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工作场所心理健康问题

一、抑郁

抑郁是指由于情绪低落和冷漠等导致的由悲观和失望所构成的负面心理状态，是影响职业人群工作、学习以及生活能力的较严重的心理卫生问题。当抑郁症状发展到较严重的程度，且持续时间较长，即可危害职业人群的社会与职业能力，从而发展为临床意义的抑郁症。抑郁是全世界各民族，种族和年龄组报告的最常见的精神健康问题，长期的抑郁症状会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主要躯体症状表现为体重减轻、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头痛和睡眠障碍、专注力差等。此外，抑郁可导致慢性病的发展，如心脏病和糖尿病，对有关个人造成严重的功能障碍，并增加医疗保健服务的利用和公共卫生负担。根据最新的全球疾病负担统计，抑郁是世界范围内残疾的主要原因，影响了3.5亿人，成年人的全球终生患病率在男性中为5%～12%，在女性中为10%～25%。在美国，抑郁症已成为医疗费用负担中的第二位的疾病，占医疗总费用的比例达到6.2%，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达到500亿～1 000亿美元。我国职业人群抑郁症状较为严重，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50%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应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警觉。

二、焦虑

焦虑是指在缺乏充足的客观原因时，患者产生紧张，不安或者恐惧的内心体验，并表现相应的自主神经功能失调，此时的个体常伴有心悸，出汗等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的症状。美国焦虑症协会的一项调查表明，职业人群发生焦虑的可能要高于一般人群，焦虑会影响其在工作场所的表现，与同事、上级的关系，工作质量，引起缺勤影响组织的绩效，甚至导致一系列的身心疾病。据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NIMH）的估计，约31%的美国成年人在其生命的某个阶段出现焦虑症的症状，大约8%的美国人在任何特定时间都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相关的疾病每年花费高达423亿美元；荷兰公民焦虑发生率为6.0%，而医务人员焦虑的发生率则高达24%。近年来，我国民众心理疾病呈高发态势，已经步入“全民焦虑时代”，焦虑已成为困扰我国职业人群的主要心理问题。

三、失眠

失眠通常被定义为睡眠不佳或不满意。常被视为一种持续性疾病，主要症状是难以入睡、睡眠不深、多梦、早醒或醒后不易再睡、醒后不适感疲乏或白天困倦等。长期、持续的失眠可引起焦虑、抑郁或恐惧心理，并导致精神活动效率下降，妨碍社会和职业功能。一般认为，职业紧张、工作控制、雇佣机会、工作环境差、职业气候、社会支持以及工作和家庭满意度等是导致失眠的重要因素，高血压，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等与生活方式有关的疾病，更容易发生失眠。

全世界一般人群中失眠的患病率很高，保守估计慢性失眠患病率在成人中为9%～12%。WHO曾对14个国家15个地区超过2万人进行调查，发现27%的人存在睡眠障碍，包括失眠、打鼾、早醒等。澳大利亚睡眠协会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6%的居民存在失眠、打鼾等睡眠问题。失眠已成为威胁公众健康的一个突出问题，应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四、职业紧张

职业紧张是当工作需求与个人的能力、资源或需要不匹配时，发生的有害的躯体和情绪反应。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报告将职业紧张列为“20世纪的疾病”之后，WHO也称职业紧张已成为“世界范围的流行病”。美国职业安全与卫生研究所报道，40%的工人报告工作是极其紧张的；25%的工人认为工作是生活中第一位的紧张因素；34%的雇员认为与上一代相比他们具有更多的工作相关性紧张；26%的工人说他们“经常或十分经常因工作而精疲力竭”；25%的欧盟国家工人报告职业紧张影响他们的健康，并且这个数字呈增加趋势。

职业紧张与健康抱怨的关系比经济或家庭问题更密切。职业紧张是亚健康状态的主要原因，可引起作业者心理功能紊乱（抑郁、焦虑）和心理疾病。在英国，每年因职业紧张所导致的冠心病死亡人数达180 000例，即每天500例；30%～40%的因病缺勤是由心理和情绪失调所致；职业紧张程度高的人群酒精中毒、自杀和过劳死亡的发生率高于一般人群。日本的情况也大多如此，据调查职员缺勤最常见的原因是因工作繁忙而引起的心理和躯体过劳，其次是工作场所的人际关系紧张。在我国一些中青年专家、学者、企业家和艺术家因职业紧张程度过高和过劳而导致的心理问题、自杀和因病死亡案例频现于媒体。近年来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心理疾病和慢性疲劳综合征在某些职业人群中的发生率已达20%～30%，亚健康状态在人群中大量存在。根据过去几十年发达国家职业人群紧张水平的发展规律，可以预测今后时期将是我国职业人群职业紧张水平急剧上升的时期。

职业紧张的损失是巨大的，不但对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带来损害，对企业和社会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同样不容忽视。职业紧张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事故、缺勤跳槽、生产率下降、直接医疗、法律和保险费、工人的赔偿等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欧洲国家的调查资料显示，1992年英国职业紧张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 0.7%，瑞典和丹麦占GDP 0.07%。1999年欧盟的平均经济损失占GDP 0.27%，瑞士的经济损失占GDP 1%～3.3%。同年，英国卫生与安全局报告估计职业紧张每年给企业造成3.53亿～3.81亿英镑损失，给社会造成37亿～38亿英镑损失。2005年第四次欧洲工作条件调查结果显示，在原欧盟15国中，职业紧张和相关健康问题的损失据估计每年达2 650亿欧元。在美国，2002年职业紧张的经济损失是42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0.3%，2006年经济损失达3 000亿美元，占GDP 2.6%。我国尚无这方面的调查资料。

五、职业倦怠

职业倦怠是个体在工作重压下产生的身心疲劳与耗竭的状态，伴随于长期压力体验下而产生的情感、态度和行为的衰竭，是个体不能顺利应对工作压力时而产生的心理综合征。目前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青年职工的频繁离职现象，背后与职业倦怠有着密切的关系。研究发现，长期的职业倦怠会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主要躯体症状包括深度疲劳、失眠、头昏眼花、恶心、过敏呼吸困难、肌肉疼痛和僵直、月经不调、腺体肿胀、咽喉痛、反复患流感、传染病、感冒、头痛、消化不良和后背痛等。其中，呼吸系统传染病和头痛会持续很长时间，有些人还会出现更为严重的肠胃问题、溃疡、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此外，存在有职业倦怠的员工常常有离职意图和不时地请病假现象，还经受着焦虑和抑郁的折磨。从职业倦怠的自评流行率看，我国职业人群的职业倦怠程度要略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职业倦怠阳性率达到60%～70%，严重职业倦怠约为5%～10%，均高于欧美职业倦怠阳性率40%～50%，严重职业倦怠约5%左右的水平。更为重要的是，职业倦怠往往并非单纯只涉及个体的行为方式，还会影响职工的工作质量与团队合作。它也可以通过激化诸如同事间的冲突、阻碍与客户间良好关系的建立等途径，将这种负面的情绪向周边人群扩散。这种“传染性”可以长期存在，并导致负面情绪在个体、同事和客户间恶性循环，从而进一步增加人群的职业倦怠感，最终甚至可能干扰到企业的正常运行。

六、工作-家庭不平衡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社会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将面临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关系的挑战。平衡的个体会有较高的生活质量、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感，离职意愿也较小，生活压力也较低。而不平衡，即工作和家庭发生冲突的个体将会造成身心不适，尤其是心理上的不良状况。然而，现实生活有太多因素影响着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关系，如工作投入、工作时间投入、工作支持、灵活的时间安排、职业紧张、性别、社会支持、非工作投入、非工作时间投入、家庭支持、家庭压力、家庭冲突、孩子数量、最小孩子年龄、配偶的工作情况、婚姻状况、家庭经济状况等。因此，有关工作-家庭平衡的学术、实践以及政策研究应在工作和家庭两者之间找到合适的发展空间，把握两者的相互作用关系，帮助个体去更好地理解和有效地处理冲突，促进平衡，从而减少工作家庭冲突、增加工作-家庭增益，提升工作家庭生活的满意度。

七、出勤主义

出勤主义是指尽管员工由于工作上的不安全感，尽管感到身体不适应该请病假，但仍然参加工作的行为。

员工的出勤主义行为逐渐成为职场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全球约88%的组织员工都有过带病参加工作的经历。研究发现，出勤主义行为会导致员工身体和心理健康水平下降，工作满意度降低，工作绩效水平下降以及缺勤行为增加。而且还会造成组织生产力的损失和增加组织的额外花费。如2007年英国员工带病出勤行为给公司带来的损失约为151亿英镑；2010年美国因员工带病出勤带来的损失为1 800亿美元。受儒家文化与集体文化的影响，我国员工可能会表现出更加多的出勤主义行为，如Lu、Cooper和Lin的一项跨文化研究表明，中国员工的出勤主义行为比英国员工更加普遍，2010年约74%的职场人士都有过带病参加工作的经历。因此，在我国文化背景下，开展出勤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八、歧视

职业歧视即一种以不平等态度对待某些员工的行为。歧视的目标较多地指向种族、阶级、职业、籍贯和性别等。研究人员将工作场所中的歧视区分为两种形式，即正式（即公开）和人际（即微妙）歧视。正式歧视被定义为在招聘，晋升，获取和资源分配方面的歧视，这种歧视是敌对的，公开的；人际歧视的特征往往是消极的，非言语性的，甚至是社交互动中出现的一些言语行为。

当前，职业歧视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现象，尤其是女性和建筑业工人。在我国，护理人员和外来务工人员是目前歧视现象重点研究对象，研究表明持续存在的歧视可能严重影响员工个体身心健康（抑郁和焦虑表现较为突出）和士气，进而影响企业或组织的生产力、凝聚力、出勤率，还会导致员工流失率增加。

九、骚扰

工作场所骚扰是针对特定个体或群体的贬低或威胁行为，通常包括身体与情感骚扰，性骚扰是其中的一种，是工作场所主要的不良社会心理因素之一。工作场所性骚扰是指发生在工作场所中的不受欢迎的具有性性质的举止。性骚扰可以包括不受欢迎的性求爱、要求性欢愉，以及其他具有性性质的口头、非口头或身体的举止，大部分被骚扰对象为年轻女性。工作性骚扰由于其发生场所的特定性而有普遍、严重的危害性，使其在全球有升温的趋势。在职场发生的性骚扰事件要比其他场合发生的性骚扰所造成的损害后果严重得多。因为在职场这样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范围内，骚扰人与受害人通常具有特定的关系，导致性骚扰发生次数频繁，其不仅给性骚扰受害人带来持续的精神痛苦和精神损害，而且会造成工作环境的无序和恶化，形成不健康的工作氛围，进而迫使受害人工作效率低下、被解雇或辞职，导致一定的经济损失甚至严重影响了被骚扰人的心理健康，使被骚扰人不仅身体受到侵害，同时精神上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导致精神抑郁而选择自杀。可见，职场性骚扰已经成为当今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十、暴力

工作场所暴力指工作场所发生的可导致工人健康损害和安全危险的暴力行为，通常以身体攻击和语言威胁的形式出现。工作场所暴力包括身体暴力和心理暴力，身体暴力包括击打、射击、踢腿、拍打、推、咬、使用尖锐物体伤害，以及性侵犯和强奸，其造成的身心伤害要比其他形式的暴力更严重，如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恐惧和抑郁等；心理暴力则指口头辱骂、威胁或言语的性骚扰。

工作场所暴力的存在不仅严重危害职业安全，破坏单位内部稳定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会影响到社会治安秩序和公共安全。目前，工作场所暴力已在全世界蔓延，在许多工业化国家已达到“泛滥程度”。从恃强凌弱、聚众滋扰到精神状态不稳定、同事的威胁、性骚扰和他杀，甚至恐怖主义行为，也出现在其中。这种现象在全球出现增加趋势，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曾经被视为“安全”的职业，诸如教师、社会服务工作者、图书馆员和医务工作者等，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在工作场所暴力之中。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人口、资源环境、效率和公平等社会矛盾较为严重，比较容易形成社会失序、经济失调和心理失衡等问题，并导致恶性工作场所暴力事件的发生。

十一、霸凌

职场霸凌是一个既复杂又隐晦的概念，是工作场所中组织文化等相关前置因素不良运作下的产物，其表现形式相当多元，员工若长期遭受职场霸凌的侵蚀，不仅会造成个人身体及心理上的困扰，还将引起员工持续性的情绪和心理上的敌意对待，把负面情绪发泄到周围环境、顾客或同事身上，最终导致职场破坏行为的产生。持续存在的职场霸凌会对员工的工作、健康以及输出行为产生负面的影响，容易导致健康问题、易怒、离职意愿增强以及工作满意度降低等情况。国际劳工组织报道，职场霸凌几乎是全球的普遍现象，全球约97%的员工曾遭遇过职场霸凌行为。而且不同国家发生职场霸凌现象的概率也有所差异，美国和印度发生率较高。在权力距离大、强调集体主义的社会环境中，我国企业中的职场霸凌现象也较为突出，据2009年智联招聘调查显示，我国有七成的员工遭受过“职场冷暴力”，尤其是在服务行业中更易滋生霸凌现象。

十二、污名

Goffman（1963）在其 Sigma：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一书中将污名定义为个体在社交关系中具有的会影响其身份地位的令人“丢脸”的特征，这种特征包括身体的（如残疾、HIV感染等）、人口统计学的（如种族、性别）和社会的（如职业、所属群体）等。依据Goffman对污名的定义，有学者基于公众评价视角将职业污名的操作性界定为某一职业因具有一些令人“丢脸”的特征而在某种程度上遭受的贬抑、排斥、被质疑等，具体则表现为公众对该职业持有的负面评价的总体程度。已有研究表明，职业污名会给从业者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如情绪耗竭、离职、压力感等。现实生活中，不仅清洁工、舞女、屠夫等长期受他人规避、轻视或厌恶的职业被污名化，一些众所周知的高声望职业，如医生、警察、律师等也越来越遭受到污名化的威胁，使职业人群心身受到极大的危害，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受到了严重影响。

十三、物质滥用

物质滥用是指一种对物质使用的不良适应方式，它会导致临床明显的损害或痛苦，并会在长时间内持续或间断复发。物质滥用包括酒精、尼古丁、阿片类药物及苯丙胺滥用，这种滥用远非尝试性使用、社会娱乐或随处境需要的使用，而是逐渐转入强化性的使用状态，从而导致依赖的形成。

近年来，药物滥用，尤其是处方药滥用的情况急剧增加。据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调查，大约有4 800万人（12岁及以上）在其一生中使用处方药作为非医学原因，这个数字约占美国人口的20%；因药物滥用每年损失的费用达数千亿美元；在缅因州，毒品死亡人数在过去十年中持续上升，从1997年的34起增加到2005年的176起，增加了400%以上，这种增加的大部分与药物滥用有关，尤其是毒品和镇静剂；我国台湾地区，阿片类药物的消费量从2002年的每日定义剂量362个增加到2007年的560个每日定义剂量，处方镇静剂/催眠药的人日数从2002年的4.0%增加到2009年的6.6%；据我国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2014年中国禁毒报告数据显示，截止到2013年底，我国登记在册吸毒人数多达247.5万名，比1990年登记的7万人增加了34倍，我国药物滥用形势依然严峻。

十四、心理疾病

心理疾病是指在各种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下大脑功能失调导致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为临床表现的疾病。因雇佣导致的任何心理疾病被定义为职业性心理疾病。职业性心理疾病是存在于工作环境中的或雇用过程中遭遇大量的生物、化学、物理和心理因素导致的。常见的职业性心理疾病包括调适障碍，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急性应激反应，焦虑障碍和其他疾病。据统计，我国15岁及以上成年人心理疾病患病率达17%，其中抑郁症约为5%，焦虑症约为5%，药物、酒精等物质依赖症约为5%，重度心理疾病的患病率约为1%；精神分裂症患者约1 000万，抑郁症患者超过2 600万人；心理疾病在中国疾病负担的排名中超越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病位居首位，占总负担的五分之一。心理疾病已严重威胁到了我国职业人群的健康，制定心理疾病劳动保险赔偿制度已迫在眉睫。

十五、自杀

自法国经历了国际媒体所描述的工作场所的“自杀流行病”以来，越来越多的员工选择在面临极端工作压力的情况下自杀。法国政府为此成立了国家自杀观察站，以应对工作场所和整个法国社会不断上升的自杀率。

工作场所自杀并非法国独有，在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中国、印度和韩国均有报道。据统计，自杀导致全球每年近100万人死亡，工作场所自杀事件急剧上升。自杀给受害者的家人和朋友造成破坏性的情感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是巨大的，如自杀事件导致美国每年造成450亿美元的工人损失和医疗费用，加拿大、爱尔兰、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均对自杀和自杀行为的经济损失和负担进行了调查，结果大抵相似。我国职业人群自杀率以及自杀导致的损失虽然未见统计，但一些中青年专家、学者、企业家和艺术家因职业紧张程度过高和过劳而导致的心理问题、自杀和因病死亡案例频现于媒体，而且呈现出一种上升现象。

十六、创伤后应激综合征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是一种由非同寻常的威胁或灾难性事件所引发的强烈的恐惧感、无助或厌恶等严重的心理反应，至少会持续一个月。其特征为创伤或灾难性事件后长期甚至一生存在的焦虑反应，主要症状为持续的警觉性增高症状群、反复发生的闯入性再体验症状群、反应性麻木症状群。日常生活中的暴力袭击、强奸、性虐待、绑架、重大交通事故以及自然灾害等均可导致PTSD的发生，且有进一步扩展的趋势。

研究发现，PTSD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心理疾病，常与抑郁、惊恐障碍、其他焦虑障碍以及物质依赖等共病，共病率高达80%。严重影响患者的心理和社会功能，给患者本人及其家庭、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NIMH）报道，大约8%的美国人在任何特定时间都有PTSD。其中，女性PTSD的终生患病率约为10%，男性为5%。在韩国，生活在城市地区的成年人的终生创伤经历率为78.8%，终生PTSD患病率为4.7%。我国报道了不同类型PTSD发病率的差异，如在高海拔地区分配给军用车辆的士兵中，PTSD的患病率为8.65%，洪水灾难幸存者为33.89%，地震幸存者为18.8%，交通事故幸存者为41%，急诊科工作人员在10%～25%之间，高于欧美国家，应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和高度警觉。

十七、心理健康与躯体健康相互作用

对于外界环境因素的刺激，人的心与身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反应的，心理健康和躯体健康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相联系，相互制约，交互影响着的。例如，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高度紧张或抑郁状态下，由于其激素内分泌、肌肉紧张度等的变化，会导致免疫系统难以处于最佳工作状态，这时人的抵抗力就会下降，疾病也就乘虚而入。而这也正是为什么情绪不好的人容易得感染性疾病，为什么心情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人容易患心血管疾病，为什么肥胖的人容易患代谢性疾病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20世纪60～70年代，研究已发现，不良心理状态与主观报告的躯体症状，如疲劳、失眠、头昏眼花、恶心、过敏呼吸困难、肌肉疼痛和僵直、月经不调、腺体肿胀、咽喉痛、反复患流感、传染病、感冒、头痛、消化不良和后背痛等有关。近年来，大量研究发现焦虑、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恐惧、负性情绪、工作不满意感等不良心理状态对机体免疫系统、心血管系统、代谢系统以为行为活动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当个体发生不良情绪时应进行及时有效的排遣或疏导，以避免引起躯体上的不适，甚至产生疾病。

（周文慧　余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