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约翰·霍普金斯”：精英教育的践行

协和被称为中国的“约翰·霍普金斯”，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和《弗莱克斯纳报告》

1893年，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正式成立，这在当时的美国并非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在历史上却值得大书一笔，它将欧洲各个学派对医学的有利影响融于一身，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科学医学”发展方向。对医预科教育的重视、对实验室技术和临床能力的严格要求、对住院医师和总住院医师制度的高度认可，一系列措施预示着该医学院将在合适的时机脱颖而出。

1910年，医学教育领域著名的《弗莱克斯纳报告》正式发表，震动整个北美医学界，同时也使得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从此闻名遐迩。

《弗莱克斯纳报告》由卡耐基基金会出资，弗莱克斯纳主持调查并撰写。报告极为尖锐地指出了美国当时形形色色的医学院校的种种弊端，甚至包括像哈佛、耶鲁这样的老牌医学院，唯有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不仅未受抨击，而且还被推崇为美国医学教育的典范。此后，美国医学教育进入“后弗莱克斯纳报告”时代，至少有一半的医学院校彻底关门，其余的医学院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医学教育模式。

协和筹建与霍普金斯模式

在《弗莱克斯纳报告》震动北美医学界的同时，把目标设定为在中国建立医学院和医院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也同样把该报告放在办公桌上反复阅读与斟酌。要建立一所理想中的医学院和医院，自然应以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为蓝本。此后，基金会组织了3次考察团赴中国考察，并一致同意在北京建立一所符合洛克菲勒慈善理念和霍普金斯标准的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1917年9月24日，北京协和医学院破土动工，在奠基仪式上，首任校长麦克林（Franklin C.McLean）在讲话中声明了校董事会的目标：“在此，建设一所致力于医学教育、研究，以及医疗服务的机构；在每一个方面，都按照西方同类最好机构中已有的高标准来执行……”这个高标准，显然就是指约翰·霍普金斯标准。

在协和校园破土动工之前13天，预科学校就已经接收了8名学生。自办预科学校的原因是，考察团担忧当时中国综合性大学的科学教学能力达不到医预科的要求。预科学校一直办到1926年，在司徒雷登担任燕京大学校长期间被并入了燕京大学理学院，成为燕京大学理学院最重要的师资力量。

1920年4月初，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纽约盖内农庄（Gedney Farms）为确定协和发展目标召开了一次非正式会议，最终达成一份声明，指出协和的首要目标是医学教育，“能够与美国或欧洲最好的医学院相媲美”，并于1920年4月14日在校董事会通过，表明了协和的建校理念是对“科学医学”这一宏伟目标的追求，这同样是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办校宗旨。

在同一时期，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楼群正在按部就班地施工。这一建筑同样在理念上一定程度地体现了约翰·霍普金斯标准。它由美国建筑师柯立芝（Charles A.Coolidge）设计，中西合璧的风格迄今仍然令人叹为观止。

1921年协和举办开幕典礼。受邀在开幕周会议上作学术报告的讲者，都是名满天下的医学科学家，唯一受邀的华人是在消灭东北鼠疫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伍连德博士。

著名协和史研究学者玛丽·布朗·布洛克（Mary Brown Bullock）在她的经典著作《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协和模式》一书中如此评论：“在开幕典礼之时，北京协和医学院显然是一个移植到中国的约翰·霍普金斯。”

课程设置、校际交流、协和护校与霍普金斯的影响

对于协和的创立，洛克菲勒基金会3次对中国医学的考察功不可没。其中第二次考察团直接影响了协和的建校方针，而考察团中的两位主要医学顾问，一位是大名鼎鼎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院长韦尔奇，另一位是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所长西蒙·弗莱克斯纳。后者也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是韦尔奇的高足。因此，用约翰·霍普金斯模式来思考中国医学的问题，自然就成了他们的办学理念。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所有课程，便是韦尔奇和弗莱克斯纳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课程设计的，并且强调了全部课程用英语授课，以求与西方接轨。对于韦尔奇和弗莱克斯纳这一批医学教育改革先锋来说，协和是比约翰·霍普金斯更有希望实现“科学医学”理想的地方——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旧势力阻止改革的地方，这是一块可以按照理想方案来设计医学教育的“试验田”。

“中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和已经成为北美教育标杆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是一批约翰·霍普金斯的师生来到协和任教，包括各种教职和某种意义上比教职更受重视的客座教授，因为客座教授一般是成名已久的业界泰斗，如尤格尼·欧匹（Eugene L.Opie），他是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首批毕业生、病理学家、韦尔奇的高足，于1938年来到协和就任病理科的客座教授。

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毕业生到协和工作更是寻常。协和医学堂留用的内科医生杨怀德（Charles W.Young）、第三任内科主任狄瑞德（Francis Dieuaide）、第二任病理科主任钱雅各（James R.Cash）、公共卫生项目负责人兰安生（John Black Grant）、外科教授韦伯斯特（Jerome P.Webster）、儿科教授威奇（A.Ashley Weech）等，均有着约翰·霍普金斯背景。受聘的中国籍教员、微生物学家林宗扬，毕业于香港大学并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取得博士学位。

从协和医学堂或中国其他医学院及医院留用的人员，虽然数量甚少，但几乎全部被送至美国进修或读博士。泰勒（Adrian S.Taylor）和伊博恩（Bernard Emms Read）是其中的代表。泰勒是CMB资助的第一个去美国进修研究生课程的医生，先去了哈佛大学，但不久以后就去了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师从美国现代外科学之父、著名外科教授霍尔斯特德（Willian Steward Halsted），5年以后回到中国，成为协和第一任外科主任。伊博恩则是原协和医学堂的化学及生物学讲师，后被送至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进修，最终在耶鲁大学医学院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此后的协和医生在升任主治医师后，往往被资助去美国或欧洲进修，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也成了协和人最热衷的选择之一。张孝骞去了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师从当时著名的哈罗普教授（George Argale Harrop）。1933年，协和设立照相室，蒋汉澄入选，被派往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医学艺术系学习医学摄影和医学绘图，回国后成为协和照相室的中坚人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协和与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人员交流是全方位的，也促使协和作为“东方的约翰·霍普金斯”闻名遐迩。

此外，协和护校的建立也是和约翰·霍普金斯模式分不开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护理学院是首个开设预科班的护理学院，教学水平大幅提高，开北美高等护理教育之先河。麦克林、胡恒德和顾临在制定协和护校教学标准时，竟然因为要求太高而找不到可以效仿的对象。协和护校第一任校长沃安娜（Anna D.Wolf）、第三任校长胡智敏（Gertrude E.Hodgeman）均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如此高的标准，使第一届护校只有1名学生得以顺利毕业。由此可以看出，协和对霍普金斯标准的采用是全方位的，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对方，协和护校就是最为典型的实例。

协和，中国的约翰·霍普金斯，是医学界的一批仁人志士，汲取了北美《弗莱克斯纳报告》的精髓后，力图打造的一个医学教育理想圣地。这个伟大的创举，不仅永载中国医学史册，也在世界医学史上著写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