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错乱——中唐史里的晚唐诗
（1）两个概念
为什么在中唐时期会有晚唐诗？难道是时空错乱吗？这里并非要上演“关公战秦琼”，而是在进入晚唐诗史之前，我们要引入两个历史概念，从而帮助我们了解历史。这两个概念，一个是文学史，一个是政治史。
在文学史中，我们常常提到的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人都是晚唐代表诗人，那么，中唐代表诗人是谁呢？是“大历十才子”，是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大家可能觉得白居易和李商隐是不能互相“点赞”的，但是事实上，白居易曾举荐过李商隐，甚至还说转世要给李商隐当儿子。那么他们既然见过面，为什么作为诗人还要划为两代呢？这是根据他们的主要创作时间和诗风来划分的。但是如果按照历史的主线来划分，白居易和李商隐属于一个时代——中唐。
从二十四史以朝代命名就不难看出，历史的主线是政治史。自从有了国家，有了政权，几乎所有文明的历史主线都是一部政治史，虽然各个领域都有自己专门的历史记载，但无论是如何记载的，在编写时都离不开政治史这条主线。每个领域的历史都有其特点，我们也在高中学过这个道理，这就是唯物辩证法讲到的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原理。那为什么政治史上会把这一段早期的晚唐诗的出现作为中唐诗来定义呢？我们要从头来看唐代的政治史和文学史的划分才能真正地去理解它们的不同。
（2）政治史和文学史的时代对比
唐代政治史和文学史一般都是按照不同特点分为四个阶段：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我们将政治史与文学史上的时期一一作比较：
政治史的初唐：从唐高祖武德元年到唐高宗永徽元年，先后经历了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初年三个时期。这个阶段的政治事件主要包括李渊称帝、玄武门之变、击败东西突厥、贞观之治等。
在文学史上，初唐的概念要比政治史上初唐的概念早了近60年，从唐高祖武德元年到唐玄宗先天元年，从由齐梁“宫体”发展而来的初唐“上官体”开始，诗坛经历了“初唐四杰”、王绩、“文章四友”等革新，再到“沈宋体”将五律定型，再到近体诗的出现（指七律开始定型），再经过“燕许大手笔”、诗骨陈子昂的贡献，基本完成了近体诗格律的定型、内容的丰富，并进一步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为盛唐诗坛的繁荣做好了前期准备工作。
政治史上的盛唐是从唐高宗永徽元年到唐穆宗长庆元年，这个时代同时是大唐风起云涌的时代。一方面是大唐开疆拓土，四夷宾服，国库廪实，生民富庶；另一方面是政变频发，皇室内乱。在唐玄宗天宝后期的昏聩后，大唐从顶点开始走下坡路，直到引发改变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件——安史之乱。如此看来白居易笔下的“开元一株柳，长庆二年春”才是政治史中唐的第一年。
政治史上的盛唐事实上应该分为两个历史时期，其分界点就是天宝十四载，其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来自东北地区的叛乱，也是影响大唐命运甚至世界政治格局的事件——安史之乱的爆发。
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大唐有治有乱，治在对外关系中的表现是使四夷宾服，对内则是使大唐百姓安居乐业。但乱象集中在官场，尤其是宫廷内部，宫中政变频发——唐高宗的永徽之治后，先是出现了武周代唐，而后接连发生神龙政变、唐隆政变、先天政变，直到先天政变唐玄宗铲除了太平公主的势力后，李唐的皇族内部政变斗争才告一段落。
在公元713年，唐玄宗改元为开元。在姚崇、宋璟等贤相的努力下，明主李隆基励精图治，开创了为后人称道的“开元盛世”。开元十三年，以李隆基封禅泰山为标志，大唐的盛世到达了顶峰，这意味着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的到来。此时，大唐行政疆域极为广大，共分为十六道，三百二十八州，这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时期之一，大唐的骑兵可东至辽东、西跨葱岭、南下南诏、北抵大漠。
然而到了开元后期，唐玄宗逐渐开始怠政，任用奸相李林甫、杨国忠后，致使天宝后期乱象频出。同时，在对外军事上大唐也屡遭败绩，在此期间，杨国忠为立功，遣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开启边衅，讨伐南诏。结果是六万大军尽丧，鲜于仲通“仅以身免”，杜甫在《兵车行》中记载此战时感叹道：“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名将高仙芝在与阿拉伯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爆发的怛罗斯之战中战败，大唐在西域的影响力开始削弱。同时大唐的内部也出现了危机，唐玄宗沉溺享乐而不理朝政，李林甫和杨国忠两个奸相任人唯亲，扰乱朝政。盛世已经出现危机，朝廷内部摇摇欲坠，而外部危机也已开始显现。长期与吐蕃的战争严重消耗了国力，加之玄宗后期盲目给予北方边将权力，尤其是安禄山掌握了三镇军政财权，拥兵十数万，重用胡将和给予边将近乎绝对的权力造成了军事上的枝强干弱，一场足以毁灭大唐的危机也行将到来。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这不仅是大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更改变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安史之乱持续八年，安禄山三十日克东都，天宝三大名将全部陨落，天子不能守两都，诸侯不能安九牧，玄宗惶惶逃亡蜀地，肃宗灵武匆匆即位登高一呼。虽然安禄山、史思明先后被其子所杀，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也最终被平定，但是永徽之治和开元盛世却再也回不去了。大唐开始进入内有宦官专权、外有藩镇割据的时期。
肃宗时期，大唐出现了第一次宦官专权的现象。玄宗时期，高力士虽然深受皇帝信任，太子称兄，宰辅称翁，但其进退有节，且忠于玄宗。第一个专权的唐朝太监是敢对唐太宗说“大家（指代皇帝）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的李辅国。
李辅国名字起得霸气，但当一个宦官开始辅国的时候，这个国家也真的是摇摇欲坠了。唐代宦官专权起点就很高，远远超过东汉和明朝，具体表现就是唐朝的宦官把持了皇帝的废立。他在肃宗去世后联合另一个宦官（程元振）杀死张皇后而拥立代宗，而唐代宗也成为大唐历史上第一个由宦官拥立的皇帝。
外有节度使尾大不掉，内有宦官把持朝政的时代在大唐朝廷揭开序幕。但是从代宗开始，一直到宪宗，李唐王室血统的骄傲让后世子孙们无不竭尽全力地去改变，他们想努力再回到盛唐的光景。在代宗年间，随着史朝义被杀，祸害大唐数年的安史之乱终结。代宗虽然力图改革，先后灭李辅国、罢黜程元振，但安史之乱带来的后遗症——河朔割据，以及对外战事的失利——吐蕃攻下长安，仆固怀恩叛唐，河北节度使不断叛乱等依旧让他心力交瘁。
代宗去世后，德宗即位，德宗前期有比较清明的改革政策，比如任用杨炎为相改革税赋，分置兵权，罢黜宦官。对内改革刚刚开始，藩镇屡次叛乱，李希烈称帝，泾原军哗变，德宗出逃奉天，后又有淮西节度使叛乱，吐蕃攻陷北庭都护府。德宗开始重用宦官，宦官掌握神策军成为制度，同时宫市出现，宦官为宫市使，宦官开始染指军权和财权。继位的顺宗在上任后立刻开展永贞革新，谋夺宦官兵权，未成，继位不到八月，在宦官的逼迫下将皇位禅让给太子，史称永贞内禅，唐顺宗成为第一个被宦官废掉的皇帝。
宪宗即位后，任用武元衡、裴度为相，沿用了永贞革新的成果，实现了元和中兴。但藩镇割据势力进一步扩大，从阳奉阴违到了公然对抗。元和九年，淮西吴元济叛乱，次年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刺客在长安上朝途中公然刺杀，副相裴度被刺伤，百官数十日不敢上朝，而武元衡成为唐代第一位被节度使刺杀的宰相。后来虽淮西平定，李师道授首，藩镇割据暂时平定，但是盛唐后期却是危机四伏。唐宪宗晚年昏聩，开始求长生，迎佛骨而服丹药。元和十五年，唐宪宗被宦官杀害，成了第一个被宦官杀害的大唐皇帝。至此，盛唐时期正式落下帷幕。
文学史上的盛唐比政治史上的盛唐要短得多，其从开元元年至大历元年，基本上是在唐玄宗五十年太平天子期间——李商隐《马嵬·其二》中的“如何四纪为天子”讲的就是这段历史。相比盛唐的政治史，盛唐的文学史也是轰轰烈烈的，就拿文学史上盛唐开始的这一年来说，这头一年，就有一件大事发生，那就是杜闲的儿子出生。他就是历史上被誉为“诗圣”和“江西诗派之祖”的杜甫，所以我们可以说杜甫是一个完全生活在盛唐的诗人。这或许就是他的使命，是天地让诗圣坠入人间，用诗来记录这个中国古代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同时也记录下这个时代幻灭的过程。
“五十年间似反掌”，五十年后“诗圣”在他的诗中如此总结这个时代的变化。这个阶段的唐诗到达第一个顶峰，除了天上的“谪仙人”和地上用诗记录盛唐的“诗圣”，将笔墨泼洒于边塞战场的高适、岑参和“七绝圣手”王昌龄，寄情于山水田园的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及以一句“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揭开盛唐气象的王湾，这不仅是大唐的盛世，更是诗家的盛世，从此，唐诗成为中国诗歌史甚至中国文学史上的顶峰。
（3）颓唐的中唐——晚唐诗史的开端
前面铺垫了不少初唐和盛唐的政治史和文学史，和晚唐诗词有关的线索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了。我们要讲的中唐的历史就是这一段了，还是从政治史先讲。
中唐是从唐穆宗长庆元年到唐僖宗乾符二年这一时期，这个时期覆盖了文学史上中唐诗的后期和晚唐诗的前期。从穆宗登基到黄巢起义，这五十多年的时间中大唐先后经历了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和僖宗等七位皇帝。唐朝中后期最著名的历史事件“牛李党争”就是这段历史时期的开端，牛僧孺与李德裕生隙，造成大唐朝野长期相互倾轧，牛进则李出，李进则牛出，历时五朝。
但李、牛二人却都不能用奸臣来形容，两人的为人都很正直，且才气与理政能力堪称能臣典范，在朝一方为抑制藩镇和限制宦官权力立下大功，在野一方为当地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两人的历史评价也都极高。大诗人李商隐评价李德裕：万古良相，一代高士。范仲淹称其：有相之功，义不朽也。牛僧孺也以执法不阿、为官正派、不纳贿赂而闻名，穆宗议论宰相人选时曾言：“首可僧孺之名。”
但就是这么两个人，却开启了大唐历史上最旷日持久的士大夫党争，牛李两党相互攻讦，相互倾轧，相互拆台，让力图恢复盛世的大唐的庙堂更加混乱。有人说牛、李若能和平相处，精诚合作，则如贞观时期的“房杜”和开元年间的“姚宋”。大唐也更有机会回到盛世，但是这种假设在中唐的政治环境下也只能是假设。
两党相争的表面原因是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与李宗闵、牛僧孺之间的恩怨，为什么要把牛党中的李宗闵放在前面？因为牛党的实际党魁是李宗闵，牛李党争的实质是二李党争。另有一种说法是李德裕一人和李宗闵一党之间的斗争。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党争中牛党的李宗闵、牛僧孺、杨嗣复、令狐楚、白敏中等人都担任过宰相，而所谓的李德裕党，担任过宰辅的不多，除了李德裕就是郑覃。但是根据史料，郑覃未必是李党，其只是与为牛党的杨嗣复政见不和，只是曾为李德裕举荐。
牛李党争表面上是两派势力的政治意见不同，实则是地主阶级中新起庶族与旧勋士族的最后一次较量。李德裕出自赵郡李氏一族，为士族代表，而牛党人士为唐代科举制后得益的庶族。经过隋、初唐和盛唐，庶族在科举制选官制度下登上政治舞台并发挥重要作用，而原本在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有先天优势的士族却逐渐衰败——正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到了中唐时期，庶族阶层为相已经成了很正常的现象。就如选官制度的科举制代替以九品中正制为代表的察举制要经历必要的历史进程。庶族代替士族成为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同样需要两个阶层的角力，而这种角力自南朝刘宋时代就已经开始，到了隋代科举制的出现进入了决战前夕。
牛李党争正是在士族和庶族政治斗争发展的背景下必然出现的历史事件，但这一角力的出现对于本就已经内忧外患的大唐来说实在是一个悲剧。这场斗争带来的结果是，让本就受到节度使和宦官打压的士大夫集团分裂且产生内耗，让士大夫阶层内部的争权夺利贯穿了整个中唐，让李唐每一次恢复盛世的尝试和努力都付诸东流。这使得恢复盛唐不成，反倒迎来了更加混乱的晚唐。
（4）俗与怪——两条路的中唐诗风
再看文学史上的中唐，其是从大历元年到唐文宗太和九年，在这一期间先后出现了诗风朴实的但有名句无名篇的“大历十才子”，出现了承接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派“韦柳”，以“元白”为核心的新乐府运动开始兴起，“韩孟诗派”也开始对盛唐诗的传承和改革贡献力量。
德宗时期，为矫正大历年间唐诗文体的平弱肤浅，出现了分走两条路的诗坛改革派。一派是以元稹、白居易、李绅、刘禹锡为代表的通俗派，其核心人物就是白居易。因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白居易与元稹并称“元白”；因多闲适诗和讽喻诗，白居易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成诗后先读与老妪，其诗之通俗，提升了中唐诗的普适性。“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可见白诗之通俗性；“一语天然万古新”是对白诗语言风格的总结；“并州未是风流域，五百年中一乐天”是元好问对白居易的评价，评价之高，显而易见。即便是对元和体多有微词，曾有“元轻白俗”之论的苏轼，在晚年也以白居易自比，且对白居易晚年的闲适诗有极高评价。
诗的另一个改革方向则是由同一时期的孟郊、韩愈来主导的，其代表还有李贺、卢仝、贾岛等人，史称“韩孟诗派”。“韩孟诗派”的精神内核与“元白”新乐府的相似，“元白”主张“歌诗合为事而作”,“韩孟诗派”主张“不平则鸣”。总体来说，二者在思想上和技法上对盛唐“李杜”诗风进行了承袭和总结，但“韩孟诗派”的语言风格，尤其是语言审美与浅显通俗的新乐府完全不同。前者主张苦吟抒愤，重视内心世界，在语言上标新立异，不用陈言，于是形成了奇崛险怪的诗风。
“元白”的通俗和“韩孟”的雄奇，一扫大历诗坛的颓境，让中唐诗走出了盛唐诗的阴影，让中唐诗有了自己的特点和时代特色，也让中唐时期涌现出一批在古代文学史上留下盛名的诗人和大量不朽的名篇佳作。
（5）远贬的宰相之才——“刘柳”
除了“元白”和“韩孟”，中唐另一对重要的诗人就是刘禹锡和柳宗元组成的“刘柳”组合。比起其他诗人组合，这一组合在中唐的政坛上似乎更加负有盛名。说到“刘柳”，自然要提到永贞革新，在唐顺宗还在太子位时，其东宫的两个弄臣——王叔文和王伾开始策划顺宗登基后的政策和权力的再次分配事宜。
历史上人们对王叔文和王伾的评价普遍不高。王叔文是翰林供奉、太子侍读，其“以棋待诏”。唐代的翰林院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翰林学士，是皇帝的高参团队；另一类就是翰林供奉，主要功能是陪皇帝玩耍。王叔文就是陪东宫下棋的供奉。王叔文不过初通文墨，但为人自负狂傲。在顺宗登基后，作为翰林学士，王叔文可随意出入宫禁，左右朝政决策，当时被朝臣称为内相。王叔文不知规矩，对时任宰相的韦执谊呼来唤去，将其视为起草文章的秘书而已。同时，王叔文自身的江湖义气浓重，在朝廷上公然结党，与王伾、刘禹锡、柳宗元、韩泰等结为生死之交，还和大臣们拜了把兄弟，做派很像江湖游侠。
再看王伾，他的所作所为更是令人不齿，在当时他以广泛收受贿赂而著称。在王伾家里的庭院里，专门放了一个没有门的大石头柜子，上面钻了一个洞，可以往里面放入金银珠宝，他专门用这个石头柜子来收受贿赂。更厉害的是，他和妻子生怕这个石头柜子被贼人偷走，两个人还制定了值班看守制度，他俩每天轮流值班，就睡在石头柜子上面。王伾的这个发明创造有点儿像我们今天的储蓄罐，这真是妥妥的守财奴。
“二王”虽然或专横跋扈或腐败无能，但在人才善用和青年才俊的奖掖上做得还不错。比如重用刘禹锡、柳宗元和韩泰等人，制定新朝国策，涵盖抑制藩镇、整顿吏治、理顺财政、夺取宦官兵权等多个方面，其施政设想和目的更是直指大唐时弊，且切中要害。所以后来在继任者唐宪宗的时代，永贞诸君所制定的这些政策得到了强力推行，结果是宦官收手，藩镇服膺，大唐也迎来了“元和中兴”。
但是此时的“改革领袖”——“二王”太过嚣张，他们的政策推行得过于急躁，引起了宦官权力集团的强烈不满。宦官集团利用顺宗身体多病、几乎不能视事的弱点，通过宦官俱文珍的策划，让顺宗立李纯为太子（永贞内禅）。
永贞内禅直接使得“二王”主导的永贞革新失败，与此同时，影响更大的后果出现，这就是中唐时期重大的政治事件——“二王八司马”事件。王叔文被杀，王伾在贬谪的路上病死，八位朝廷重臣被流放到边州，成为低阶官员，这其中就有大诗人刘禹锡和柳宗元。刘禹锡踏上了“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的道路。他的伙伴柳宗元，在遭到第一次贬谪时便失去了母亲，在第二次贬谪中则永远地留在了柳州，没能活着回到长安。
刘禹锡曾写下《听旧宫人穆氏唱歌》来回忆当时参与永贞革新的同僚们：
曾随织女渡天河，记得云间第一歌。
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
故交多寂寞零落，自身老而无成，诗人感慨万千，其悲怀之情可谓溢于言表。诗中的“贞元”指的是唐德宗最后一个年号，也是永贞改革开始谋划的时期。如今朝廷的政策均出自永贞革新，不知道如果当时改革的人们都还活着，看着自己呕心沥血的理政思想成就了他人的功名事业，会是怎样的心情。刘禹锡除了感慨自身之外，面对元和中兴心情也是复杂的。他高兴于国家的复兴，感慨于自身的悲哀。明明怀揣宰相之才，却屡迁低阶，辗转边州，归来之后却年事已高，只能做一些闲散的高职。
“诗称国手徒能尔，命压人头不奈何”，永贞革新的失败并不是没有贡献的。其中的贡献之一，就是为中唐贡献了两位风格迥然的伟大诗人。一位是越挫越勇的诗豪刘禹锡，两游玄都观作诗，让他那锤不烂的铜豌豆性格人尽皆知，这也深刻影响了中唐以后讽刺诗的风格。
另一位则是找到了人生哲学的退路和出口，继承了王维和孟浩然衣钵的柳宗元，从“独钓寒江雪”到“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他与政治、与人生、与世界达成了妥协。他唯一挂念的便是他的好朋友刘禹锡，第二次分手之时，他说“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柳宗元《重别梦得》）。柳宗元没有想到这次分开，居然是二人的永别。即便这两位诗作风格并不相似，两位诗人的性格也全然不同，但是今天的我们仍然把他们并称为“刘柳”。史学家或许说是因为政治上的关系，但我觉得他们二人不可分开更是因为这段高山流水一样的友情。
“大历”“元白”“韩孟”等中唐诗人，在自觉继承“李杜”诗篇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风格的同时，为唐诗继续攀登高峰做好了准备，奠定了基础。在唐文宗大和年间，随着新风格、新流派诗人开始崭露头角，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个诗的高峰行将到来。
（6）外患内忧：藩镇如外虏，宦官鼠变虎
唐文宗大和九年，这是中唐文学史的最后一年，也是晚唐诗的元年。在这一年，大唐历史又一次发生了转折，遗憾的是这次转折并不是向着积极的方向转变，而是以更快的速度滑落到灭亡的深渊。这次转折中的关键事件就是甘露之变。
此时的大唐，虽然安史之乱最终被平定，伪燕最后一个皇帝史朝义授首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可当年安史旧部所掌握的河北之地割据已成定局，仆固怀恩叛乱、蜀中刘辟叛乱后，无数个藩镇割据，名曰藩镇，实际为一个又一个的独立诸侯。他们动辄反叛朝廷，而大唐朝廷也无力对藩镇进行有效的控制，只能倚重其他藩镇来平叛。而后平叛的藩镇再坐大，从而使得天宝后期的强枝弱干的军事形势变得更加严重，甚至朝廷要通过公主外嫁藩镇来与节度使维持关系。李商隐在《寿安公主出降》中讽刺道“事等和强虏，恩殊睦本枝。四郊多垒在，此礼恐无时”，此后的节度使的骄狂就更加显露无遗了，在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后，其子吴元济自任节度使留后发动叛乱。淮西之乱的爆发让朝廷头疼，而平卢节度使李师道表面上服从朝廷，实际上暗中帮助淮西。他派人将着力于削藩的当朝宰相武元衡当街刺杀。这一事件，标志着藩镇的彻底失控，也为绞死大唐的白绫系上了第一个结。
权归臣兮鼠变虎——宦官专权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代宗时期，第一个宰相宦官粉墨登场，第一个宦官封为异姓王，皇权暗弱，为剪除威胁到皇权的权宦，皇帝也不得不依靠新的宦官，从而给宦官更多的封赏。宦官的权力一任超过一任，到了代宗剪除鱼朝恩时，已经不能像剪除李辅国时那样以明令来罢黜，而只能靠密谋。宦官反奴为主，这为绞死大唐的白绫系上了第二个结。我们可以通过唐诗来看看第一个被宦官杀死的皇帝——宪宗元和年间宦官的权势。
宿紫阁山北村
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
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
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
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
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
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
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
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
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
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
这是一首新乐府运动中具有代表性的讽刺诗，叙事完整而且通俗易懂。诗的大意是：小官吏白居易早上起来去爬山游玩，晚上来到山下的村子投宿。到了村子后，村老看到来了一位官员非常开心，拿出酒准备晚上好好喝上几杯。可还没等他们开喝，就有大兵闯了进来，他们丝毫不把官身的白居易放在眼里，当场就抢了他的酒和餐食。主人呢？他一看当官的都搞不定这些人，于是躲到后面不再敢言语。
抢了酒菜之后，这伙大兵又借为皇家修筑宫殿的名义，砍了主人家种了三十多年的大树。这些人巧取豪夺的样子，让我们想起了白居易的另一首讽刺宫市的诗——《卖炭翁》。“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自己已经如此可怜了，最后却将“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宫市的宦官和本诗中的“采造家”一样，都是在明抢百姓的东西。
《卖炭翁》中是皇家的公使，那这里的暴卒是什么人呢？“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这里我们可以得知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是这些暴卒居然是皇帝的戍卫部队中的成员，也就是属于禁卫军，可见禁卫军军纪已经败坏到什么程度了。第二个信息是他们是“采造家”，也就是说他们承担了为皇家修筑宫殿、庙宇、陵墓和纪念碑的采买工作，军队不再是纯粹的军队，而是去做兼职了，这样的部队打仗肯定是不行了。那他们就只能去抢老百姓了吗？诗的最后一句解释了上面两个信息出现的原因——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这句话是从诗人自己的口中说出来的，诗人的目的在于劝诫主人，千万不要乱说话，不然会惹出麻烦来，因为中尉，也就是带领这些人的宦官正受皇帝的信任和宠爱。
我们在这里又可以得到两个信息，第一个是禁卫军的兵权掌握在宦官手里。在德宗时，兵变爆发，他不得不逃离长安。再次回到长安后，德宗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均由宦官来担任。从这时起到大唐灭亡前夕，神策军就一直掌握在宦官手中了。第二个是皇帝对宦官更加信任。在元和年间，宪宗重用宦官吐突承璀，他不但是神策军中尉，而且兼任与藩镇对抗的各路军的统帅。白居易此诗深刻地揭露了中唐时期的宦官专权的弊端，同时将乱象的矛头对准了重用宦官的皇帝。讲甘露之变前，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上述两件事情呢？因为这与晚唐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事件的发生和善后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7）甘露之变——蚜虫粪便引发的血案
甘露——古代帝王追寻的一种神药，传说为天降之物，饮后能延年益寿，被称作神灵之精，仁瑞之泽。汉武帝曾为祈祷甘露降世而兴土木，在建章宫外建承露盘。这就是卢照邻在《长安古意》中描述的“汉帝金茎云外直”，而李商隐曾讽刺过甘露延年这一荒唐之事，作诗《汉宫词》:“青雀西飞竟未回，君王长在集灵台。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李商隐通过该诗讽刺了君王着意求仙而不礼贤的行为。
天降甘露在古代被称作盛世祥瑞，不少帝王都祈求天降甘露，汉宣帝甚至将自己的年号改为了甘露。就在唐文宗大和九年，唐文宗接到左金吾卫大将韩约的奏报：“昨夜左金吾卫后院的石榴树上发现甘露，此为天降之祥瑞。”已经走了这么多年下坡路的李唐王朝忽然现此祥瑞，宰相首先率领百官向文宗庆贺，并邀请皇帝亲临观露。文宗同意，于是摆驾含元殿，先令李训等朝臣前往察看。李训回来之后向皇帝报告：“这不像是真正的甘露，不可匆忙宣布，以防引起天下官民笑话。”让宦官去鉴别一下吧，于是文宗令韩约带着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和右神策军中尉鱼弘志去探个究竟。
这就奇怪了，韩约发现甘露了，李训说不像甘露，这个李训原本也是个媚上的小人，而现在发现了甘露他想到的不是去拍皇帝的马屁，山呼万岁地说两句吉祥话，而是一反常态地提出质疑。文宗本人已到含元殿，为何不移驾亲自去看，反而派两个近侍宦官去看，这实在是太反常了。对于这种反常，只能用一个词来解释，那就是阴谋。
这个“阴谋”的制定，要追溯到文宗登基时。当时，唐敬宗被宦官刘克明杀死，成了第二个被宦官杀害的李唐皇帝，唐文宗（当时的江王）被宦官王守澄拥立为皇帝。这位文宗与昏聩贪玩的敬宗不同，很有复兴图强的想法。虽然他为宦官所立，但他一直在努力剪除宦官势力，力图恢复太宗和玄宗的威风。大唐文宗朝的前九年，是皇帝和宦官斗争的九年。在大和二年的“贤良方正”科举考试中，进士刘蕡针对宦官之祸慷慨陈词，考策官嗟叹佩服，因惧宦官而未加以录用。当时，朝野一片哗然，然而刚即位的唐文宗无力援手。大和五年，文宗与宰相宋申锡商议，密谋除掉宦官王守澄。事情败露，宋申锡被迫罢相，从此宦官势力更加横行。可以说在前几次的试探性进攻中，剪除宦官的尝试都没有达到效果。
不过文宗还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让君子与宦官斗，似乎没有胜算，于是文宗开始病急乱投医——用起了小人。于是他错误地选择了两个帮手：郑注和李训。
郑注，时任太仆卿，为当时第一权宦王守澄所看重。李训，翰林侍讲学士，因替他干爹李逢吉求恢复宰相之职而贿赂郑注，被郑注引荐给王守澄。这两个人本来是宦官集团的牛马。王守澄为了进一步控制皇帝，于是将善于炼丹药的郑注和会讲《周易》、善于解梦的李训引荐给皇帝，利用两人研究旁门左道的能力，让文宗在昏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但不成想文宗却是个初心依然的皇帝，其对祖父和兄长被宦官杀害耿耿于怀，对宦官掌握大权极为不满。李训和郑注敏感地察觉到了皇帝的想法。于是两人立马翻脸不认人，背叛了举荐他们的王守澄，当着皇帝的面痛陈宦官之祸。文宗大为感动，马上以实情相告，两人遂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进行了一场皇权与宦官的豪赌。
此刻朝堂上，牛李党争进入白热化阶段，裴度欲推荐李德裕为相，牛党依附宦官集团，赶走了李德裕，从而让李宗闵和牛僧孺为相，十年间牛、李两党均四进四出。李训、郑注在将矛头对准宦官之前，先拿牛、李两党的士大夫练起手来。他们先是将李德裕罢相，让其从节度使到太子宾客再到袁州长史，一贬再贬。与此同时，为李德裕说话的宰相路隋也被贬出长安，李党在大和九年率先偃旗息鼓了。
牛党觉得投靠宦官这步走对了，可是牛党也别开心得太早，李训和郑注两位新贵紧接着就开始为牛党官员们设计更合理的“出游”路线了。他们通过造谣将矛头对准李宗闵的亲信京兆尹杨虞卿，不久李宗闵就因连坐而被罢相外贬，最后被贬为潮州司户，这个级别和距离还不如先走的李德裕。持续了近十年的牛李党争，在两个小人的阴谋下竟然告一段落了。两人也因此一路扶摇直上，变本加厉，不管是牛李党官员还是无朋党的官员，只要不是他们的人就全部被贬出朝廷。
党争风波暂歇，李、郑二人又将矛头对准了宦官集团。似乎对付宦官要比读书人难一些，因为他们和李、郑二人一样，全无廉耻，不择手段。与朝堂激烈的党争相同，宦官界也不是铁板一块，李训和郑注利用宦官仇士良、鱼弘志和王守澄的矛盾，对宦官内部进行分化，同时许以仇士良重要官职，如擢升其为左神策军中尉。皇帝为了恢复皇权，李训、郑注为了出将入相，仇士良为了取而代之，三方力量均已准备完毕，他们对权宦王守澄发起了挑战。
在挑战王守澄之前，李训和郑注将另外三个权宦——左神策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及王践言流放，并在途中将他们杀死，而后提出“先灭宦官、再收复河湟、最后荡平藩镇”的三步走的宏伟蓝图。为向文宗纳投名状，他们先将杀害宪宗的宦官襄阳监军陈弘志杖杀，而后将矛头指向了恩人王守澄。他们先夺取了王守澄的禁军兵权，而后将其改任，再将其鸩杀，而后宣布王守澄因病而亡，并追赠其为扬州大都督。主持三次废立的一代权宦就此落幕，但是王守澄绝对不是大唐最后一个权宦。
剪除王守澄后，李训、郑注计划在王守澄的葬礼上消灭全部宦官。除掉王守澄后，李训拜相，郑注建节，两人似乎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文宗似乎也看到了扭转家奴反客为主局面的曙光。但此时李训、郑注二人的关系却发生了变化。
李训为邀功，不顾此前与郑注商量的在王守澄下葬时铲除所有宦官的计划，提前策划并发动了甘露之变，并将矛头指向了郑注。但临时起意的甘露之变却因李训的利令智昏而以失败告终。纵观整个甘露之变，从策划者李训到执行者韩约，策划不周，不引外援，协调失当，选人不当，所以失败似乎也并不出人意料。
甘露之变的失败，使得唐文宗彻底失去了皇帝的权威，标志着历史上第二个宦官专权时代的到来。这不是李唐子孙恢复盛唐的最后一次努力，但是通过这次努力所有人都认清了一个事实：大唐的颓败已经积重难返，回到盛世只能是在梦里出现了。还不止于此，甘露之变无论是在政治史上还是在文学史上始终都绕不过去的。政治史上，唐文宗从此被宦官软禁欺凌，宰相王涯阖族被灭，李训、郑注、韩约等人被杀。对于甘露之变造成的结果，《资治通鉴》上如是记载：“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甘露之变的失败使得文宗和朝臣在大和年间所有的抑制宦官权力的努力付诸东流，还造成了宦官势力严重反弹的不良后果。
就唐文宗为重振皇权而与李训、郑注合作而言，甘露之变是当时的无奈选择。李训和郑注本就是奸佞，他们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除掉王守澄，如能到此为止，文宗一朝对宦官家奴权力的限制无疑是成功的。但是李训利令智昏，提前策划并发动甘露之变，而此举皇帝并不完全知情。没有可靠的外援，朝臣不知，内部准备不充分，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动政变，李训完全没把肃宗年间就已经形成气候的宦官势力放在眼里。在这次事变后，文坛也发生了巨变，晚唐诗史上群星将璀璨登场。
（8）甘露之后——且看“小李杜”
为什么甘露之变这一年成了晚唐诗的元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这场事变之后，几位重要的中唐诗人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或在此前不久因病而亡——元稹、韩愈、李贺、柳宗元，或在这次失败中被杀——王涯、卢仝（卢照邻后裔，有茶仙之称，白身，因甘露之变后居王涯府上被杀），或在事变之后在诗坛上只剩下传说——白居易、刘禹锡。此时的白居易不再是豪气干云左拾遗了，而是经历人生蹉跎之后，成了善于蛰伏的明哲保身之人了。
这次事变之后晚唐诗中两位最重要的诗人登上了中国文学史的舞台，这两位诗人便是李商隐和杜牧。说来杜牧和李商隐的关系与李白和杜甫的关系特别相像。下面主要谈谈两人的诗风。
杜牧诗风飘逸，有贵族之气，文辞清丽，情致跌宕，刚劲且雄姿英发，华丽有俊爽之风，峭健而有风华。这不就是“谪仙人”李白的诗风吗？所以称杜牧的诗风似太白诗风。
李商隐呢？未读过李商隐诗集的人，所知道的大多是来源于《红楼梦》中林黛玉提到的“李义山之隐僻”，但是李商隐作为晚唐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作绝对不止于隐晦，他的诗作追求完美，好用典故。其讽刺诗辛辣，其爱情诗缠绵，其格律精严、对仗工巧、用典别具一格。李商隐的诗深受杜甫诗影响，尤其是其成就最高的七言律诗。李白诗不可学，而杜甫诗可学，李商隐习得了杜甫诗用典的精髓，其在继承杜甫诗锤炼严谨、沉郁抑顿的同时，将“韩孟诗派”尤其是“诗鬼”李贺之险峭，将南朝“齐梁体”和“上官体”的浓艳融入其中，让自己的诗风在杜甫诗的精工基础上又增加深邈和绮丽，在杜甫诗的沉郁和伤感中又多了几分凄美。
（9）强扭的并称——赠诗不回还有谁
李商隐和杜牧的年龄差也与李白和杜甫的年龄差相同。李白大杜甫十二岁，而杜牧大李商隐十二岁。两人的际遇也与“大李杜”的际遇相似。杜牧少年得志，而后便因党争落魄，屡屡不受重用，自此寄情于山水，流连歌舞市坊。“十年一觉扬州梦”的“小杜”完全可以和“笑入胡姬酒肆中”的太白相接。李商隐更是牛李党争的受害者，如“老杜”一样一生蹭蹬，终不得重用。他徘徊于两党角力的风箱之中，牛李两党均不待见他，仕宦之路比杜牧更蹉跎，最后郁郁而终。此外两人的关系也与“大李杜”的关系类似。杜甫是李白的“粉丝”，其十余次赠诗于李白，而李白只回复了三首，其中唯一走心的便是这句：“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李商隐也曾两次写诗给杜牧：一首律诗，一首绝句。两首诗均写于杜牧担任司勋员外郎期间。
赠司勋杜十三员外
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
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字总持。
心铁已从干镆利，鬓丝休叹雪霜垂。
汉江远吊西江水，羊祜韦丹尽有碑。
杜司勋
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
对于这两首诗，李商隐颇为用心。我们先来解读律诗：这前四句是一组意思，用诗的赋和比来称赞诗坛前辈杜牧的文才。第一句看似没有什么实际含义，只是写出了杜牧的名、字和官职。第二句用赋的形式引出了杜牧的代表作品《杜秋娘诗》，并以此来夸赞其诗风如清秋一般清新、高远和典雅。
杜秋娘是一位传奇人物，喜欢古诗词的朋友应该对传说是她所作的一首诗还是很熟悉的。
金缕衣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杜秋娘本是金陵人，初为镇海军节度使李錡的爱妾，中唐时藩镇叛乱不断，镇海军叛乱被朝廷镇压，杜秋娘被作为战利品没籍入宫。按说杜秋娘所从非人，她的好日子似乎应该结束了，但是杜秋娘因能歌善舞而在入宫后受到了宪宗皇帝的喜爱。杜秋娘不但没有遭遇不幸，反而成为宫中新宠。可又过了几年，宪宗皇帝被宦官鸩杀，穆宗皇帝继位，杜秋娘已经年老色衰，不能再凭借美貌承恩，等待她的结果应该是和其他前朝宫人一样被打入冷宫。然而，杜秋娘似乎一直受到上天的眷顾，新继位的穆宗将儿子漳王交给了杜秋娘教养。时间又过了十几年，漳王长大了，杜秋娘的教养工作已经完成，她正准备过上养老的太平日子。谁知道，甘露之变爆发，漳王被废，杜秋娘也被遣返故里。历经四朝三十载，故乡沧海桑田，杜秋娘晚年过得穷困潦倒。杜牧路过金陵时采访了这位传奇女子，写下了这首通过小人物记载中唐历史变迁的代表之作。
个人认为李商隐在诗中推崇《杜秋娘诗》除了因其记载了传奇人物杜秋娘的身世之外，还因其引用了夏姬、西施、窦太后、萧后等古代女子的典故来感慨女子身世的变化无常，并且该诗又进一步引用了孔子、孟子、管仲、孙武、邓通等士人的典故，以讲人事无常，前途难以预料。这种善于引经据典的诗作风格也与李商隐本人的风格很像。杜牧的《杜秋娘诗》除了有李白飘逸之风的影子，也受到了中唐“元白”作品通俗之风和李贺作品绮丽之风的影响，叙事兼杂议论，不失为一首文学和史学佳作。
再看《赠司勋杜十三员外》这首诗的颔联，就会发现第一句诗布局的巧妙了，“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字总持”。用历经齐、梁、陈三朝的文学大家江总来作比。江总是南朝人，梁代文学大家，陈朝亡国宰相，从小在外祖家长大，杜甫有诗称“江总外家养，谢安乘兴长”。江总与杜牧一样出自名门大族，同样是年少成名，梁时因作《述怀诗》受梁武帝萧衍器重，一时名噪。陈代梁之后，他曾担任太子詹事，其潜心佛教，好文而见宠于陈后主，后来做到了宰相之位。这位宰相的主要活动，就是每日与后主、宫姬在宫中狎玩，不理政事。这也导致了南朝内不能治民，外不能御敌，最终灭亡于隋。江总也被迫迁移到了北方，晚年才回到江南终老。刘禹锡在《金陵五题·江令宅》中写道：“南朝词臣北朝客，归来唯见秦淮碧。”这首诗总结了江总的一生。唐代诗人孙元晏在怀古诗《陈·江令宅》中更是直接写出了一代才子在为官时的不作为：“不向南朝立谏名，旧居基在事分明。令人惆怅江中令，只作篇章过一生。”可见江总虽为文章大家，但终为小人之儒。
但李商隐用此比却没有一点儿贬义，李商隐的诗汲取了齐梁诗的清丽，同时唐代诗人的偶像多是南朝诗人，比如李白崇拜谢灵运和谢朓，杜甫在夸赞李白的时候也称其似庾信和鲍照。所以李商隐用江总来比杜牧，是用江总的诗才来比杜牧的诗才。
把两人的名和字进行比较，两人均是名中有字、字中有名。杜牧字牧之，江总字总持，其结构一样。这可能是李商隐开的一个玩笑，古人多认为人是可以转世的，而杜牧的名和字与江总的如出一辙，那杜司勋的今生可能就是梁代的总持转世，这同样是将两人的诗才相提并论。而且江总做到了陈朝宰相这一高度，这也暗示了诗人对杜牧未来宦海仕途的期望。这里夸的是杜牧的文采。
赞过文才，该赞他的武略了。颈联“心铁已从干镆利，鬓丝休叹雪霜垂”，这是对杜牧的一励一劝，即鼓励和劝勉。“心铁”是指杜牧心中的宝剑已经像干将和莫邪一样锋利，这里代指杜牧的兵家天赋和胸中韬略已经为朝廷所用，而后一句是劝勉其不应为年老白发而嗟叹。这首诗作于唐宣宗大中三年，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这一年，杜牧将他完成的《孙子兵法注》上呈给了朝廷。这一年李商隐三十七岁，而杜牧已经四十九岁了，杜牧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然而杜牧晚年常以年华渐去而仍不得志在诗中长吁短叹——“前年鬓生雪，今年须带霜”，可见李商隐对前辈杜牧的诗是认真读过的，所以才能写出与他的诗作呼应的鼓励和劝勉的句子。
杜牧除了是诗人，也是一位兵家，他身上流着唐代高门大族的血，“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之谚可见杜家的高贵。我们可以从盛唐王维的《少年行》里看出高门大族的有志男儿都想去边庭，通过立功而出将入相，何况是祖辈出了边塞名将的杜家。
少年行四首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
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
汉家君臣欢宴终，高议云台论战功。
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
这是一组夸赞盛唐贵族少年昂扬成长的诗歌，杜牧正是怀着这种志向刻苦研习兵法，在朝时多次上军事咨文策论且被采纳，其中的献平虏策不仅被宰相李德裕采纳，而且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刚讲过杜牧曾为《孙子兵法》作注，而他所作的注也被作为《孙子兵法》十一家注之一而流传至今，可见杜牧军事才能之高。
《赠司勋杜十三员外》最后一联的起兴，是这首诗的点睛之笔。诗人在这里提到了四个人，而且这四个人还两两相关。“羊祜韦丹尽有碑”，提到了羊祜和韦丹。“汉江远吊西江水”,“汉江”原是指西晋时的杜预，其时任襄阳太守，襄阳位于汉江之滨，所以用汉江代指杜预，这是以地名代人名。又因杜预是杜牧的远祖，所以这里的汉江又代指杜牧。“西江”，在这里可不是指河流，而是指长江中游的江南西道，简称江西。因韦丹曾任江西观察使，所以西江用来代指韦丹。汉江为何要吊西江呢？其实本诗有注解的，“时杜牧奉诏撰韦碑”。史书上说韦丹勤勉于政，爱民如子，为官一任不负圣命不负民望，皇帝特命当时最具盛名的文人杜牧来给他写碑文。立碑，还是圣命立碑，这在唐代已经是最高的荣誉了。
那为什么又提到了羊祜呢？羊祜是西晋人，与大文学家、大书法家蔡邕为表亲，与东吴的陆抗为终生对手，两人惺惺相惜，可比一时瑜亮。羊祜在死前举荐杜预继任，而羊祜在去世后，除了极尽哀荣，襄阳的百姓还为他在岘首山上立了碑——羊公碑，官员和百姓面对此碑无不落泪，杜预感怀，称此碑为垂泪碑，并远吊羊祜。那杜预为什么没有去岘山碑前祭拜呢？这是因为在羊祜死后，杜预担负了伐吴的重任，他将对羊公的思念转化为对羊公遗志的继承。
羊祜和羊公碑，在唐诗宋词中是勤政爱民的重要意象，孟浩然有诗言“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李白和苏轼也都曾用过这个典故。李商隐在诗中引用这四个人的两个典故是什么用意呢？这一来是再次彰显杜牧的文才。皇帝命杜牧为韦丹作碑文，显然是皇帝对杜牧的认可，而杜牧写的碑文也会让韦丹如羊公一样千古留名，此碑文也一定如羊公碑一样流芳百世。二来是通过引用杜牧的远祖杜预的典故，来体现杜牧“去天尺五”的高贵出身，而这正是李商隐最羡慕的，也是他最缺少的。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韦丹、杜预和羊祜都是才气纵横且立下了不世功勋的人，诗人在最后一联将杜牧的文才武略与这些人相比，是在说“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文才上的成就，您早晚都会实现，您又何必再去自怜自艾呢”？可以说，这是诗人对杜牧的最高评价，称赞他不仅能达到韦丹的高度，甚至能与杜家先祖以及闻名天下、流芳百世的羊祜在历史上并驱争先。
我们再来看这首七言绝句《杜司勋》。这是一首寄情于景的诗，李商隐在这一天登上了高楼，登高远眺却只看到了漫天风雨，可能此时的他想起了杜牧前辈的几首诗，杜牧登楼和感叹风雨的诗有哪些呢？是“独登还独下，谁念我悠悠”“百感衷来不自由，角声孤起夕阳楼”，还是“江楼呜轧角一声，微阳潋潋落寒汀”呢？这恐怕就不得而知了。但李商隐的登楼伤怀诗也是这种风格，比如“花明柳暗绕天愁，上尽重城更上楼”，再比如“迢递城高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读了杜牧的诗作后，登楼的愁情让李商隐产生了共鸣。
有了这种共鸣，李商隐就将两人的身世和官场上的际遇并到了一起来写：在漫天风雨中，短翼之燕怎么能追赶上高飞的燕群呢？李商隐入仕后一路坎坷，杜牧也是才不得其用，两人都是一身壮志难酬。
第三句和第四句，诗人对杜牧的诗做了一个整体评价：刻意伤春复伤别。在杜牧的诗中，伤春和伤别是重要内容。“自是寻春去校迟，不须惆怅怨芳时”“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是伤春；“同来不得同归去，故国逢春一寂寥”“不用凭栏苦回首，故乡七十五长亭”“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是伤别。
看来李商隐对前辈杜牧的诗作很是了解，将其总结为“伤春”和“伤别”，其实李商隐的诗何尝不是“伤春”和“伤别”呢？“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是伤春，“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是伤别，“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这不是既伤春又伤别的诗句吗？李商隐在点出杜牧诗的特点的同时，何尝不是在说自己的诗的风格啊！
最后一句“惟有人间杜司勋”，点明刻意写这两种题材的诗的，这世上只有杜牧啊！只是如此吗？李商隐在这里其实省了一句话：除了我就剩您了。这是在向杜牧委婉地表示尊重，李商隐是将杜牧视为自己的诗坛知音了。
李商隐赠给前辈杜牧的两首诗，表达了自己对杜牧的崇拜和尊重，也表达了自己对杜牧的关心和劝慰。这两首诗换来了什么结果呢？是不是如人们对“小李杜”关系的猜测那样，两人惺惺相惜，相见恨晚，又终成莫逆呢？
遗憾的是并没有。至少在杜牧的诗作中没有体现，我们在杜牧的作品中没有找到任何回复晚辈李商隐的诗句。是什么原因让杜牧没有回复呢？有人说是杜牧没有时间回，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你看长辈收到晚辈的诗，远远要比回复晚辈的诗多。孟浩然之于李白，李白之于杜甫，都是如此。杜甫给李白写的诗保存下来的就有十四首之多，如《春日忆李白》《天末怀李白》《梦李白二首》等，而李白只回复了三首，且多为不太认真的戏作。
再说回杜牧，以《赠司勋杜十三员外》来说，时杜牧任吏部司勋员外郎，吏部有天官（武周时期称天官）之称，司勋考功部门又是核心部门之一，杜牧显然不似“十年一觉扬州梦”时那般潇洒了。然而不久后杜牧又升任中书舍人，是草拟诏书旨意的官员，中书舍人是成为宰相的必经之路，这是风头无两的重要官职。同时杜牧也是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像李商隐这样给他赠诗的文人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李商隐虽已入仕，文才声名在外，但毕竟官职低微，不受杜牧重视也是理所当然。
还有一种说法：杜牧没回复是因为李商隐的两首诗触碰到了他的痛处，杜牧和李白一样，自认为有宰相之才。这里要区别对待的是，杜牧是真的有宰相之才，而李白先不说其治国理政的能力，就是从他随永王东巡来看，他的政治头脑就不太够用。杜牧之所以没有实现理想是因为牛李党争的倾轧，尤其是在武宗时期李党独大之时。杜牧少入牛僧孺幕府，被视为牛党成员，在牛李党争的波澜中浮沉，终不能得志。
杜牧和李白一样最反感别人称其为诗人，他也最不想承认自己的身份就是诗人。他和李白一样想成为“匡社稷、济天下，为万世开太平”的一代宰相。但杜牧和李白也有着不同。李白是从不走寻常路，不考科举，不寻门第，恃才放旷，以名声来获得天子青眼，以求征辟为官。李白要的升官之路也不遵循什么规则，他想要的是“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类似于春秋战国时代以前的选才方式。
杜牧不但有着高贵的出身，还积极参与科举考试，在“五十少进士”的进士科中高中，同时在考试前行卷《阿房宫赋》，获得了文坛上有名望的长者的推荐，赢得了第五名的好成绩。但是因为卷入党争而远没有达到自己仕途的预期，没有满足自己立功的渴望。
我猜是因为李商隐把他比作江总，同时一再强调他的诗才，他才感到不快，所以便没有回复李商隐的两首诗。不过我个人认为，李商隐的这两首诗虽然隐晦，却也不失含蓄蕴藉的美感。但是相对于含蓄的诗文表达，在其仕途早期，李商隐却是个锋芒毕露的人。想要了解他，就要回看他在政治事件中的表现，就要回到李商隐所在的中唐时代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事变——甘露之变。
（10）能动手就别吵吵——《重有感》
说到“小李杜”，年事是杜长于李，可为何要从李商隐写起呢？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两人当时最要紧的政治事件的密切程度了。这和当时李商隐所作的关于甘露之变的一首诗有关。
重有感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
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
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
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是在甘露之变后不久，时年李商隐二十四岁，刚刚在令狐绹的帮助下，在连续落榜两次后，终于在进士科考中第。刚刚步入仕途的李商隐有着非常直爽的性格特点，本来就对宦官弄权、欺君辱臣、滥杀无辜的行为愤慨之极，对于甘露之变后长安城“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惨状更是不能容忍。虽然人微言轻，但初为僚属的他还是义愤填膺地写下了《有感两首》，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甘露之变发生不久，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听闻宦官屠杀朝臣，毅然上疏声讨仇士良和程元振，虽然刘从谏本人也不是什么好人，但这一次却义愤填膺地在奏章中写道“臣誓以死清君侧”。当时仇士良对刘从谏是又恨又怕，恨的是不能出兵讨伐他，怕的是担心刘从谏引藩镇之兵开向长安。这一道上疏，确实也吓到了宦官集团，让文宗皇帝和南衙大臣们在仇士良的恐怖高压之下松了半口气，文宗皇帝还下旨勉其忠心。李商隐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写下了这首《重有感》。
这首诗的首联直言兵事，“玉帐牙旗”指的是军队，代刘从谏治下的昭义军部队。“得上游”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军事态势上占了优势。昭义军镇为一方雄镇，是泽、潞等州合并之后的藩镇，其下辖五州，军事实力很强。刘从谏和其父刘悟两代经营，多次出兵支援朝廷和其他藩镇。第二层含义是在“救皇帝”和“清君侧”的旗号下，昭义军获得了道德上和舆论上的支持。
“安危须共主君忧”，是讲唐文宗在甘露之变后被宦官集团控制，正处于危险中，诗人委婉地劝告刘从谏“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这样一个道理。藩镇当为朝廷藩篱，作为臣子要与主上同患难。总而言之，首联是在强调军队应当忠于国家，忠于朝廷，忠于君王。诗人在高度评价刘从谏的同时，也对禁军由宦官把持，以及其他藩镇对此无动于衷的现状表示不满。
而后，他用了两个历史典故来比喻刘从谏上疏这件事。一个是东汉凉州刺史窦融上疏请示汉光武帝刘秀讨伐隗嚣的时间，这里代指刘从谏上书声讨仇士良之事。另一个就是东晋陶侃镇压苏峻叛乱的典故。东晋时期，苏峻叛乱，占领首都建康，荆州刺史陶侃率领讨苏军队直下金陵，斩杀苏峻。如果说前一句是对刘从谏的认可，那这一句就可以看成是对刘从谏出兵的催促，甚至是略带不满和责备的敦促。既然已经像窦融一样上疏朝廷了，那么你可知道皇帝、百官和长安城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你更应该像陶侃出兵石头城一样，来解社稷和苍生之倒悬啊。
李商隐在颔联中对刘从谏的出兵戡乱寄予厚望，其原因不止上述两层含义中的“得上游”。刘从谏在甘露之变发生的三年前，为了将治所迁回潞州，主动入朝为官，在入朝为官期间被加封同平章事。这在大唐是宰相头衔，他还得到了文宗皇帝的多次褒奖和勉励，文宗称其“忠义”，而他本人也素与宰相王涯等人交好。诗人认为素有忠义之名的将领，又身兼宰相（检校司空、同平章事）的职务，看到自己交好的同僚被宦官杀害，怎么能无动于衷，不去出兵护主、清君侧、为朋友报仇呢？
颔联也体现了诗人在政治方面的不成熟。刘从谏是武人出身，并不具备士大夫的品质，另外其入朝为官也是别有所图，本意是求移封他处，获得更大的利益。当时的朝廷将他作为榜样也是希望其他藩镇效仿他，双方实则为互相利用，各有所图。然而昭义军又素有骄横之名，《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对刘从谏轻视朝廷、藐视宰相的事件均有记载。他与王涯交好，不过是在代表士大夫的南衙和代表宦官的北府之间选边站而已，他们也是相互倚重的关系。退一万步讲，如果刘从谏真的举兵入京，昭义军会不会变成东汉的西凉兵，刘从谏会不会成为大唐的董卓，这就不得而知了。
诗人在颈联二句用了比喻，将唐文宗被宦官控制比作蛟龙失去了水，以龙比皇帝在唐诗中时而会出现，比如杜甫《诸将五首》中的“龙起犹闻晋水清”。龙的日常工作就是行云布雨，它怎么会失去水呢？诗中的一个岂字表达了作者的感情，这种意思就是：这是不该发生的事儿啊，皇帝怎么会受制于宦官家奴呢？
后句中的“鹰举高秋”，是指忠臣武将应该站出来，这里特指的就是藩镇边将。这里为什么用鹰隼代忠臣良将呢？《左传》中记载：“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隼之逐鸟雀也。”春秋时臣对君无礼数，尚可诛杀，何况宦官家奴了。可是诗人期待的鹰击长空的忠臣良将，却并没有出现。没有人来诛杀宦官，救君臣百姓。为什么本不该发生的龙失水成了现实，该出现的救主鹰隼此刻却隐匿了？大唐朝廷颓败的形象被诗人无意间记在了历史的笔记本上。正如李白的名言“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这一联是诗人的愤恨和无奈的集中爆发。
正因为有蛟龙失水，无鹰隼举秋，又因为宦官的疯狂报复，禁军的抢劫杀人，眼下的长安城里不论昼夜都是一片人哭鬼号的悲惨景象。身在长安的诗人不禁仰天发问，君臣和百姓什么时候才能从宦官的恐怖政治中解放出来？宫廷和整个京城何时才能恢复正常的状态呢？诗人不但对长安众生的期望进行了呐喊，更对刘从谏出兵戡乱进行了呼唤。
这首诗很有杜甫诗作的感觉，从题目来说，拿“有感”作为诗题就源自杜甫。本诗从格律的精严、风格的沉郁顿挫、用典的严密精准、反映忧国忧民的情感等方面都承袭了杜甫诗的风格。但从李商隐后来的成就来看，这篇律诗并不能算作他的代表作品。
本诗属于李商隐早期的作品，厚重精严有余而纵横开阖不足。这也不单纯是他诗作题材的问题，李商隐年轻时的诗作，就连酬唱和艳情的作品都是工整有余而浪漫不足。比如他在酒席间即兴而作的“白足禅僧思败道，青袍御史拟休官。虽然同是将军客，不敢公然仔细看”，与他后期所作的《锦瑟》《二月二日》等诗相比，不免相形见绌。
李商隐作此诗同杜甫在安史之乱中作《杜鹃行》一样，纵然喊破了嗓子，痛到了骨髓，刘从谏也并没有出一兵一卒。不过相对其他藩镇的置之不理，刘从谏勉强对得起一个“义”字了。
在甘露之变后，大唐皇权地位继续下降，相权也进一步被宦官限制，再加上牛李党争，在这种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士大夫阶层中明哲保身者开始层出不穷，其中就有我们熟悉的已步入老年的白居易。与此同时，有许多大臣和诗人因牛李党争而被杀。那我们晚唐诗史的另一位主角杜牧此时的心情如何呢？他不但因外放入幕躲过了这场劫难，而且极有可能迎来升迁的机会。因为牛党再次入朝上位，而他的幕主和恩师是牛僧孺，他也被视为牛党中人。
刚刚中第的二十四岁的李商隐愤然地对宦官滥杀大臣的行为提出抗议，同时借助节度使刘从谏的上疏写下了这首诗。刘从谏在诏书上表达了自己的愤怒，虽然他没有进兵京城的意思，但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惮于外藩势力，打压文宗和大臣的态度有所收敛。事已至此，大唐恢复盛世的最后一次努力宣告失败。虽然有唐武宗会昌时期皇权对宦官的短暂强势，但终究也只能是回光返照，宦官牢牢控制中央政权的时代又一次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