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心理治疗中质性个案研究的小众视角

一、特殊言语形式的质性个案分析

在心理治疗过程中，语言既是思想的外显载体，又是推进治疗变化的催化剂。正如Rubin H所言，“言语是人类最好的良药”。同时，语言具有鲜明的专属性，是个体独特性的反映。

现实生活中的言语交流形式多种多样，不同场合存在相应差别。例如，叙说（narrative）是心理治疗过程互动交流的主要言语交流形式。其最常见的方式为讲故事（story-telling）。但诸如引用、典故、比喻（明喻、隐喻）、类比等特殊言语交流形式则相对少见。这是因为，特殊言语交流要求参与个体具有较高的抽象思维和表达能力（表10-2）。

目前绝大多数质性心理治疗研究都集中在一般言语交流形式层面寻找所需信息，少有研究探讨治疗过程中特殊言语交流形式所携带的信息。即使与特殊言语形式相关研究，也往往集中在语义观察上，如利用福柯的符号学理论构建语素模式。还有一小部分研究集中在治疗过程中的比喻信息，认为来访者的隐喻涉及其抽象理解、自省、默许的一致性等特点，是病情改善的必备素质。比喻可分为明喻和暗喻。明喻是将某一事物与另一事物作比较；并且，以“像是”或“比较”等字眼明示主体与载体之间的关系。而隐喻或者暗喻则是为了比较两个看上去无关的事物而制造的一个修辞的转义，并非直接比较。因此，隐喻有较强的宣示意涵，即将主体与载体画上等号，较可能造成意义上的混淆；而明喻则因明白易懂，较少引起理解上的分歧。

过去的30年中，研究隐喻的学科，主要集中在语言学、哲学、人工智能、心理学及精神分析学。认知语言学家认为，隐喻有认知的功能，实际上，认知类的隐喻其实更接近“类比”的定义。计算机学家认为，人工智能突破的关键在于模仿大脑的隐喻功能，而非简单的大脑对信息的输入和输出。心理学家则发现大脑的功能和隐喻的设置非常相似。而精神分析学家所总结的精神病理机制，更是与隐喻的功能和应用出奇地一致。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人脑是以隐喻模式进行工作的。

心理治疗恰恰讲究来访者的自省、领悟和修通。因此，恰如其分地运用比喻、类比等特殊方法的进行领悟修通是来访者发生治疗性转变的关键因素，也是预测治疗效果的重要依据。然而，几乎没有完整的个案报告或质性研究报告将来访者在治疗中应用的各种特殊言语形式进行记录-归类-分析。因而，丢失的特殊言语形式与治疗过程中沟通内容的关系也不得而知。因此，对个案进行质性解析重拾曾被忽略的特殊语言形式研究，进一步拓展为包含隐喻在内的各种特殊语言模式，如引用、象征、典故、类比等方式进行考察，重视与来访者发生治疗性改变紧密联系的特殊语言形式则尤有意义（见表10-2）。

二、非言语交流形式的质性个案分析

另一方面，尽管在心理治疗中，语言是心灵的创可贴，但语言也同样可能是阻抗的保护伞，是防御机制的排头兵。同样的一段话，由不同的治疗师叙说；或同一个治疗师说同一段话，用不同的语气、声调，伴随不同的动作，传递给来访者的信息就有可能大相径庭。这些因素都隶属于非言语信息。

非言语交流（non-verbal communication）指的是以人体语言（body language）作为载体，即通过人的眼神、表情、动作、空间距离、身体移动、姿势、穿着、打扮、发型、文身等进行信息交流。

在普通人际交往中，非言语交流承担了约65%的交流任务。它表达的内容比言语交流更丰富，它展现的形式比言语交流更多彩。同时，它还比言语交流更真实，常常不自觉地就泄露个体内心的真实感受。

Gorden提出的非言语交流“四位一体”模型包括：①空间关系，即交流对象间站位、空间距离、朝向等信息；②话语节奏，即说话的语速和停顿间歇的长短；③体动情况，即身体运动和姿势动作；④附属语言，即说话时的声调、腔调、音色。如此强大的四位一体模型，几乎涵盖了除语言本身之外的一切有效交流信息。

Ekman提出的神经文化模型（neuro-cultural model）则是一种探测面部表情的有效方法。Ekman将与面部表情有关的6种基本情绪抽提为判别因子，分别为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厌恶、惊讶。这六种表情-情绪判别都是经历过长期跨文化跨种族研究后得出的通用标准。用表情-情绪模式判别非言语信息的优势在于，这种判别成立与否可与同时发生的言语信息互为佐证。

Ekman和Friesen制作的面部动作编码系统（facial action coding system，FACS）可用于测量所有可见的面部动作。理想情况下，FACS系统可以区分表情肌的每一个变化。并且，该系统检测出的结果可以与社会交往检测到的社交信号互为对照。

McNeill的兴趣在肢体语言，包括姿势、动作等携带的信息。其语言分类模型包含五大类信息：形象姿势、隐喻姿势、节奏姿势、指示姿势及象征姿势。

其中，形象姿势用于描述具体物体或模拟非抽象情状，诸如描述物体形状、运动等。日常生活中，形象姿势是最容易被接收领会的姿势，也是最能描述说话者正在叙述的事物的姿势。

隐喻姿势通常用于个体进行抽象表述之时。捕捉隐喻信息常常要结合同一语境内的抽象表述，因为经过个体诠释的隐喻涵义因人而异。比如，一边说“我又把握住了人生的方向”，一边双手做开车状。

节奏姿势，在语义学中代表词句间的间隔；在非语言信息的考察中代表信息正在被强调，跟其他信息需要区别对待。说话的同时出现同节奏的重复的拍手、跺脚等动作。例如，一边强调“这个问题很重要”，一边手指有节奏地上下运动。

指示姿势也是用于辅助表达抽象的内容，而非上下左右的具体方位指向。比如，一边说“走进了我的心里”，一边把手掌贴到胸壁，掌心向内，代表抽象意义的“向里”。或者，一边说“我觉得自己还没有长大，可是父母却要把我从家里独立出去”，一边做往外推的手势。

象征姿势是最常见的姿势，在一定文化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如“点头”代表同意、肯定，“摇头”代表反对、否定，手势“V”代表胜利、喜悦等。

事实上，面部表情、姿势动作与情绪之间的关系最早由West W提出。他发现情感发生伴随着身体的特征性感知。Teeters推测每种情绪也许都匹配了相应的面部、声音、肢体动作、生理反应。社会认知理论认为，面部表情确实可以对应某些事件或情况，但并未提出从面部表情去推测情绪的反馈模型。

要想准确地将面部表情、肢体动作与个体情绪挂钩，需要对个体进行持续性考察，才能获得其非言语信息个人特征。即通过反复大量非言语信息的摘取和对照，摸索出适合单个个体的面部表情-姿势动作特点。只有这样才能定义出独特的肢体语言是与独特的情绪相对应的。但这种研究方式工作量极大，如果尝试计算机辅助判断，则存在机读误差；要纠正该误差，则需要人脑在语境中重新审视肢体带来的信息。

若将Ekman的面部表情辨识与Mcneill的姿势动作辨别联结，即可获得个体同时发生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信息。此种“非言语信息矩阵”，即是“McNeill姿势语言分类模型”和“Ekman面部表情神经文化模型”的综合体（表10-3）。在心理治疗的过程研究中，来访者的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姿势仪态、音质腔调、与治疗师在治疗室的空间位置关系等都可当作具有治疗意义的非言语交流信息。因此，非言语信息应被当作心理治疗过程研究的重要部分。

（曾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