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死亡恐怖：实习医生的修炼
我转身离开时，他绝望地看着我，两边的病床上蜷缩着焦躁不安的身影。直到今日，我仍可以听到他费力的呼吸声，那个声音就像一阵指责尾随着我。我走到病房门口时，他的呼吸突然停止，病房里立刻安静下来。
新人试手的代价
我第一次去乌克兰完全出于好奇，而非特地去帮助乌克兰人。二十多年来，我每年都去那里进行定点医疗。我成为医生并非出于深切的职业使命感，而是因为生活中出现的危机。
21岁之前，我一直遵循着家人为我规划的明确人生道路和教育路线。那个时代，与我拥有相似背景的人，自然会有一份工作等待着他们，但问题是理想的工作与现实总会出现偏差。我在一所名校接受了私人定制的英国教育，专攻拉丁语和希腊语，几年之后，又进修了英语和历史。我曾休学两年，在公共档案馆工做了几个月，主要负责编辑中世纪的风俗档案，这份差事是父亲通过个人关系谋得的；我也曾到偏远的西非做了一年志愿者，教授英国文学，然后又到牛津攻读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
我想，我命中注定要从事某种学术或行政工作。这些年来，我基本上没有接受任何理科教育。除了外曾祖父于20世纪初在普鲁士做过乡村医生外，我的家庭并没有医学或理科背景。我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英国人权律师和学者，母亲是纳粹德国的难民，如果没有拒绝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女性青年分支组织德国少女联盟的话，她很可能会成为一位语言学家，但她被挡在了大学门外。除了一位普鲁士医生外，父母的祖上出现过许多教师、牧师和商人，我的舅舅曾是一流的梅塞施密特战机中队的飞行员，但在1940年的一次战斗中，他的战机被击落。
在牛津，我恋爱了，却是暗恋。由于失望和自怜的驱动，我的表现令父亲非常失望，因此我放弃了大学的学业，来到了英格兰北部的矿区镇，在一家医院做了一名护工。我在那里工做了半年，把患者从手术台上抬上搬下、清洁墙面和设备，并辅助麻醉师的工作。我希望效仿电影《五部轻松的戏剧》（Five Easy Pieces）中的杰克·尼克尔森最终奔赴阿拉斯加那样，离开熟悉的生活。
我住在一座半废弃的老旧的热病医院中的一间小屋里，这座医院就建在污染严重的旺斯贝克河泥泞的岸边，屋顶由螺纹铁铸成。这里距海岸线只有几英里，海滩上到处是漆黑的煤粉。从我的屋子向外望去，远处有一座大型燃煤电厂，白色的烟和蒸汽从高高的烟囱里冒出来，随风飘到海上；晚上，升腾的蒸汽被涡轮机房附近煤山顶上的弧光灯照亮，星光下几台推土机在煤山上作业。我写了一些不入流并且充满自恋的诗句，把这些场景描绘成天堂与地狱的结合体。我的脑海里满是青春言情剧，并幻想自己生活在红如血、白如雪的世界里。实际上，我眼中的神经外科手术并非那样血腥，冬天也并非那样寒冷，自然不会有多少大雪。
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我很孤独，明显意识到自己的不快。在医院工作，到处都是疾病和痛苦，也许在这里我可以治好青春期焦虑症和单相思。或许，这也是对我那可怜、好心的父亲的背叛。那时，他一直是影响我人生道路的重要人物。半年后，我不顾一切地希望回家，不仅回到家人身边，也要回到中产阶级的职业生涯之中。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观摩外科手术半年之后，我认为那才是我应该追求的事业，这种可控却无私的暴力拥有很强的吸引力。这种工作集刺激与稳定、体力和脑力于一体，医生既拥有权力又拥有地位。然而，直到8年后，我成为一名初级医生、看到了第一例动脉瘤手术之时，我才发现自己真正的职业目标。
极其幸运的是，我之前就读的大学允许我复学，完成学业，后来我有幸进入了伦敦唯一一所不强制学生拥有理科背景的医学院。由于缺少理科的O级或A级考试成绩，我只好打电话给皇家自由医学院，他们让我第二天去面试。
面试在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进行，面试官是一个抽着雪茄的苏格兰老头，他是医学院的专科注册医生，再过几个星期他就退休了。也许他让我进入医学院只是开个玩笑，或者权当庆贺，也许是他还有其他的想法。他问我是否喜欢用假蝇钓鱼，我告诉他不喜欢。他告诉我，最好把医学看作一门手艺，不要把它当作艺术，更不要把它当成科学。后来，我逐渐认同了他的观点。面试进行了5分钟，他在医学院给我留了一个名额，3周后开始上课。
后来，医学院的选拔面试变得更加严格。我现在就职的伦敦大医院的医学院会通过角色扮演，并借助其他传统手段来选拔未来的医生。申请者一定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告知患者病情恶化。他们有时由于紧张，告诉演员说他的猫被车轧了。我知道，随意对待剧本提纲的申请者会被立刻否决。这一做法是否优于我当时经历的面试，无从知晓。不过，演员的参与显然能够帮助院方选拔出优秀的申请者。
我选择了当时被称作一级医学学士的课程。历时一年的基础理科速成课程完成之后，继续二级医学学士课程，这是接受医学教育本科学业的五年制标准课程。我恰好就读医学院开办的最后一年的一级医学学士课程，系里的科研和学术氛围死气沉沉，上课的老师都是一群行为古板、脾气暴躁的科学家，其中许多人也处于事业的起步阶段，但很快飞黄腾达。有一位老师成为著名的科普作家，另有一人被授予贵族头衔并出任托利党主席。其他人则是即将退休的老教师，其中有些人丝毫不屑于掩饰对形形色色的一级医学生的厌恶情绪。这些学生中有证券经纪人，有沙特公主，也有福特卡车的销售员，这些年轻学生的成绩很差，有个人的成绩还涉嫌造假。我们逐渐开始在生物课上学习解剖和肢解大白兔，化学课上用滴定法测定化学物质。有时，我们不太理解物理课上老师教授的内容。有些老师的授课方式令人欢欣鼓舞，有些则滑稽可笑。我们都很焦虑，近乎歇斯底里，因为我们都想成为医生，但是大部分人由于某种原因产生了挫败感。后来据我所知，当时所有的期末考试我们都通过了。
在临床实习前，我在医学院进修了两年，学习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和药理学，然后在医院做了3年临床医学生。解剖课要把学生分成小组，每组分配一具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在开课之后的一年内，我们要一点一点地进行解剖。起初，这些尸体没有任何吸引力，到了年底就更加惨不忍睹。尸体停放在狭长的停尸间里，那是一间阁楼上带有天窗的宽敞房间，里面有两排担架车，每排6架，绿色油布下盖着阴森可怖的尸体，到处弥漫着刺鼻的福尔马林。
上课的第一天，我们带着小帆布包，里面装着新买的解剖手册和一些工具，站在楼梯上排成一列，紧张地等着进入停尸间。很快停尸间的工作人员打开门，进去之后我们被带到各自的尸体前。这些尸体都完好无损，这是医学教育几百年的传统，但是现在这种传统几乎被抛弃。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我们必须重新学习真正的解剖学。解剖鲜活、流血的肢体与解剖灰暗、滑腻、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迥然不同。通过解剖尸体，我们学到的解剖学知识也许极其有限，但却是重要的入行惯例，这表明我们已经从非专业的世俗世界进入到疾病和死亡的世界，我们要逐渐习惯这个世界中的一切。这也是交流的过程，你要和同学坐在一起，围着一具尸体，移除死亡的组织，学习上百个要记忆的医学术语，例如静脉、动脉、骨骼、器官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等。我记得我对手臂的解剖特别着迷。解剖系的一个塑料袋里有几只断手，分别处于不同的解剖阶段，我喜欢模仿中世纪解剖学家安德烈·维萨里(1)，照着它们画出精致、详细的图画并着上色彩。
1979年，我进入了医院病房接受培训。在那里，我要穿上代表初级医生身份的白大褂，而不是像学生那样穿短褂，我感觉自己的地位有所改变。后来我留意到，其他医院都规定学生要穿长长的白大褂，初级医生则穿短褂，这又令我困惑不解。就像职务标志一样，我很自豪地戴上了寻呼机（俗名BP机），上衣口袋里装着听诊器，采血用的止血带和药物处方则放在下衣口袋里。一旦从医学院顺利毕业，就可以担任为期一年的初级住院医生，即从事一般的事务性工作，半年在外科、半年在内科。如果你想在医院从业，不愿做全科医生，而是外科医生或内科医生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在上学时受训的教学医院谋得一段住院部的工作经历，这样就可以使高级医生了解你，毕竟你的职业生涯要依靠他们的提携。
我很希望成为一名外科医生，至少自认为我会成功，因此想方设法得到了教学医院中“外科医务小组”的工作。这个小组中有一名顾问医生、一名高级住院医生、一名初级住院医生和一名实习医生。我的工作是“二加一”，即正常工作一周五天，但每隔一天晚上、每隔一个周末会值班一次。因此，在一周中，我会有120个小时待在医院里。我的前任在交班时把寻呼机递给了我，还向我传授怎样使上司开心的秘诀，以及如何帮助那些弥留之际的患者，这些都是课堂上和书本中没有的知识。这样长的实习时间让我获得了一定的能力并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我很享受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不必承担任何责任。无论白天或者晚上，我的工作就是接待患者、采血、填表、催促还未进行的X光扫描等。我的睡眠没有保证，我也适应了晚上被人打扰。偶尔我也会在手术室帮忙，那时就要站上数个小时，用牵开器拉开患者的腹部，然后我的上级在患者的腹腔里一顿忙活。30年后的现在，我才意识到当时的那种妄自尊大是多么的可笑。
我希望成为医院里为数不多的初级医生，但以外科实习医生的身份工做了几个月后，从医职业的前途却充满不确定性。外科的实际情况与我在手术室内当护工时所形成的粗浅印象完全不同。外科医生会接触不雅且难闻的器官、各种括约肌和体液，某些外科医生的处理过程也一样平凡乏味。但医院里也有另一些外科老师，如果没有他们，我也不会成为一名外科医生，正是他们对患者和蔼可亲的态度、精湛的医疗技术令我欢欣鼓舞。作为医学生和实习医生，我并未亲眼见过神经外科手术，当然神经外科手术室也不允许我们进入。人们提及神经外科时，总是心怀敬畏和恐惧。
接下来的半年，我在伦敦一家老旧坍倾的医院实习。19世纪时，这所医院大楼曾一度充当济贫院，据说直到现在也无法摆脱先前在当地人心中留下的阴郁恶名。这种医院仍然令英国大众热衷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无疑令人费解。患者就像牲口一样住在老旧的济贫院房间中，而在空旷丑陋的屋子两厢排列着数十张病床。急诊科在一楼，重症监护室在急诊科楼上，但医院只有一部电梯，位于中央走廊的四分之一英里处。如果患者要从急诊紧急转到重症监护病房，值班的实习医生要在护工的帮助下，把病床从走廊的一端推到另一端，搭乘电梯上楼，然后再沿着走廊推回来。我的动作很麻利，会把走廊里的行人推开，强行征用那个宽敞、咯咯作响的旧电梯，这一系列动作营造了一阵戏剧性的紧张场面。我认为医院里没有必要这样，但这正是电视中经常上演的剧情，而且非常有趣。晚上我的休息时间很少，一位态度和善的西班牙女士开了一家专门为医生服务的酒吧，她可以随时在晚上给我做些吃的。医院主楼外面还有一块草坪，空闲时我可以和其他初级医生一起玩槌球。
外科住院医生的工作更忙碌、责任更重，但是上级对我的监管变少了。我很快学到了许多实用的医学知识，但愉快的经历并不多。在医务小组的梯队中，我仍是最底层的工作人员。我的工作是看护送抵此处的所有患者，其中大部分人是通过急诊科转过来的。此外，我还要照顾其他住院的患者。很快，我就清楚，在没有亲眼查看过患者时，不可以立刻给上级医生打电话通报患者的情况。在第一次值夜班时，我就做了件傻事，护士打电话请我过去查看患者，我没有亲自去过就向专科注册医生寻求建议，结果被骂得狗血淋头。所以，虽然情绪紧张、经验不足，我还是会先去查看患者，自行判断如何处理，如果真的无法确定，才会给上级医生打电话。
一天晚上，我刚刚休息，便有电话叫我去查看病房的一名中年男子，他呼吸困难，这在繁忙的急诊病房是极其常见的情况。我连忙从床上起来，穿上白大褂。在医院，我总是和衣而睡，因为不是急诊就是病房呼叫，最多也只能休息一两个小时。我走向狭长、昏暗的南丁格尔病房，房间两侧各有20张病床相对排列，床上的患者有些烦躁不安，有些鼾声如雷，睡姿奇形怪状，各式各样。病房中间的护士站坐着两个护士，在黑暗中借着一盏灯，正做着一些文案工作。她们用手指着那名需要查看的患者。
“他昨天进来时怀疑是MI。”一个护士说道。MI是心肌梗死或心脏病发作的缩写。那个男人端坐在床上，表情痛苦、脉搏加快、呼吸急促。我把听诊器放在他的胸口仔细听心跳和呼吸。稍后我给他做了心电图，查看心跳节律。我认为一切正常，便安慰患者说，他的心脏没有什么大问题。
“医生，肯定有问题，”他说，“我知道肯定有问题。”
“一切都正常，你只是太紧张了。”我急着回到床上睡觉，便有些不耐烦地说。转身离开时，他绝望地看着我，两边的病床上蜷缩着焦躁不安的身影。直到今日，我仍可以听到他费力的呼吸声，那个声音就像指责一直跟随着我。我走到病房的门口时，他的呼吸突然停止，病房里立刻安静下来。我连忙折回到病床前，惊慌地看到他瘫倒在床上。
“赶快呼叫抢救！”我一边对护士大喊，一边对他进行胸外按压。几分钟后，我的同事睡眼惺忪，匆匆来到了病房，我们用了半个小时也无法使患者的心脏重新跳动起来。注册医生看了一眼先前的心电图。
“是室颤，”他表示异议，“没看到吗？你应该给我打电话。”我无言以对。
以前这种情况被称作“死亡恐怖”，是指人的灵魂深处的极度痛苦，有些人在心脏病发作时，会感觉到死亡即将来临。即使是现在，三十多年后，我眼前仍然能够清楚地呈现出在我转身离开时，那个男人临死前眼中的绝望。
“我要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
我们的工作有些残忍，有时又令人兴奋。很快，我就失去了学生时代那种朴素的利他思想。以前，我很轻易就会同情患者，因为对于他们的遭遇我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伴随责任而来的是对失败的恐惧，患者成为焦虑和紧张的源泉，当然偶尔成功也会使我无比自豪。每天我都会见证患者的死亡，他们通常是经过全力抢救无效、内出血造成失血过多而死。实际上，心肺复苏过程与电视剧中上演的剧情完全不同。在医院中，大部分抢救措施都非常残忍、暴力，有时会使老年患者的肋骨骨折，与其这样还不如让患者安详地死去。
因此，像所有医生一样，我开始硬起心肠，将患者视为另类，与我们这些十分重要、百病不侵的年轻医生完全不同。现在，我已经处于职业生涯的末期，这种超然也开始逐渐消退。我不再畏惧失败，开始坦然接受它的存在、不再时刻被它威胁，同时希望可以从以往的失败中吸取教训。现在的我，敢于少一些超脱。此外，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不再否认这一事实：我与患者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也一样脆弱、一样会生病。因此，现在我对患者的同情比以往更加强烈。我知道，迟早我也将和他们一样，病倒在床上，躺在拥挤的病房里，为生命忧心忡忡。
实习期满，我回到了伦敦北部的教学医院，在重症监护室做高级住院医生。我已经决定受训做一名外科医生，但这种信念的强度却与日剧减。重症监护室的工作只是迈出了有益于职业生涯的第一步。我在这里主要的工作职责就是填表、配药输液、采血，偶尔会有一些更加刺激的工作，比如像其他人说的，胸腔闭式引流或者颈内静脉置管。所有实践教学都是由经验更加丰富的初级医生来完成。在重症监护病房工作期间，我有机会进入手术室，直到亲眼见到了动脉瘤手术，才对神经外科手术有了全新的认知。
现在，我毫不费力就知道了终生从事的职业是什么。几天后，我去找那位神经外科医生，之前我曾见过他夹闭动脉瘤。我告诉他，我要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他要我向他所在的科室申请神经外科高级住院医生的工作，这个职位很快就会刊登在报纸的广告中。我还与一位高级普通外科医生谈到了这件事，读医学院时我曾在他的医疗小组里工作。他态度和蔼，对于这种温和的外科老师，我的景仰之情到了近乎顶礼膜拜的程度。他立刻安排我去拜访国内资历最深厚的两位高级神经外科专家，据说，他们两人都能使我“小有名气”，成为最具潜力的神经外科医生。此外，他们还会帮我做职业规划。那些年，神经外科还不为人知，全英国的顾问医生不过百人。其中一位专家就在伦敦东区的皇家伦敦医院工作，他是个慈祥的人，我见到他时，他正在办公室抽雪茄，墙上挂着一排一级方程式赛车的照片，他是一级方程式大赛的御用队医。我向他表达了我要做神经外科医生的强烈愿望。
“你的妻子有什么意见？”这是他的第一个顾虑。
“我想她会同意的，先生。”我回答。
“我的前妻无法忍受这种生活，所以我又另外找了一个。”他回答，“你知道，在神经外科工作会让你的私人生活很艰难。”
几周后，我开车去南安普顿拜会另一位高级神经外科医生。他的态度也一样和蔼可亲。他有一头红色的头发，有些秃顶，嘴唇上留着一撮胡子，与我心目中的神经外科医生形象有些距离，他更像个快乐的农夫。他坐在桌子前，桌面上堆着一摞患者的病历，我几乎看不到他的脸。我告诉他，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
“你的太太是怎么想的？”他问我。我向他保证一切都没有问题。他沉默了很长时间。
“你知道，做手术不难。”他告诉我，“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了，真正困难的是做出选择。”
(1) 安德烈·维萨里是16世纪著名的医生和解剖学家、近代人体解剖学的创始人，与哥白尼齐名，是科学革命的两大代表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