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索
闽台家族祖先追寻的基本特征及其文化意义[1]
陈支平
摘要：闽台家族追寻祖先趋同化这一“家族文化”的形成与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间社会以及对于共同祖先的认同感。这一文化认同感，在无形之中构成了民间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中国民间家族追寻祖先趋同化的“家族文化”，造成了中国家族先祖的“金字塔”结构。随着趋同化的进一步推演，逐渐的，中国的种种姓氏之先祖就越来越集中在诸如黄帝、炎帝、舜帝、尧帝、孔子等有数的具有文化权威特征的姓氏上面。可以说，现在所谓的“炎黄子孙”的文化认同，正是中国家族追寻祖先趋同化与“家族文化”演化的重要结果！正是有了这种“家族文化”认同，我们的国家与民族，才有了最基本的文化凝聚力，才有了中华民族与文化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家族文化”的演进已经大大超越了“家族历史”的道德精神意义。
关键词：闽台 家族文化 炎黄子孙 祖先
中国的家族制度，是建立在上古宗法制的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慎终追远”是每个家族追寻自己祖先的基本原则。但是在长期的家族社会建构与延续的历程中，特别是宋明以来民间家族社会的演化历程中，这一家族祖先追寻的原则，却出现了很大的变异。换言之，大多数民间家族的祖先追寻，并不完全符合血缘传承关系上“慎终追远”的原则，二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本文即拟就此问题，做一初步的论述。
一 家族历史与家族文化的差异
首先，有必要对“家族历史”与“家族文化”这两个名称做一区隔。在我们一般的认知中，“历史”与“文化”这两个名词，是经常被混搭并用的，例如“闽台历史文化”“客家历史文化”等。大家对此似乎没有太多的疑虑。然而本人从近年来对于区域史的研究经验中，深切地感觉到“历史”与“文化”这两个貌似神合的学术用词，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歧义。
众所周知，历史学的目标是追求历史的真实性，客观与严谨是从事历史学所应秉持的基本立场。但是作为“文化”（这样表述似乎有语病），其所追求的目标，或者说它的功能，更多的是注重对于某个区域的宣传与对良善等道德的弘扬。用我们现在经常表述的话语来说，就是“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样一来，“文化”的研究者们，就不能不有意无意地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历史学客观严谨的态度立场，从而出现某些趋利性的倾向。于是，貌似神合的“历史”“文化”之间所存在的歧义是在所难免的。
我提出这样的意见，似乎有危言耸听之嫌。然而“历史”与“文化”在区域史研究中的这种歧义，却是客观存在的。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似乎可以对“家族历史”和“家族文化”做出如下的诠释：“家族历史”指的是某一个家族的迁移繁殖过程及其血缘传承的历程；而所谓“家族文化”，则是各个家族用于标榜和弘扬家族的声望与精神。前者是必须真实可信的，而后者则是需要有所夸张和有所装饰的。
我在此先举一个流传最为广泛而又最为笼统的闽台家族祖先追寻的例子为证。大概从五代以来，在福建以及后来的台湾地区，民间普遍形成了关于闽台家族来源于河南光州固始县的历史记忆，这也就是说，闽台区域的居民，其祖先血缘大多来自河南光州固始县一带。因此，在中国不同的区域文化模块中，光州文化与闽台文化之间的关联性之密切，是其他各个区域文化所不能比拟的。河南光州既为先祖之地，闽台区域的历代居民们，就不能不对河南光州怀有一种特殊的向往心理与情感。
印证这种血缘与文化渊源关系的资料，除了闽台民间世代相传的口传资料之外，还更多地体现为闽台区域民间修撰的族谱、家乘。从流传至今的闽台两地民间族谱中所记载的各个姓氏的族源追溯上看，至少有一半以上的闽台家族，声称自己的家族来源于河南光州的世家望族。[2]
民间口传资料和私家族谱的文献记载，往往具有从众性和标榜性的特征，需要一个鉴别、取舍的过程。近三十年来，随着福建民间口传资料和私家族谱文献记载中关于“闽台居民来源自河南光州固始”观点的不断被放大，许多严谨的历史学家在这些方面做出了认真的考证分析。基本的论点是，现在居住于福建与台湾的汉族居民，其先祖族的源流是十分复杂的，既有自秦汉以来北方汉民的迁入，也有由原来世居闽越族后裔的转化，宋元之后，还有少量海外移民后裔的加入。即使是自秦汉以来从中国北方迁移入闽的汉民，也不仅仅来自河南光州，还来自东起辽东渤海、吴中延陵和西至武威、敦煌的广大地区，即各地均有各姓氏的后裔子孙迁入闽中各地。真正来自河南光州的北方汉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至于现在有人把历史上河南光州向福建的移民过程划分为三个高潮期，更是张冠李戴，与史实不符。汪毅夫教授在最近的文字中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古今学者郑樵、方大琮、陈振孙、洪受、陈支平、杨际平、谢重光、徐晓望一干人等对‘闽祖光州固始’之说的批评和质疑是正当合理的。我在《闽台社会史札记》一文里尝谓：‘福建在历史上经历过移民开发的阶段，来自中原的移民当有出于光州固始者而“未必其尽然也”；今之福建居民的主体乃由古代中原移民的后裔与古代当地土著住民的后裔构成。若“皆曰光州固始”，“不亦诬乎？”’现在，我依然持论不移。”[3]我以为汪毅夫教授的论述是十分中肯的。
宋代以来关于“闽祖光州固始”的传说之所以盛行于世，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五代时光州固始王审知兄弟率部入闽，他们不仅带众多的固始乡亲一道迁移闽中，而且在闽中建立了第一个地方政权——闽国。一方面，固始王审知兄弟的率部入闽，可以说对于福建这个原属于边陲的落后区域的开发进程起到了里程碑式的重大作用，给宋代福建区域的人文格局及其民间社会，产生了直接而且深远的影响。[4]另一方面，这些从光州固始迁移而来的王氏家族及其部属，随着闽国的建立，也都成为闽中的统治阶层，为社会所仰慕。于是，在这两种因素的潜移默化之下，闽中的不同来源、不同姓氏的居民，就不能不逐渐受到“光州固始”这一祖源符号的影响。
宋代之前，中国民间撰写族谱的风气尚未全面形成，故各个汉民家族对于先祖的追溯，或许主要停留在世代的口传之中。入宋之后，特别是在理学家的倡导之下，民间修撰族谱的风气开始蔓延，先祖的追溯便成了撰写族谱的一项重要内容。于是，先祖的典籍化就不可避免了。根据各自家族的族谱记载，大家可以非常自豪地对外声称自己的家族具有中国最纯正的中原汉民族并且是世家望族的嫡传血统。人们在塑造自己先祖的时候，首先把眼光聚集在帝王之胄的王审知兄弟子侄，以及与王氏集团有着某种政治关联的姓氏上面，并且以此来炫耀自己家族的辉煌历史与显赫地位。久而久之，许多家族逐渐忘却了自己真正的祖先，使祖先追寻变得张冠李戴、模糊难辨，最终出现了祖先渊源合流的整体趋势，即许多家族都成了王审知及其部属的后裔。对于宋代福建民间族谱修撰攀附显贵这一风气的形成和流行，当时福建籍著名的史学家、谱学家郑樵在为自家族谱撰写的序言时就已看得十分清楚，他在谱序中这样写道：“今闽人称祖者，皆曰光州固始，实由王绪举光、寿二州以附秦宗权，王潮兄弟以固始众从之。后绪与宗权有隙，遂拔二州之众入闽。王审知因其众以定闽中，以桑梓故，独优固始。故闽人至今言氏谱者，皆云固始，其实谬滥云。”[5]明代同安县金门人洪受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他对时人谬附河南光州固始祖先的现象予以辩驳，撰写了《光州固始辩》一文云：
夫闽祖光州，相传之谬也。盖亦有之，而未必其尽然也。予读《五代史》，记唐末群盗起。有寿州王绪者，攻陷光州，而为其州刺史，以审知兄王潮为军校。时蔡州秦宗权会击王（黄）巢，绪迟留不行，宗权攻之。绪率众南奔，自南康入临汀，陷漳浦，有众数万。绪性猜忌，潮与前锋将谋杀之于南安。是时泉州刺史廖彦若为政贪暴，泉人苦之，闻潮至，耆老相率遮留。潮引兵围彦若，逾年克之。福建观察使陈岩表潮为泉州刺史。岩卒，其婿范晖自称留从，潮遣审知攻败之，晖见杀。唐以潮为福建观察使，潮以审知为副使。潮卒，审知代立。唐拜为威武节度使，封琅琊王。唐亡，梁太祖加拜审知中枢令，封闽王。审知卒，长子延翰立，以延钧为泉州刺史，延禀为建州刺史。……延政立，亦审知子也，建州建国。南唐李景破之，遂降于南唐，迁其族于金陵。……是岁，景之保大四年也。夫审知未入闽之初，闽之人民盖亦众矣，是故有刺史焉，有观察使焉，所以治之也。及审知之既入闽也，至于漳浦，始云有众数万，则前此之众，未盛可知矣。今全闽郡县，上至大夫，下至黎庶，莫不曰光州固始人也，不亦诬乎！间有之者，亦审知之子孙与士卒之余裔耳。然保大之际，且迁于金陵矣。如之何不稽其本始，而谬相沿袭耶？故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予慨夫时俗之不察，故书以附于此。[6]
相对而言，福建和台湾区域是中国的晚开发地区，自秦汉以来，就不断有北方移民南迁而来，定居于此。到了唐宋时期，逐渐形成了现今所俗称的“闽人”，也就是福建人。这长达一千多年的北方人民南迁福建的移民过程，是历史上的真实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认定这一移民过程，是福建地区以及后来的闽台地区的家族先祖的迁移历史。但是随着宋明时期的社会演化，闽台地区的家族祖先追寻，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为较为单一的所谓源自“河南光州固始”的祖源之说，这就大大背离了闽台地区家族迁移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成了一种为闽台民间所约定俗成的“家族文化”现象。
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闽台地区长达一千余年的居民南迁过程，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历史事实，是数以百万计家庭的南迁史，来自北方各个不同区域的各自祖先，共同形成了现今福建和台湾地区的居民基本结构。但是随着历史与社会的变迁，基层社会的权力控制与各个家族的生存发展等诸多因素，使定居于福建、台湾的各个不同家族，以便需要塑造和标榜自己的家族，以便在社会上以获得有利地位。于是，闽台地区的各个家族，甚至于中国南方的各个家族，纷纷都把自己的祖先塑造和标榜成中原的世家大族、名人名臣。久而久之，风气既成，也就自然而然地上升为一种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文化现象”。家族的原本历史逐渐与“家族文化”脱离，形成了两种相互依存而又相互歧义的家族构成。“家族文化”的形成，是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家族历史”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一千多年来北方居民不断南迁的历史，就形不成现在普遍流传的先祖源自“河南光州固始”的文化认知。然而一旦这种所谓先祖源自“河南光州固始”的社会认知上升成为“家族文化”，则自己家族早先的祖先迁移历史，也就是宗法观念下的血缘关系的传承，就不再是家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要素，“家族文化”势必掩饰了家族历史的真实性，覆盖了“家族历史”的本来面目，成为一种永久性的精神文化意识。
二 闽台家族祖先追寻的趋同化特征
我们上面所述的闽台家族祖先追寻趋同于“闽祖光州固始”之说，只是一种比较广泛而又笼统的社会现象而已，其实，我们从各自不同的家族祖先追寻的过程中，还可以看到在闽台地区的各个家族在追寻、塑造各自的祖先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祖先趋同性的现象。举闽台地区人口最多、号称在闽台地区“陈、林半天下”的陈、林两姓氏为例。在闽台两地的人口多达数百万的陈姓，其祖先的追寻，基本上集中于所谓的三大支派之下，即：唐初“开漳圣王”陈元光将军派；唐朝陈邕的后裔，史称“南院派”“太傅派”；南朝江州义门陈氏派。同样有着人口数百万的林姓，其先祖的追寻则更为简单，几乎全都集中在所谓“晋安郡王”林禄以及其后裔“九牧林”的派下。换言之，闽台两地的林姓，基本上都是由西晋永嘉时期的林禄一人所繁衍下来的。非但陈、林两个姓氏如此，闽台地区的其他种种姓氏，也都基本上把对自己祖先的追寻，集中在有限的一个乃至数个先祖之上。
显然，闽台地区各个不同姓氏在先祖的追寻上出现的趋同，是与各自家族的真正祖先不可同日而语的。如前所述，从秦汉至民国时期，不断有北方人民陆续迁移至福建、台湾地区，在不同时期的迁移过程中，也都有不同的姓氏参与其间。移民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不同姓氏的移民南迁也是无序的。这种不同时代、不同姓氏的无序移民，怎么可能是源自同一个祖先呢！
事实上，闽台地区家族先祖的追寻趋同于某一个祖先或集中于有数的几位祖先派下，其主要的原因，是各个不同时代与来源的姓氏在长期的繁衍、生存过程中，有意无意地认同了那些在当地社会上比较有声望、地位的同姓祖源，从而出现了同一姓氏先祖追寻趋同化的现象。我们在这里还是举闽台第一大姓陈氏为例。
闽台地区的陈姓，从历代迁移路线上看，至少有相当明显的两大不同的流向，这就是以从闽北地区闽江上游入闽及从闽东海上入闽为一大流向；另一大流向，则是沿长江从江西一带进入闽西南地区，也就是现在所俗称的客家区域。这两大流向是互不相同的迁移民系，其先祖也基本上各有所属，较少交会。从迁移的时间上看，从闽北地区闽江上游入闽及从闽东海上入闽的北方移民，较早来到福建的北部地区与沿海的今福州、莆田、泉州及漳州的沿海一带。而沿长江从江西一带进入闽西南地区的北方移民，在时间上则要迟得多。正因为到来得迟，福建较为平整、农业生存环境比较优越的区域，基本上为先期到来的北方移民占领并垦殖了，闽西南一带的自然环境相对恶劣，山区居多，沿长江从江西一带进入这一区域的移民，就不能不分散居住在这山区地带，艰难维生、繁衍。
生产与生活环境的相对恶劣，使得迁入闽西南地区的客家民系，在家族的组织建构和祖先的塑造追寻等方面，同样也落后于早先入闽、居住繁衍在福州、莆田、泉州及漳州沿海一带的居民。居住繁衍在福州、莆田、泉州及漳州沿海一带的居民，早在宋代开始就进行了家族的组织建构与祖先的塑造追寻，但是在闽西南一带，家族的组织建构与祖先的塑造追寻，则基本上是从明代开始才陆续进行的。
由于环境的恶劣与生活的艰辛，这些从北方历经千辛万苦来到闽西南山区的居民，对于家族历史记忆相对单薄，所能保存的家族文献也相当稀缺。到了明代中期，闽西南一带山区由于南赣巡抚的设置与王阳明的治理，社会经济得到明显的进步，定居在这里的居民逐渐安居乐业起来，于是，家族的组织建构与祖先塑造追寻就逐渐成为每一个族人的迫切精神需求。因而从大体上说，从明代中期开始，闽西南的许多家族，也开始了祠堂的建造与族谱家乘的修撰。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闽西南地区家族的早期族谱，基本上都相当的简略，对于先祖的来源也不甚明了。但是这样简单而又缺乏家族门楣光耀的族谱，显然是无法适应新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家族发展需求的。在这种既缺乏家族文献又缺乏家族门楣光耀可恃的情境之下，闽西南的许多家族在重新撰修自家族谱的时候，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先祖攀附在其他有声望、有社会地位的同姓家族的祖源之上，这样，家族先祖追寻的趋同化就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闽西南《上洋颍川陈氏族谱》记云：
晋永嘉以后，中州板荡，衣冠卿相八姓入闽，而陈林为最著，则陈氏之居于闽者众矣。然闽自黄巢乱后，王审知据之，南唐李景又据之，福州福宁之地，属于钱俶。漳泉兴化诸州，据于群雄。至宋元之交，群黎萧条，生灵磔裂，其受兵火尤酷。民间避乱择居，奔走不遑，鲜有自全其生者，而欲数十载之世系一一可稽，非妄意补苴，其能使之完备耶？[7]
上杭《上洋陈氏族谱》亦云：
吾支祖淑兴公生于宋度宗之壬申年，旧谱云淑兴公其先临汀人也。……始入汀者，或云二世明祖公，自南寨迁杭。……然旧谱残缺，世次不完，今不可得而考矣。姑存其疑，以俟知者正焉。又尝考汀属各姓之祖，类皆于宋元时自为一世。盖丧乱之余，旧谱散失，不能自溯其先，遂不得不自为一世。……如此家乘之荒略可知矣。兹幸淑兴公以下一脉，至今六百二十六年，名谥生卒配嗣庐墓，一一可稽。[8]
以上记述说明，这支从江西迁入汀州一带的陈氏家族之宋元以前的家史无从查考，只有从宋元时期迁入福建汀州之后的世系，才清晰可循。但是在此之前的先祖世系，始终没有着落。
一直到了清代的雍正年间，族人从其他陈氏家族处抄得先世士族较为完整的世系，嫁接到自家的族谱之上，这样才成了一部先祖堂皇而又历历有据的著名家族族谱，《上洋颍川陈氏族谱》记云：
明祖公从长汀迁居上杭，至其孙详公、光孙公等，生活安定，国家太平，欲续修族谱时，淑兴公以前之世系，一时无从考查，不得已另成体系，尊淑兴公为一世祖。……清代雍正年间，我十二世裔遁溪公寻得北宋元祐版陈氏族谱及南宋庆元版陈氏族谱，大喜过望，立即据旧谱续谱核查印证，修纂成谱。至光绪年间，二十世裔励夫公字子恒，邀集西园公、桐村公等，增补修订，续成较完整之上洋族谱十五册，刻印刊成，成为龙墩公卜居上洋以来最完整之族谱。[9]
经过如此接续附会之后，这支原本属于一般寒民的汀州陈氏，就堂而皇之地成了义门陈氏的正宗后裔。“查陈氏自胡公受姓以来，上下三千余年，代有闻人。……惟太邱一支，为最盛且久。余家藏义门旧谱，不第胡公至太邱，其昭穆可溯，即太邱至义门，其世系亦丝毫不紊。……而义门之陈，遂散于天下，上洋陈氏，亦居闽之一派也。”[10]
闽西南其他宗派的陈氏家族，差不多也都在明代中后期以后，纷纷把自己的祖先往世家大族的祖源世系之上附会。如漳州平和县的陈氏家族，本为宁化客家民系，但是到了清代，成为唐初入闽开发漳州地区的陈政、陈元光将军的后裔，族谱云：
奥稽我陈氏，出自黄帝，始于胡公。厥后有汉之大邱高风，有陈之高祖武皇帝，有唐开国元勋，是皆陈氏宗派。但代更年湮，子孙蕃衍，世系难稽矣。至若圣王开漳以来，则有彰彰可考者焉。自我政公由河南固始领朝命而来戍闽，男元光公家居云霄，孙珦公迁州治于漳浦。……而我族前辈，乃有谓吾家之祖，自宁化石壁村来者，何哉？缘昔年寇盗蜂起，毁我祖庙，荼毒我乡里，谱系因以失遗。厥后汀州有陈暄者，携谱而来，谓其祖与我祖，俱宁化分派。又有说元光公曾孙讦公基泉州店前，裔孙移宁化，后有回诏及和者。我店前之号，仍泉州号也。……即云来由宁化，出自讦公，乃咏公之弟，亦系元光公曾孙，则吾祖出自元光公，亦决然无疑矣。[11]
永定陈氏家族也是把自己的先祖附在唐初陈政、陈元光将军的派下，该族谱记云：
家之有谱，后为故家。……予生晚，未及识上世之系，谒吾宗询之宗老，莫能详之。或谓原祖出于兴化坂头，陈乡陈党，后党徙居江西石城县，原名宁化莲花石壁，一派在龙岩城外白土。……中有一派在上杭，土名洋城，吾祖之由来也。祖徙住（平和）芦溪者，间又名五房。
而当撰写族谱追寻先祖渊源时，则如此写道：
（吾族）至唐总章二年以后，乃稽其本，详为家谱。……旧谱所载，首旭公炎帝时人。旭公子名启、名光，俱茫渺难稽，自大舜有据而记之。……（传至唐初）敏、敷、政，妣魏氏，史称魏太母，于公元六六九年为援弟陈政，领军校五十八姓南下，途中卒亡。母魏氏代领其军至九龙山会师，是中国（巾帼）英雄。[12]
再看闽台地区第二大姓的林氏。林氏是北方士民入闽较早的姓氏之一，早先迁居于今福州、莆田一带，在自然环境较为优越的沿海平原地区繁衍，家族发展较快。这个家族秉承在北方时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当在莆田一带有所发展的同时，也努力从事对家族子弟的文化教育活动，从而使这个家族成为福建地区读书入仕最早的家族之一。与此同时，这个家族标榜、塑造自己祖先和构建家族组织的行为，也比其他家族更具有文化层次与前瞻性，因此，这个家族塑造了所谓先祖林禄为“晋安郡王”的显赫名号，又塑造了其孙辈九兄弟皆官为“刺史”的高贵门第。虽然说，这些高贵的名号大多属于子虚乌有，[13]但是这些名号对于入闽的林姓而言，不论源自哪里，都具有莫大的向心力和感召力。于是，许多晚些来到福建的林姓家族，就纷纷地把自己的先祖与“晋安郡王”“九牧林”的派系联系起来。如漳州一带的林氏家族在族谱中写道：
唐垂拱间，将军陈带领光州牧，奉旨平闽。时（林）玄泰公以济州刺史，万宠公以高平太守，忤权贵，出河隐居南中州固始县，同将军陈协理军务。闽平辞官，留住莆田，著籍居莆隐居尊贤里鸡鸣坪。及二公卒后，合葬鸡山。今石刻中州高平墓是也。……闽中之林，实肇于斯。传数代，名披者，字茂则，官至太子詹事，生九子，皆官刺史，于是称为九牧分派焉。九牧兄弟其一名藻，字伟乾。少负奇志，与欧阳詹刻意文学。登进士第，郡人登进士者，自藻始。……余四人分处闽中作祖，难以一一干枚举。……惟藻、蕴二公，四世再传，仅存永公，与嫡妻柳氏，对继而亡，侧室王，代立抚孤，矢心修行，以卖糍粿为业。有蓝褛山家，逐日食粿，母与之不各。岁久谓母曰：吾累受惠，无以为报，吾将去矣。乌石山之大地，母可图以为寿域。异日富贵无穷。林母记其言。……迨宋末，（后裔）鸿虞公来漳州之漳浦。居鹭下。一世再传，生天用公。是时元朝将烬，乃顺帝在御也，天用公葬丹山坑口官路下。生五子。曰子亨，曰子贵，曰子贤，曰子慕，曰子华。当日下元季之乱，诸子分散。长子亨公生二子。子亨公葬西戴。长子曰福生，分居桔林。……次子贵公，生子一，曰福留，守住鹭下。……三房子贤公，分居漳浦七都桥头。……四房子慕公，分居平和东路矾山下莆坪。……五房子华公，分居南靖车田攀龙。[14]
漳州林氏家族族谱中关于先祖源自“晋安郡王”的记载，不用说其史实与莆田林氏家族所标榜的家族史实不尽相同，即使是在其世系的接续上，也是漏洞百出，牛头不对马嘴。漳州《林氏宗谱》记载该族从莆田“晋安郡王”排列下来的世系云：
一世祖林禄（晋安郡王）……
十六世祖林韬、林披（九牧林）、林昌。
十七世祖萍公，昌公之子，仕至州刺史，生一子延玉。
十八世祖十四郎公，讳琦，字延玉，生三子：和忠、和孝、和义。
十九世祖和忠公……尝佐平和县，……奇病卒，时宋嘉熙元年丁酉（按：公元1237年），遂居平和琯上坂泊，为洪厝一世祖。……弟和孝公、和义公。……
二十世祖大用公，生七子：子亨、子贵、子贤、子慕、子华、子齐、子渊（按：此处多出两个儿子，即子齐、子渊。这大概时平和林氏家族接续到漳浦林氏家族的一种办法。）时元季之乱，兄弟分散。[15]
林昌既然为林披之弟，其生卒年大致应与林披同时，即唐玄宗至德宗年间（700～800）。但根据上列世系，林昌的曾孙林和忠，其卒年已是南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玄孙林大用，已逢元季之乱，则林昌与其曾孙林和忠相隔竟达500年，平均每代间隔150年，这是绝无可能的事。然而这种不合理的世系排列接续，在闽台的民间族谱中，并不少见。
明清时期闽台地区的庄氏家族，也是一个相当显赫的大族，并且其祖源也基本是从唐末五代时入闽，定居于泉州府永春县的庄氏。永春庄氏在南宋时期，族人庄夏于淳熙八年（1181）中进士，官至兵部侍郎、焕章阁待制等，卒谥少师。由于庄夏为高官的缘故，永春庄氏的部分族人移居泉州城内，部分则向泉州沿海一带拓展，并且在晋江、惠安等地形成新的家族。明代万历年间，晋江的庄氏家族涌现出进士及第的庄际昌以及其他不少功名人物。到了清代，晋江的庄氏族人有迁移到广东番禺县的。清代乾隆年间，这支迁居广东番禺的庄氏家族，又涌现出一位叫庄有恭的状元。在番禺一带亦成望族。延续至今，庄氏家族依然是粤台两地有数的世家大族。
从南宋永春庄氏家族中的进士庄夏，到明代晋江青阳庄氏家族中的进士及第的庄际昌，再到清代广东省番禺庄氏家族中的状元庄有恭，血缘世系的传承是相当清晰的，永春和晋江庄氏家族把庄际昌和庄有恭奉为家族门楣中的标杆，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我在漳州市南靖县一带从事田野调查的时候，发现这里的客家庄氏家族同样也把庄际昌和庄有恭奉为家族的荣光，把自己的先祖世系连接在泉州的庄氏家族之下。
明清时期在福建汀州府和漳州府毗邻交界的地方，居住着一大批从闽西、粤东迁移过来的客家家族。我们通常把漳州府归入闽南人的民系之中，实际上并不确切。在现今漳州市所属的南靖县、平和县、诏安县、云霄县境内，都有人数不等的客家人居住繁衍。南靖县境内的庄氏家族，主要居住在奎洋（亦称龟洋、龟山）乡一带。这里的庄氏家族，大致于元代从广东省普宁，经大埔以及福建汀州的永定一带迁移而来。家族居住的区域，虽然是在漳州市南靖县境内，但是家族成员至今闽南语与客家语混用。现在台湾地区的客家庄姓家族中，一部分就是从这里迁移过去的。
奎洋庄氏家族自元代开基以来，由于地处偏僻山区，与外界交通较少，早期的家族文化教育也比较落后，因此终明之世，这个家族尚未修撰自家的族谱。入清之后，奎洋乡的家族规模不断繁衍、扩大，家族成员千人以上，文化教育亦随之受到重视，大致在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奎洋庄氏家族开始了对族谱的编撰。
自元代开基祖庄三郎公迁居以来，家族的源流及其世系基本上是经口传留记下来的。而这个时期福建的庄氏家族，以永春、晋江的庄氏家族最为显赫。于是，漳州府南靖县奎洋乡庄氏家族开始编撰自家族谱时，就很自然地把自家的源流世系，与泉州府永春、晋江庄氏家族的源流连接起来。我们现在搜集到的奎洋庄氏家族家谱、族谱，有30余种，大多是清代后期及民国年间编写的，其中记述的家族源流，基本上是永春、晋江庄氏家族的后裔分支，即从永春迁居晋江，再由晋江迁居广东潮阳等地，最后由广东省普宁或大埔等地迁居于南靖县奎洋乡。奎洋《南靖后坪庄氏族谱》的《庄氏源志》中，有这样的描述：
粤稽庄氏之始，乃陈胡公之孙，庄伯袁氏胤嗣。……我奎山始祖三郎公，溯及九世一派分支之祖。……敷言公生奎山始祖三郎公于窖尾村之家。不幸幼失怙恃，依叔抚养。及延祐七年，公年二十七，谙习堪舆之道，游霞漳靖邑永丰里奎洋社。时朱翁有幼妇何氏，许公赘焉。乃生必文、必华，遂永居于旺洋之上水奎之地。公享寿六十有九，妣享寿六十有五，今葬于（广东）大埔永定县太平山汤坑大壮科。[16]
从以上《庄氏源志》中的记载可以知道，南靖县奎洋乡庄氏家族的先祖三郎公，是从广东潮阳窖尾村谋生而来南靖县“永丰里奎洋社”的，并且入赘于朱姓之家，从而繁衍后代，逐渐成为这一带的大家族。但是由于这个家族在奎洋的繁衍过程中，清代以前的情景不是很清楚，因此在奎洋庄氏家族的其他族谱的记载中，关于先祖三郎公的来历，多有不同。有的记载称：
三郎公始祖出处行实，暨后世贯籍异同，明叙于此，以俾后人知详。公先时乃广东潮州揭阳县人，值宋末元初，世景扰乱，屡遭兵火。祖避乱迁居大埔县神前乡狮子口住。幼年失怙恃，依叔惠河抚养。谙习地理。时尚未娶，于大元延祐间游来奎洋。旺洋朱家看他素性端悫，笃信忠义，以亲子目之。遂以故男妇何氏许公进赘。公亦以亲生事之，尽其送终之礼。何氏生子二人。长曰必文，次曰必华。以奎阳地土周密，足任居处，永以为家焉。[17]
在这里的记载中，三郎公是从广东省粤东大埔县客家区因谋生而来到奎洋的。而在《庄氏族谱十四世贞裕房》中，又有这样的记述：
据昔世子巩公谱云，我奎洋乃翼公派也，谓从公扶宋帝昺己卯年入潮碙州，迁崖山，而家于窖尾村，敷言公之墓在广东普宁县大埔墟西南势。三郎公生于元贞二年丙申，在窖尾村，幼失怙恃，依叔惠和抚养成人，徙神前乡。至延祐七年公年二十七，游于南靖魁洋。但奎洋旧谱及夏公派之旧谱，皆云三郎公是果公派。故今仍从果公修之，特备翼公于旁耳。[18]
根据这一记载，三郎公是从广东普宁大埔墟西南势因谋生而来的。此类混乱的三郎公来源记述，在奎洋不同的庄氏族谱中所在多有。
综合现有的南靖县奎洋乡庄氏家族的族谱资料可以知道，该家族先祖即开基祖三郎公的来源地基本上是在广东大埔县一带，即所谓的客家区域。尽管如此，清代中叶以来，所有的奎洋乡庄氏家族族谱，都把先祖的世系连接到泉州府永春和晋江的庄氏家族世系之下。所谓：“我龟洋之祖，则以（永春）翼公之派，可无疑矣。”[19]“龟山庄氏者本粤潮揭阳一支而来，揭阳之脉又从温陵（泉州）锦绣山而下，溯而上之（永春）桃源。……洎乎龟山之裔，一本支派，合里聚居，世系传昭穆序图，有可得而详也。”[20]“桃源之泽远而锦绣之流长也。”[21]饶有意味的是，闽西南及粤东的庄氏家族，为了坐实自己的先祖源自泉州永春庄氏，还特地在孙子辈中加上一人，使其成为本支家族源自泉州永春的“木本水源”。我们查阅泉州庄氏家族的谱系，南宋进士、名宦庄夏三房派下世系表载：第一世，庄夏，泉州庄氏一世祖；第二世，庄梦序，乃庄夏第三子，南宋嘉定十三年进士，历任衡州知府、朝议大夫，累官大理寺卿，生四子：弥邵、弥大、弥衡、弥寿。而到了粤东、闽西南一带的庄氏家族，则在四个兄弟之后，多出一位“弥渊”的兄弟，并奉为江东独树开基一世祖。[22]台湾《锦绣天水堂庄氏家谱》的世系中，从泉州迁移而来的始祖也是庄弥渊。既然是源自泉州庄夏派下的世系，自然是以泉州的庄氏族谱为准。闽西南、粤东及台湾一带的庄氏家族，试图把自家的族源连接到泉州庄氏家族世系下，另加一个名字为“庄弥渊”的第五子，其造假的痕迹就十分明显了。
闽台民间家族在追寻祖先时所出现的这种不合情理的现象，是家族追寻祖先趋同化的必然结果。有些家族为了表示自己先祖的显赫，居然还胡乱把自己的家族先祖挂附在不同的姓氏来源之上，以标榜自己家族身世非同一般。如漳州一带的吴氏家族，把自己的先祖同时挂附在陈政、陈元光父子以及唐末五代跟随王审知入闽的部属之下，所谓：“祖系河南光州固始县人也，为唐平章政事。僖宗四年因收捕黄巢，与王审知、陈政，统兵往福建，守镇漳南。后隐居各处，故其居有漳浦，有诏安，有平和……而后嗣一派，又于白塔墩上，同出于汉一公之子。开基一派，墩上白塔。公故居南胜县圣宫后住。”[23]同安《浯阳陈氏族谱》记载自己的祖先，也是源自跟随王审知入闽的部下与陈政、陈元光将军的后裔，其族人在清代重新撰修族谱时，都提出了疑问，该族谱序云：“细检旧谱，……所云始祖五代时，从王潮入闽，则始祖而上，必有所未详。而是谱则云元光之后，来自唐初，且溯而上之，直接重华序次，昭穆凿凿有据。余欲托仕于此，则讶是谱之稍谬于前谱；欲不托始是谱，则世系相承，始卒有时，庐墓有次，忍废置而不道乎？”[24]
闽台家族追寻祖先的趋同化现象，远不止以上所述而已。大概非但闽台地区的家族如此，这种现象还在中国的其他地区，特别是南方地区，也都有普遍性吧。
三 家族追寻祖先趋同化的文化意义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闽台家族在塑造、追寻和标榜自己祖先的过程中，有着逐渐趋同化的趋向。尽管从秦汉以来，以至于明清、民国时期，北方人民迁移入闽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历史时段，入闽的姓氏家族来源也纷乱不一，但是一旦定居于福建以及后来的台湾地区之后，在社会生存环境的促动与时代变迁的造就之下，大多数贫民寒室的家族，不能不在社会习俗的推动下随波逐流，重新建构、塑造和标榜、追寻自己的先祖，以提升自己家族的祖源地位，在当地社会取得生存与发展的有利地位。一般而言，闽台家族追寻祖先趋同化的过程，大多采取了以下三种方式。一是后入闽的姓氏家族攀附早先入闽并且已经在福建地区取得较为稳固而显赫社会地位的家族祖源；二是仿效那些追寻、塑造祖先显得堂皇光耀的同姓祖源；三是与那些追寻、塑造祖先显得堂皇光耀的同姓进行认祖联宗。通过以上这些方式，到了清代以至民国时期，福建以及台湾地区的大部分家族，在塑造、追寻和标榜自己的先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祖源的趋同化。[25]
明清以来闽台家族追寻祖先的趋同化过程，从“家族历史”的层面来说，各个家族越是往显赫堂皇的先祖追寻、标榜，这个家族越有可能偏离自己的“家族历史”。家族追寻祖先的趋同化，也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偏离了上古儒家宗法制的以血缘传承为核心的家族观念体系，而逐渐向社会的现实化和功利化转化。如果采用一种较为民间的通俗化话语来说的话，那就是闽台家族在祖先追寻的过程中越是趋同化，则越是认错了祖宗。综观现存的闽台民间各个家族族谱，由于家族祖先的追寻出现趋同化，致使各个家族在入闽之前的世系存在着许多似是而非的混乱记述，而其入闽之后的家族世系则基本上是比较可靠的。这种现象正如谭其骧教授在八十年前就曾指出的：“或曰：天下最不可信之文籍，厥为谱牒。……谱牒之不可靠者，官阶也，爵秩也，帝王作之祖，名人作之宗也。而内地移民史所需求于谱牒者，则并不在乎此，在乎其族姓之何时至何地转徙而来。时与地既不能损其族之令体，亦不能增其家之荣誉，故谱牒不可靠，然惟此种材料，则为可靠也。”[26]
闽台家族在追寻祖先祖源的过程中出现趋同化的现象，虽然说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家族历史”的本来轨迹，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闽台家族追寻祖先趋同化的文化意义。我们或许可以称闽台家族追寻祖先趋同化的先祖为“家族文化”。“文化”是个含义十分广泛的名词，大家对于“文化”的含义也是各有所见，但是有一点，是大家所无法否认的，即“文化”至少应该是一种为社会所认同的意识观念，或者说是精神观念。闽台家族追寻祖先的趋同化，既然为社会所认同，那么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盛行于闽台民间的家族追寻祖先的趋同化现象，无疑已经上升到“家族文化”的层面。而“家族文化”的形成与“家族历史”的偏离，甚至可以说是“家族历史”的升华，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了。这一“家族文化”的转化与升华，岂止存在于闽台地区，它又未尝不是宋明以来中国家族制度与社会演化的一种普遍现象。
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闽台家族追寻祖先趋同化这一“家族文化”的形成与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间社会对于共同祖先的认同感。这一文化认同感，在无形之中构成了民间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尽管自宋明以来，中国经历了诸多的战乱与社会动荡，但是作为“家族文化”的精神支撑，基层社会的基本组织结构始终能够得以保存与延续，而不至于出现断崖式的社会崩溃，这不能不说“家族文化”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凝聚作用。即使是家族成员迁移到其他地区，甚至于海外谋求生存，这种“家族文化”的传承与凝聚作用都是十分明显的。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民间家族追寻祖先趋同化的“家族文化”，造成了中国家族先祖的“金字塔”结构。所有的家族追寻自己的祖先时存在神圣化、堂皇化现象，在其基层部分，固然存在着陈姓、林姓、李姓等先祖的不同，各个的祖先虽然已经趋同化，但是数以千计的姓氏，各自趋同化先祖的基数还是比较大的。随着趋同化的进一步推演，逐渐的，中国的种种姓氏先祖就越来越集中在诸如黄帝、炎帝、舜帝、尧帝、孔子等有数的具有文化权威特征的姓氏上面。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所谓的“炎黄子孙”的文化认同，何尝不是中国家族追寻祖先趋同化与“家族文化”演化的重要结果！正是有了这种“家族文化”认同，我们的国家与民族才有了最基本的文化凝聚力，才有了中华民族与文化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在此“家族文化”的演进已经大大超越了“家族历史”的道德精神意义。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对于家族祖先追寻趋同化的“家族文化”现象，无疑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陈支平，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两岸关系族谱资料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7ZDA2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参见陈支平《福建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3]汪毅夫：《关于“中原与闽台关系研究”的若干思考》，尹全海等编《中原与闽台渊源关系研究三十年（1981—2011）》，九州出版社，2012，第74页。
[4]参见陈支平《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
[5]郑樵：《荥阳郑氏家谱序》，（莆田）《南湖郑氏家乘》。
[6]洪受：《光州固始辩》，《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28册《民国南安县志·民国金门县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732页。
[7]光绪长汀《上洋颍川陈氏族谱》，陈咸政序。
[8]民国上杭《上洋陈氏族谱》，陈敬宗序。
[9]1993年《上洋颍川陈氏族谱》一谱序篇，陈炎宗《续修上洋陈氏族谱序》。
[10]光绪长汀《上洋颍川陈氏族谱》，陈景墀序。
[11]平和大溪店前《陈氏家谱》，不分卷，佚名撰修，光绪稿本。
[12]陈一清编《永定陈氏世系谱》，不分卷，1985。
[13]参见陈支平《福建族谱》，“第六章 祖先的寻觅与塑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14]林泰：《平和五寨莆坪林氏家谱来历》，不分卷，1986年抄录稿本。
[15]民国漳州《林氏宗谱》卷二《世系》。
[16]《南靖后坪庄氏族谱》，不分卷，宣统抄本。
[17]南靖奎洋《庄氏族谱十四世贞裕房》，不分卷，清末抄本。
[18]南靖奎洋《庄氏族谱十四世贞裕房》，不分卷，清末抄本。
[19]南靖奎洋《庄氏族谱十四世贞裕房》，不分卷，清末抄本。
[20]《龟洋庄氏族谱》，不分卷，庄怀恩《龟山庄氏世谱序》，民国抄本。
[21]《龟洋庄氏族谱》，不分卷，庄子巩《庄氏迁潮之后徙居龟洋追寻祖系序》。
[22]见“百度百科·泉州庄夏派下谱系·第三房”。
[23]平和县《后嗣吴氏族谱》，不分卷，佚名编，清乾隆年间稿本。
[24]康熙年间陈观泰《重修世谱序》，见民国《浯阳陈氏族谱》卷首。
[25]参见陈支平《福建族谱》，“第六章 祖先的寻觅与塑造”“第七章 渊源的追溯与合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26]谭其骧文载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2卷第5期；本文转引自罗香林《客家源流考》（三），《香港崇正总会三十周年特刊》，1950，注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