间的后续治疗措施。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又给他做了两次手术以及放疗、化疗，他还在继续上班，过着正常人的生活，直到最近这段时间噩梦再次降临。与其他脑内出现这种肿瘤的人相比，用医生的话说，他已经“相当不错了”。这么多年来，我对他和他妻子的熟识程度远远胜过其他患者。这些患者如何与疾病斗争，如何付诸行动并表现出坚韧的意志，一想到这些，我就十分羞愧。

“我们无能为力了，”那个医生在电话里说，“但是大卫想让你再看一看他的脑扫描，他非常相信你，我已经拿给这里的一个神经外科医生看过，但他并不上心。”

“明天早晨我要离开几天，”我说，“在网上把他的扫描发给我，下周我会看。”

“好的，”她答道，“我现在就发。谢谢。”

此刻，外面下着雪。我把车开到了行车道上继续赶路，这时我发觉内心正在进行一次痛苦的对话。巧合的是，我现在距离那家医院非常近，大卫就在那里，我亲自去看他也只是稍微绕一点路而已。

“我真不想告诉他，他就要死了，”我自言自语道，“我不想破坏和妻子共度周末美好时光的计划。”然而，我内心深处感觉有种力量在拖拽着我。

“最终，如果我要死了，”我听到自己的心声，“应该也会感激一个神经外科医生的探视，他是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寄以希望的人……但是，我真的不想说，他已经时日不多了。”

我不太情愿地在下一个路口猛一转弯，将车拐下了行车道，朝那家医院开去。医院像庞然大物一样拔地而起，周围是巨大的停车场。我忧郁地走在医院内部一条长长的中央走廊，感觉走了数英里之后还有数英里，不见尽头，也许这就是恐惧的作用——我害怕去和一个即将死去的患者交流。我再次感到自己对医院的憎恨，它的建筑单调而又冷漠，里面上演了人类许多痛苦的悲剧。

我直接到了六楼，这里的电梯提示音并未告诉我去洗手，而我们医院的电梯都会做出提醒，不过电梯门开闭时的声音听起来更加令人心烦。

最终我走进了病房，发现大卫穿着睡衣，站在护士站旁边，一群护士围在他的身旁，正在把他撑起站直，因为左侧偏瘫（病灶在右颞叶），他的身体倾向对侧。

给我打电话的那个医生正站在他的旁边，随后向我走来。

“他们都以为我是一个魔术师呢！我刚挂断电话，不到15分钟你就出现了！”

我向大卫走去，他对我的突然到来也感到很惊讶，随即笑了起来。

“又是你！”他说。

“是的，”我说，“我来看看你的脑扫描图。”我被带到了附近的电脑旁。

我以前从没见过给他治疗的医生，但是我们经常有书信往来，探讨大卫的病情。显然，她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

“我负责全部的低级别神经胶质瘤患者，”她说话时脸上做出一点怪相，“运动神经元病变和多发性硬化症的治疗相对来说还很容易。低级别胶质瘤患者都很年轻，他们的孩子也都还小，在我看来他们只能回家等死……我的孩子和大卫的孩子同龄，在同一所学校上学，这很容易让我动容并引起同情。”

我看了一下电脑上的扫描图，上面显示肿瘤已经恶变，并且已经向大脑深部浸润生长。肿瘤在大脑的右侧，他的病症和海伦一样，智力和理解力大部分都没有受到影响。

“我可以手术，”我说，“但可能也无法为他争取太长时间，最多几个月，延长的只是濒死状态，而不是有意义的活着。手术只会浪费大卫仅存的幻想时间，而且手术也并非不存在任何风险。他一直明确向我表示希望知道实情。”我想起了过去在相似的情形下，经过二次手术的其他患者，比如海伦，就无法面对现实，而我最后也特别后悔。但当时我很难启齿，告诉患者我已经无能为力，他没有任何希望，只能等死。此外，我也总是担心，可能自己的判断是错的，而患者是对的，要时刻怀有希望，也许会出现奇迹，也许我应该再做一次手术。或许正是对于求生的希望太过强烈，医生和患者相互影响，都无法正确地把握现实。

我在看脑扫描图时，大卫已经被带回了单间病房。这间病房是他前一天入院时分配的，他来到这里时已经失去意识、半身瘫痪，医生用了大剂量的类固醇药物才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我走进病房，大卫的妻子和两个护士正站在床头，天刚刚黑，屋子里很暗，电灯还没有打开。透过窗户，我看到室外阴暗的天空和几层楼下医院的停车场，远处有一排树木和房屋，虽然下着雪，但没有雪花落在地面上。

大卫仰面躺着，我进来时他吃力地侧身转向我。我有些紧张地站在他身边。

“我一直在看扫描图。”我顿了一下，“我一直跟你说，我会告诉你实情。”

我留意到说话时他没有看我。我突然意识到，由于大脑右侧功能已经丧失，左侧偏盲，而我站在他的左侧，他可能看不到我，于是我转过床头，双膝一弯跪在他身边。高高站在即将死亡的患者身边，就像那长长的医院走廊一样，是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表现。我们四目相对了许久。

“我可以再次手术，”我语速很慢，只能挤出这几个字，“但是最多也只会使你多活一两个月……以前我也做过类似的手术。我经常后悔。”

大卫开始回应我，语速同样很慢。“我知道情况不太好。以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安排，但是我……现在都做完了……”

这么多年来，我已经知道如何“通报坏消息”，最好的做法就是尽可能少说话。这种对话的本质特征就是语速缓慢、尽量缓和双方沉痛的心情，所以，我必须要克服旨在打破令人伤感的沉默而不停说下去的冲动。我想，现在做这些事会比以前更好一些，但是当时我已经尽力。当大卫看着我时，我发现不说话确实很难。我告诉他，如果他是我的亲人，我绝不会让他再继续治疗下去。

“好了，”我最后说道，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我认为我已经让你多活了许多年了……”

过去，他是竞技骑行者和长跑者，胳膊粗壮有力。当我畏缩地伸手去握住他那充满男子汉气概的手掌时，感到一阵尴尬。

“能够照顾你也是我的荣幸。”我说完便起身离开。

“这虽然有些不合时宜，但我能说的也只能是祝你好运。”我又补了一句。不能说再见，因为我们都心知肚明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我站起身来，他的妻子朝我走来，眼中噙满泪水。

我的头靠在她的肩上，紧紧地拥抱了她，几分钟之后我离开了屋子。大卫的医生跟在我身后。

“非常感谢你能来，一切都变得简单了。我会送他回家，然后安排一下安宁护理（指对于那些得了不愈之症之病者，所采行的全人化照顾，以维护病人和家属最佳的生命品质）。”她告诉我。

我失望地摆了摆手，走开了，走路的步态犹如醉汉般蹒跚，只不过使我沉醉的不是过量的酒精，而是太多的情感。

“我很开心，”我在走廊里给大卫的医生回电话，“经过这番谈话后，可以这样说，我的心情好多了。”

在我弥留之际，我能有这样的勇气，可以这样有尊严地死去吗？我一边向恐怖的柏油路面停车场走去，一边问自己。雪还在下，我又想起了自己对医院的厌恶情绪。

我心乱如麻，开车离开，很但快就被堵在晚高峰的车流中，我恶狠狠地骂着这些车辆和开车的司机，好像全都是因为他们的错误，这么善良、高尚的人才会死去，他的妻子才会守寡，年幼的孩子才会失去父亲。我一边大喊大叫，一边愚蠢地用拳头捶打方向盘。我感到一阵羞愧，并非由于我无法挽救大卫的生命（他的治疗情况一直不错），而是因为我丢掉了职业的超然与冷漠。与他的沉着镇定及其家人的痛苦相比，我的忧伤显得极其庸俗，而这恰恰证明了我的软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