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讲述了1968—2018年我在英美情报机构长达50年的工作经历。英美两国情报界的关系特殊，我的身份也非同一般——我享有双重国籍。虽然英美两国同属“五眼联盟”主要成员，但严格从国别意义上讲，它们毕竟是不同国家，各自的情报机构依然维持最高安防等级。尽管如此，我依然能同时在两国情报界担任职务，并亲历其内部运作。在从事情报工作的过程中，我也曾服役于英国皇家海军，受命前往美国华盛顿特区以及美国太平洋舰队第3舰队“班布里奇”号（USS Bainbridge）核动力巡洋舰与美军共同执行任务。1977年，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詹姆斯·霍洛威三世上将（Admiral James Holloway the Third）对我进行了表彰。这次经历对我而言非常重要。

我于1983年移民美国之后，在“科罗纳多”号（USS Coro nado）战列舰和“佛罗里达”号（USS Florida）战列舰做过文职工作，还曾在美国海军管辖的多个机构和部门短暂交流，并被派遣执行任务。此处略举两例：我在内华达州法伦海军航空站参加过面向海军校官的顶级飞行员训练课程（Top Gun course），也在位于夏威夷州珍珠港马卡拉帕的太平洋舰队总部以及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部待过。除了在海军部门执行任务以外，我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先后以多种身份任职于美国国防部多个部门，以及美国情报界的三大关键机构：中情局（CIA）、美国国家侦察局（NRO）和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此外，我还在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美国海军军事情报中心（NMIC）、美国海军情报系统分支机构和特殊项目小组、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OSD）做过交流。尽管我是一名英国公民，但我的接密范围却很广，其中包括位于俄亥俄州代顿的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所有关键情报机构。

在我看来，英美情报机构与更广泛的“五眼联盟”的主要纽带在于“特殊关系”。自“二战”结束以来，它们开展了数十年的人员交流（我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美国交流的），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进行情报交换与评估，定期举行正式或非正式会晤，共同拟定和执行情报搜集、情报研判等方面的战略和计划，并向各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提供真实、精准、及时的行动情报。我同时为首相们和总统们服务，这种特权给我了独一无二的观察视角。

本书以时间为序，从1968年开始讲起。当年，我首次被带入情报界。我的引路人哈里·欣斯利爵士（Sir Harry Hinsley）堪称“二战”时期英美情报界最优秀的成员之一，他曾在英国密码破译中心布莱切利庄园工作，后来成为英国情报界的一位元老级人物，也是英国“二战”情报史领域的官方专家。从1968年到2018年的半个世纪里，英美两国以及“五眼联盟”历经剧变、动荡、挑战、成功和失败，在诸多领域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关系。我在书中追溯了相关机构的发展历程。

本书并不自诩无所不知，因为那样既荒谬，也浮夸。我写作本书也不是为了给外行人讲述情报业务。我希望借助本书实现这样一个理想：通过讲述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使读者能与之对话，进行自己的观察，得出自己的结论，从而形成现代情报观念。

作为一名受过全面训练且得到美国两大情报机构认可的安全部门的官员，我撰写本书没有违反美国、英国或“五眼联盟”其他成员国情报组织的任何安全法规或程序。本书是一本基于开源信息的出版物。首先，在原始资料方面，我使用的是自己收藏的大量非机密信息，包括文件、个人笔记、日记以及我的家庭图书馆藏书。其次，我还在参考文献中补充了一些引用的资料，英美两国政府报告中的多份非机密材料也在参考文献中标注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