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那些年我们正年轻
人子、人师、人父，岁月在循环，宿舍岁月，时间过得未免太快。
凶老师
显然新学期又将开始了，所以我竟然梦见踏进教室，并且，迟到，学生走了大半；惶恐万分，愧为人师，忐忑不安，致从梦中惊醒。
这阵子进出校园，从早到晚皆见年轻男女奔跑疾走，穿着统一颜色的T-shirt，喊着不太整齐的口号，是在参与O-Camp（迎新营），组爸、组妈、师兄、师姐，识途老马，带领组仔、组女、师弟、师妹探索校园生活的启蒙一课。
这类活动每年都有，今年稍为特别，所谓double-cohort（双重列队），新旧两制的中学生皆来报到，人数几乎比去年倍增，人山人海。去年早已喧哗拆天的校园如今更像年宵市场，加上远处的新大楼赶工不停，轰轰轰、砰砰砰，不知是什么机器没日没夜地在敲地锤墙，声浪令人恐怖、紧张，像在跟时间拔河竞赛，争取让城大校园以全新面貌迎接新生。
在声浪音海里出出入入，几天下来，头有点痛，于是便有噩梦，在梦中直冒冷汗，茫然不知所措，仿佛在荒野迷途，进退不得，于是更渴望回家。
记忆中，跟医生、律师约了会面时间，他们常会迟到，或，已经明明坐在办公室里了，却仍要你坐在门外等候一阵子。跟他们相比，教学工作应该算是准时的专业，上课时间到了，便踏进教室；下课铃声响了，便阖上课本。一切按照“时间表”处理，很少有偏离，偏离即突兀。
为什么？
试想想，当你走进教室，数十对，甚至数百对眼睛盯着你，即使不是盯着你，而是盯着他们手里的iPad或手机，亦有数十个，甚至数百个人头坐在你的面前，这是何等巨大的压力，你一个人迟到，甚至缺场，便是同时对不起这许多人，你敢？
更何况，为人师表有所谓身教，以身示范迟到，或缺场，其实是颇严重的“专业失德”，老师应该罚抄一百遍“我以后一定准时”，然后放到网上，供学生查验考核。
我于十八年前在美国开始教书，第一天上课，担任助教，带领导修，竟然遇上风雪挡路，汽车遭困，整整迟到四十分钟才回到教室。班上学生已走了一大半，却仍有七八个人留下。他们或许不是为了等我，而只是为了避雪，我仍感动得几乎流泪，亦同时惭愧得几乎想哭。这虽说是天灾，但自此以后，我教书，只有早到，没有迟到，当然也不会早退。一来是尽责，二来亦是因为心底曾有“伤痛阴影”，对时间的准确掌握有近乎病态的偏执。所以当学生迟到，我总不自觉地斜瞪他们一眼。先说明白，我是个凶老师，最好别来修我的课。
第一眼
学期肇始，看见大学新生的欢欣脸庞，但又在眼里隐含惶恐，于是，难免想起自己的第一天。时移世易，有些事情却宛如昨日、昨时、昨分、昨秒，记得的，你一定记得，不仅记得场景和情节，即连声音和气味亦似存在，声音在你耳朵里纠缠，气味在你鼻孔里徘徊，只要闭上眼睛，马上重回现场，仿佛你根本从来没有离开过。
那年，一九八三年八月底，我独自从香港搭机飞往台北，为的就是读大学。为了到台湾读大学，我付出了，我取舍了，我没法确定前头有些什么，但我知道如果不做这种付出和取舍，我睡不着觉，我将深感后悔。人总是后悔于放弃了的东西，不是吗？
赴台那天，一个人去机场，一个人上飞机，背着个大背囊，托运了两大箱行李。不到两小时，飞机降落机场，通关后，我搭巴士到市区，再转计程车到辅仁大学。还记得等待计程车的时候，看见路边摊卖蚵仔煎，食客们叽叽喳喳地说着闽南语，在我听来全像外文。但那股香气、那番喧闹把饥肠辘辘的我勾得口水直流。但当时无心吃食，大学啊大学，我为你而来，你亦必在心急地等我，我只愿用最快的速度跳进车厢去跟你会合。
有车子了，我坐进去，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一张字条递给司机先生，我从出生至当刻从来没有学过“台湾话”，有口难言，唯有预先把“麻烦你送我到台北县新庄市辅仁大学”写在纸上，以笔代言。司机从后视镜瞄我一眼，亲切地笑了，踏油门而去。那是我来台湾所接受到的第一个笑容，或者只是他的职业礼貌，但我心领了，永远记住。
更是永远忘不了抵达大学门前的那个镜头。
对，想象这是电影里的一幕吧，播放着缓慢的背景音乐，摄影镜头从车内往窗外拍去，计程车从桃园驶往新庄，开了大约三十分钟，一路上，市景朦胧，最后来到这个在二十八年前仍是非常简朴的小市镇。此时，音乐转急，伴随心跳，更急，更跳；更跳，更急。但忽然，音乐和心跳用最突兀的姿势停下，镜头定格，原来已到，我望见窗外竖着一块白色的石碑，上面刻着四个字：辅仁大学。
心头一震，我的眼泪掉了下来。得来不易。这是我的大学第一天，第一眼，眼中出现了“大学”两个字，从此便没离开过这个看来还似是讲道理的人间场所。
舍堂文化
开学了，感谢城大学生宿舍办事处的努力，同学们能够顺利迁入，只要申请成功的，必可“分房”，不必担心每天的交通劳累，甚或需要暂租临时居所。这阵子看学生拉着行李箱在舍堂之间快乐进出，暗暗为他们感到高兴，而他们显然不知道有许多人替他们付出了多少个熬夜加班的晚上。
开学了，宿生会在大堂设摊，谁进入舍堂都会取得一张小小的单张，被邀参加迎新营，在学期之初始，痛痛快快地玩个三天两夜，只因“来日大难”，很快踏入十月，又要做present（展示），又要赶报告，又要考笔试，课业忙得叫人喘不过气，今天不玩，还待何时？今天不玩，日后回想，说不定后悔得想哭。
开学了，不少外国学生迁入舍堂，眼神中，对这大学、这城市充满探索好奇，所以经常站在大堂跟本地学生尽兴闲聊，用不同腔调的英语交换对于世界的意见和常识，譬如说，你从哪里来，你用什么母语，懂说几句广东话，有没有去过兰桂坊，诸如此类。例牌公式的对话，却是不可缺少的对话，算是破冰，接下去的一个学期或学年，交上了朋友，来日方长，自有更深入的沟通。
开学了，内地学生都来了，而且愈来愈多。社区内除了广东话和英文，普通话亦是强势语言，尤其周末，本地生返家，内地生留守，卷舌音更几乎成为九龙塘的主旋律，他们来读书，他们来生活，他们来观察。
开学了，不少爸妈护送他们的子女前来入宿，依依不舍总是有的，但更有人“动手动脚”，卷起衣袖，蹲下来，替他们的乖宝宝洗衣服和抹地板。甚至有人在家长会上不断向舍监追问各种舍堂细节，譬如说，餐厅营业到几点，附近有几个篮球场，如果孩子出外夜游怎么办，万一感冒了又怎么办，诸如此类。责之所在，当然知无不答，然而回答到了结尾处，不管家长满不满意，不管家长高不高兴，我必提醒这些可爱的家长们，孩子长大了，都是十八岁以上的成年人了，许多事情喜也好，悲也罢，确实只能由他们自己取舍，自行负责，谁都管不了，也不一定应该管；放手吧，回家去，请放心，你们的孩子应该会很好。
开学了，每天早、午、晚进出舍堂，看见大孩子们的笑脸，抬头望望蓝天白云，岁月无声，我想到的就是这些了。
三年
开学了，新制、旧制的两条梯队皆来报到，教室不管新设了几个，皆被占满。一班接一班的学生如车轮战般进进出出，热闹喧哗，青春的荷尔蒙在冷气走道上飞扬喷发，加上男孩子的汗臭气，难免有点混浊刺鼻，唯望秋天快些来临，让凉风冲淡气味，想必会好些。
这阵子颇想买个隔音耳机，大大的那种，像在北方雪地里戴着的那种，把两只耳朵牢牢地密盖，让耳根暂得清净，以免踏进课室时心神紊乱。这样也有利教学。
然而不敢，犹豫着，最后恐必不了了之。
只因担心戴成了习惯，耳根久享清静，一旦把耳机摘下来，噪音重新涌入，四面八方如海啸，足把我冲得头晕目眩，搞不好难以承受而跌坐于地。耳机如温室，让耳朵在里面“养尊处优”得太久，到了外露的时候便抗拒不了声音的细菌。
另一个犹豫的理由是恐惧清晰。曾经试戴这类耳机，据说隔音率高达九成，把噪音过滤，英文叫作“noise cancelling”，效果还真神奇，周遭的喧闹果然全部消失，像水点蒸发，挥散于无形，唯独站在你面前的人开口说话，每个句子、每个音节、每个抑扬顿挫都变得非常非常立体。怎么形容呢，或许就像观看现下流行的3D电影，当蜘蛛侠往空中跳跃，城市的背景通通隐退，唯独他悬腾半空，整个人突出于你眼前，除非闭目，否则你根本回避不了。
假如那是在谈恋爱或听音乐，固然是极佳享受，但冲进你耳中的假如只是在街头偶遇的一个人所讲的一句话，譬如说，“大叔，麻烦让一让”或“阿辉，好久不见”简简单单之言，肯定被放大成为世上最可怕的噪音，像一把匕首，朝你薄薄的耳膜直插下去，不见血，不收手。所以想想还是算了，不戴了。让耳朵用最原始的方式面对人间，喧哗就喧哗吧，嘈杂就嘈杂好了，且当声音是兴奋剂，把心情鼓动起来如江海波浪，让我暂时稍稍恢复青春年少，跟着那些孩子扯开嗓门大喊大叫地聊天说话。新制和旧制的学生齐聚校园，人口繁多，至少要维持三年，之后始回复所谓平常状况，清一色四年制，统一天下。昔日每年一度的“城大夜宴”皆已人头涌动，如今学生名额双倍，肯定更要筵开数百席，或要分两个晚上进行，夜宴之一，夜宴之二，如港产片之续完再续。
热闹的三年、缤纷的三年，耳朵要好好接招。
微笑泪痕
每回对内地年轻人谈及“大学生宿舍舍监”，对方必瞪起双眼，不敢置信。
于是我问对方，你以为那是什么工作？
对方总是耸肩回答，舍监嘛，就是宿舍的管理员，负责点名、关灯、清洁之类，通常是个又凶又丑的老头子，不是吗？
我哈哈大笑道，我确是又凶又丑的老头子，那没错，但问题是香港的大学舍监可不一样。点名、关灯、清洁之类，有专业团队负责。舍监则是负责营建宿舍的教育、学习和生活环境，亦即所谓“舍堂文化”。每个舍堂有不一样的活动取向，像人，各有性格。舍监是关键岗位，用你们年轻人的网络语言来说，不妨称之为“堂主”。“舍监”一词其实是古雅的语言，鲁迅在书信里屡次评论大学舍监的功过与优劣，萧红亦是。可见在民国留日文人的心中，舍监有其位置。
做舍监，当然是有意义的，而且发挥意义的方式和渠道可以多元：正襟危坐地在活动室里主持活动，是其一；另一是跟学生们坐在宿舍门外草坪上聊天扯淡，亦常有“教育”作用。毕竟食盐多过食米，随口谈到一些什么见闻、典故，他们听了，表面上或许没有反应，心底却或有感受，回家写在网上，我读了，才知道他们已有感悟。
像前两天吧，出席了舍堂的乒乓球赛，跟几个学生坐在场馆外闲聊，谈及生命里的课业压力和境遇变化，我笑道，请千万记得陈文茜写过的话，大意是：“即使你把我丢弃在墓园，我亦能在墓园里开咖啡馆，并且弄得人声鼎沸，生意兴隆。”听后，学生脸上没有表情，但到夜里，微博忽然写了感想与领悟。于是，我笑了，能把自己喜欢的话语跟年轻人分享而且看到回应，终究高兴。
陈文茜是极有生命力的女人，写作、电视主持、政治活动、演讲都精彩，她二〇一二年出版的《只剩一个角落的繁华》，写欧洲金融危机后的废墟世界，她在台北办了一场演讲会，当时我在场，她朗读内容章节，许多年轻观众都听得怕了、哭了。感染力极强大的女子。
陈文茜又出新书了，书名《微笑刻痕》，亦是“时报出版”所出，封面哑黑，上有三点银色眼泪，似钻石，哀伤得耀眼。最特别的是整本书被切走了右上角，形成圆圆的一个弯位，有点诡异，却也令哀伤更显哀伤。内文呢，像微博集合，写尽了作者对于生命流转的敏锐感怀，而且几乎每页都配照片，必又是一本畅销好书。
我爱陈文茜，如同我爱她的好朋友李敖先生。
咖喱中秋
宿舍里的外地学生渐多，也渐多元化，尤其东亚、南亚以至北亚，不同肤色、高矮，却又有着相近的青春笑容。
年轻真好，眼神里都是放肆，这是他们的权利，青春岁月本就有浪费的本钱。何况，谁能确定，今天的“浪费”并非不是明日的“投资”，不管是伤心或开心，都是未来的回忆和故事；即使难过过，若懂悉心领受，未尝不是宝贵的生命成长课程。
今年南亚学生特别多，以印度为主，也有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学生。或因陌生，本地宿生较少跟他们沟通往来，但他们自成群体。宿舍广场的夜里，十点左右，响起本地生的口号呐喊。之后，换人也换声，经常传来南亚同学的朗朗嬉笑，他们喜欢在空地散坐闲聊，都是大学生了，却又像稚童般从管理处借来小小的、矮矮的手推车，女生坐其上，几个男生在旁又推又拉，在逐风的速度感里挥发青春。
偶尔跟他们聊天，发现大多有不错的家庭背景，有的也比较贫穷，却都是故乡名校的尖子，凭一己之力争取了出外留学的机会，灵敏优秀，语言天分也凑巧地都特别好。口音当然是有的，正如我们有我们的腔调，但只要聊上三分钟，听习惯了，通常沟通无碍。他们的听力尤其敏锐，本地生偶尔会听不懂他们的英语，但倒过来，无论本地生如何随便讲出一堆中式英语，南亚学生总有办法听懂了解。
大部分南亚学生吃素，当然更酷爱咖喱，所以每天傍晚当我回家，不管是大堂的交谊室，还是当电梯门在不同的楼层开启，总会闻到浓烈的香的、酸的、辣的气味。咖喱亦是我的菜，我吞一下口水，饿了。今年入宿注册那几天，在某楼层跟两个新生聊天，刚离家的大男孩，各自捧着一个塑胶箱子，里面放着瓶瓶罐罐，黄的、红的、青的、棕的，都是咖喱粉、咖喱酱、咖喱膏之类调味料。
什么是故乡？之于他们，或许咖喱的味道便是故乡了。带着故乡来到香港，在陌生的城市，在舒适的宿舍，在开放的厨房，隆而重之打开箱子，选一瓶香料，卷起衣袖，替自己烹调一道香气四溢的咖喱素菜，有人也吃鸡肉或羊肉，但不管放进嘴巴的是什么肉和菜，只要有咖喱，便觉离家不远。
今年中秋我约了几个印度和巴基斯坦学生聚餐。不出门了，就在宿舍，而且我倚老卖老，不动手，让他们“侍候”我。菜钱、肉钱由我承担，他们负责下厨，我要求他们尽显本领，把“故乡”介绍给我，让我在咖喱香气里多了解他们的饮食文化。
这样的“咖喱中秋”之于我是非常特别的。南亚风情在喉舌间滚动流窜，若“吃醉”了，月色或更迷蒙，也更美好。
六尺七
大学舍堂每年都有篮球比赛，我所属的舍堂，咳，必须承认弱势，每年的成绩都不算太强，除了这一届比较突出，极有可能取得史上首个冠军。
理由？
球员当然是关键，突然出现了几位擅长篮球的舍生，便亮了，尤其有了一位身高六英尺七英寸的交换生，担任中锋，控球在手，前后左右皆在其视野之内，传球给队友，得心应手，在输赢分数以外，替球赛创造了不少刺激和乐趣，即连输了球的对手亦觉得好玩，面对他，有点像在打NBA的奇幻错觉。这位六英尺七英寸的年轻男孩，就被我戏称为“六尺七”，英文显得比较尊重，我叫他做Mr.Six Feet Seven，他听了，笑得既自豪也腼腆。
六尺七先生来自奥地利，父亲比他矮，弟弟却比他高，足足有六尺九。刚见他时，我惊问：“怎么办呀，同学？我们的宿舍睡床只有六尺长，不够你睡。这样吧，只有两个解决方案：一是你每天站着睡觉，顶多我们只收你一半宿费；另一个是，干脆我们在两间相连房间的墙壁上打一个洞，你横着睡，上半身在A房，下半身在B房，可是这样做，我必须收取你双倍的住宿费用啊。”六尺七先生知道我在说笑话，哈哈朗笑，回应道：“好呀，随便你，我都可以。”
真正的解决方案其实很简单，只要在他床头添放一张桌子，高度尽量跟床相等，铺上厚厚的被垫，便行了。他睡得安心甜美，夜夜好梦。他说出外旅游住在酒店，亦是采取这样的安排，习惯了，不以为苦。
才二十二岁的年轻人，不管言谈还是神态都非常成熟，远比大部分大学生更像大人。或跟出游经验丰富有关，成长于奥地利北方，通晓三种语言，到其他欧洲地方走逛，开车只需半小时或一个钟头，没有签证麻烦，简直比从柴湾到大屿山更方便。世面见得多了，便不容易大惊小怪。我接触的许多由欧洲来的交换学生都有类似背景，所以二十岁出头已是小大人，能够坐在餐桌面前跟你畅谈金融风暴和高龄化趋势，他们说，从中学开始已经要做project报告这类题目，读了一堆，也抄了一堆，即使没有主见，至少肚皮里面收藏了不少基本常识。
愈来愈多交换生来到香港，能否刺激本地学生“见贤思齐”？我不知道。但我明白，愈来愈多本地生出外交换学习半年，是极好之事，开过眼界，回来后都成熟了，至少在说话时勇于，或者愿意直视对方，不会过度害羞或无故张扬。大学之间的“交换贸易”，愈多愈好，是教育投资的好生意。
台风假期
八号台风天不必上班上学，却仍有一些外地来港的大学生不懂行情，一大早爬起床，没有上网，没有听广播，没有看电视，也没有向邻房同学打听打听，刷牙洗脸后背起书包，出门上学去，像毛主席的教诲：“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然而搭电梯到了宿舍大堂被保安员劝言，今天没课可上，大可回房间再睡一觉。
年轻的孩子脸上立即涌起一阵暧昧的情绪：有几分失落——白花了出门上课的力气，衣服白换了，头发白梳了，早知道一觉睡到自然醒；可是同时又有几分亢奋——不必坐在沉闷的教室聆听沉闷的讲课，无故多出了八个小时的自由时间，心情顿然轻松下来，仿佛在法庭上被判“无罪释放”。
那个早上我在宿舍大堂见到几个学生，他们气冲冲地、裙拉裤甩地冲出电梯，得悉课堂取消，不约而同地高举紧握的拳头，凌空挥动一下，低声喊句“yeah!”，而我相信，不管是小学生、中学生还是大学生，当遭遇类似情况，反应亦必类似。
但我总是扫兴地问学生一句：“宿舍饭堂也休息了，你有饭吃吗？会不会饿肚子？”
学生都是先皱一下眉头，但马上释怀，回答道：“没问题，我房间里有饼干和泡面，饿不死。”说完便头也不回地冲进电梯，冲回房间，享受意外得来的台风假期。
望着他们的背影，我忍不住笑了：真像。如果我家大女孩在异乡遇上台风天而不必上课，开心的反应亦必一模一样。有点奇怪的倒是，宿舍平常颇为嘈杂，学生们挤来走去、进进出出，制造了一阵又一阵的青春骚动，可是到了台风天，明明都留在宿舍里，不知何故，楼层之间反而变得非常宁静，听不见半分嬉笑喧闹，宁静得异乎寻常，而又略带诡异。
都留在房间内睡回笼觉？坐在书桌前上网？瑟缩在被窝里看书？抑或，坐在common room（公共休息室）的落地大窗面前，凝望着横风暴雨，想想前途，想想家，想想爱情，想想人？
台风天的大学宿舍，减了热闹，添了肃穆，这是我在搬进来以前从没想过的情景。喧嘈有时，安静有时，年轻人自有他们的一套心情取向。
然而一切到了下午三点以后便恢复正常。该睡的都睡醒了，上网的人也玩累了，书本更是不会长久阅读，想家想人亦已足够，年轻的心重新跃动，待风雨稍歇，都成群结队出门吃喝寻乐去了。
喧哗重临，热闹回归，又是一个青春不眠的夜晚。
宿舍岁月
台风天过后遇见学生，问他们：“昨天有挨饿吗？饭堂没开门，房间里有存粮吗？是不是吃了一整天的饼干和泡面？”出乎意料地，学生无不高高兴兴地说：“没有啊，房间里备有食物，即使不吹台风，平常亦要吃夜宵，空着肚子睡不着；即使没有存粮，亦会跟邻房同学借或要，有福同享，一起在小厨房里玩煮饭，有粥食粥，有饭食饭，玩得非常开心。”
这我就放心了。年轻人总有办法解决问题，住在宿舍的其中一项好处是有机会学习“相濡以沫”和“雪中送炭”的真谛。他日混迹江湖，反只易明白什么叫作“锦上添花”和“跟红顶白”，若干年后回忆起来，今天的岁月是何其难得与真实。
本地学生比较不太担心，因为有家可归，搭巴士或地铁回到家里；就算路程远了一些，踏进门，有饭可吃，有汤可喝，再好好睡一觉，明天回校再战。外地生则有点孤苦伶仃之感，被风雨困在小小蜗居之内，家在远处，稍为感性便易触景伤情。有内地同学说，打手机回贵阳老家，按键时快快乐乐，但当听见妈妈的一声“喂……”，再望一眼窗外风飘雨摇，鼻子一酸，眼泪便流出来了。
人在外地，若在风雨天遇上生病日，更是惨上加惨，此时若有人伸出援手，不管过了多少年，忘不了就是忘不了。大一那年，我住宿舍，有一回发烧生病，适遇三四天的长假期，台湾室友都回家了，剩我躺在床上，体力全无，没法动弹，几乎没任何东西下肚，连爬起来上厕所的力气都没有，半闭着眼睛望向天花板，天旋地转，幻想这是香港湾仔的老家，泪水从眼角渗出沿腮边流下，惨若秦汉的文艺国语片。幸好其中一位室友忽然回校取物，见我“病危”如斯，慈悲发作，扶我起床，用电单车载我返家，由其母亲煮粥煲汤照料了一天一夜，那股温暖感受同样令我如置身于悲情国语文艺电影。
我一直记得那段路程：整个身体瘫软在室友的背上，他骑着电单车，疾速前行，风声在我耳边呼啸嘶叫，我觉得背部极凉，但胸部极温暖，脑海一片空白，只是不断地问，到了吗？怎么还没到？到底还有多久才到？重复地问，不知道问了多少遍，问到几乎放弃了，电单车便停下来。室友扶我进屋，小狗绕膝吠吠，因是假日，所以四周异常宁静，我松了一口气，感觉这就叫作“快乐”。
人子，人师，人父，岁月在循环，又是台风天，宿舍岁月，时间过得未免太快。
深夜食堂
学期末的大学宿舍，气氛是意料之外的暧昧，年轻人不必上课了，除了跑到图书馆做group project（集体项目），便是留在舍堂温习和赶报告。二十一世纪的大学课业比以前繁重得多，学生被压得喘不过气，每个人的脸上神经都绷得紧紧，仿佛无不处于崩溃边缘，然而，又都算着手指头期待噩梦尽快过去，憧憬着两个星期后的好日子，所以眼神同时闪烁着丝丝压抑着的亢奋。
青春的脸容，此时此刻最复杂。在舍堂碰见好多学生，在电梯里，异口同声诉说自己有几天几夜没睡觉了，“我三天”“我四天”“我一个星期”，各有一腔苦水要吐。诉苦的话语难免稍涉夸张，但痛苦又是实实在在地存在，我们都当过学生，我们懂。望着他们，想起距离九月开学时分只不过一百多天，怎么都成熟了，也都消瘦了，或许真的是因受着课业压力的煎熬。
好日子尚有多久才来呢？大概二十天吧。当好日子来时，他们会做些什么呢？大概是打工赚取零用，约朋友无日无夜地吃喝玩乐，狠狠地谈一场圣诞恋爱，出外短程旅游开开眼界，参加各式各样的义工活动，筹备下学期到海外放洋做exchange students（交换生），诸如此类。最不济亦可留在家里嗨他一嗨，总之，必须储存足够的心志和体力。很快又开学了，下学期，再战江湖，又是另一场折腾、压迫。
黎明前的黑暗最黑暗，大学舍堂特地把活动中心二十四小时开放，摆满桌子椅子，谁要来熬夜看书，欢迎，请自便，算是在黑暗里点燃若干光明，算是“黑中送光”。此乃舍堂办事人员的善良体贴，学生必能领受，只是没有肉麻地说出感谢。
在活动中心开夜车，肚子饿了，总得吃些干粮塞塞肠胃。有时候是独吃，有时候是共享，宁静之中响起有滋有味的咀嚼声音，变成了温暖的另类配乐。今夜，这里，既是“考试备战室”，亦是大学版的“深夜食堂”，若干年后，学生或会深深怀念。
好了，看看手表，十二点了，活动中心外忽然爆出欢呼的歌声和掌声，原来有人的生日来临了，同学们暂停读书，群集于草地上为她祝贺。生日歌重复唱了三遍，广东话、英语、普通话，都唱起来，凌晨的草地变成舞台，大家都是主角，谁都不能缺席。
我没有加入，只站在窗边听听，看看，并且遥远地对同学说了一声：“生日快乐！”
那一年的旁听生
那一年，我在香港城市大学替本科生开了一门跟阅读和出版有关的通识科目，早上九点钟的课，每个星期三挣扎起床，痛苦难堪，偶尔迟到，非常不好意思。准时的倒是一些学生，尤其是旁听的学生，从香港中文大学来，从香港大学来，我的“人气”，嘿，是不错的。
有位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生，来自上海，后来据她说，每周三她清晨六点半起床，老远来到九龙塘，放下书包占了前排位子，然后到餐厅吃早点，然后前来专心听课。毕业后她回到上海，与我和张家瑜成为朋友，并开展了不少文化活动的合作项目。旁听的缘分，可以由浅入深。
另一位结缘的旁听生便是关仲然，即Tommy，而我惯称他作“Tommy仔”，或者“四眼仔”。
那一年，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本科生，高、瘦，斯文，俊朗，戴眼镜，打扮时髦而得体。他坐在位子上静静地听着我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看在我眼里是非常硬核的“文青”。课后他趋前跟我聊天，后来，再聊，相约吃饭见面，交上了朋友。但与其说是聊天，不如说是我讲他听。我比他整整年长三十岁，或许我们面对长辈都是这样的，都是听得多而说得少，尤其面对像我这样的“放肆系”长辈。我口没遮拦，我口若悬河，我口水多过浪花，他就只安静地、专心地聆听，再聆听，点着头，用笑声回应我的无聊笑话和粗鄙脏话，扮演着称职的“独家听众”角色。
再后来便不只是听众了。我们经常见面，甚至我和妻子与他和他的女朋友会结伴到外地旅行，而有些适合的文化演讲活动，在香港，或台北，或内地，我找他跟在身旁做临时助理，既可帮我忙，也让他有机会见见世面与人情；我有时候发他工资，有时候没有，但不管有没有，他都会礼貌地传讯表达“感谢带我开眼界”之类，懂事得有着跟他年纪不太相衬的世故。
大学毕业后的Tommy仔前赴英国攻读硕士。我猜想只是一两年的短期进修，学成回港他便会投入工作，或考政府“AO”，或做传媒记者，或变身公关。总之，凭借他的人脉和才能不难找到晋升的出路，而到最后，如果运气不太坏，自能指点江山，名成利就。我对这位求知欲旺盛（他是书迷，见书必读）、“EQ”人缘强劲（他成功争取了许多出版和传媒机构的实习机会）的年轻人怀抱信心。可是，我错了。硕士课程结束后，关仲然决定继续升学，读博士，做研究，在学术领域漫游探索。Tommy仔没有走上“KOL”（关键意见领袖）之路，可能因为那太容易了，不好玩，不刺激。他选择的是另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他要做读书人，说严重些，是想做知识分子。
这可是认真而严肃的承诺啊！对于他自己，关仲然在书里是这样表达的：“选择读博士的都是成年人，每个选择都应该是思前想后的结果，选择了就好好走下去，才算对得起自己。或许几十年前，还有读大学、读博士是‘天之骄子’的神话，但如今若仍然幻想博士毕业之后可以轻易取得终身教席、可以立即升上神坛前途一片光明的话，其实跟相信‘大赌可以变李嘉诚’没有两样。做博士研究，走学术路当然困难，但如果我们对自己有要求、对生命认真的话，无论读博士做研究，抑或上班工作，其实都一样困难，无分别。”
是的，选了，便得走下去，而且要努力地走下去，所以关仲然在英国读书的日子里，努力读，闭门读，如他所说：“我选择了走读书的路，读书就是我的工作，所以必须拼命去读，将书单上有的都读完，那时候，虽然一个星期只有两天有课，但那两天也是我唯一会步出宿舍的日子。”
然而书房以外的世界毕竟仍在召唤青春，关仲然的留学脚印经常以不同的理由延伸到地球的不同角落，他去看、去听、去观察、去体会，用读书人的身份去跟世界对话。而无论是在书房以内还是以外，是忙碌还是悠闲，是沮丧还是欢欣，他都跟一些自小养成的文化品位和生活嗜好不离不弃，如品鉴威士忌，观赏英国足球，聆听古典音乐，他享受，思考，分析，讨论。
这便要谈我曾向Tommy仔说的一句话：“攻读博士，真正意义并非为了选择将来要做什么职业，而是选择一种精神生活方式。”Tommy仔当时略带微笑地望着我，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他总是那么沉静，从踏进我的教室到坐在我家客厅，从做我的旁听学生到成为我的忘年小友，都没变。
《孤独课》正是一位年轻读书人的精神生活方式的文字记录。过去几年，关仲然处于外地留学的游走状态，知识是他的核心养分，并由此衍生枝叶，透过书写，在香港不同的媒体上用“亚然”的笔名向他的同辈读者展露容颜。日后的关仲然肯定会继续写写写，写出更多的或许更深刻的文章和论著，但日后的挑战和磨炼亦必更多，所以，作为他的第一本书，《孤独课》的难得意义在于记录了他的“纯真年代”，让读者看见并伴随他的精神游荡。是的，读者。不一样的读者有不一样的心情。资深读者如我，读了，最强烈的感觉是羡慕，甚至妒忌，年轻真好啊！其实自己也曾有过这样的年轻，可惜已经回不去了。青春读者或许如你，读了，如果你亦是跟关仲然类近的读书人，想必能有深刻的共鸣，暗暗感动于原来世上确有声气相投的陌生同志。
而于若干年后，当关仲然不再年轻，当他站到学院讲坛，说不定亦会瞄见最前排坐着一位旁听生，用他昔日所曾拥有的青春眼睛仰望台上，下课后，亦会趋前跟他聊天，然后成为他的忘年小友，并且选择相同的读书人的道路。只因旁听生曾经读过这本《孤独课》，兴起了他在书中序里所写的相同念头：“即使年代已经不同，我也想过一次像他们笔下的留学生活，然后把自己的留学生活记录下来。”
一代连一代的读书人的精神生活，确是常用这样的方式记录和传承下来的。而读书人，其实从来不孤独。
蹲地教书法
在课堂讲学的最大快乐是看见学生的眼睛里有“火”，被你的某个观点挑动了情绪，或启动了潜藏他们心底的对知识的好奇心，这时他们的眼睛像在说话，定神地望着你，等于在大声渴求：请多说一些，请说多一些，我极想极想进入这个神秘领域探索知识，分享知识。
快乐之上更有“超快乐”。
当学生不止于专注聆听而更热衷于表达意见，加把口，参与讨论，甚至跟其他学生激烈辩论，你站在旁边，先别插话，让他们尽情发挥，观点和意见或相冲，或相合，或言之有物，或逻辑不通，都可以，都没关系。学生之为学生就是因为不懂才要来“学”，且让他们在不通与不懂中领悟，想错了，回头读点书，自会有机会想得对。
更何况，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亦不一定能由授课的人说了算，大家都有发言和思考的权利。
又更何况，世上有许许多多事情需要时间酝酿和领悟，尤其关于文化社会的曲折变化，如同民国作家所曾言语，“来日大难，任你讲得唇干舌燥，他们仍是不懂”。唯有在岁月流转里有了某些自身经历，到了某年某天，始会恍然：呀！原来如此。于是记起了某年某天曾听某位老师说过的某些话语，原来早已有人提点，只是当时惘然。
然而，快乐的反面是挫败。当学生的眼睛明明有“火”，却不知道为了什么理由不肯或不敢发言，沉默地望着你，没有半个人提出半个答案，你实在气馁。
于是我曾出怪招，突然蹲在地上，仰望他们，邀请他们发言。我说：“可能因为我站你坐，这种相对位置令我变成‘权威’，你们便不敢表达意见，只愿被动地接受意见。现在我蹲着了，你尊我卑，你们才是权威，你们拥有了‘身体位置’上的话语权，那么，请吧，请放心说话。”
果然，第一位同学开口了。接着是第二位。再来是第三、第四、第五，以至于第n位，一位接一位说话，一个接一个表达见解，交锋激荡，把教室内的讨论气氛炒热如楼市。于是我“功成身退”，可以站起来了，头有点晕，中年人不应蹲太久，几乎猝死。
我会不会是史上第一个蹲着讲课的老师，我不知道。世上无奇不有，可能早已有人采用此法。我只知道，这招有助于激发思考，得到了我希望得到的效果。但当然一招只能用一次，也只需用一次，启动后，学生的脑袋自行运转，日后的课堂我便省力得多。
等到下学期来临，换了一批学生，看来，我又要再蹲下来，如果有需要的话。
忽然回到六十年代
我读大学时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赴美读书时又是九十年代，错过了六七十年代的大学“课室无政府主义”风气。倒是听洋教授回忆过点滴，一边听，一边向往叹羡，暗忖：这码子的上课方式，真是黄金盛世。
洋教授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美国西岸大学生，他笑道：“那年头啊，真是为所欲为，谁也不理谁，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他口中的那年头的大学教室，学生的上课出席率甚低，就算来了，也常姗姗来迟，高兴何时来到便何时来到，喜欢何时离开便何时离开。教授们管不了，也不会去管，否则会被视为保守派的老古董，被咒骂、被嘲笑、被厌弃，甚至被各式各样的校园小报撰文攻击。
来到教室的学生们，有些刻意穿着睡衣睡袍，也戴着睡帽，强调回归自然。穿便服的，亦多是长袍大袖松领口，其实跟睡衣睡袍没有太大差别。还有人拖拉或怀抱着动物进门，大狗小狗、黑猫白猫，还有可爱的天竺鼠和花纹兔，人宠之间，和谐共济。
坐下来了，学生们亦放任自为，抽烟的抽烟，喝酒的喝酒，还有人抽烟斗，教室内烟雾弥漫是寻常事，人嗨自嗨，一片欢愉，是思想和精神的共同解放。
洋教授在九十年代缅怀六十年代，似在忆述一出刚看完的荒诞闹剧，身是戏中人，只是当时已惘然。余生也晚，错过了那年头，但料想不到的是，当下透过所谓online interactive teaching（网络互动教学）的方式教学，竟亦隐隐然有了那年头的若干自由，甚至在某些方面更多，而非更少。
实践网络互动教学，为的是尽量让学生留在家里，各自躲在计算机屏幕背后，那就很难不“自由放纵”了，而那不见得是什么坏事。许多老师意外发现，网络教学的出席率甚高，几乎接近百分百，或真因为学生根本不出门，反正困在家里，启动计算机，跟同学们互动一下，通通声气，在疫情时期稍觉温暖。而且进入了课程平台，老师通常没要求启动视讯，那么，你一边打字一边听书，multitasking（多任务处理），谁都无法奈何你，只因无法得知。
至于上课时的穿着打扮以及坐相、仪表，更是各施各法。在家里，睡衣便服是理所当然，而且不一定正襟危坐于计算机面前，大多是半躺床上，把手提计算机置于膝间。也有人除了跟计算机同行，更跟宠物同行，偶尔又打开镜头让猫狗露脸，跟同学们见见面，大家开心。又有同学竟然自曝说一边抽烟一边听讲，校规只管课堂行为，可管不到家里的吞云吐雾，幸好烟雾无法夺屏而出，你抽你的，高兴就好。
进行了一两回这样的网络教学，真心认为效果不错。学生比在课堂内发言更踊跃，声音或打字，皆有表态。下课了，忽然觉得一下子回到了六十年代，那年头的某些侧影浮现于眼前。——你说时光不会倒流？你，错得厉害了。
另一种网络公平
关于网教与网学，一位学生有这样的点评，四个字：比较公平。
公平？我听得糊涂。怎么跟我向来想象的不太一样？不都说基层家庭的学生上网比较困难吗？网络流量、家居环境、计算机设备，诸如此类的条件皆较吃亏，网络教学有着太多的“隐性阶级歧视”，怎么会说公平？
原来学生谈的是另一种公平判准，毕竟任何事情皆可用不同的尺去量度，你用的是不同的尺，自会得出不一样的数字。
那位学生所想的公平是关乎网络课堂的操作状况。他说，教学时，老师通常不会强求同学打开镜头，所以在老师眼里，较能“一视同仁”，不会对学生有太多的“视线分配偏差”。
原来站在学生的角度，课堂上，老师尽管面对全班学生，但视线并非平均分配，而是因为某些理由偏向某些学生，譬如说，那些懂得边听课边点头，甚至不断“嗯、嗯”回应的学生；又如说，那些积极发言答题，甚至经常举手发问的学生；再如说，先前修读过同一位老师其他科目、跟老师有过学习沟通的学生；甚至于某些穿着打扮都醒目，无论男女，比较吸引老师注目的学生……原来老师或许不自察觉，但坐在讲台下的学生，都能清清楚楚见到老师的“视觉动线”，占优势的会沾沾自喜，处于劣势的难免不悦，心里有所不满，由之冒起了敌意和筑起了围墙，恶性循环，在学习上便容易更为吃亏。
若非学生提此一说，教学多年的我竟然无所察觉，或即使有所察觉，亦不以为意，觉得只是小事，不至于对学习构成影响。但学生终究才是学习的主体，他们的感受才最关键，而在网络教学的过程里，老师基本上只对着屏幕，一个个学生都是屏幕上的一个黑色方格，上面有白字，写着他们的英文姓名，就在blindfolded（蒙住眼睛）的情况下教学，较能减低“视觉动线”偏差，先前在教室觉得“吃亏”的学生再不觉得吃亏。
他们甚至有机会由逆转胜呢。有些学生喜欢在个人档案上贴出怪趣照片，或宠物猫狗，或儿时童照，或美食佳肴，平日在课堂恨不得自己是隐形人的学生，躲在屏幕背后，变成勇于现身、擅长用别出心裁的方式告诉老师和同学：我在这里。我也在，把眼睛转过来。老师注意到了，禁不住多问几句，话题不一定跟科目内容有关联，对学生而言却是非常关键的正向鼓励。年轻人心里往往既单纯又复杂：嘴里说不希望自己成为注目焦点，但你若无视他，他很容易感受到深深的伤害，许多时候只要轻轻关怀一言半语，便如发动了汽车引擎，他会用不可测的力量往前冲去。
一旦有了足够的条件支援，网教有网教的“公平”，老师若能领悟，他日返回教室，在教学上，必有另一番的“提升”。
不只是大学生该听的演讲
九月开学，陆续有旧生回校探班，看看师弟师妹，也顺道跟老师们吃饭饮茶。其中一人抱怨自上班以后，忙虽忙，却感空虚，非常惶恐就这么一路空虚下去，一眨眼已经老去，一事无成，头脑变成一片空白。
确是常有之事。莫说是学生了，连老师亦会如此：一个学期又一个学期地教下去，教下去，再教下去，拿着旧讲义照本宣科，新来的讲师，老去的教授，极容易变成脑袋好像载满了学问却其实只是塞满了揾食材料的“教书匠”。所谓论文研究，纯属申请升级的应景之作，景过了，一切沦为自欺欺人的无用故纸。所谓意义，所谓贡献，所谓“影响因子”，十居其九只是笑话。
所以我想起《世纪》副刊日前谈及的胡适。
胡适做过北大校长，常在毕业典礼上演讲，有一篇讲话他说过几遍，甚至到中学演讲也把同一篇讲辞改头换面再说一遍，“自我抄袭”，却是非常有意义的抄袭，目的只在于对适合的听众说最适合的内容，而这番内容，其实不只适合让年轻学生聆听，亦适合用于所有仍然对生活保持一丝丝憧憬的社会人。
演讲里，胡适先生主要给大学毕业生和中学生开出三味药，但在开药以前，他先点破两点常见毛病。他说得严重，把毛病称为“堕落”：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所用非所学，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决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
胡适先生又说：“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与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成社会的顺民了。”
要预防堕落，或要纠正堕落，该怎么办？
胡适先生开药了。他开出的第一味药是：“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他提醒大家，问号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有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挑衅你、笑你、辱你，你却无可奈何他，便可保持心里求知之火。问号是关键。下次，再听胡适说什么。
总得有一点信心
年轻人步出校门后容易糜烂消沉，浑噩无聊转眼已到中年，如何预防此事发生，听听胡适先生的建言提醒是大好之事。话语虽然发出于七八十年前，但话语有用，时间隔得再久仍然有用，只因情景虽变，年轻人却仍容易消沉浑噩，相同的一番话语仿佛似对当下之人而发，再听再想，有着相同的意义。
上次已说，胡适给年轻人开出了三味药，首先是“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让问号在心底如火种般燃烧，生命，便仍有火，头脑和知识便时刻向前挺进。
第二味药是“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简单来说便是，hobby（业余爱好）。这点听来不难，做来却亦不易，关键在于如何选择。胡适提醒大家：“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有了这种心爱的玩意儿，你就做六个钟头的抹桌子工夫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个钟头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这番话稍嫌过时，现在的人们，下班后还有精力做研究和画山水，肯定是意志超强的人，而这种人，能坚持一年，不一定可坚持两年，祝其好运；但问题是即使工作境况稍佳的人亦不见得愿意好好利用公余闲暇，虚耗光阴，与人无尤，该责怪的只能是自己了。
胡适开出的第三味药是“你总得有一点信心”，对时代、对别人、对自己，都是。唯有怀抱信心，我们才愿意对自己和别人以及时代付出，肯努力，肯忍耐，也肯守住基本的理性和文明，否则，只会煮鹤焚琴，自相残杀，同归于尽。胡先生说，“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获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新因”，“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这便是胡适的不过时了，多像对今之香港年轻人所说的话语。听听想想胡先生，不会没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