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Turner's Train
第3章 整军待命
创建水下爆破队
毛伊岛的内陆公路始于卡胡鲁伊港，穿过大片蔗糖和菠萝田后，便来到一座植物园。这里是两栖部队接受训练的地方。美军从当地农场主和私人手中租下了1 600英亩（1英亩≈0.4047公顷）土地，建立了毛伊营。海军陆战队第4师的将士们在这里总结了最近在夸贾林环礁得到的教训。距此东南100英里，在夏威夷的大岛上，海军陆战队第2师在顶端积雪的莫纳克亚和莫纳罗亚火山之间建立了塔拉瓦营，并设法解决之前血战中遇到的难题。1943年11月，在吉尔伯特群岛战役中，海军陆战队第2师在塔拉瓦岛伤亡惨重，打开了太平洋舰队通向中太平洋战场的第一步。
对于前车之鉴，这两个奉命进攻塞班岛的陆战师始终铭记在心。这段历史的初稿是他们用鲜血写成的，他们研究过其中每一个环节，因为这些事关他们的生死存亡。在战火中，他们所经历的一切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并且教育和改造了他们。正是两栖进攻的独特战术将他们与其他部队区分开来。在陆海相接的过渡地带作战，无疑需要具备特殊的本领。60天后，他们所掌握的技巧将再次接受考验。
美国陆军第27师也将加入霍兰德·M.史密斯少将第五两栖部队的战斗序列。这是海军将领首次指挥级别如此高的梯队，而且还节制着一个陆军师。霍兰德·史密斯认为这对海军陆战队来说意味着某种转折。“当海军陆战队的官兵得知，我们将第一次作为一支必不可少的部队作战，而非处于联合指挥之下时，我简直无法形容众人的欢腾之情。”史密斯后来写道“作为一支海军野战军，我们将在海军将领的指挥下，独立开展打击日军的行动。这是提高海军陆战队威望的良机。海军战争学院再也不会有人用‘二流部队'的可恶说法了。”
海军陆战队第2师的托马斯·E.沃森少将及其手下指挥官都无法忘却塔拉瓦岛。由于策划时出现严重误判，登陆该岛的战役几乎演变为一场灾难。该师的参谋推断，海水将超过礁盘五英尺，但未能预测当地的低潮。当登陆艇抵达暗礁后，船底触到了珊瑚的边缘，部队被迫在距离岸边500码的地方弃船涉水。他们被困在礁盘之上，无法占领任何立足之地，只能等着被载往岸上。在敌军的猛烈炮火下，许多人不得不身背全副武装，在深深的潟湖中无助地跳来跳去。经过惨烈的交叉射击，数波突击队终于来到岸上。正是因为连排两级的出色指挥，这次行动才得以继续进行。假如上尉阵亡，中尉完全清楚自己的职责，中士和下士同样如此。校级军官也从中得到了教训。特纳的参谋长罗伯特·E.霍格伯姆说：“当时，海军陆战队第2师的指挥官们都坚信他们能够迅速占领这座岛屿。”乐观轻敌只会葬送自己的性命，而最好的解药就是认清残酷的现实。
训练场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使美军认清现实。夏威夷地形多变，既有高耸的山峰和干旱的丘陵，也有开阔的海岸。既有刺状的玄武岩，也有帕克农场上的田间土路。天然的地理优势为美军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以便进行实弹操练、火炮和迫击炮训练、坦克演习、伪装练习、夜间袭击、丛林训练以及爆破、柔道和喷火器练习。虽然这座训练场有诸多优点，但还是缺少至关重要的一点。“如果你不了解敌人，你就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所以我们必须熟知敌人的习性。”海军陆战队第4师有人表示。“在训练过程中，教官告诉我们，日本人十分顽固。也就是说，他们不在乎自己的性命，但我们在乎。因此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白，即绝不能给敌军任何机会。”可是训练场上不可能面对活生生的敌军进行作战模拟。所有人都清楚，夏威夷的演习只不过是在做戏。
他们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因为情报人员无法准确描述，他们即将在塞班岛遇到何种状况。航空照片也未能像特纳希望的那样，为他们提供足够信息。由于云层很厚，再加上飞行员缺乏经验，无论是出于专业训练还是自身本能，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躲避敌军的炮火，而非如何方便后座的摄影师拍摄照片，所以塞班岛和天宁岛的照片都很不全面。要到几个星期以后，这些照片才能进一步完善。“我们来到珍珠港，试图剖析自身的问题。显然，我们手上的任务十分艰巨。”特纳手下的两栖部队副司令、海军少将哈里·希尔说。据情报人员估计，当地的日军兵力已经增长到9 000～10 000人。此外，人们始终担心，岛上的山峰、洞穴和珊瑚峭壁会出现意料之外的状况。
凯利·特纳清楚，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加强对可变因素的控制。他手下的远征部队即将在马绍尔群岛的多座岛屿上开展大规模战斗，因此必须做到有备无患。他所掌握的56艘攻击运输舰和20艘货船一次可以输送四个师的兵力。金将军曾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这一要求。但这些船只的实际运力既取决于行动的准确性和时机的选择，也取决于船上人员的素质以及支援炮火的口径和初速。
从夏威夷各地和加利福尼亚沿岸就可以看出这次两栖演习的盛况。驾车从圣克莱门特驶往欧申赛德的人们偶尔能够目睹演习的过程。一些形状奇特的船只摇摇摆摆地爬上岸边，大批士兵从中挤出，卸下装载的货物，上方的悬崖上还有观察员进行观测和记录。各大军区正加班加点，对特纳手下的水兵进行训练。两栖部队的士兵被送往科罗拉多的登陆艇学校、海军舰炮联络官学校和空军联络官学校。负责装载货物的运输舰军需官则要到圣地亚哥以北的艾略特营接受训练。坦克登陆舰用途广泛，其成员被派往弗吉尼亚州小溪基地的布拉德福德营，他们的教官是参加过北非登陆战役的老兵。附近的两栖训练基地是各式各样登陆艇成员的校舍，他们主要负责运载步兵、坦克、车辆和人员。特纳手下的两栖部队士兵分别来自海军、海岸警卫队、海军陆战队和陆军，这些人有着各自独特的作战技能。陆军将其小型海上船舶驾驶员称为两栖工兵，认为海洋只不过是陆地的延伸部分，但是气候相对恶劣。正如一本训练手册所写：“就像作战士兵必须熟悉地形那样，两栖工兵必须熟悉海洋。你们必须完全掌握利用水体作为道路的本领，将部队、设备和给养运往战场。你们的职责是运送地面部队，为他们提供补给，撤出所有伤员、俘虏以及值得维修的设备。在大型舰艇到来和建立码头之前，这项工作将持续下去。这也许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你们开展行动时，两侧将由海军护卫，上空由航空队的飞行员确保安全。你们的船舶均配备有炮火和装甲。你们应当试图对敌军发动奇袭。以上都是简单的常识。你们的职责是向岸上运送有生力量，而不是堆积尸体。”
塔拉瓦的经历令凯利·特纳难过不已。对于那些易于掌握的事实，譬如潮汐，如果不能进行认真调查，从海上进攻将变得十分困难。塔拉瓦战役结束后，特纳在报告中写道：“如果没有掌握水深等详细信息，或者不具备在登陆前消除障碍的能力，我们绝不能再次开展两栖行动。”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作为海军登陆行动的首要研究者，特纳将在两栖战术上引发重大变革。
近来，特纳逐渐对一种新的军事活动——水下爆破，产生了兴趣，而这种活动有助于两栖部队开展行动。海军有一批所谓的“蛙人”，他们既是游泳侦察专家，还擅长使用炸药清除浅滩和海岸上的障碍。他们对进攻海滩的侦察十分独特，被称为水文侦察，即测量礁岩以上以及整个潟湖的水深，以确定士兵在全副武装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徒步前进而不被卷入水底，还可以确定坦克可以从哪些地方经过而不会颠簸或被淹没。如果这些专家参与了塔拉瓦战役，特纳认为，数百名海军陆战队员就不至于在挣扎着渡过潟湖时淹死或被射杀。自1943年底，海军就开始在佛罗里达州对“海军战斗爆破队”（NCDU）进行训练，但华盛顿将其中大部分人员送到了欧洲。32名海军战斗爆破队员来到英国，为进攻诺曼底做准备。但塔拉瓦战役的结果证明，东半球也需要他们。海军在佛罗里达州的皮尔斯堡建立了一个专门的营地，对有志于从事此类工作的人员进行训练。而在太平洋，特纳打算将海军的蛙人特种部队据为己有。
1944年4月20日，“埃塞克斯号”航母在西岸经过改装后抵达珍珠港。大约300名特殊的乘客从机库甲板走下跳板，踏上福特岛。他们是第5、第6、第7水下爆破队（UDT）的全体人员，奉特纳之命来到此地。他们的队长叫德雷珀·考夫曼，是一名身材修长、体格健壮、颇有几分书卷气的海军少校。上岸后不久，有人便开车来接他前往总部，拜见特纳将军。
除了通常的寒暄，特纳对考夫曼格外热情，因为在特纳看来，此人不只是一位革新者，他的工作将为两栖部队开拓全新的领域。考夫曼的父亲、海军少将詹姆斯·L.“雷吉”·考夫曼在太平洋司令部任参谋之职，曾在瓦胡岛与特纳比邻而居。由于父亲的缘故，德雷珀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欢迎。但父子两人均强调，其中绝不涉及裙带关系。实际上，正是因为德雷珀从一开始就违背了父亲的建议，才得以成立并指挥海军的第一支水下爆破队。早在美国参战前，这名1933届的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毕业生由于视力不佳，未被批准服现役，但他还是穿上军装，开始寻找参战的机会。为了能够参战，他不惜到英国皇家海军预备役部队服役。
1940年，作为美国志愿救护队的一名驾驶员，考夫曼被派往法国，在那里待了几个月。一天，他执行了一次危险任务，自告奋勇运送八名伤员，前往一家已被德军占领的法国医院。这次任务预示着他的事业即将出现转机，而他从那之后所从事的行业仍然危险不断。考夫曼抵达法国的一处前哨站后，他向卫兵说明了自己的意图，卫兵向他指了指通向前线的蜿蜒的道路。途中，他遭遇了一个全副武装的德军班，并被俘虏。在随后的四个星期里，考夫曼被关押在吕内维尔的俘虏营。这名美国籍的非交战人员成了一名名不副实的战俘。美国在巴黎的海军武官联系到考夫曼将军，并从中调停使德雷珀获释。但德雷珀并没有到此为止。1940年8月，考夫曼返回伦敦后设法进入皇家海军预备役部队服役。当时，德国开始对英国实施空中闪电战，考夫曼的爆破专长派上了用场，挽救了许多受困平民的生命。
德国空军留下了大量未引爆的炸弹，这让伦敦的交通陷入瘫痪。其中一些是哑弹，另一些装有延期引信，被设定在德军空袭的间隙爆炸，有的甚至时长数周。一个周四夜晚，考夫曼正在旅馆休息，德军突然发动了空袭。在旅馆外，一枚炸弹滚落街头，但没有立即引爆。一个英国拆弹小组很快被调往此处。轰隆一声巨响过后，拆弹小组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一人死里逃生。次日清晨，有人到考夫曼所在的预备役部队征募志愿者，但没有人敢挺身而出。第三天，当有人再次向他们征询意见时，考夫曼等20人举起了手。一名英国军官走近考夫曼问：“小伙子，你是否非常希望从事此类工作？”他答道：“不，长官。”而这正是招募者所需要的回答。凡是回答“是”的士兵，往往被认为过于狂热，不适合从事拆弹工作。因为这项专长需要在每一步都做到头脑冷静、有条不紊。
此外，拆弹工作单调乏味。由于多数炸弹都埋在地面30英尺以下，来到事发地点后，考夫曼首先需要挖开一个通向炸弹的洞穴，接着对洞穴进行加固，然后才能开始拆除引信。很快他发现自己要与狡猾的德国军械士展开智力较量。他们在炸弹上安装了忌动装置，一旦引信被移除，炸弹就会引爆。此外，振动器如果探测出一丝颤动，同样会引发爆炸。对于第二种情况，考夫曼学会了一个技巧：在引信上方钻一个小口，注入某种加热后的液体。这种液体会在冷却后固化，并在原位冻结振动器。他还注意到，德军会使用炸弹序号的最后一位数字来确定引信的类型。考夫曼推测，这样做很可能是为了在处置炸弹时确保他们自身的安全。工作过程中，为保险起见，他始终与位于安全距离外的一位同事保持电话联络，并大声说明自己的每一个动作，以免其他人犯下致命的错误。随后，考夫曼升级到另外一个小组，开始从事“更加冒险的行当”，即排除德军投进港湾之中的磁性和音响水雷伞，拆除内部一旦见光就会引爆的光电诡雷。直到此时，考夫曼意识到，自己的行业充满了魅力。当拆弹小组将失效的炸弹抬上平板卡车，目送它们在警车的护送下前往有“炸弹公墓”之称的处理厂时，周围的人会纷纷探过身来，钦佩地望着他们。
1941年5月，闪电战结束后不久，考夫曼的同胞便听说了他的本领。11月1日，美国海军军械局向英国人提出申请，要求让考夫曼回国。一开始，考夫曼表示反对。他担心，如果到这支和平时期的海军服役，自己将一辈子无所事事。但时任海军军械局局长、绰号“尖钉”的威廉·H.P.布兰迪少将告诉他：“如果你以为美国海军没有仗打，德雷珀，我建议你问问你的父亲。昨天，我军舰艇‘鲁本·詹姆斯号'刚刚遭到一艘德国潜水艇的袭击。”随后，考夫曼奉命在华盛顿海军大院成立了海军第一所拆弹学校。
德雷珀·考夫曼之所以能够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完全是建立在志愿兵的力量上。在他看来，一个人无论参加过哪个团队，其经历的价值大小，取决于其战友的水平和动机。他认为，当志愿兵不仅是一种服役方式，而且是结交精英人才的途径。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展现出最佳的自我。
考夫曼得到批准，他可以亲自遴选拆弹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于是，他挑走了西北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海军预备役军官培训班的尖子。1941年12月15日，在战火烧到夏威夷一周以后，考夫曼被召往斯科菲尔德堡负责拆除弹药库铁门外一枚尚未引爆的日本炸弹。由于在排爆过程中表现出色，他荣获了一枚海军十字勋章，从此名声大噪。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海军上将哈尔西目睹绰号“滚球”的炸弹空炸引信，对美军造成了巨大伤亡，因此要求制造这种引信。考夫曼及其手下参与了引信的设计。在15天内，他们为南太平洋部队制造了250枚此类引信。这不啻是对军械局的一种侮辱，因此他们十分不快，但布兰迪将军乐于从中调停，并要求手下的设计人员到考夫曼开设的学校深造。当校舍被迁往美国大学时，海军在兄弟会的地盘为其租下了一片地方。这支队伍后来演变成为海军海豹特种部队，对于这支富于传奇色彩的非常规部队来说，这个地点似乎再合适不过。
一天，考夫曼在造访金将军总部时，金将军手下的一名参谋拦住他问道：“德国人在他们占领的法国海滩上建立了许多障碍，你见过这些障碍的照片吗？”考夫曼回答没有。“他们正在水深五英尺的地方建立障碍，这些障碍能够阻拦登陆艇，所以士兵只能在水深六英尺的地方下船。你知道一名步兵背包的重量吗？”
“不知道，长官。”
“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他们会被淹死。希望你能够阻止此事的发生。去见见我的副官吧。”
考夫曼的脑海中顿时充满了疑问：我要何时着手，又该怎样着手？人称“智多星”的杰弗里·梅泽勒上校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他的副官递给考夫曼一沓诺曼底的照片。只见在靠近希特勒“大西洋壁垒”的海滩上，横七竖八地矗立着许多巨大的水泥多面体建筑。考夫曼猜测，自己将很快被派往法国的被占领土，设法消除这些障碍。他虽然在拆弹方面阅历丰富，但在如何发挥炸弹本来的作用上毫无经验可言。
接到命令后，考夫曼成立了一个培训班，以训练有关人员在部队进攻前炸毁敌占海滩上的障碍物。时间极其宝贵，所以这名向来我行我素的预备役军人得到批准，可以自行其是。也就是说，他可以自行挑选训练地点，自行选拔手下人员。
在佛罗里达州的皮尔斯堡，考夫曼的第一批学员来自他的拆弹和排雷学校以及号称“海蜂”的海军工程营。“他是一名了不起的推销员，”水下爆破队的军官罗伯特·P.马歇尔后来回忆道，“他来到我们军营，向我们这群人推销说，这项任务不仅极其危险，而且我们必须立即投入真刀真枪的战斗，此外还没有额外的报酬。这番说辞效果显著，其中数百人纷纷报名参加爆破队，并且开始在军营接受基础训练。教官是几名为人亲切的海军陆战队员，他们十分乐意传授自己的诀窍。”四五个星期后，这些人被送往皮尔斯堡。1943年7月，考夫曼的第一批学员抵达了维罗海滩的水下爆破队训练基地。
考夫曼之所以热衷于创新，是因为他意识到，未来的情况将与现在大不相同。他绝不会任由自己因为年龄的增长而身体衰弱、一事无成，同时会不断地自我提高。当考夫曼发现自己不擅长演讲时，他在海军学院建立了一个公共演讲俱乐部，后来还参加了戴尔·卡耐基本人开设的卡耐基训练课。比起要求学员循规蹈矩，他更看重容忍错误；比起减少繁文缛节，他更希望学员们能够追逐奇思妙想。
在为皮尔斯堡的训练班选拔人才时，考夫曼认为，他需要的是那些富有创造性和灵活性的人。为此，他为学员创造了大量机会，以培养他们的上述品质。为了使学员身体强健，他还请陆军侦察与突击队开设了体能锻炼课。这就是考夫曼所谓的“地狱周”，是对学员心理和生理全天候的严酷磨炼。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会脱颖而出，因为较为年长的人往往会瞻前顾后，选择放弃并返回海军，所以留在考夫曼手下的个个都是生龙活虎的小伙子。
考夫曼清楚，他们即将开展的行动十分危险。对于这样一支非同寻常的队伍，海军也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鼎力支持。因此，他在水下爆破队大力提倡发扬团队精神。此外，考夫曼的另一个当务之急是，掌握和应用前沿科技研究成果。当他向军械局提出，将美军最出色的爆破专家派给自己时，他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了一个名字：乔治·基斯塔科夫斯基。考夫曼喜欢将此人称为“俄国疯子”，但他实际上出生于乌克兰。考夫曼对基斯塔科夫斯基十分着迷。在他看来，这位化学家是“一个疯狂的家伙”。这位43岁的中年人看起来不像常春藤名校的化学教授，但他的确在哈佛大学任职。基斯塔科夫斯基擅长热力学和化学动力学。由于才能出众，他被任命为罗斯福总统“科学研究和开发办公室”成员，负责研究爆炸物和推进剂。可以说，基斯塔科夫斯基比考夫曼对炸药有着更深的认识。对此人来说，炸药不仅是一柄铁锤，更是一把尖刀。当两人坐在一起谈论爆破时，就像钟形曲线的两端一样，他们在理论和应用上的见解不谋而合。两人都特立独行，也同样才智出众。
关于如何使用炸药，基斯塔科夫斯基有着各种各样的主意，例如为了某项任务要使用何种类型的炸药，以及如何进行组装和部署。他发明了天然和合成炸药、可食炸药、成形炸药以及制造上述炸药的工业过程。他清楚冲击波和水力理论的价值。考夫曼也不失时机地将尖端应用化学运用于自己的非常规战术中。据考夫曼回忆，基斯塔科夫斯基曾经提出了一个主意，在橡胶制成的消防软管中装满小块“特屈妥儿”（即Tetratol，一种烈性炸药），再装上一根长长的传爆索和雷酸汞盖作为引信。游泳队可以将这一装置送往岸边，放在布满障碍的浅滩上。其中的化学物质被引爆后，整个软管会瞬间爆炸。雷酸汞盖引燃传爆索后，传爆索会立即引爆炸药。如果软管足够长，比如相当于足球场的长度，一支小型游泳战斗队就可以利用这一装置掀起一面巨大的水墙，从而有可能摧毁整个海滩上的水泥多面体，为运送海军陆战队员的登陆艇扫清道路。
一天夜里，吃过晚饭后，两人像往常一样在考夫曼家中谈论炸弹的事情，但这一次，他们早早结束了谈话。当基斯塔科夫斯基返回汽车旅馆后，两人决定次日清晨5点在皮尔斯堡碰面，然后开始工作。第二天早上，考夫曼如期而至，但基斯塔科夫斯基一直没有露面。考夫曼担心自己的搭档也许身体有恙，因此驱车来到汽车旅馆，却发现他已经退房。考夫曼大为光火，立即打电话到军械局，声称这名化学家失踪，但是一名参谋告诉他：“冷静一下，小伙子。关于此事，我希望你不要向任何人走漏半点风声。”
“可是，这里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你说不要走漏风声是什么意思？”
“不要走漏风声就是不要走漏风声。不管怎样，我不想再谈论这个话题。”就这样，考夫曼的爆破专家一去不返。考夫曼或许早就清楚，基斯塔科夫斯基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人物。从此以后，水下爆破队及其后来衍生的机构始终带有某种神秘色彩。最后，基斯塔科夫斯基的替代者被送往皮尔斯堡。考夫曼发现，此人的确十分出色，但仍然无法与超凡绝伦的“俄国疯子”相提并论。此时，考夫曼不得不暂停对锥形装药和水力波技术的探索，因为特纳敦促他开展另一方面的研究。随着一场大规模行动即将开展，考夫曼需要在皮尔斯堡全力以赴。
海军水下爆破队简称UDT，分六人一组进行训练。至于他们在军纪方面是否合乎规矩，考夫曼并不在意。“基地的主管对我们十分绝望。”考夫曼经常说，因为每天都会有人违反军礼。“他是对的，的确是我们的错。但我没有时间对这些小伙子解释，否则我就无法教给他们我想要教给他们的东西。”考夫曼向手下的所有士兵承诺：“我会竭尽全力确保，从这所学校毕业的每一名军官都是合格的军官，我将乐于在战场上服从他们的指挥。”与此同时，考夫曼还想方设法避免手下的官兵骄矜自大，而对此最好的办法就是绝对保密。因此，他会严格控制所有信息，以免外界知道这支部队的存在。
在皮尔斯堡，他们每天早上先进行障碍跑，然后开始上课，课程包括“爆破理论”“联合作战”以及“引信与雷管的安装”等。接着，在练习游泳、潜水、划船后，他们会学习发送信号、航海、射击和工程，在晚饭后精疲力竭地回到秘密驻地。考夫曼的学员需要佩戴头盔，身穿绿色作战服，脚蹬野战靴，不分昼夜地驾驶橡皮艇，在泥泞污浊、杂草丛生的印第安河逆流而上，炸毁前方的障碍物。此外，他们还要学习操控小型船舶、夜间导航、通信联络、轮廓识别和海岸侦察，后来还增加了爆破软管、突袭问题、做标记和音频信道等课程。
考夫曼开设的部分课程源自“侦察与突击队”以及美国战略情报局下属的一个水兵机构，“侦察与突击队”能够在水陆空作战，当时正在他们的正南方进行训练。不过，他们的主要课程是爆破，游泳被当作副业，但这一缺陷后来逐渐凸显出来。第5水下爆破队的蛙人鲍勃·马歇尔表示：“当时我们没有料到，今后需要经常游泳。大家原本以为，我们会乘船抵达目的地，然后跳入水中，清除障碍以及发现的地雷，再返回船上，撤离该地。”在对“莫姆森肺”进行试验时，考夫曼手下的一名学员在游泳池中丧生，因此他放弃了这种脱险呼吸设备。“我们只有一个面罩，”马歇尔说，“面罩不是他们现在使用的那种质地上乘、触感柔软的橡胶，而是用废旧轮胎翻新的橡胶制成的。所以你必须将其打磨成型，以适合自己的面部轮廓。此外就是海军标配的深蓝色泳裤，还有用来翻越礁石的帆布鞋、护膝和手套。我们腰间的标准枪带上系有一把较大的匕首，这是我们唯一的武器。一般腰带上还系着一个急救包。我们会随身携带一个标配的救生圈，里面有两个二氧化碳（CO2）气罐。你可以按动按钮使其膨胀，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手动充气。”
日军也成立了经过专门训练的水下队伍，并且派遣他们前往马来半岛附近海域，搜寻英国主力舰“反击号”和“威尔士亲王号”的残骸，以找到其中的电报密码本。但是，据一名日本情报官员回忆称，他们仅能够在水下停留五分钟，因此只能下潜到60米。由于“潜水技巧落后”，他们最终空手而归。考夫曼清楚，自己在开展水下谍报工作方面经验有限，但是希望手下能够在这一方面有所提高。“我们希望学员们自己开动脑筋，创造出任何有可能提高我们目前所采取的技巧的方法。”
考夫曼曾经告诉手下的学员，这是一个危险的行当，而他也毫不怀疑，自己将为他们带来诸多风险。但在此过程中，令他感到烦恼的是，他所教给学员的东西将来也许无法在战场上应用。他不清楚自己会到哪里开展任务，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否能够取得任何战果，仍然有待于敌军的检验。
作为“陆海军联合实验与测试委员会”（JANET）首任主席，考夫曼在皮尔斯堡举行了一场演习，以证明美军有必要开展广泛彻底的水下侦察与爆破。皮尔斯堡的基地主管克莱伦斯·加尔布兰森上校感到非常震撼。他写信给金将军，信中称：“我们必须考虑加大物力的使用。如果1 000磅可以完成任务，那就不妨使用8 000磅。一些观察员建议，应当把我们对炸药使用量的估计数字乘以十。”他提出在登陆艇上加装155毫米口径火炮，并且利用海军存放在各地仓库中多余的数百磅炸弹清除铁丝网。加尔布兰森还敦促，使用自航筏、“霹雳艇”、无线电控制的无人驾驶船来运送炸药，以应对重型钢铁障碍。水下爆破队的领导层对此欣喜若狂。
在1943年12月的最后一周，凯利·特纳提出，将考夫曼的整个行动迁往珍珠港的威庇欧两栖行动基地，“以带头提高在珊瑚礁和海滩开展两栖行动时水下爆破战术计划的实用方法和进展速度”。在那里，考夫曼将更加容易使谍报战术跟上形势，将实验成果应用于前线，并组织和训练自己手下的队伍。
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开端。翌年春，“埃塞克斯号”航母抵达夏威夷。
“奇袭行动”
1944年4月，考夫曼在珍珠港和特纳坐下来商谈时首次得知，特纳计划让自己手下初出茅庐的水下爆破队参与马里亚纳群岛之战。特纳在一张纸上画出了塞班岛的大致轮廓及其西部沿岸一英里外礁盘的形状，但没有说出该岛的具体名称。
“你们的当务之急是开展侦察，对这里的水深进行测量，”特纳指着潟湖说，“我认为你们可以在8点左右前往勘查。”
“唔，将军，这要取决于当天的月相。”考夫曼以为侦察任务一定会在夜间开展，所以如此回答。但这一回答让特纳大发雷霆。特纳祖籍爱尔兰，向来以脾气暴躁著称。
“月相？这到底跟月相有哪门子关系？我说的8点，当然是指早上8点。”
考夫曼倒抽了一口冷气：“在光天化日之下，长官？在敌军占领的海滩上？”
“没错。我们会为你进行大规模火力掩护。”
特纳说到做到。尼米兹手下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司令正是考夫曼的父亲，他当然比别人更希望这次行动能够开展。水下爆破队已经向夸贾林环礁派出一支特遣队，他们穿着笨重的靴子，戴着沉重的头盔，将自己系在船上，开始搜寻障碍物。特遣队队长约翰·T.科勒少校被任命为考夫曼的副手，负责为“奇袭行动”在毛伊岛建立训练基地。特纳希望成立五个满编的分队，每个分队由100人组成。其中三个前往塞班岛和天宁岛，另外两个前往关岛。一艘旧式四烟囱型驱逐舰被改装为辅助人员运输舰（APD），并分配给上述几个分队，用于快速运输人员。考夫曼既是水下爆破队的总指挥，也是第5分队队长。后来，杰克·伯克少校接管了第7分队，其目的地也是塞班岛。
虽然德雷珀·考夫曼嘴上回答：“明白，长官。”但是他愁眉苦脸地离开了特纳。在返回毛伊岛后，当地美军对水下爆破队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当第7分队的学员来到营地后，一场大火烧毁了基地的厨房和餐厅。于是，这些蛙人只能用55加仑（1加仑≈3.7854升）的鼓形弹匣做饭，在尘土飞扬的大风中就餐。但他们没有时间为此感到烦恼，因为“奇袭行动”的全面演习即将开始，他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首先，他们必须忘掉在皮尔斯堡学会的内容。接下来，他们学习的重点将是耐力游泳、爆破以及远离橡皮艇开展行动。长靴和头盔可以暂时放到一边。泳裤、脚蹼和面罩在当时还属于新式装备，科勒在夸贾林的手下对其进行了改造。为了炸毁礁石，水下爆破队将在涨潮时，利用登陆艇把炸药运到礁盘边缘。他们将列为两队迅速前进，并且用抓钩将登陆艇固定在礁岩上，以免船只被系在船尾的铁锚拖跑。每个蛙人将携带25磅重的炸药包，并将大小各异的珊瑚礁炸碎，或者在其间炸开一条通路。
为了抵达岸边，海军陆战队第4师的坦克驾驶员希望在潟湖中间开辟一条不深于三英尺半的道路，当考夫曼得知此事时，他想出了一条新的计策，以便侦察通向礁盘的航道。考夫曼联系到珍珠港的军需官，要求为自己准备55英里长的钓鱼线。军需官以为他神经错乱。但这一技巧后来被称为“线绳侦察法”，改变了海军蛙人测量潟湖的方式。第5分队的蛙人将化身量尺，在举起双臂后从上至下在双腿和躯干四周每隔六英寸的地方画上黑色的圆圈和短横。为了记录他们测量的水深，这些蛙人会把所有钓线的一端系在礁岩外侧的带旗浮标上。蛙人们一边将钓线拉过潟湖，一边每隔25码打一个结。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形成一个格网，并通过钓线上的结数计算潟湖的长宽。随后，他们在每一个打结处测量水深，然后用油彩笔进行记录。与此同时，分队队长将在一艘漂浮于湖面的机械艇上进行指挥，绘制湖底的水文轮廓，并在整个潟湖的格网图上标注其深度。这项行动将在白天对岸敌军的注视下进行，因为水面下的美军难以被击中。不同的分队可以自行设计行动方案，但考夫曼和第5分队赞成采取上述方法。
4月23日，尼米兹将军发布了作战计划，阐述了第五舰队进攻塞班岛的行动方案，其中许多方面取决于美军登陆的方式。届时，两个陆战师将齐头并进，率先向西岸发起登陆进攻，并分别派出两个团在海滩上的四个区域登陆。这四个区域从北至南被命名为红滩、绿滩、蓝滩和黄滩。接着，他们将在盛产蔗糖的查兰卡诺亚镇会合。第五舰队司令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将亲自指挥参与这次行动的所有部队——海军、海军陆战队、陆军以及海岸警卫队，其中包括四个支援航母大队以及届时会被派往岸边的陆基航空队。凯利·特纳将担任两栖舰队“联合远征军”的总指挥。特纳手下的特混舰队将分为两个梯队，其中北部特攻部队负责夺取塞班岛和天宁岛，南部特攻部队负责拿下关岛。每个梯队都是一个独立的两栖部队，并配备有运输艇、登陆艇、战列舰和巡洋舰提供火力支援。6月15日，北部特攻部队将派遣海军陆战队第2师和第4师，由陆军第24炮兵队和其他部队作为援军，其中陆军第27步兵师将充当后备部队。占领塞班岛后，经过短暂的休整和补给，他们将呈蛙跳式交互前进，赶往数英里以南的天宁岛。南部特攻部队将视情况而定，于数日后在海军中将理查德·L.康诺利的率领下，从瓜达尔卡纳尔岛出发攻打关岛，其中第三两栖部队将由海军陆战队的罗伊·S.盖格少将指挥。凯利·特纳将亲自指挥北部特攻部队和登陆部队，而他的副手、海军少将哈里·W.希尔定于6月15日上午8点30分接管塞班岛的两栖部队。在陆军与海军陆战队登岸后，在旗舰“洛基山号”上与特纳同行的海军陆战队陆军中将霍兰德·M.史密斯将接管所有参战部队。
随着春暖花开，夏威夷的训练节奏也不断加快，直到逐渐接近实战速度。海军陆战队第2师的三个团在登岸后进攻毛伊岛，并在马亚拉伊海湾进行了长达数周的登陆演习。在他们上方哈雷阿卡拉的矮坡上，是海军陆战队第4师的营地和操场。随后轮到他们冲上马亚拉伊的海滩，而海军陆战队第2师和陆军第27步兵师的部队向毛伊岛更加荒凉偏僻的东岸推进，对登陆塞班海滩进行全面演习。他们在模拟的城镇里作战，并精确地画出了“阶段线”，即按计划向内陆地区推进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标记。其中弃船登岸的过程最为困难，因此需要勤加演练。他们会严格按照时间要求，从船舱的隔间内鱼贯而出，来到登艇站，走向站台一侧，迅速爬下绳网，进入在波涛中起伏不定的登陆艇，然后立即驶离。接下来，他们要在海上度过漫长的时间，并且不停地打转，直到他们浑身湿透，饥肠辘辘，心生厌倦。尽管他们考虑了所有可变因素，但敌军的计划和天气状况难以预料，而有经验的老兵都知道，这两个因素有可能让所有计划临时生变。
在这场战役中，共有超过700辆两栖登陆车可供支配。两栖登陆车的正式命名为“履带式登陆车”，简称LVT，绰号“短吻鳄”。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之战中，两栖登陆车被用于运送补给。在登陆夸贾林环礁时，这种车辆能够爬上崎岖不平的礁石，因此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新式车辆虽然款式各不相同，但都源自20世纪20年代佛罗里达州发明家和企业家唐纳德·罗布林为了开展飓风营救而设计的“沼泽车”。
当时，海军正设想利用舰艇上的小船将部队送往岸边，因此这一观念极具革命性。多年来，海军陆战队一直试图对此做出改进，并不断用新型船只进行演练。设计者希望，这些船只能够抬高船首，在无需驳船、码头和吊车的情况下，将人员、重型装备和车辆送上岸。然而，由于资金匮乏，舰船局的设计师不愿改变。斯普鲁恩斯写信给朋友说：“有人认为，海军希望士兵从船上登陆敌方海滩只是一时心血来潮，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多年以来，海军和陆战队通力合作，在船只和装备不适合的条件下，一直在对两栖登陆进行演练。”但在这一点上，海军自身不无责任。
霍兰德·史密斯等人始终在推动两栖作战船只和战术的革新。在进行战前演练时，他经常与时任太平洋舰队司令的欧内斯特·金在这一话题上产生争执。1940年底，当美军在加勒比海举行演习时，海军陆战队负责两栖登陆车部队的维克多·克鲁拉克上尉为了逞能，亲自驾驶一辆两栖登陆车，来到“怀俄明号”战舰旁，将满腹狐疑的金将军接了上来。但是，当他们开上一块礁石后，克鲁拉克窘迫地发现，登陆车的一条履带由于遭到撞击而松动，脱落到了珊瑚岬上。当登陆车在潟湖里拼命挣扎时，愤怒的金将军向克鲁拉克“直言不讳地说了一番话，这番话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寝食难安”，然后不顾自己还穿着白色礼服，不耐烦地跳下船去，自行蹚水上岸。在随后的数年中，这种外形细长的“短吻鳄”多次发生机械故障，人们对是否将其投入使用始终争执不下，而这次事件只不过是个开端。但负责这次演习的史密斯坚持认为，两栖登陆车潜力巨大。在呼吁上级接纳这种登陆车时，他吸取了克鲁拉克的教训，以免遭到金出言讥讽。正是史密斯这种不服输的劲头从一开始就引起了雷蒙德·斯普鲁恩斯的注意。
海军陆战队首批生产的两栖登陆车样车被命名为LVT-1，它们在陆地上的时速为18英里，在水中为7英里。但每天都有车辆出现故障需要维修，这一事实打消了海军为全军配置这种车辆的热情。1944年，当凯利·特纳考虑是否在“奇袭行动”中动用两栖登陆车时，它们再次暴露了极其严重的缺陷。
在5月的前两个星期里，当美军的补给和人员从码头送上第五两栖部队的运输船时，毛伊岛的卡胡鲁伊港和大岛的希洛港对所有船舶关闭。一个师有三个团，每个团需要四艘运输船运送人员以及一艘货船运送装备。每个海军陆战师需要首先将其坦克装上中型登陆艇，然后再将中型登陆艇装上船坞登陆舰，以便进行海上运输。这只是海军陆战师所需载荷空间的一小部分。为了运送700辆两栖登陆车、两栖运输车、火炮、反坦克炮、航空工程师以及其他部队，每个师需要56艘坦克登陆舰，而登陆舰前方四分之三的位置基本上相当于一座车库，用于停放各种货物，其中包括各式各样的小型船舶。
特纳有三天时间来装载武装运货船，其中两天时间用于装载武装人员运输船。因此，在海军陆战队第2师的集结区希洛以及海军陆战队第4师的集结区卡胡鲁伊，工作量巨大。18枚8英寸口径的舰载炮弹（每枚重260磅）和6 480枚6英寸口径的舰载炮弹被分配在十艘船上。这些船只必须随时待命，对巡洋舰进行补给，而巡洋舰负责轰击塞班岛。另外六艘船堆满了成桶成桶的航空汽油（合计15万加仑）、润滑油以及一箱接一箱点五零口径的航空弹药（合计150万发）。由于缺少船坞起重机、吊杆、绞车和系泊设备（将船系靠于码头、浮筒、船坞或邻船用的设备），他们的负担变得更加沉重。船只设计的意外改变也会对他们的装载计划造成严重影响。货舱口位置的变化以及吊杆和吊车地点的调整让货船上的军需官经常急中生智、临时凑合。他们不仅需要对空间感觉敏锐，而且需要了解战术计划。按照后进者先出的原则，弹药和饮水应当最后装进货舱。但问题往往十分复杂。为了平衡一艘满载的坦克登陆艇的重量，有时候火炮不得不与其牵引车分开放置，而负责为突击部队服务的岸勤队需要了解这些细节，因为这也许关系到岸上人员的生死存亡。
由于太平洋战场的弹药船严重匮乏，仅有6艘可以使用，特纳只好借助坦克登陆舰运送军火。在珍珠港的海军军火库，其中26艘已经预先装上了5英寸口径的舰载炮弹和4.5英寸口径的火箭。剩余的坦克登陆舰按照标准负荷装载部队的军火，即71吨弹药，其中近一半是点三零口径的带式弹药，将近每船100万发，还有1 600枚手榴弹、200枚2.36英寸口径的巴祖卡火箭筒、1 400枚6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弹、450枚81毫米口径的迫击炮弹、3 000枚37毫米口径的炮弹、450枚7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炮弹、500磅重的TNT炸药、500吨重的C2炸药以及200枚M1爆破筒。
5月中旬，“奇袭行动”开展了一系列演习，并进行了最后调整。特纳决定对最近想到的两个计策进行测试。他早就认为，应当为两栖部队增加进攻火力，因为他担心，在预定的轰击后和登陆艇抵达海滩前之间的这个时间段极其危险，所以他非常希望知道，在天气和潮汐允许的情况下，自行火炮和坦克炮是否可以从中型登陆艇上开火。
当年早些时候，斯普鲁恩斯就毙掉了一个主意，即在缴获的部分意大利战舰上加装重型迫击炮，将它们停泊在进攻目标岛屿的岸边。还有人提出，建造载重两吨的某种大型驳船，除了操纵船上可稳定火炮、迫击炮和火力控制系统炮位的机械装置外，不再安装任何设备，但斯普鲁恩斯对此毫无兴趣。提出这个主意的是一位疯狂的科学家、太平洋司令部分析处的R.C.帕克上校。帕克建议，将这些巨型船只拖到岸边，安置在海滩上面。“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从一个稳定的炮台上，对布拉加布拉的日本守军予以痛击，一开始由空中观察组指挥，随后由岸勤组控制。行动结束后，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将这些船只拖走。如果船只遭到重创，不妨将它们留在岸上，只搬走火炮等设备，再放到其他船上。如此我们不会有太大损失。这种固定炮台既不会移动或扭摆，也不会晃动不定。在进行高射界射击时，大炮可以精准地集中火力，或者像安全剃刀一样准确地对岛屿进行密集火力进攻。”在签署这份备忘录时，帕克在注释中写道：“这一设想不收取专利使用费。”
在海滩上首次交锋过后的关键阶段，要想将重型炮火运到岸上，还有更多成本低、效率高的方法。一位陆军上校提出，可以将自行榴弹炮和两栖登陆车结合，也就是将两栖登陆车改造成两栖装甲登陆车，或称履带式装甲登陆车。这种登陆车的最初版本配备了一门37毫米口径的榴弹炮，而“升级版”在开顶型炮架上安装了一门7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其攻击力相当于一辆轻型坦克的8倍。在进攻部队前往马里亚纳群岛数周前，第一辆样车被分配给隶属于海军陆战队第4师第23团和第25团的陆军第708两栖坦克营。
此外，海军还对结实耐用的步兵登陆艇进行了改造，为其加装了三门40毫米口径的博福斯式高射炮，并在两扇船首吊门上安装了4.5英寸火箭的发射架。除了这种步兵登陆炮艇以外，特纳还批准了另一项由希尔将军提出的实验，在坦克登陆艇上安装数组大型迫击炮身管。这种加装了迫击炮的驳船不仅射速快，而且可以进行高弹道射击，十分适合在进攻塞班岛等大型岛屿时使用，因为该岛地形崎岖，山坡背面足以为敌军的火炮和迫击炮手提供掩护。唯一能够对付他们的办法就是进行高射界俯射。因此，上述经过特别改装的两栖船只也加入了行动。数艘坦克登陆舰也经过了改造，其甲板上可以停放多艘配备有4.2英寸口径迫击炮的坦克登陆艇，而舱内的标准载荷是17辆两栖登陆车。
在两栖特遣大队离开珍珠港进行演习的两天前，特纳下令考夫曼在总管三个水下爆破队的同时，直接指挥第5分队。演习当天，考夫曼拜访了特纳将军，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要求。
“长官，我想向您借用两艘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只用一个周末。”
“你为什么要借用我的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也许我应该说，这是你父亲的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
“这个嘛，长官，您曾经说过，要为水下爆破队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援。据我推断，这将是一次极不寻常的经历。在我们游泳前进的同时，8英寸口径的火炮几乎就在我们的头顶平射。”考夫曼认为，面对如此严峻的考验，他们需要进行空弹演练。
特纳决定在无人居住的卡霍奥维拉岛举行实战演习，这不仅有助于水下爆破队，而且对他手下的舰艇指挥官也不无裨益。经海军陆战队提议和尼米兹批准，美军在该岛建立了对岸轰击靶场。随后，炮兵队与海军陆战队的火力控制专家一起，在老式战列舰和巡洋舰里开展了密集训练。
5月13日夜，狂风大作、波涛汹涌，北部特攻队的主力部队涌向卡霍奥维拉岛。凌晨两点，坦克登陆舰中部纵队的主舰在以9节的速度向前推进时，被抛上了潮头。这艘LST-485运送的是海军陆战队第8团第2营的一个连。他们当中大多数待在运兵舱里，但有一些在船舱内的两栖登陆车里，还有一些在甲板上或坦克登陆艇内休息。这艘坦克登陆艇满载弹药，被固定在主甲板上，也可以当作小型兵舍。当登陆舰的船首跌入浪潮低谷时，登陆艇上的弹药突然松动，并冲破了绳索，致使登陆艇倒向左舷的栏杆。登陆艇在侧翻过程中卷走了两根20毫米钢制炮管和登陆舰的跳板。当时，海军陆战队第8团第2营一个排的陆战队员正在登陆艇中睡觉，被全部掀进了海里，导致19人溺水身亡。当舰队中的其他登陆舰着手搜寻幸存者时，其中数艘登陆舰被海浪击中舷侧，由于船上的弹药移位，再次损失了两艘登陆艇。当天晚上，这些运输船返回拉海纳湾后，特纳决定取消对坦克登陆炮艇的实验。随后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很快发现，造成这次意外事故的原因是军火超重。
虽然这些损失令人悲伤，但卡胡拉威岛的演习成效卓著。特纳和海军上将考夫曼一起，对舰炮支援的做法进行了完善。他们锐意求新，提出成立舰炮火力岸上控制组。控制组将由各师的通信连组成，包括两名军官和11名海军陆战队员，并分为两个小队：前方观察员队，由一名炮兵中尉指挥；海军舰炮联络队，由一名负责为陆战营进行参谋的海军少尉或中尉指挥。前方观察员队配备有一辆能够直接与舰艇取得联系的吉普车，在来到前线附近后，他们可以通过无线电对战舰上的火炮进行指挥。此外，他们还有机会从海上进行观察，站在近海船只的角度上去切身感受周围的情况。至于在即将发起进攻时，特纳手下的“短吻鳄”部队将如何开展行动，这次演习给所有人留下了明白无误、强烈真实的印象。在为夺取塞班岛做准备时，特纳表现出了创造性的态度。一言以蔽之，他的信条就是：如果说一条坏主意得以实施是一件糟糕的事情，那么比这更糟的是，人们根本没有机会提出好主意。
“科罗拉多号”战列舰在完成射击演练后，前往卡胡拉威岛西南部海滩，为爆破队举行近战火力支援演习。射击结束15分钟后，当“科罗拉多号”来到卡胡拉威岛灯塔以西三英里处一块未经标记的尖形礁石附近时，突然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然后开始不住颤抖。为了“减轻舰艇的重量”，船员抽出了五百多吨燃油和饮水，将其倒入海水之中，并且向“麦克德莫号”抛出一条拖索。当这艘驱逐舰开始后退时，排水量为3.2万吨的“科罗拉多号”战列舰纹丝不动，最终扯断了拖索。于是，“科罗拉多号”的甲板工向“麦克德莫号”抛出了一条更加结实的钢索，但钢索再次被拉断。“麦克德莫号”只得靠了过来，用钢丝绳和马尼拉麻绳将自己与“科罗拉多号”固定在一起，然后在这艘战列舰自身发动机的配合下，开始全速后退。但这一次同样徒劳无功。下午晚些时候，这两艘舰艇终于放弃努力。“科罗拉多号”由于隔舱大量进水，向右舷倾斜了4度。
要想对“科罗拉多号”进行救援，只有依靠大自然的力量，即月亮对海潮的影响。“麦克德莫号”只好暂时抛锚，并且拉紧与战列舰之间的拖索，等待下一次涨潮。
午夜时分，当潮水滚滚而来并且达到高潮后，龙骨被撞碎的“科罗拉多号”借助海水的力量，终于浮了起来，脱离了尖形礁石。在完全漂浮起来后，这艘战列舰缓慢而吃力地驶向珍珠港，以接受维修。
一路向西
1944年5月17日，特纳将手下的两个陆战师以及为其服务的舰艇派往毛伊岛的马亚拉伊海湾，对登陆行动进行全面演练。他的首支突击队是行动缓慢的两栖登陆车部队，包括坦克登陆舰及其运载的两栖登陆车，他们将于5月24日启程，前往马里亚纳群岛。6月15日，海军陆战队第2师和第4师将在塞班岛西岸登陆，并各派两个团攻打四片相邻的海滩。因此，他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虽然毛伊岛非常适合进行实战演习，但是由于岛上人口密集，演习过程中不能使用真枪实弹。然而，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实弹演练，而是把握时间。
演习一开始，登陆艇、两栖登陆车和车辆人员登陆艇清空了舱内人员，然后在集结地点列队，与其他空荡荡的登陆艇形成了一个圆圈。在运输舰发出信号后，舵手加大油门，停靠在岸边，等待人员登船。“绝不允许擅离职守，”“阿瑟·米德尔顿号”攻击运输舰舰长警告道，“船员表现的好坏有可能成就或破坏整个行动。”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所有人都开始忙碌。运输舰上的甲板水手放下护板，派人负责撑篙钩杆。与此同时，舵手降低了速度，小心翼翼地靠岸，竭力避免对运输舰坚固的船身造成破坏性冲击。当运输舰在岸边来回晃动时，有人将船首缆系在操艇索上，向登陆艇的货舱放下并拉紧吊货网。随后，士兵开始向下爬行，进入即将把他们送往战场的登陆艇。
与此同时，两栖登陆车部队在距离各自海滩出发线1 200码的地方就位，包括34艘坦克登陆舰、舰载的两栖登陆车以及车中的突击队员。其中八艘负责运送各师的火炮，另外两艘运送高射炮，还有两艘运送陆战师的大炮。站在后方的是两艘载有中型登陆艇的船坞登陆舰，而机械化登陆艇负责运载坦克，并根据突击队指挥官的命令，运送坦克登岸。
在将两栖登陆车卸入浪潮之中后，攻击登陆舰退回海中。与此同时，两栖登陆车和车辆人员登陆艇来到会合地点，一边打转，一边慢吞吞地起伏摇摆。它们前方的四片海滩分别以红色、绿色、蓝色和黄色为代号，通向海滩的航道由一艘被称为控制船的登陆艇作为标记。控制船停泊在出发线上通向各海滩航道的中央。在接收到控制船的旗语信号和重复播送的无线电之后，它们来到各自的旗帜下集合。随后，经特纳授意，被派往各师的控制官下令，第一波突击队向海滩发起冲锋。
在这个节骨眼上，突击队只能前进。第一波进攻一旦开始，就没有后退的余地。战争机器开始运转。特纳手下的长龙已经伸出了利爪，准备发起攻击。接着，参与第二波进攻的突击队离开会合地点，在出发线处列队。他们无需等候信号，而是在间隔一定的时间后便开始进攻。随后是第三波、第四波。剩余的两栖登陆车在一旁待命，待各团团长在指定海滩登岸后下达命令。
当部队离开以后，运输舰上的船员开始忙碌。他们打开舱口，将部队上岸后所需的重要物资拖到甲板上：成桶的饮水和燃料、弹药箱以及带刺的铁丝网。因为敌军一定会发起反击，试图将来者赶回海上。船员们工作的效率，即他们是否能够迅速准确地把弹药、饮水、药品和其他重要物资从船上转移到岸上，关系到登陆的成败。由于沙滩地势狭窄，历史上，许多两栖行动都是因为未能把握这一独特的战场才酿成惨祸。1915年，英军在登陆加利波利海滩、试图占领君士坦丁堡时，被土耳其军赶回了海里，造成25万人伤亡。如此可怕的失败在每一位两栖部队指挥官的脑海中都挥之不去。
参与这次演习的人员极为分散，所以大多数人很晚才得知这一计划。再加上当时的风速为35节，这对他们是否能在波涛汹涌的海水中开展行动来说，无疑是一种严峻的考验。而身背重负的两栖部队士兵费尽力气才抵达岸边。很多指挥官认为，这次演习缺乏协调、指挥无方。由于无法事先向所有人说明情况，整个局面变得更加糟糕。海军陆战队第6团的一名营长表示，这次演习无异于一场“灾难”。他发现，两栖登陆车的驾驶员难以保持正确的方向，因为装甲板部分阻碍了前方的视线，他们很难通过装甲的缝隙看清道路。为此，他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办法。他让手下两栖登陆车指挥官在其驾驶员的肩膀四周系上一根长绳，然后利用绳子从车辆的露天隔舱里控制方向，并且通过护板上方观察前方。
在如何使用两栖登陆车的问题上，凯利·特纳和霍兰德·史密斯“针锋相对”。海军陆战队第4师的参谋长格雷夫斯·B.埃斯金准将决定，将它们用于运送补给的同时用于战术作战。他认为，这些“短吻鳄”能够越过礁石直接登岸，翻越海滩上的障碍物，迅速占领整个滩头堡，然后充当坦克对步兵进行支援。“即便我们会损失一些两栖登陆车，我也希望能够借助它们登岸，并且尽可能冲向前方。这样可以节约大量时间。如果突破了敌军的机枪防御，继续开展行动就容易得多。”史密斯和海军陆战队第4师的哈里·施密特少将表示赞同。但特纳不赞同这种看法，海军陆战队第2师的托马斯·E.沃森少将也对此感到怀疑。沃森担心，这种笨重的车辆会让士兵更容易遭到攻击。当登陆车爬上岸后，它们高大的外形十分惹眼，因此易于成为打击目标。即便装甲登陆车也要参与第一波进攻，他还是不愿将它们直接暴露在敌军的炮火之下。
演习结束后，登陆车部队返回了瓦胡岛。在珍珠港的西湾，沿海的弹药库里熙熙攘攘。码头工人正在搬运沉重的迫击炮弹药。正是这些弹药在卡胡拉威岛引发了一场灾难。在43号坦克登陆舰上，一辆盖着防水油布的坦克登陆艇被绑在甲板上。海军陆战队第23团第2营E连的士兵在里面脱剩了内裤，懒洋洋地躺在床架上。整个下午，他们有的看书，有的闲聊。与此同时，电焊碳弧火星四射，搬运工来来往往，不时有轮船和小艇驶过，而他们背后就是夏威夷岛的一片甘蔗林。
突然之间，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一阵强烈的震荡过后，火光冲天、热浪滚滚，帐篷、纸张、被褥、水手袋和衣物正在熊熊燃烧。海军陆战队第23团第2营的一名海军陆战队员罗伯特·格拉夫一睁眼，发现坦克登陆艇上的油布已经掉落。在正午的阳光下，艇身的舱壁开始起火。甲板四处固定的货桶里装满了高辛烷值汽油。他接连听到两声爆炸，一声较远，一声较近。当坦克登陆舰被浓烟笼罩、金属碎片像雨点般飞落时，格拉夫以为登陆舰遭到了日军飞机的袭击，但空中并没有敌机的影子。方才还坐在燃料桶上的人们已经在烈焰中消失不见。格拉夫也和众人一起匆忙逃离了登陆舰。他看到，爆炸中心与自己所在的舰艇仅仅相隔几条船，并且引燃了周围所有的东西。在弹药库附近，另外五艘全副武装的坦克登陆舰也已经起火。
在这六艘着火的坦克登陆舰上，数百名海军陆战队员纷纷丢下武器、装备和服装，纵身跃入海湾，试图逃离火海。但四处都是燃烧的汽油，这增加了他们逃生的难度。当海湾中的其他船只试图前往救援或者躲避火灾时，其中一些不慎撞上了水中的幸存者。这些人因为被螺旋桨拖住而葬身海底。还有一些幸存者或者被掉落的弹片击中，或者吸入了浓烟，最终无力继续逃生而溺水身亡。
希尔将军称赞赶往救援和控制火势的坦克登陆艇水手和消防人员个个都是“超人”。在此期间，特纳将军登上一艘拖船，亲临现场监督。来到弹药库后，他看到一艘拖船试图后退，以躲避熊熊的烈火。特纳对着船上惊慌失措的士官大声喝道：“立即返回原地，不准离开，否则我就毙了你。”这名士官只得依令而行。
除了损失六艘登陆舰外，更为严重的是，这次事故导致163人丧生，近400人残疾。人们很快议论纷纷，认为这是敌方间谍的蓄意破坏，还有人开始怀疑由平民组成的焊接队。美军为那些尚有行动能力的幸存者配发了新的服装、武器和野战装备等。但格拉夫写道，许多士兵暗中传言称：“我们已经遭受重创，即将开展的进攻行动无望成功。”但特纳的司令部再次成立调查委员会。数周以后，该委员会认定，这起灾难源于意外。按照凯利·特纳的命令，陆军作业队在从353号坦克登陆舰上搬卸4.2英寸口径的迫击炮弹时疏忽大意，从而酿成了惨剧。烧焦的船身很快被从西湾运走，代之以八艘重新分配到南太平洋的舰艇。数个遭到重创的连队也增加了补充兵员。
在两栖登陆车部队离开珍珠港赶往马里亚纳群岛数日前，海军陆战队第24团的武器连在一处悬崖上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啤酒宴会。这里绿草如茵，可以俯瞰太平洋。当管弦乐队在篝火旁演奏乐曲时，该团举行了晋升和授勋仪式。营长埃文斯·卡尔森中校是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海军陆战队突击队的成立离不开他的功劳。他和手下的士兵一起排队取餐，并且与他们闲聊。作为一位中校，这一举动并不常见，但是很符合他的作风。夸贾林环礁战役过后，他的部下早已做好了准备。
高级军官们也趁机稍事喘息。在“奇袭行动”的计划制订完毕后，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回国休假，返回了加利福尼亚州蒙罗维亚。这让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和女儿又惊又喜。在她们的陪伴下，他得以暂时离群索居、免受打扰。斯普鲁恩斯的女儿清楚，父亲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是他却表现得镇定自若，这让她极为钦佩。每当谈到有关战争的话题时，斯普鲁恩斯就会迅速岔开。但她还是利用父亲的责任感，希望他就战局和当地的扶轮社谈上几句。斯普鲁恩斯虽然答应了女儿的请求，但提出了一个条件：他不穿军装。妻子玛格丽特告诉他，邻居家一个16岁的男孩对他十分崇拜，正是因为他身披戎装。“如果你穿着过去的便服出现，他会以为你只不过是一个普通老头。”她说。在午宴上，斯普鲁恩斯被当成名人对待，为此他深感不安，但还是向众人简要谈到了战争的进展。宴会结束后，当他急于离开时，市长将他介绍给一位年长的伤残军人。斯普鲁恩斯一向不喜欢与人寒暄，但是发现此人虽然因为体弱多病而足不出户，却精通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当天，斯普鲁恩斯与此人闲聊了几个小时。显然，他对这位退伍军人的陪伴感到十分快慰。
在随后的一个星期，斯普鲁恩斯返回珍珠港，发现故交凯利·特纳面容憔悴。特纳一直饮酒过量。他抱怨说，自马绍尔群岛战役过后，自己就精疲力竭。如今，他似乎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陷得更深。尼米兹难以容忍特纳的这种状态，但每当他准备惩罚特纳时，斯普鲁恩斯就会出面阻拦说：“让我来处理此事。”他说到做到。斯普鲁恩斯对特纳的友情包含着谅解、容忍和宽恕。他下定决心，要让特纳留在战场上。
在尼米兹看来，这场战争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日军扩张而美军重建，保住了通往澳大利亚的要道，并且在中途岛阻止了日军的扩张。第二阶段始于1942年8月的瓜达尔卡纳尔攻势，到1943年年中占领南所罗门群岛为止。第三阶段从进攻塔拉瓦开始，直到1944年2月攻占马绍尔群岛，确立了美军的战术和兵力优势，打入了日本的外防御圈。1944年5月29日，尼米兹为手下的指挥官撰写了一份题为“战术展望”的备忘录。他写道：
在当前阶段，日本海军所采取的谨慎策略对他们来说合乎逻辑。但如果他们妄图通过拖延增加胜算，那么在守卫外防御圈时，利用实力已经被削弱的舰队决一死战就是一种糟糕的战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拖延有利于他们，因为在战争中，距离本身就是一种优势。一个人的手臂离身体越近，他所能举起的物体就越重。随着我们不断推进，我们的交通线路就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宽，越来越容易遭到攻击。反之，他们的交通线路就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集中，（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更容易进行防卫。前线每向西移动一英里，我们就需要更多油轮、货轮、护航队和护卫舰，更多空中巡逻队、部署基地、守备部队和后勤保障，以支援我军在更大的范围内作战。对日方来说却恰恰相反。因此，尽管这一点看似矛盾，但随着战场不断向日本本土逼近，就某种意义来看，我们反而缓解了他们在舰船上的巨大损失。甚至在继续向西推进的过程中，我们的舰队一旦遭到挫折，其影响就会更加严重……因为那里既没有固若金汤的基地和海军船坞为我们的舰队提供屏障、维修受损的船只、替换被击落的舰载飞机，也没有陆基航空兵控制的地区对我军进行保护和对敌军造成威胁。
这就是说，美军的舰队正在成为一座孤岛。它必须自行担当守卫和空中防御的职责。尽管在茫茫海洋中，这支舰队就像电线上的一只小鸟，它也须完全自立。随着它不断深入日军占领的海域，它面临的风险也与日俱增。要想抵消上述风险，美军必须取得真正的战略突破。如果拿下马里亚纳群岛，仍在艰难破茧的B-29“超级空中堡垒”就可以将日本纳入其航程之内。“他们很可能意识到，”尼米兹写道，“他们的城市和防空力量无法承受德国所承受的打击。盟军可以利用英国的基地和资源，开展持久频繁的轰炸，而我们无论从西太平洋的任何基地，都很可能难以做到这一点。”
5月24日，据陆军第7航空队的侦察机报告，日本大大加强了在马里亚纳群岛的防御力量。随后，坏消息接踵而至。太平洋联合情报中心对塞班岛日军作战部队的估计增加了三分之二，从原来的9 000至1万人增加到1.5万至1.8万人。沿海炮台和高射炮的数量激增，海岸线边缘布设了长达数英里的壕沟。但凯利·特纳不愿推迟原定的时间安排。尽管有坦克登陆舰爆炸，尽管情报人员做出了不利的预测，但他手下的两栖登陆车部队认准了一个方向，一路向西。
翌日，登陆艇载着两栖登陆车部队离开了霍斯皮特尔岬角，在护航舰的掩护下向西进发。他们比原定计划晚了24小时。在惨剧发生后，特纳只能做出这样的妥协。但是在前往突击地点的途中，他一定会设法把在西湾耽搁的时间赶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