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灸法的发展概况

前面已经说过，灸法是在人们懂得利用火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与火发生了密切关系，往往在不舒服的时候，或是身上感到寒冷，自然会煨火取暖，偶然被火灼伤，同时也解除了某种疾病的痛苦，从而知道了此法可以治病。这些点滴经验，经过若干年代，慢慢相传下来，逐渐改进，不断总结，终于成为一种治病的方法。

灸法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左传》。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晋景公病，延秦国太医令医缓来诊，医缓说：“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这里所说的“攻”即灸法，“达”及针刺。春秋时期的孟轲（公元前372—前289年）在《孟子·离娄·桀纣章》中说：“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这句话虽然是比喻其他事体的，但也可以看出那时候就已经知道七年的久病，必求三年的陈艾了。比他稍晚一点的《庄子·盗跖篇》中也提到了灸法。

1974年，我国文物工作者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发掘了三号汉墓，在出土的帛书中，记载经脉灸法的就有3篇，可能是《黄帝内经》前期的珍贵文献。

在医学专著中，灸法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这说明灸法是由北方发明的。

此后历朝各代，随着针灸疗法的发展，出现许多涉及灸法的医学著作。晋代皇甫谧著有《针灸甲乙经》，将针灸并列，同等看待。唐代的孙思邈（约581—682年）著有《备急千金要方》，对灸法阐述尤详，而且大力提倡针灸并用。王焘著的《外台秘要》中专门阐述灸法，而不用针法，可见当时对灸法的重视。宋代王执中著的《针灸资生经》中，关于灸法叙述颇详。明代高武著的《针灸聚英》、杨继洲著的《针灸大成》、李时珍著的《本草纲目》和清代李学川著的《针灸逢源》、吴谦等著的《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廖润鸿编的《针灸集成》等无不注重灸法。

随着灸法的发展，历代也出现了不少专门论述灸法的医学著作。远在公元3世纪，就有曹翕（曹操之孙）编的《曹氏灸方》。4世纪名医葛洪的妻子鲍姑就擅长灸法。唐代有“灸师”这个专业技术职称，还有崔知悌的《骨蒸病灸方》。宋代闻人耆年撰的《备急灸法》，其中就包括22种急性病症的灸法。庄绰著有《膏肓俞穴灸法》，西方子编有《明堂灸经》，还有《外科灸法论粹新书》，元代窦桂芳著有《黄帝明堂灸经》，明代叶广祚撰《采艾编》，清代吴亦鼎著有《神灸经纶》，雷丰校补《灸法秘传》等。

历代以方药著称的医学家们也有许多提倡灸法、使用灸法的。如汉代张机，晋代陈延之，宋代窦材，金元时期李东垣、罗天益，明代汪机、张景岳、龚居中、徐春甫，清代薛立斋、叶天士、陈修园等。特别是有些著作如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也写到灸法，在一些养生学著作中也有论述灸法的。至于民间，则不分南北，全国各地到处都有人使用。由此可见，灸法在我国各阶层中是被广泛利用的一种治病和保健方法了。

灸法传到日本以后，受到朝野普遍重视，代代相传不绝，他们也有许多关于灸法的专门著作。如《灸法口诀指南》（1685年，著者不详），曲直濑道三著的《秘灸》一卷（年代不明），香川后庵著的《灸点图解》（1756年），后藤银山著的《艾灸通说》（1762年）。明治维新后期，20世纪以来，针灸的运用日益推广，灸法专著陆续出版问世，如原志免太郎著的《灸法医学研究》（1930年），代田文志著的《简易灸法》《灸法杂话》《肺结核灸疗法》，间中喜雄著的《灸与针的效用》《灸穴治疗法》，此外还有《灸法经验漫谈》《斗病和灸法》《灸点新疗法》等。研究论文更如雨后春笋，足以说明灸法应用之广、流传之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