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选题缘起与核心思路
城市的产生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结果，它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城市有着与乡村迥然不同的面貌，尤其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勃兴，催生和激发了城市发展的动力，城市数量和规模均有所增长，城市秩序与管理制度亦逐步完善，城市的物质生活、精神消费与社会风气都发生了改变。其实，地理环境对于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对城市进行地理视角的考察，将人地关系纳入城市研究之中，有助于明晰城市形成的地理条件，及其作用下的城市结构和地域特色，诚所谓：气候、水文等各种自然地理因素，“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城市的职能，左右城市的发展”[1]。对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主要从两大方向展开：城市史与历史城市地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出现了由传统的政治史、精英史，向社会史、文化史转移的研究路向，城市史研究领域及其理论架构逐渐成熟，在城市社会组织、阶层结构、城镇体系、城市生活、城市社区、类型城市（如口岸城市与殖民城市）、城市规划与建筑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2]相对来说，历史城市地理虽然起步较早，在学科理论建设、实证研究等方面也颇有建树，不过其研究成果难以企及城市史研究，所以加强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是本书的努力方向和选题缘起之一。
无论是城市史研究，还是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以往均比较注重对单体城市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继近代上海、天津、武汉、重庆城市史之后，其他单体城市的研究也陆续开展，如对北京、成都、开封、洛阳、济南、厦门、南京、苏州、无锡、南通、昆明、沈阳、大连、鞍山、宝鸡、本溪、自贡、长沙、邯郸、包头[3]等城市的研究。有学者则认为：应该“跳出单个城市的研究模式，从一定地域范围来考察区域城市群体的变迁及其相互关系”，“这样可以加深对城市群兴衰的内在因素的理解，也有益于对城市群所处区域地理环境变化的研究”。[4]区域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固然很有必要，不过单体城市的研究仍然不可忽视。谭其骧曾指出，“以中国疆域之辽阔，要想一动手就写好一部完整、全面的中国历史地理，大概是不可能的。只有先从区域历史地理入手，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先做好具体而细致的研究，才有可能再综合概括成为一部有系统有理论的中国历史地理学”[5]，虽然这里谈论的是区域历史地理问题，不过将其核心思想借用至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则可以转换为对一个城市做好深入细致的研究后，再尝试进行区域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乃至全国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也就是说，单体城市研究在尽力还原、恢复一个城市的历史风貌，可为区域城市、全国城市等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综观以往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可以发现，主要存在以下两大问题。（1）在城址选择、地理基础、平面格局、空间形态等传统领域，已经取得较可观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研究内容和视角的模式化等问题与困境，甚至各级、各类城市的研究呈现同质化的现象，城市之间的特征和差异没有充分彰显。（2）以往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历代都城或经济发达地区城市”[6]，比如北京、西安、开封以及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的，其他中小城市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研究对象的不均衡性仍未得到改观。对于第一个问题，史红帅指出，应该“通过研究城市地理和空间，来了解和洞察城市中个体与群体的生活、社会的运作、区域的发展”，不仅关注相对静态的“物”，更应该关注在城市这一舞台之中活动的人群和组织，展示和追求“以人为本”的学术关怀，由此实现历史城市地理的综合性研究目标。[7]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研究目标？笔者认为，关键在于找准城市的特色要素，抓住城市的变迁主线，以主线牵引特色，从而阐释城市变迁的结构与机制。鉴于此，本书选取处于明清运河中心区域的淮安府为例，在尽可能全面充分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这一地区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形成需要解决的问题及其研究理路，尝试提出较具可信力的实证性结论和观点。
历史时期，淮安是一座淮河与运河交汇的城市，南宋以来，黄河南下侵夺淮河入海，造成这一区域水文环境的剧烈变动。明清时期，淮安上升为国家漕运管理中心，以运河为主干的水道交通优势促成了这座城市的繁华与鼎盛。近代以来，在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之下，淮安与其他运河城市均趋向衰落。综上，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淮安这座城市进行研究，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和价值。首先，学术界对淮安已有一定程度的关注，不过仍有较大的挖掘空间，不仅不能与杭州、苏州、扬州等城市相比，甚至不及临清、济宁等城市；其次，淮安这一区域水文环境变迁异常剧烈，水涝灾害频繁发生，政区变动颇为复杂，历史地理学能够充分发挥其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价值，而且对淮安城的研究并不只是对单体城市的研究，因为淮安市城区主要由明清时期的山阳城与清江浦（即清乾隆以后的清河县城）构成，由此借助“清淮”的地理概念，建立“清淮双城”的城市研究架构。“清淮双城”是一种独特的城市形态与空间格局。唯有通过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方能揭示这一区域城市的地域结构与发展轨迹，甚至提升今日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水准。
那么，淮安城市历史地理应该如何具体展开？这可从一场地名更改事件说起。2010年2月11日的《南方周末》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涉及淮安市地名变更事项，兹迻录如下：
一段时间来，在江苏淮安市的网络和地方舆论圈中，一场“正名”的争论正在进行。周恩来总理的故乡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原县级淮安市），正努力重回“淮安”之名。这是一场持续了9年的争论。2001年2月10日，江苏省原地级市淮阴更名为淮安市，原县级淮安市，则被更名为淮安市楚州区。这9年里，为把“淮安”两字改回来，楚州区在省里和中央部委之间奔走数年。而当地一批老干部和其他人士，更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发起了一场要求“楚州”重回“淮安”的“正名”运动。官方和民间的多方力量都参与其中，声势甚至惊动了中央。而淮安市为捍卫自己的名字，亦付出了相当的努力。
2012年1月31日，楚州区更名淮安区，重回“淮安”之名。可以说，这场地名变更风波的背后，折射的是民众对历史文化的认同，隐藏的是历史时期清淮地区淮阴县、山阳县、清河县与清江浦的复杂关系。明清时期，今淮安区为淮安府城驻地，同时亦是附郭山阳县城的治所，更名淮安市之前的淮阴市，其核心城区起初为运河重镇清江浦的地域范围，乾隆二十六年（1761）频遭水患的清河县迁治于此，自此清江浦成为清河县驻地，民国以来先后为淮阴县、清江市、淮阴市以及今淮安市区所在。本书所展开的研究，试图借助历史地理与社会史结合的方法，从城市中心转移或者说城市体系重组的视角，审视这种地方城市中复杂关系生成的机制与过程。
就目前为数不少的论著来说，大多注意到清淮地区城市的重要性，淮阴、山阳为南北政权对峙时期的军事重镇，山阳与清江浦成为明清时期典型的运河城市，学者们每从各自的视角，去讨论其中单个城市的发展与变迁，而较少将清淮地区内部的这两座城市，放在比较的维度中加以审视，从而忽略了清淮双城研究中蕴含的差异性因素。值得强调的是，沈红亮曾在对淮安府的研究中，提出“山、清二城地位的转变”的说法，并论述曰：
黄河南北两岸运口不断靠拢，集中在清江浦和王营镇附近。此时，夹黄河南北两岸而成长起来的清江浦和王营镇，不仅连成一体，还分别挟裹南、北两岸周围其他运河集镇，成为一个重要的交通城镇群体。承担的各种职能日益增加，如运口的漕运管理与漕船牵挽，南北官商客旅的交通，河患的治理与河工的监督，盐业管理与运输，乃至地区行政管理和区域性军政管理都有增加。而府城则由于远离运口，显得日益荒僻，交通地位一落千丈。许多行政机构和军事、交通管理机构不断移往清江浦。[8]
运口交通的变化，引致府城日衰、清河渐兴的趋势，这一观点无疑是成立的。沈红亮的研究最主要的贡献在于，指出了清淮地区城市中心转移的重要现象，虽然他言及漕、河、盐、军政要素逐渐汇聚于清江浦，不过由于缺乏必要的论证分析，并未深入清淮双城演变脉络的具体细部，而这将成为本书研究的整体框架，在这一框架之内，本书将追溯并论证清淮地区的城市中心是如何实现由山阳城向清江浦转移的。总之，本书将依归空间结构与城市体系两大视角，探讨山阳城与清江浦的空间形态与地域结构的演化过程，同时以国家漕运与河道治理为主要线索，阐释这一区域城市中心转移及新的城市体系形成的命题，试图考察和总结清淮双城的相互关系。
[1] 侯仁之主编，唐晓峰副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序言，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第2页。
[2] 熊月之、张生：《中国城市史研究综述（1986～2006）》，《史林》2008年第1期；〔美〕史明正：《西文中国城市史论著分类要目》，范瑛译，史明正校，载刘海岩主编《城市史研究》第23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3] 熊月之、张生：《中国城市史研究综述（1986～2006）》，《史林》2008年第1期。
[4] 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第16页。
[5] 谭其骧：《序》，载孙进己等主编《东北历史地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6] 孙靖国：《桑干河流域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15页。
[7] 史红帅：《近70年来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进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1期。
[8] 沈红亮：《明清时期黄淮运交会地区的人口和民风——有关淮安府的个案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