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谶“转正”：败也儒生，成也儒生

孝道、图谶与“尧后火德”是维护东汉帝位的三大“法宝”，但作为刘秀称帝依据的图谶却得不到儒学正宗的认可。为了解决帝位“合法性”的问题，在刘秀一朝先后发生了《左传》之辩、泰山封禅和刘秀之死三大历史事件，这三件事之间有何关联？为什么说图谶“转正”，败也儒生，成也儒生？咱们来一一揭晓。

《左传》之辩：学术争端背后的权力之争

为了让孝道、图谶和“尧后火德”这三大“法宝”法力互通，刘秀想到一部著作：《左传》。建武四年（28），朝廷里掀起一场关于是否应设立《左传》博士，以加强对这一著作研究的大辩论。以博士范升为首的儒生坚决反对设立《左传》博士，并提出反对意见：

《左传》一书出自左丘明，不是孔学的正宗。之前的汉朝皇帝并不推崇此书。

《左传》不属于儒家的《五经》，研究此书不是时政的急务，且这部书存在许多错误。

虽然太史公司马迁对《左传》的评价很高，但司马迁这样做属于“违戾《五经》，谬孔子言”。

刘秀还是顶住压力设立了《左传》博士，但此举招致舆论哗然，“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随后，因为《左传》博士李封的去世，设立《左传》博士来研究《左传》的事又废止了。

读到这里，许多人会有疑问，谶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是刘秀当皇帝的法理依据；刘秀想设立《左传》博士，就是想通过对《左传》的研究，把谶纬之学纳入儒学正宗，让图谶“转正”，以增强东汉王朝帝位的“合法性”。这一点以范升为首的众多儒生不可能不知道啊。既然知道，那儒生们为什么要跟皇帝对着干？刘秀是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啊，在许多人印象中可谓“神通广大”，怎么拿这些儒生没有办法呢？

其实所谓的《左传》有问题，不过是儒生们的一个借口，他们的反对实则另有原因。

刘秀自登基以来，尊崇儒学，许多儒生因此进入仕途。但朝廷的政治空间是有限的，如果朝廷通过对《左传》一书的研究让图谶“转正”，那么谶纬之学将会成为朝廷选材的重要标准，而当时大部分的儒生并不“通晓”图谶，而研究谶纬之学的人大批地进入朝廷，将会挤压这些儒生的政治空间，并与其争夺政治资源。所以，《左传》之辩看上去是学术争端，实际上背后隐藏着政治权力和利益的斗争。

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韩歆、许淑、陈元等一批儒学之士支持刘秀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刘秀是开国皇帝，掌握着朝廷的最高权力，可以决定一个官员的仕途命运。所以，有一部分儒学之士为了自己仕途的进步，支持皇帝让图谶“转正”。

也就是说，在《左传》之辩中，无论是支持刘秀的儒生，还是反对刘秀的儒生，其出发点都是权力的诱惑。

可为什么《左传》博士李封去世之后，刘秀就废止了《左传》博士一职呢？

考量一件事情的决策，一定要站在当时历史大环境的角度去考量。《左传》之辩发生在建武四年（28），国家的形势是群雄割据，乱世争锋；而“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的现实告诉刘秀，在朝廷内部，大部分官员是反对图谶“转正”的。如果此时刘秀固执己见，继续研究《左传》，很有可能导致朝廷官员们的离心离德，甚至有的儒生可能会站到敌对阵营的一边。所以，刘秀最终废止了《左传》博士，这是其顾全大局的决策。

聊到此处，读史者就会发现一个蹊跷之处，建武四年《左传》之辩这么重要的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上怎么没有记载呢？

司马光是北宋时期的官员，他撰写《资治通鉴》是要给皇帝看的。如果刘秀是无道昏君，那还好办，他主张给图谶“转正”自然可以成为反面教材；但问题是，总的来讲刘秀是一代开国英主，北宋的皇帝要是看到《左传》之辩这段历史，也想学着搞图谶“转正”，将精通谶纬之学的人大批引入朝廷，势必会挤压包括司马光在内的深受儒家传统教育的官员的政治空间。退一步讲，司马光要是真将其写入《资治通鉴》，一旦传出去，必然会触碰到许多同僚的敏感神经，《资治通鉴》的作者恐怕就要换人了。

如果北宋皇帝在读《资治通鉴》时，看到《左传》之辩中大批儒生为了政治权力、政治利益和政治资源，站到皇帝的对立面，这可能会让宋朝皇帝对文人士大夫群体感到“寒心”，进而更可能会危及包括司马光在内的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

泰山封禅：一场为图谶正名的旷世盛典

《左传》博士废止之后，面对众多儒家学者和官员反对图谶“转正”的巨大压力，刘秀在短期内不敢有大动作，也没有想出让图谶“转正”的好办法。这事只能暂时放下。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建武三十年（54）二月，群臣建议刘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结果刘秀没同意。

在刘秀看来，虽然自己已经即位三十年了，但是国家还存在许多问题，更何况泰山封禅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但两年之后，刘秀夜读《河图会昌符》时看到一句话：“赤刘之九，会命岱宗（泰山）。”

首先，刘秀认可汉朝是火德，对应了“赤刘”；其次，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再者，岱宗指的是泰山。

这句话极大地触动了刘秀，他开始构思以图谶为依据，以泰山封禅的形式让世人认同自己帝位的“合法性”；以天命的形式让图谶、火德等理论依据得到儒学正宗的认可，从而实现图谶“转正”。

按照刘秀的诏书，梁松等人查找《河图》《洛书》中的谶文，最后以三十六件事作为依据称第九代应该举行封禅。有了这样的依据，刘秀不惜劳民伤财，继秦始皇和汉武帝之后，搞了一场盛大的泰山封禅，并于当年“起明堂、灵台、辟雍，宣布图谶于天下”。

这期间，有一段值得玩味的插曲。那就是本次泰山封禅参考汉武帝封禅的旧事，按照旧例需要准备方石。在刘秀看来，制作方石难度太大，就想用当初汉武帝封禅时用过的方石，结果梁松等人力争不可。最后，刘秀虽同意了梁松等人的意见，但让石匠在选材上不必配齐五色的石头，选用完好的青石就可以了。

从表面上看，这里有刘秀爱惜民力的因素，但如果深入思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刘秀对这次泰山封禅并不是很“虔诚”。他是在做样子给世人看，其目的不过是增强图谶的影响力。

当梁松等人力争不能用汉武帝用过的方石时，刘秀担心世人会怀疑他对封禅的“虔诚度”，为了让图谶顺利“转正”，以增强其帝位的“合法性”，他还是同意了重新制作方石，但在选材上并不是十分讲究。

由此可知，刘秀在骨子里对图谶并不是很相信。如果他真的深信，绝不会在制作方石上“偷工减料”。

刘秀之死：在儒学正宗面前，皇权也有脆弱之处

正当刘秀完成泰山封禅，宣布图谶于天下之时，有一帮人坐不住了，他们就是儒家学者和官员。此时著名的儒家学者桓谭上疏刘秀，以儒家所提倡的“仁义正道”为旗帜，认为谶文属于“奇怪虚诞之事”“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之人属于“欺惑贪邪，诖误人主”，请求刘秀摒弃图谶，“述《五经》之正义”。

刘秀看完桓谭的上疏后，史书中用了两个字“不悦”。不高兴会怎么办呢？刘秀明白，桓谭不止一个人，他背后站着一大批深受儒学教育的学者和官员；而自己作为皇帝，最有力的法宝就是皇权。现在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刘秀想的办法就是用权力来给桓谭施压，迫使其屈服。

于是，刘秀把桓谭找来开会，名义上是商量灵台建在哪里合适，实则不然。他问桓谭：“我用图谶来决定灵台的选址怎么样？”桓谭先是沉默，过了良久才说了一句：“臣不读谶。”刘秀问：“为什么？”桓谭大谈图谶不属于儒家经典。结果刘秀大怒道：“桓谭非议圣贤，无视国法，拿下去斩了！”桓谭吓得叩头流血，过了很久，这事才化解。最后，桓谭被外放为六安郡丞，病死途中。

四百年后，《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为桓谭鸣不平，称“桓谭以不善谶流亡”。其实因这件事深受打击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光武帝刘秀。我们知道，刘秀是一个处事风格很柔的人，他大怒，甚至要杀桓谭的背后，一定是动了真气。

刘秀本以为泰山封禅，“起明堂、灵台、辟雍，宣布图谶于天下”，会让儒家学者和官员们认同图谶，可桓谭让他发现自己错了，而且犯了一个不仅劳民伤财还会让天下乃至后世耻笑的大错误。曾经，在昆阳之战中，他创造过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在治国理政中，他开创了光武中兴的盛世局面；可现在，在儒生们反对图谶“转正”的巨大压力下，刘秀深切地感受到皇权的无奈。在盛怒之下，他曾想过要杀桓谭，可回过头来务实地想一想，连泰山封禅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杀了桓谭又能有什么用呢！

多年以来，刘秀一直身体不好，苦于“风眩”之症，早在建武二十年（44）那场大病时，刘秀本以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欲托身后之事。好在后来病情好转，扛过了此劫。可是十多年后，桓谭事件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泰山封禅后的第二年，也就是中元二年（57）二月，刘秀心力交瘁地走完了自己辉煌的一生，满怀着无奈离开了这个世界。

图谶“转正”：意料之外的“成也儒生”

刘秀带着图谶未能“转正”的遗憾去世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一个让其生前意想不到的情况。

《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光武善谶，及显宗（明帝）、肃宗（章帝）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

这段记载反映出一个社会现实，在东汉初年，特别是光武帝刘秀时期，许多儒家学者是没学过图谶的，比如郑兴、桓谭等人。但经过了《左传》之辩、泰山封禅等政治事件，以及郑兴、桓谭等人在政治上的失意，让许多儒生看清了政治风向。在他们看来，如果不学图谶、不懂图谶，自己在朝廷里上升的政治空间就会受限，就要靠边站。在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的诱惑下，“儒者争学图纬”，由此在东汉政坛上出现一大批既懂儒家经典又“通晓”图谶的儒家学者。

“通晓”图谶的儒家学者大量出现之后，儒学正宗不认可图谶的现象势必影响这批人的政治前途。由此，加强对《左传》一书的研究，让图谶“转正”就成了“当务之急”。

建初元年（76），儒家学者贾逵通过对《左传》的“考证”，将图谶与“尧后火德”等理论引入儒学正宗，而且贾逵的见解得到时任皇帝汉章帝的认可。

为了进一步让谶纬之学和儒家经典深度融合，建初四年（79），以讨论儒家《五经》异同的名义，汉章帝在白虎观召开了有众多大臣和儒家学者参加的会议，史称“白虎观会议”，并将讨论的内容制作成《白虎议奏》。班固、贾逵等著名学者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白虎观会议”一方面讨论儒家经典《五经》，另一方面大量引入图谶作为论断依据，将儒学与图谶融合起来。由此，刘秀费尽心力没有实现的图谶“转正”得以实现了。

大禹治水曾告诉过人们一个方法，叫作“堵不如疏”。其实，这句话可以换个说法，即许多时候对抗不如疏导。在权力运行中也存在这个方法。《左传》之辩、泰山封禅，刘秀为了让谶语“转正”，强力与儒学正宗对抗，结果搞得自己心力交瘁，含恨而终。可随着东汉王朝在知识界以图谶作为重要的选材标准日益明确，在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的“引导”下，儒生学习图谶逐渐成为热潮，进而图谶“转正”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所以，我们说东汉王朝的图谶“转正”，败也儒生，成也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