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汉文帝的忍气吞声

史家常称“文景之治”为大汉盛世奠定了物质基础。文景虽然并称，但显然，汉景帝的历史地位和他爹汉文帝比起来要低很多。汉文帝在有汉一代有着崇高的地位，去世后被尊谥为“文帝”，而在宗庙祭祀中则被列为“太宗”，这也是汉朝人对其一生德行仁政的概括。而在后世对于历代帝王的评价里，他更是被视为能做楷模的圣君。

对于一般历史爱好者来说，关于汉景帝的谈资似乎更多些，至少一场七国之乱是在他的手中平定的。而在汉文帝统治的二十余年中，好像一切都很平静，连《史记·孝文本纪》与《汉书·文帝纪》载其事迹也十分简略，有的年份甚至无事可记，给史书留下空白年代，给后人留下汉文帝无所作为的印象。

当然，这并不是汉文帝的真实形象。其实做皇帝做到出名，方法多种多样。有能打的，有能杀的，有不爱上朝的，有爱斗蛐蛐的……而汉文帝的出名，或许能用一个字概括——忍。无论是他登基之前，还是开创治世之后，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特别忍气吞声、谦恭低调的人。

因此，有人说汉文帝是天生仁德宽厚，但也有人说他只是太在乎自己的羽毛和名声，如果仔细研读他处理周勃和弟弟淮南王刘长的细节，就会发现他铁血冷酷的一面……那么，汉文帝的忍气吞声、谦恭低调真的是装出来的吗？

打娘胎里就学会了忍耐和小心翼翼

说到汉文帝的能忍，不得不说到他的母亲——薄太后。民间俗话说“儿子随娘”，薄太后，这个女人本身就不简单，是个特别能忍的人。

薄太后的故事主要记录在《史记·外戚世家》中，她父亲是苏州人，母亲则是魏国的王族之后，但薄姬却是母亲和人私通的私生女，秦末大起义后，六国遗民得到翻身，凭借王族的身份，母亲便把她嫁给了魏王豹为妻。

其实魏王豹之前的人生追求并不大，就想一直跟着刘邦。偏偏薄姬的老娘没事儿找事儿，她找了个算命先生，给薄姬相面，算命先生见了她后惊叹：此女将来要生个天子！

因为这句话，魏王豹心痒痒了：她生的儿子是天子，那我自然是天子的老子……于是，魏王豹决定自立门户，跟刘邦翻脸，结果兵败身死。算命先生说的话，他大概到死也没明白：你老婆生儿子要当天子不假，但爹不一定是你啊！

此后，薄姬作为罪臣之妇，被发配到了织室做工。有一天，刘邦偶然到织室，看到她长得还不错，于是便将她带进宫里，可一年多都没有宠幸她。还好，薄姬年轻时有两个闺密，三个人曾立下誓约说：“谁富贵了也不要把别人忘了。”后来，这两个人先后得到了刘邦的宠幸。有一次，刘邦听到这两位美人谈起当初的誓约，心中有些伤感，可怜这个薄姬，当天便临幸了她。薄姬忍气吞声这么久，只因为这一晚，便彻底改变了她个人的命运和历史的走向。《史记》上是如此描述的：“一幸生男，是为代王。其后薄姬希见高祖。”意思是说，就同宿了这么一次，便生了个男孩，这就是代王，此后薄姬几乎就没见过刘邦了。

说到底，薄姬是完全不得刘邦宠幸的，以致她的儿子刘恒，刘邦也没正眼瞧过。但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到刘邦一死，剧情就反转了。当年那些常给汉高祖侍寝而恃宠而骄的妃子如戚夫人等人，都被吕后一一给收拾了，而且手段极其毒辣，此外吕后还大肆诛杀了刘邦诸子。

此时，薄姬不被刘邦宠信反倒成了护身符，同样是独守空房多年，相似的境遇，让吕后对这对母子生出难得的恻隐之心，她甚至还坏了宫里的规矩，批准了薄姬的请求，让其去代地和儿子团聚。一块儿去的，还有薄姬的弟弟薄昭。因此，他们一家远在代地，顺利躲开了接下来宫廷的那场腥风血雨。之所以花如此笔墨来书写汉文帝刘恒的身世背景，其实想解释的就是，虽然他贵为皇子，更是一方诸侯，但是母亲的不受宠，父亲的不重视，让他几乎打娘胎里就学会了忍耐和小心翼翼。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他做任何事情一定都要三思而后行了。如果没有必成的把握，宁可忍着，引而不发，也绝不留机会和口实给任何人。

毕竟他成长在复杂残酷的宫廷斗争中，从小也没什么可依靠的政治力量。母亲作为曾经的罪臣之妇，娘家毫无根基人丁寥落，就只有一个舅舅。所以逼着刘恒凡事必须小心谨慎，绝对不敢以身犯险。

“臣立君”的政治结构极其危险

刘恒忍到自己命运的再次变化，是在公元前180年。

这一年，只手遮天十多年的吕后过世了。很快，周勃和陈平在长安策反军队，上演了一场“周勃夺军”的好戏。结果，吕后尸骨未寒，其家族就被诛杀了个干净，连吕后拥立的少帝刘弘也被废黜。这时候问题来了：吕家被打倒，刘家翻身了，可谁来当这个皇帝？

假如按“子承父业”，腥风血雨后刘邦幸存下来的皇子，只剩下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二人了。当然也可以“隔代继承”，毕竟有过汉惠帝了，即从刘家子孙第三代里选个接班人，那众望所归的只有一个——齐王刘襄。他是刘邦的长孙，又在平灭诸吕过程中，率先在山东举旗，可谓夺下首功。

但为什么偏偏是反吕过程中寸功未立的刘恒，最终享受胜利果实？

这是因为西汉初年中央朝廷的政治角逐，基本是在功臣集团和外戚集团之间展开。刘襄最终没能被选中，恰恰是因为功臣集团对其非常忌惮。刘襄亲弟弟刘章娶了吕家的长孙女，对此，功臣集团不得不防，而刘襄本人的母舅一脉驷氏是山东大族，势力根深蒂固，更以凶狠横暴著称，一旦刘襄登基，可以预见又一个吕家要登台亮相了。

而代王刘恒和母亲薄姬的无根无基，竟然再一次成为优势。以陈平和周勃为代表的功臣集团大概也觉得，那个表面上温和孱弱的皇子，上了台也好控制，于是派使者去代地，迎立刘恒去长安登基。

接下来，刘恒的表现最能说明他的性格特点。面对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刘恒没有忘乎所以。相反，他对即位之事有着很深的顾虑，对陈平、周勃等诛吕功臣充满忌惮之心。《史记·孝文本纪》中对这一段有着详细而生动的叙述。

一开始，他反复征求他人意见，后又通过占卜得天子之兆，才让舅舅薄昭去见周勃。在等到薄昭回来汇报情况属实后，才下定决心前往长安。但车至高陵时，他又让车队停下，命“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可谓步步小心。

刘恒继位住进未央宫后，连夜命令自己从代地带来的心腹，迅速掌握长安城的军事大权：“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史记·孝文本纪》）

可见，他心里很清楚：“臣立君”的政治结构是很危险的，如果没有坚实的政治基础而身居高位，随时就有被疾风暴雨侵害的隐患，所以他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放松。

他在给将军陈武的一封书信中也很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史记·律书》）从书信的措辞中，不难看出他即位初期的忧虑及对功臣集团的忌惮之心。

不动声色中改变和收拢权力

汉文帝在即位那年（前180）相继发布了《封赐周勃等诏》《益封高帝从臣诏》，极力安抚那些拥立他即位的汉高祖旧臣。三大功臣周勃、陈平分别做了左右丞相，灌婴成了太尉。他对刘姓宗族也是大力笼络，一下封了八个刘姓宗王。在国家大事上，刘恒也很知趣，虽然自己当了皇帝，但依旧夹着尾巴做人。既定成法一概不变，继续与民休息。在他即位初期，功臣们很满意，宗室们很满意，朝堂上下一片和谐。

但这种和谐只是一种假象，汉文帝只是在忍耐中巧施暗手，用温和的手法，一步步改变和收拢权力，倘若细读历史文献，你就可以窥见汉文帝铁血冷酷的一面。

面对位高权重的两大势力——宗室与功臣，刘恒首先使出了“令列侯之国”之策。原来，诸侯以及贵戚们大多居住在长安，而他们的日常开支，则由其封地千里迢迢运送到京城来。刘恒在登基后的第二年十月发布诏令，以节省开支为由，令所有驻长安的列侯返回封地，只有在朝廷担任官职的和有诏令的留下。这样做的好处是，像周勃等功臣宿将们，因此被大削羽翼，其亲信大多被调离身边，他们原本在长安盘根错节的势力，一下被打散了。

以周勃为例，此后他身为丞相，汉文帝问话，他偶有对答不当之处，甚至“汗流浃背”。而到了前元三年（前177），汉文帝免周勃丞相之位，令其率诸侯之国。而周勃在自己的封邑常怀不安，“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后周勃被人上书告发谋反，被捕入狱，得太后之助，才免于难。周勃之所以会“自畏恐诛”，是因为他对汉文帝打压旧臣的心思清清楚楚。

另外，汉文帝其实早就开始着手“削藩”了。后世通常将“推恩令”归功于汉武帝时期的主父偃，其核心思想则是由贾谊最早提出。事实上，汉文帝在贾谊上治安之策前，就有过“削诸侯封地以施恩”的成功范例。即位之初，他曾以类似的手法分齐二郡而封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分别为城阳王、济北王。此举一箭三雕，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当初打算拥立齐王刘襄为帝，只不过是多了两个王的虚名，却分而治之弱化了齐国的实力。贾谊献策之后，汉文帝更是抓住齐王无后的机会，再次将齐国一分为六，立刘肥在世的六个儿子均为王。十年以后，他的儿子汉景帝一定感激老爹的英明之举：七国之乱里，正是由于实力最强的齐国被拆分，大大降低了平叛难度。

此外，淮南王刘长叛乱被镇压，刘恒采取了看似宽容的处理，刘长的三个儿子非但没有获罪，反而承袭了父亲的爵位，但淮南国又被一分为三。

总之，汉文帝的政策，在不动声色中慢慢推行，他在位时期，地方王国膨胀的势力得到了遏制，功臣勋贵们的气焰也遭到打压，皇帝正逐渐掌握汉帝国的真正权力。

第一个明确颁布“罪己诏”的皇帝

从古至今，天下人大多称赞汉文帝仁德宽厚，是千古明君。其口碑主要源自司马迁的《史记·孝文本纪》，而司马迁对汉文帝的夸赞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俭朴；二是罢兵和亲；三是以德化民，简练刑罚。通过这一系列政策，汉朝短时间内就达到了“海内殷富，兴于礼义”的太平盛世。当然，很多学者指出，司马迁如此大力褒扬汉文帝，实是以一种“春秋笔法”对正处在崇尚奢华、频繁用兵、刑罚日盛的汉武帝时代进行的讥讽。

司马迁真的只是为了批评汉武帝而厚此薄彼吗？必须承认的是，汉文帝本人的行事风格和谦恭态度，特别是他反复强调自己做得不称职、不够好（自身不德），确实在中国古代皇帝当中是相当独特的。

比如，汉文帝刚刚即位时，就有大臣请求“早立太子”，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朕既不德”，强调自身德行不足，天下百姓还没有安居乐业，即使不能像尧、舜那样把天下禅让给贤人，但楚王、吴王、淮南王等同宗之人也可以继承帝位啊。

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汉文帝此言非常虚假。但他的确就是这种特点的人：小心翼翼，对天下人的看法很在意，很重视自身的羽毛和名声。这种谦恭和反省的态度他也确实保持了一辈子，而且常常要以诏令的形式对外发布和展示。这些诏令形成的舆论基础和政治声誉，是司马迁等后辈汉人最终想象明君汉文帝的基础。事实上，这些文书档案，也正是司马迁写《孝文本纪》的文献基础。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自然是《日食求言诏》，这也让汉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颁布“罪己诏”的皇帝。《史记·孝文本纪》记载：帝即位二年，因连续日食，于是向天下发布了《日食求言诏》。汉文帝以前的帝王，如秦始皇等人，通过诏令向天下宣示威权、发布命令，皇权不容置疑，皇帝也不可能“罪己”，而汉文帝用发布“罪己诏”的方式，接续了所谓“禹汤罪己”的政治传统，将灾异的责任揽于一身。

值得一提的是，这不仅是一封“罪己诏”，也是第一封征寻贤良的诏书，汉文帝不仅主动承担天降异象的罪责，更是向天下士人发出征召贤良的声音。这一举动无疑为他积累下了深厚的政治声望和舆论基础。

同样，影响深远的《与匈奴和亲诏》也体现了汉文帝诏令的特色，读来也颇令人动容！

汉文帝即位后也对匈奴用过几次兵，甚至动过亲征的念头，只因薄太后的力阻才没有付诸实施。但几次军事行动耗费了汉朝巨量的物资，给百姓造成了很大困扰，却并没有收获到预期效果。

最终汉文帝认识到，此时的汉王朝，经过休养生息，综合国力仅仅是恢复而已，因此还应处在一个“忍耐”时期。于是他决定继续奉行“和亲政策”，为和平发展争取时间。

诏书起首再次强调自身的不明不德，将兵事引起的四荒不宁，归罪到自己一人身上。因此“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怛惕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史记·孝文本纪》），表示为了社稷安宁，为了万民之利，才与匈奴结兄弟之义，定下和亲。

可以说，汉文帝特别擅长降低自己的皇帝权威，尝试以个体的感受去表达对百姓的关爱，这就让他的诏令情感真切、打动人心，从而让天下人更好地理解他的良苦用心。

公元前157年，五十六岁的汉文帝刘恒过世，他留下了一个军力日益强大，经济蒸蒸日上，百姓安居乐业的大汉帝国。他死前留下的遗诏，也是他给予这个王朝最重要的遗产。

这封遗诏其实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阐述他坦然感悟生死，认为死亡是自然法则，没必要遵循重死而恶生的传统。倘若他去世后，天下人为其服丧三年，将极大影响老百姓的正常生活，更反衬出他的“不德”。第二层则是这封遗诏的核心内容，也是它能成为重要遗产的关键。汉文帝没有像很多重要人物一样在遗言中只说一句“一切从简”，因为到底怎么个“简”法呢？后人不能靠自己去猜啊，所以自然“简”不下来。

汉文帝把他去世后诸多细节性的丧仪规定全写了下来：普通百姓只需服丧三日；不禁止婚嫁、祭祀、饮酒、食肉；亲属子孙应当服丧者，不需要赤脚，绖带不要过三寸，不要用丧布装饰车马和兵器；不要组织百姓在宫殿中哭丧……对于自己皇宫中没生育的妻妾，允许其全部回家，避免她们殉葬或终老冷宫的不幸。

汉文帝以一己之力改变了自周王朝以来重丧的葬礼制度，此后从西汉到东汉，所有帝王的丧礼制度都由此沿革。周礼中要服丧三年，汉文帝以日代月，只需服丧三十六日。而他对于自己的陵墓也是要求以山为坟，不再另外起坟，《史记》也记载了霸陵里所用到的器物都是瓦器，没有金银铜锡之物。

可以说，遗诏中汉文帝表现出的不仅是谦恭节俭，更是开明和大义，这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