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审疾论治，参合“三因”

中医临证，如何诊病治病，治好病，是一门大学问，必须要有硬功夫，是读书致用，从理论走向实践，并使知识转化为力量之一大飞跃过程。其疗效之获得及其优劣，是检验所学所掌握之知识能否应用得好之唯一标准。然而审疾论治所确定的治疗原则、方法，在诊治实践过程中，为获得疗效之关键所在，带有战略上的指导意义，犹如兵家之战略。予初涉临证时，遵先翁之训，守前人之诊治法程规范，按病分证论治，尚觉得实用。惟彼时临证，尚缺今之查体、理化检验，而所治之病，仅是中医病名，似难对其疗效作精确之评价，经验亦难作更高层次之总结。近些年来，众多医家则过分强调辨证论治，而疏于辨病论治，即难以对所治病之本质属性作深刻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亦常影响临证疗效之再提高。恩师岳美中先生有鉴于此，乃大声疾呼：临证治病，欲求疗效之提高，必须“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辨证论治与专病专方专药相结合”。其学术观点，可谓中医临证之金科玉律，实为中医治病提高疗效之唯一途径。予常将岳师之学术观点贯彻于临证实践中。

中医诊治之原则、方法之确立，由来尚矣。肇始于《黄帝内经》，奠基于张仲景之《伤寒》《金匮》。其后历代名医辈出，对中医诊治之原则、方法，各有创新、发挥，其内容可谓丰富多彩。正因为如此，多数医家往往各树一帜，各抒己见，虽各有所长，颇多可借鉴之处，然亦难免有以偏概全之憾。欲求得窥其全貌，当融会而贯通之，并须能在总体上把握辨病论治、辨证论治的原则、方法、要领，在应用时能纲举而目张，此为医者必须下一番功夫，作深刻研究之大课题。予虽不才，然于学术之探研，未敢或懈。乃上溯轩岐之弘旨，下参历代诸名家之论述，尤其是岳老之教诲，并结合个人读书临证之一得，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之认知过程，反复探研，冥思苦索，进与病谋，退与心谋，而将临证辨治原则、方法，所包含之辨专病用专方、辨方证／药证论治、审因论治、察机论治诸内容，作系统之归纳，厘定为“审疾论治”。惟中医治病之道，贯彻、遵循“整体观念”，将人与自然看为一个统一整体，既注意到人患之病，又注意到患病之人，且注意到病与天时气候、地理环境之密切关联性。因而审疾论治，又常注意因人、因时、因地“三因制宜”。

（一）审疾论治

1.释义

予见，所谓审疾论治者，即是以中医固有理论体系为理论基础，以阴阳对待整体恒动观为指导原则，通过揆度奇恒、从表知里、诸诊合参等诊法，进而对患者随其攸宜，进行辨专病用专方、辨方证／药证论治、审因论治、审机论治，并参合“三因制宜”，予以立法、遣方用药、将护，以达到康复之望。

2.指导思想

审疾论治必须以中医基本理论作为辨治之指导思想。中医学认为：阴阳相待、相反相成的基本原理是认识人体、认识自然之指导思想和理论原则，也是认识人体疾病、处理疾病的思想方法和理论原则。诚如《内经》所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其本。”张志聪释谓：“本者，本于阴阳也。”即临证辨治疾病，必须以阴阳对待、相反相成的朴素的辩证唯物观的思想为指导，进而分析、判断病候的阴阳表里、气血、脏腑、经络、寒热虚实之不同，疾病属性、病位、病势以及病情的寒热虚实真假，而进行审慎思辨，才能治有准绳。如予之临证用攻下法治疗小儿中毒性菌痢热深厥深之候，竟能获挽狂澜于既倒、救厥证于垂危之功。不然差之毫厘，则失之千里矣。无怪乎明之医哲张景岳谓：“阴阳无误，治焉有差？”妙哉斯言！

且夫，人内而循环消化，外而视听言行，脏腑经络四肢百骸，原均为一有机联系之整体。是以，中医治病，不仅应注意到脏腑之间的联系，如“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同时还应注意到脏腑与体表的联系，如“脾之合肉也，其荣唇也”（如予之从脾经郁火夹湿、阴津并伤论治唇裂症而获效）。而且，更注意到人与社会、与大自然之密切联系。诚如《内经》所云：“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予在临证中往往注意自然气候、地理环境与疾病之关系。如对“时逢农事方兴，犹是勤耕绿野”之湿痹患者之治，即是从自然、工作环境分析病因病机，从而辨证选方用药。

夫疾之为患，客于人体非为一成不变，而常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岳美中老师尝谓“鸟影不移堪邃变”，可谓对病机变化之精辟之论。如杂病中肝病传脾，感染性疾病卫气营血之传变，均反映了内伤杂病、温病传变之客观规律。如予于猩红热病，即依据其不同阶段、不同病机、不同证候之动态变化而施治①。

①　张德超．猩红热病机证治浅论[J].江西中医药，1981（2）：18-21.

以上可见，临证者必须遵循中医辨治疾病之指导思想，以阴阳对待整体恒动观为辨治疾病之理论原则，庶不失中医治病之真谛。

3.思路与方法

（1）参合古今，继承创新：

中医学是一门实践性甚强之医学科学，以卓越之疗效为其生命力。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古往今来，名医辈出，莫不以善诊疗疾为第一功夫。然考其诊治源流，实始于秦汉时之《黄帝内经》。综其理要，约有如下数端：一者，指导思想之确立。即为阴阳对待，一分为二之朴素唯物辩证观，人体有机体之整体性和人与自然统一性之整体观念，和“变动不居”“病成而变”之恒动观念论。合言之，即阴阳对待整体恒动观。二者，诊病方法学之确立。如以常测变、揆度奇恒、从表知里、独取寸口、诸诊合参、参合自然等诸诊法。三者，治疗原则、方法之确立。如治病求本、谨守病机、正治反治诸治法以及汤药、醪醴针灸诸治疗手段之应用。以上为中医诊疗体系之形成发展奠定了磐石般之坚实基础。战国时之名医秦越人，以精于脉诊、望色，为虢太子之诊，望齐侯之色，而著称于史，并影响后世。其后医圣张仲景先师，结合自身平脉辨证之丰富医疗实践活动，而著《伤寒杂病论》，为辨病、辨证论治相结合之典范，开六经辨治伤寒、脏腑经络辨治杂病之先河。隋·巢元方著《诸病源候论》，论病广博，详述各科疾病之病理、病候，为中医病因病理病候学专著，丰富了中医辨病、辨证、审因、析机之学术内容。唐代孙思邈要求诊病必须审谛覃思，提倡脏腑辨证，以寒热虚实为纲，强调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处方用药灵活、变通，喜用大方，且药味多而不杂，如独活寄生汤等方，后世颇多师法。宋代陈无择辨治疾病，则穷究三因，重视审因论治。迨至金元，医学学术争鸣之风劲起。如刘河间创“火热之论”，谓“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化为热”，而治疗主张寒凉；张子和论发病，首重邪气，而治疗注重汗吐下三法祛邪；李东垣首立内伤脾胃、百病自生之“内伤论”，治病重视调理脾胃；朱丹溪倡“阳有余，阴不足”，善用“滋阴降火”法。此四子者，皆从临床医学之不同侧面，丰富了中医辨治学之内容。明之张景岳，博学精思，于临证辨治，首审阴阳“二纲”，进而辨别表里寒热虚实“六要”，乃为辨证论治之总括，实为“八纲辨证”之嚆矢。于治疗学则首述“八略”以明治理，再列“八阵”以示用方，倡导以理论指导论治，展示以法用方。有清以降，温病学说兴盛，叶天士倡卫气营血温病辨治之说，吴瑭则从三焦分论温病证治。其后王清任注重实践，勇于创新，独辟血瘀证治蹊径，并创制诸多行之有效治血瘀证之方剂。

以上先圣后贤，审疾论治，莫不从辨病、辨证、审因、察机、辨体、察时，诸多层面、不同视角审治疾患。然而均各有侧重，亦有各自之局限性，有待系统总结，融会贯通。吾师岳美中先生精研中医学多年，有识于此，总括中医诊治疾病，提出“辨病辨证相结合”“辨证论治与专方专药相结合”的重要观点。我们应在全面学习前人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辨治水平，并须与时代同步，在传薪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接纳百川，汇而为海”。予虽不才，鉴于前人对阳明血分证论述甚少，而作“阳明血分证治”；古人论眩晕之病，多从风火痰虚之病机论治，于从瘀论治则甚少论及，因作《眩晕从瘀论治》一文。然予之所论，仅为读书、临证一愚之得，非敢云发前人所未发、补前人所未逮，旨在示创新辨证思维，有裨中医审疾论治耳。

（2）以中为本，结合现代：

中医学为集自然、社会与人文科学于一体之医学科学。既是科学，应无国界可分。诚如岳美中老师诗云：“在术何曾分国界，无恒难以作医生。”中医和国外医学，自古即学术交流，互相学习。远自唐代孙思邈，即注意学习国外医学经验，尤其是印度之医学。《备急千金要方》方中耆婆万病丸、耆婆汤、耆婆大士补气养生不老方，《千金翼方》中之服菖蒲方等，均是从印度传入，其保健气功天竺国按摩法十八势亦是从印度学习而来。中医学在与国外医学交流过程中，更促进了自身医学理论、诊疗体系之发展。自17世纪中叶西洋医学传入中国，既对中医带来冲击，同时，也给中医带来了弥足珍贵之发展创新元素。时代在前进，科学在发展。昔日扁鹊饮上池水、逾垣见脏腑之传说，今日影像学检查已使之成为现实。中医与现代科学（自然包括西医）原可以互补，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借鉴现代理化检测，常可以补中医辨病、辨证之不足。实践表明，运用现代科学之理化检测，常有助于明确诊断，提高对疾病之辨识水平，有助于对疾病本质之了解，提高对病因病机之分析水平；有助于观察疗效，提高对疾病疗效评定之精确水平。因此，我们必须巧妙地运用“拿来主义”之思想方法，将现代理化检测手段善于“为我所用”。如予倡“眩晕从瘀论治”，其眩晕本质之认识，则常有赖于现代之理化检测。治疗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病理胃腺肠化、胃息肉形成等之治疗效果观察，均有赖于现代理化检测。由是以观，中医必须与现代科学结合，始有助于中医学自身之发展与提高。诚如岳老诲吾辈诗云：“木逢移接花嘉茂，学到交流识始宏。”但必须明确，利用现代理化检测手段，不是为了西化中医，而是“以中为本”，为了促进中医临证学术水平之提高，更好地发展创新中医学，使之发扬光大！

（3）全面诊察，审谛覃思：

“审谛覃思”一词，语出《备急千金要方》，即谓全面诊察、认真思考之意。盖夫审疾论治之全过程，应该是中医临证辨治理论体系正确实施之全过程。首先要求医者必须以中医固有之理论体系为指导，运用中医四诊，并结合现代医学基本的体格检查和必要的理化检测，进行周密全面诊察，并通过医者之智慧和灵性思考，即“审谛覃思”，对获取之证候信息，进行全方位综合分析，从而判断导致疾病之原因、证候之性质、病变之部位，以及邪正斗争之盛衰变化、疾病发展之趋势，以确定相应之治疗原则和方法。临证体验所及，莫不由全面诊察、审谛覃思而获得病情之真相。如小儿中毒性菌痢，虽见肢冷，而脉则数疾，径投承气汤而获救；干燥综合征，虽见口干舌燥，亦见便溏、腰酸、肢冷，转用桂附地黄、附子理中加二仙（仙灵脾、仙茅）而使病情得以控制。倘若诊病粗枝大叶，不加精思，则易为之迷惑。辨治不精，而欲不覆蹈“桂枝下咽，阳盛则斃；承气入胃，阴盛以亡”之祸，实亦难矣。尝见有病肝肾综合征、低蛋白血症之高度腹水，孟浪者，而妄投攻伐逐水；感染性疾病之热深厥深，眛者反施温阳救逆之方，难免“反泻含冤，误补益剧”之咎。为医者，可不警哉！予尝谓：治病用方，如用兵，如博弈，须经全面而缜密之调查研究，审慎而精深之思考，方能正确判断，策划有方。或未病先治，或发于机先，或截断阻止，或已病防变，或祛邪务尽，直捣巢穴，或隔一隔二隔三而治，或祛邪以安正，或匡正以敌邪，或以左治右，或以右治左，或上病取下，或下病取上。全在医者，全面诊察，运筹帷幄。

（4）多元识病，随宜而治：

临证所见疾病之证候，往往错综复杂，异象纷呈，有赖于医者，具扎实之功底，敏锐之视觉，科学之灵机，颖悟之智慧，全面诊察病情，根据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从临证实际出发，多元多角度审视疾患，灵活运用不同之辨治方法。诸如辨专病用专方、辨方证／药证论治、审因论治、审机论治等，既可选择专病专方，亦可随证选方，随症治之。既可审因论治，亦可审机论治，抑或察“三因”而论治。既可辨中医之病治之，亦可辨西医之病治之。予在临证之时，常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分别采取不同辨治方法。无证可辨，从辨病认治。如乙肝“带毒”患者，临床无症状、体征及肝功能异常，则用养肝解毒丸；而肝功能异常无明显症状者，则用垂黄降酶汤。对无病可辨者，则从辨证论治。如对原因不明之高热，则据其脉症，随证选用“甘温除大热”之补中益气汤，或清透少阳三焦热邪之蒿芩清胆汤。对病情重而急者，即从辨主症论治。如“亡血虚脱”“血脱益气”，则选用独参汤，“热厥”“厥应下之”，则选用承气汤。阳气暴脱用参附龙牡救逆汤（人参、附子、龙骨、牡蛎、芍药、甘草）；阴气欲脱用固脱煎（生脉饮加白芍、甘草、萸肉、龙骨、牡蛎）。病情单纯，证候不复杂者，则常审因论治，如风寒外感则用葱豉汤，肝火上炎之目赤肿痛则用龙胆泻肝汤。病情复杂，证候不单纯者，则常须审机而治。如慢性肝炎、肝硬化病，既有脾虚气滞之腹胀，又有湿热水聚之腹水，则用中满分消丸进退。此为予运用诸审疾论治方法之大概。然而审机论治，则往往贯穿诸诊治全过程（予之治案悉多准此原则）。一愚之得，如此而已。总之，全在医者，慎思、明辨、审察之精详。多元识病，把握疾病之要害所在，随宜治之，中医审治疾病谋略丰富多彩，不单调，不局限，且其治疗方法，亦常有异曲同工之妙。

4.审疾论治之科学内涵

（1）辨专病用专方：

近代某些医家遵循宋金元明清诸医家畅论辨证论治，过分强调辨证论治为中医特色，致使部分人误以为中医诊疗只辨证不辨病，甚至造成偏见。须知历来中医临证，以辨病为第一要义。诚如宋代名医朱肱《南阳活人书》就指出，应“因名识病，因病识证”。徐灵胎谓：“证者，病之所见也。”即指明病规定证，证从属于病。可见病贯穿于疾病之全过程，而证则出现于疾病过程中之某个阶段。诚如岳美中老师所谓：“病是基本矛盾，证是主要矛盾，各有自身的特殊性。”同时强调辨病论治，专病专方应用之重要性，“有是病即用是药，故一病有一病之专方……不能辨病，焉能识证，不能用方，焉能施治。”如少阳病之用柴胡剂，胸痹之用瓜蒌薤白剂等均是。予之临证，常重视专病专方之应用，如治白喉之用加味养阴清肺汤，痤疮之用消痤饮，睡眠障碍之用养心安神胶囊，慢性胃炎伴幽门螺杆菌之用益胃清幽胶囊等，均是辨治专病之用专方者。

但必须指出，由于历史原因，既往中医所立病名，尤其是古代中医病名，限于当时科学水平，其病名诊断依据，缺乏特异性，甚至病名与证候往往混淆不清。予意，科学昌明之今日，在保留中医病名外，必须借鉴今之西医病名，有利于明确诊断，明确病之症结所在，有利于总结治疗经验，推广应用。

中医辨病与西医辨病之结合治疗，不仅是形式上之结合，更重要的是理论上之结合，以求达到融会贯通之境界。予临证时，常以中医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之理化检查方法，扩大识病视野。例如重症肝炎、血氨升高之肝性脑病患者，联系《温病条辨》“脾郁发黄，黄极则诸窍为闭，秽浊塞窍者死”之理论，用逐秽解毒之加味承气汤，使肝性脑病患者转危为安。根据病之部位、脏腑特性，认识疾病之病因病机，如肝阴亏虚、疏泄不利、湿热瘀结致生肝内胆管结石患者，用养阴柔肝、疏利排石法之三金一贯煎，而奏疏利排石之效。根据发病特点、病邪性质，认识疾病之病因病机，如急性猩红热病，据其发病迅速、易于传染和证候热象偏盛之特征，其病因病机属于中医“温热疫毒”之邪犯于咽喉，临证常投以清瘟败毒利咽之剂而获效。

予临证时，常遵循岳老之教诲，辨证论治与专病专方专药相结合，进而常将辨证论治与微观辨病相结合，灵活运用专病专方专药，使其相得益彰，更能提高疗效。如治慢性胃炎、炎性息肉形成，兼见血瘀证候者，则在所选用之方中加用丹参配赤芍，莪术配生黄芪；胃腺肠上皮化生，见湿热毒邪蕴结中焦者，则在所用方中加用白花蛇舌草、生薏苡仁等味；肝炎病、肝功能异常，转氨酶升高，见湿热蕴结肝经者，则选用垂盆草、田基黄、鸡骨草、水飞蓟等药，均能获效良好，体现了中医宏观辨证与西医微观辨病相结合之用方模式。

（2）辨方证／药证论治：

辨方证／药证论治者，即指辨方（主要为经方）、药（亦主要为经方用药）之指征和证据而论治也。前者如“脉浮，汗自出”为桂枝汤之方证，“心中烦，不得卧”为黄连阿胶汤之方证；后者如“喘家作，桂枝汤加厚朴杏子佳”“腹满时痛者，加芍药；大实痛者，加大黄”，则“喘家作”为厚朴、杏子之药证，“腹满时痛”为芍药之药证，“大实痛”为大黄之药证。谓据方证、药证而论治也。

辨方证贵在抓主症。症谓病象，即症状，亦称症候或病候，为患者之痛苦所在，常为疾病本质之外在表象，是以《内经》譬之为“下有渐洳，上生苇蒲”。故诊察疾病可以“揣诸外，而知诸内”。主症，即患者在疾病过程中最突出而具特征性之病候，较能准确地反映疾病之主导病机。辨主症而治，常能使患者之痛苦缓解而获得较好疗效。尝考辨症论治源流，汉代张仲景于《伤寒论》中已发其端倪。其曰“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其曰柴胡证，即指“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诸症状。仲景并常于有关方证加减法后，突出治主症，可谓开辨治主症之先河。至若干呕吐涎沫之用吴茱萸汤，心中懊之用栀子豉汤，脉结代、心动悸之用炙甘草汤等，亦均为治主症之典范。予于临证中，亦常注意辨主症论治。如用川乌独活汤之治坐骨神经痛，其中乌头镇痛之用，即是为治其痹痛主症而设。

（3）审因论治：

即针对疾病之病因论治。《内经》谓“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陈无择《三因方》谓“凡治病，先须治因，不知其因，病源无目”。均强调治疗疾病针对病因之重要性。盖中医所谓病因，其内含有二，一为致病之因，如六淫、疫邪、饮食劳倦、七情内伤；二为审证求因之因，如《内经》谓：“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气合而有形，得脏而有名”“风胜则动，热胜则肿，燥胜则干，寒胜则浮，湿胜则濡泄”。审因论治，在临证诊治中，颇具重要意义。予治肾盂肾炎，病由湿热邪毒犯肾者，常从审因论治而立法组方，汇集了半枝莲、连翘、白花蛇舌草、萆薢、知母、黄柏、凤尾草等清热解毒、利湿通淋药，组成“莲萆知柏汤”为治，疗效尚称满意。

（4）审机论治：

审机论治，即掌握疾病之病机而论治。《内经》谓“谨守病机”，唐代王冰释为“病机，病之机要也”，明代张景岳亦释为“机者，要也，变也，病变所由出也”。可见病机即疾病发生、发展、演变、转归之机理所在。是以审疾论治应以探求、掌握病机为第一要意。溯乎中医之学，《黄帝内经》已开审机论治之先河。其曰：“审察病机，无失气宜。”又曰：“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指出审察病机，求其所属，辨其有无，以明虚实。掌握其病机、病性、病位、病势，脏腑气血虚实之变化。通过虚补实泻，寒温热清，调和阴阳气血，而使阴阳气血失和之病理状态复归于和平。由此可见，谨守病机为审疾论治之核心。《内经》“病机十九条”，为辨证求机而树规矩，守机施治而立准绳，垂后世中医审机论治之典范。揆诸临证实际，“谨守病机”，常为审疾论治之纽带，为诊病理论付诸治疗实践之桥梁。盖病证以病机而存在，故治病之道常以“谨守病机”为核心。夫病有病之病机，其病理机制贯穿于病之全过程；而证有证之病机，为病之某一阶段之病理变化机制。予常遵此原则，辨病辨证，审机而治。如猩红热病，其病之病机为风热疫毒犯于肺胃咽喉，故其治疗以清泄邪毒为基本原则。然而病之阶段不同，病机各有特点，治法亦有异。初起邪犯肺卫，以辛凉宣泄肺卫为治；邪热入里，以清解热毒为治；热邪内陷营血，则治宜清营凉血，泻火解毒；营阴受伤，则治宜清营养阴为主。是皆审病、证之病机而立法施治也。再者，病同而治异者，其证候之病机异也；病异而治同者，亦所现之证候病机同也。总之，病机是联系辨病辨证与立法遣方用药之枢纽，故予审疾论治常赅以病机为核心。为医者，务须精审病机，而施治庶无差忒矣。

此外，审机论治，亦有“治未病”之含义，所谓“先安未受邪之地”。“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亦是从分析病机、先期而治，即所谓“发于机先”之治则也。

（二）参合“三因”

参合“三因”者，谓临证时不仅要善于审察患者之疾病，同时，犹须善于审察其体质，并与之有关之天时气候、地理环境诸多因素，即施治必须遵循因人、因时、因地参合“三因制宜”之法则也。且夫，人生天地之间，与大自然息息相通，故治疗立法，亦常须全面考虑。

盖以人之禀赋各异，男女有别，强弱不同，是以有病同而证异，亦有证同而病异。即如外感表证，阴虚之体，多见津液不足之证，解表常须佐以滋养阴液之法；阳虚气弱之躯，又常见阳气虚弱之象，解表又常参以温补阳气之法。又如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证见脾胃气虚阳虚者，治疗常须进以参芪甘温益气温养之品，脾胃阴液不足者，则治疗常投以沙参麦冬石斛清养胃阴之药。时令气候寒暖不同，亦常对发病证候有不同之影响。如春季时令之上呼吸道感染，常用银翘桑菊之属。盖以春为温令多风，风属阳，温化热，先伤上焦肺卫，鞠通之方较为合适。冬季上呼吸道感染，葱豉、荆防甚则麻桂诸方，亦为常用。盖以冬为寒令，主闭藏收引，易使人腠理闭塞，仲景、《肘后》之方，较为适用。曾记，予于年轻时，治一哮喘患者，发于冬季，用小青龙合射干麻黄而获效。翌年春，宿疾复作，以印象所及，未加思索，照搬青龙射干剂，服后非但无效，而病情反加剧，且增烦躁。再经详察，辨证为痰热阻肺，肺失宣肃，转用麻杏甘石汤合苇茎汤加味，而病情得以转安。由是得知，冬春气候不同，寒暖有别。肺经伏饮，有从阴化寒、从阳化热之迥异。其治法自应随证之变化而有别也。又考《内经》有“五方之治异”。地区有高下寒热燥湿之不同，致病情寒热燥湿各异。尝治一患者，寓居西北地区易罹胀满，投以厚朴温中汤而满除，及至安居东南地区，而又罹疮疡，进以黄连解毒汤而疡已。诚如《内经》所言“适寒凉者胀，之温热者疮”。由上可见，审疾论治时，于人之体质、天时气候、地理环境不可不察也。亦即在临证时，须遵循参合“察三因”，以制定适宜之治疗方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