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留日大潮的涌起

关于清末新政，近年来颇多论述，在此仅略做概述，以凸显留学生群体的形成及参与新政的影响。清末新政又称“庚子新政”，是清朝末年发生的一次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体制等全方位的改革运动，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一次改革，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运动。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两宫西狩”，亡命西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迫使清政府屈辱地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从此，中国实际上沦为东西方列强共管的半殖民地，朝野上下呼吁改革之声犹如东海浪潮，滚滚而来，连朝廷的保守派也主动要求变法以自保。在此情况下，清政府于1901年开始推行改革，直到清廷灭亡，历时10年。

1901年1月（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避难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预约变法”上谕，首先明确指出政治体制变革是此次变法的重点：

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教、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举所知，各抒己见。[1]

此谕表明了一种较强的变法决心。8月，又发布第二道变法上谕，要求：“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2]在此，慈禧太后相当坦率，表明她的决心不仅是基于“宗庙”，也是“为臣民”。其实，无论是求生的本能还是所谓王朝国家意识所致，只要再联系下面“变法自强”的具体内容，就会发现，新政否定了她此前至戊戌政变以来极端保守的政治态度和排外意识，表现出对维新变法思想的认同。

4月，上谕成立“督办政务处”，任命奕劻、李鸿章等6人为政务大臣，命令他们“于一切因革事宜，务当和衷商榷，悉心评议，次第奏闻”。[3]5月，增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3人为参赞。7月、8月间，刘坤一、张之洞联名上奏《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以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和《遵旨筹议变法谨以采用西法十一条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此即著名的“江楚会奏三疏”。慈禧深为赞许，并以此制定新政蓝本。在1901—1905年的五年中，清政府陆续颁布了新政措施30余项。主要措施和成就如下。

政治方面，厉行机构改革，整饬吏治，修订刑律。1901年，清政府进行官制改革，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列六部之首。1903年，增设商部。1905年，增设巡警部和学部。1906年，将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合并兵部、练兵处和太仆寺为陆军部，合并户部和财政处为度支部，刑部改为法部，商部改为农工商部，理藩院改为理藩部。1907年又新设邮传部，负责铁路、邮政、银行、电报等事务。在各部之外设立大理院、审计院和资政院，撤销湖北、云南、广东三省巡抚以及詹事府、通政司、太仆寺、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最后确定中央各部为：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至此，自隋唐以来的六部建制不复存在。在新建或改组的部门中，实行单一领导体制；废除为人诟病的捐纳制度和凌迟等一系列酷刑，修订刑律[4]。

经济方面，重视工商，振兴农业。成立农工商部，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提倡、奖励兴办实业，设立商会；清查土地，兴修水利，设立农务学堂、农事试验场；设立银钱总厂；等等，从而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

军事方面，改革军制，编练新军。清廷先是于1901年8月29日下谕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9月11日、12日相继命令各省筹建武备学堂，裁汰旧军，编练“常备军”。1903年12月，设练兵处，还令各省设立督练公所。1904年9月，练兵处、兵部奏准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颁布了《陆军学堂办法》。1906年11月，合并练兵处、兵部为陆军部，统一指挥全国“新军”。

文教方面，废除科举，兴建学堂，倡导留学。这是新政成果中最为显著的领域。1901年9月4日，清廷令各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设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2月5日，颁布学堂科举奖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生经考试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次年8月15日，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又颁布《重订学堂章程》。此外，专业教育在学制上也自成系统。一套完整的新学校制度随之建立。1905年9月2日，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至此废除了在中国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12月6日，设立学部，主管全国教育。还要求各省选派优秀青年出国留学，学成归国后委以重任。由此掀起了空前的留学大潮。

新政时期，清政府遇到的最突出问题，是旧式教育体制无法满足新政对新式人才的需要。因此，清政府在新政伊始，便大力开展新式教育。一方面，废除科举制度，颁布新学制，创立新式教育体系；另一方面，大力提倡留学教育，逐步出台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和奖励政策，促成了清末留日大潮的涌起。

近代中国的留日运动，始于甲午战后的1896年。[5]这一年，清政府同意驻日公使裕庚的建议，派出13人留学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甲午之战，中国败给蕞尔小国日本的惨痛事实，刺激了国人向日本学习的欲望，希望借鉴明治维新的经验而强国振兴。1898年张之洞《劝学篇》的刊行不啻为向日本学习的宣言书。在《劝学篇》中，张之洞系统地论述了留日的益处：“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二、去华近，易考察；三、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6]此种观点为清廷所接受并推广，为留日运动的发展确立了指导思想。

随着新政的实施，奖励游学被列为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1901年6月，张之洞、刘坤一联名呈递了《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进一步阐发了留日的思想：留日“传习易、经费省，回华速，较之学于欧洲各国者，其经费可省三分之二，其学成及往返日期可速一倍”。[7]同年9月17日，光绪帝《广派游学谕》颁布，规定官派生“学成领有凭照回华，即由该督抚、学政按其所学，分门考验。如果学有成效，即行出具切实考语，咨送外务部复加考验，据实奏请奖励。其游学经费，着各直省妥筹发给，准其作正开销。如有各备旅资出洋游学者，着各该省督抚咨明该出使大臣随时照料。如学成得有优等凭照回华，准照派出学生一体考验奖励，厚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以备任用，而资鼓舞”。[8]在此影响下，一些偏远的省份也开始重视游学。如1902年《前云贵总督魏奏陈资遣学生出洋游历折》称，已遴选“心术端正文理明达”之士10人，即将派出。[9]1903—1904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端方、直隶总督袁世凯先后奏请用考试的办法奖励本省回国留学生。其中1903年10月张之洞所呈《筹议约束鼓励游学生章程折》，对留学生的奖励尤其是对留日归国学生的奖励更加具体化，建议分别给予在日本普通学校、高等学堂、大学学堂学习并取得优等文凭的留学毕业生拔贡、举人和进士出身，分别录用，并主张若在日本大学堂和程度相当之官设学堂三年毕业、得有学识文凭者，“给予翰林出身”；若在日本国家大学院五年毕业，得有文凭者，“除给以翰林出身外，并予以翰林升阶”。[10]

清政府接受了这些建议，于1904年12月制定了《验证出洋毕业生章程》，规定对回国留学生进行考试，合格者给予奖励。据此，1905年，清政府对归国留学生进行了第一次毕业考试。同年，学部成立后，这一奖励方式得以进一步完善并固定下来。光绪帝于同年9月批准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的折子，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至此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传统知识人的进仕之路被摧毁，新式学堂和出国留学则成为踏上仕途的新路。为表示鼓励，对于自备旅费出洋留学的，清政府也与公派学生同等对待。1906年10月，学部又奏定《考验出洋游学毕业生章程》，明确规定留学毕业生考列最优等者，给予进士出身；考列优等及中等者，给予举人出身，并要在出身前加某学科字样。[11]1908年，学部会同宪政编查馆奏定《酌拟游学毕业生廷试录用章程》，给予通过学部考试而获得进士、举人出身的留学毕业生参加廷试的机会，分别等第，授予官职。[12]此外，清政府还对早年毕业归国的留学生予以奖励。1907年4月，清政府采纳了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建议，对回国10年以上且业绩突出的詹天佑、吴仰曾等4人给予进士出身。后经学部奏准，这一建议被推广至全国。学部饬令各省督抚广加查访，“凡专门学成归国在十年以外，学力素优，复有经验者”，均可“胪举实际，或征其著述”，咨送学部。核定后，“其著述卓然成家，成绩确然共见者”，请旨赐予出身，以奖励后进。[13]

就日本而言，在甲午战后，为与俄国、德国在中国抗衡，对中国实行“两面开弓”的战略，[14]一方面在军事上派出神尾光臣、宇都宫、尾川重太郎和福岛安正等军官，游说张之洞等清廷重臣，鼓吹“联英联日，以抗俄、德而图自保”；[15]另一方面，通过有影响的日本各界人士传播和散布相关观点。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日本有很大市场，例如农商务大臣大石正己在1898年5月5日《太阳》杂志上发表的评论《东洋的形势及将来》中称：“如果希望彻底地实现此方针（以保护我在华既得的权益），首先必须防止清国分裂的危机而确保其和平，诱促其进步，增长其资本及实力。这样，才能在我帝国与列强的对立中，维持东洋的均势。”[16]当时也有一些人考虑到中日友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希望以接受中国留学生来报答中国昔日对日本的帮助（也确实有主张日中友好的明智之士），如美国学者任达认为，在1898年6月底至11月初的第一届大隈“短命内阁”期间，大隈重信表达了对中国的一些观点——此亦称为“大隈原则”，认为“日本长期从中国文化中获益良多，是负债者，现在该是日本报恩，帮助中国改革与自强的时候了”。[17]但是，持这种观点并能在行动上真正对中国友好、帮助接纳中国留学生，如鲁迅的老师藤野严九郎那样的人实在太少了。

明白道出日本接受中国留学生“天机”的是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1898年5月14日，他在致外相西德二郎的密件中说：“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军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其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段。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20倍，且无可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18]

西方有学者据此写道：“就这样，从1898年年初开始，为了与西方帝国主义直接相关的原因，为了民族利益，杰出的日本人大声疾呼与中国合作，突然成为政治时髦。这是意义深远的新开端，中国从新的途径进入日本的民众意识。”[19]也就是说，在甲午战争以后，包藏祸心又掌握日本政局的军国主义分子，为了日本在华的长期利益，套上了各种面具，拉拢、诱使中国亲善日本，对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乃是其惯用的伎俩之一。

于是，清政府派遣和奖励游学政策的颁布和实施，科举制的废除，直接促进了清末留日大潮的兴起；而日本出于自身的需要，也鼓励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加上路近费省、同文同种等原因，日本成为读书人留学的首选，晚清中国留日的序幕由此开启，到1905年、1906年达到高潮。当时，早稻田大学教务主任青柳笃恒这样描述中国留学生蜂拥赴日的情形：

惟舍此途而外，何能跃登龙门，一身荣誉何处而求，又如何能讲挽回国运之策？于是，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抢搭，船船满座。中国留学生东渡心情既急，至于东京各校学期或学年进度实况，则不暇计也，即被拒以中途入学之理由，亦不暇顾也。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东京，此乃热衷留学之实情也。[20]

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所称，清末的留学运动最终汇成了“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