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医学科学研究发展趋势

古代观察医学的医学研究主要应用观察、描述和分类的方法，对疾病过程的发展作出某种预见。现代实验医学的医学研究主要应用实验、分析和综合的手段，揭示疾病和生命过程的机制和原因，并据以采取科学的干预措施。现代实验医学的研究方法始终是沿着还原论的途径，将医学科学研究不断地推向细胞、亚细胞和分子水平。在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下，医学科学研究也开始沿着构成论、整体性和综合性的方向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各学科知识体系的不断膨胀，各学科之间不断地相互渗透和融合，以及新兴学科的不断涌现，医学科学研究开始沿着整合论的途径，着手探索许多重大的医学课题。

1.还原论途径

主要是将高等或复杂的生物层次分解为物理、化学问题进行实验观察，并据以对整体的健康和疾病等生命现象寻求解释和对策。在还原论的引导下，微解剖学、微生理学等微观学科，以及质谱仪、光谱仪、纳米技术等检测手段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在实验制备方面也趋向于将高等复杂动物简化为低级动物或离体制备。这种医学研究方法由宏观到微观、由高级到低级、由繁到简的发展趋势，对揭示健康和疾病等生命过程的细胞、亚细胞、分子乃至基因机制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还原论途径也有它的局限性，如所研究的生命构造水平越低，生命活动的程度也越低、越简单，从而有可能只了解到纯理化的特性与规律，而忽视生命现象中的生物学性质与规律。迄今为止，实验医学基本上是沿着还原论的思维模式，把复杂的医学现象简约化，把复杂的医学现象分解为各个方面、成分或要素，再把它们联系或组合起来，形成一种对有关现象总体的认识，从而确定其原理，并推广到有关未知现象或领域认识的新过程。

2.构成论途径

侧重于研究高度组织化的整体，从种系、个体乃至社会的适应性去揭示健康与疾病的生命活动本质及机制。人和动物的整体是由运动着的亿万细胞、分子，以及各个有生命活动性的器官、系统组成的统一体，而不是纯物理、纯化学，或物理、化学简单混合的总和。生物体结构水平越高，生命活动的形式就越复杂，就越具有生物体自身的特殊规律。整体生物体上可以研究生物钟、生命活动调节机制，这在对单个生物分子进行研究中是难以实现的。脑功能是亿万神经元组成的神经网络系统综合活动的体现，而不是哪一个单一细胞或神经元孤立活动的反映。

3.整合论途径

应用多学科相互衔接、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高新技术手段，在高度复杂、高精度实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高度的综合、概括和抽象，多维度、全方位、多层面、多水平地探索和揭示生命活动的机制与规律。近几十年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大部分获奖项目的研究途径大多遵循着整合论的研究途径，1958年到20世纪末40年间有8项诺贝尔获奖项目属于这种途径。1978年，限制性内切酶的发现即是其中一例。早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即已注意到微生物学中的限制和修饰现象。1958年，在并没有直接看到什么酶切割下什么基因片段的情况下，只是对复杂的实验结果进行逻辑推理。20世纪60年代，又用类比推理的方法，推测出DNA限制性内切酶的存在，并于1965年正式提出。到了20世纪70年代，研究人员历尽千辛万苦，抓住两次机遇，终于分离并鉴定出了能识别DNA专一位点的Ⅱ型内切酶。

医学科学研究的整合论途径使医学科学研究形成了新的边缘性和社会性两大特征，并使研究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综合各个学科最优思路和最新成果，向生命科学的纵深领域和前沿课题进行前所未有的大进军。跨国、跨学科的国际性研究组合在攻克重大医学研究课题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1977年，诺贝尔奖得主 Guillemin和Schally之所以能验证Harris的假说，证实下丘脑激素的存在，就是在有关国家和组织的大力支持下，分别组织、领导多国、多学科研究人员进行大规模的鼎力合作的结果。随着基因组学、代谢组学、蛋白质组学、细胞组学和生物信息学等高新学科的兴起，微阵列、光学成像等高通量、高专一、高灵敏度的超微观技术，以及CT、核磁共振（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NMR）、正电子发射体层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等超宏观手段的出现，一个超分析、超综合的整合论研究途径必将启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现、大科学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