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沛芬序

德超学兄以八十高龄，历时两年余，完成《医道求真录》一书，付梓前告以著述志趣并赐阅书稿。拜读之余，不胜欣喜、感慨与敬佩。

先父岳美中先生晚年与德超学兄的芝兰之谊，缘于父亲的一个学术意愿与心结。父亲主张医家治学著述，要“早背读，积资料，晚下笔”。其中晚下笔，是指写作承先启后、流传后世的著作而言。“医者对学术研究要有攀登高峰的雄心壮志，要有传世不朽的百代思想。当然，有超前轶后的雄心壮志，不等于对学问就有绝对成功的把握，有继往开来的百代思想，不等于就有不朽的名山事业。可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是有它一定道理的。只要逐年逐月、有计划性地把历史和现代资料积累得比较充足，到50岁以后，就可以下笔去写……写出承先启后的著作，完成自己这一代的学术任务，才算不负此生。”（《岳美中全集·上编》）依照这一治学理念，几十年刻苦治学，倾心临证，勤奋笔耕，发表近百篇学术文章，写作多种医案、医话、杂俎，积累大量手稿资料，但除了一部未能出版的《中国麻风病学》，没有出版专门著作，规划和准备多年的关于《伤寒》《金匮》研究、肾脏病研究、本草学研究方面的著作，由于身体、工作、环境等原因，一直未能完成。晚年身体向衰，仍然不愿放弃，积极寻觅助手，协助研究著述。1977年夏，刘寿山先生介绍与德超学兄相识，初步接触后，感到德超学兄勤奋好学，有临床经验，文字功底也好，遂报经中医研究院领导同意，拟调德超学兄做助手，协助进行《伤寒》《金匮》的研究著述。商调期间，还曾嘱其先行整理部分肾病研究的文稿，德超学兄对此非常认真。其时德超学兄正在参加全民所有制医务人员资格考试，考试一结束，就多次来信商量，拟定了整理提纲，还曾专门来京请教。后来，商调来京和整理肾病书稿之事，都因父亲病重而未能进行，留下了遗憾，也留下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友谊。

我父亲与德超学兄交往时间不长，又是在身体衰弱、工作繁忙的晚年，但授受之间十分认真，多有书信往还，还不时寄赠书刊。对于德超学兄请教的问题，父亲都认真作答。1977年6月，德超学兄寄来所写《痹症病案分析》文稿，请父亲审阅。其时父亲已不能阅读，艰于书写，只能由我代读，他认真斟酌。父亲在复信中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关于大作，因鄙人视力模糊，只凭小女口诵，我以耳代目听了一遍，未能深入地研读，提了些不够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另纸寄呈）。”另纸所附六条，从立意、内容到引文处理，都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德超学兄多年致力于对父亲学术思想的学习与应用。《医道求真录》很多章节都贯穿着对父亲病证结合、专方专药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学术思想的体会、阐述、应用，并将辨证论治与微观辨病相结合，灵活运用专病专方专药，以提高疗效。可见其学思之勤、用功之深。除与父亲交往从学，德超学兄还与多位著名中医药学家交往，转益多师，得其所长。这种尊师重道、诚恳向学的精神，是他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很值得我们学习。

德超学兄是一位感念旧情、珍重友谊的人。父亲去世后，经常问候师母，这种问候多是直接写信，有时也请耿鉴庭先生转达。记得还给老人寄过当时稀缺的全国粮票。母亲去世后，德超学兄与我们经常保持联系。每次来京聚叙，多是关心父亲学术著作的整理出版和学术经验的研究传承。逢年过节或我家人生病，多次派女儿来家里或到医院看望。德超学兄为人处世中所体现和坚守的道德传统，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尤其难能可贵。我想，这也是他耄耋高龄，能够朗健身心、成就学问的重要内在力量。

德超学兄指定为其大作出版写几句话，力辞未允，只能记述一点往事如上，表达祝贺与敬意。

岳沛芬于北京

201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