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11年第一本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1）》（王俊秀、杨宜音，2011）出版，这本蓝皮书是2010年编撰完成的，从2010年到2020年已经整整过了10年，这10年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心态自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如果讲起10年来社会心态的变化，许多人都可以从各自的感受讲出很多。但是，社会心态的变化应该有比较科学的测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比较客观的衡量。这也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之一。10年来我们持续进行了社会心态的研究，建构了衡量社会心态的指标体系，探索能够更好理解和分析当下社会心态的理论框架。我们的系列研究部分体现在每年出版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而作为蓝皮书概括内容的总报告则比较全面地记录了这10年社会心态的特点，把这些总报告集中呈现出来，就可以了解10年间社会心态的变化，而社会心态变化的背景则是社会的变迁。
一 10年来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心态
撰写这篇社会心态10年回顾的文章时2020年即将过去，这10年间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尽管在历史长河中10年很短，但要历数这10年间的变化几乎不可能，特别是在新技术突飞猛进、信息社会日新月异、大数据人工智能不断重塑人类的生活方式的时期，“年”这个刻度不再是“和”的累加式的变化，而是“积”的飞跃，意味着科技和信息的迭代，“年”带来的变化超越了传统社会“代”的差异。
以下通过一系列重要事件的回溯，简单勾勒一下2010～2020年的一些社会变化。
2010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在2006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健全心理咨询网络，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之后，2010年10月公布的“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疏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这是首次明确提出要培育和引导社会心态，并且之后将其写入了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说明过去的10多年党中央、国务院对社会心态问题高度重视，这也推动了国内社会心态研究的快速发展。
2010年，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开始流行，“B2C”“团购”等关键词代表着互联网消费和商业模式的兴起，“蚁族”“逃离北上广”等流行语代表的是青年面对的生活压力并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2011年以北京的“新国八条”“京十五条”为代表的“限购”政策出台，开启了严格的房地产调控，房价也成为影响中国人心态的最大经济变量。这一年影响社会心态的社会事件还有“药家鑫案”和“小悦悦事件”，这一年的流行语还有“我反正信了”，这些事件引发了人们对社会心态的大讨论。2012年的流行语和关键词中有“正能量”“你幸福吗”，也有“压力山大”等。2013年的流行语中包含了“中国梦”“大V”。2014年的关键词中重要的词汇出现了“新常态”“顶层设计”“打虎拍蝇”等。2015年的关键词中有“获得感”“互联网+”“剁手党”“网红”“雾霾”等。2016年的关键词中有“工匠精神”“供给侧”“L型经济”“网络直播”，也有“吃瓜群众”“套路”“蓝瘦香菇”。2017年的关键词中有“不忘初心”“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共享”“流量”“油腻”等。2018年的关键词包含了“锦鲤”“消费降级”“佛系”“巨婴”等。2019年则是“996”“我太难/南了”“短视频”“直播带货”等关键词流行。这些流行语或关键词可以勾勒出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国家政策的走向，也可以反映出社会心态的特点和变化，我们能够从中深切感受到价值观的冲突和社会情绪的波动。
进入信息时代，互联网的发展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进而改变着社会心态，也折射出社会心态的色彩。2011年腾讯推出了微信应用，10年间微信从开始流行到不断普及，再到集合了众多的应用，已经重塑了人们的生活，也记录和反映着社会心态的变化。2010年1月15日发布的《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网民规模为3.84亿人，而到了2020年6月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网民规模已经达到9.40亿人。2009年底使用手机上网的群体占网民整体的60.8%，只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为3070万人，占整体网民的 8%。到2020年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比例占到了99.2%[2]。这个增长过程是以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通信网络不断提升速度为基础的。2009年3G网络开通，使得移动互联网开始发展，5年后的2014年4G开通，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开始普及，再过5年5G开通，2020年5G用户大幅增加，为新的应用发展提供了条件，未来人们的生活还将发生更大的变化。几乎全部网民都使用手机即时通信应用，使用网络购物的网民占8成，使用网络支付的网民数量更大，占8.5成，绝大多数（94.5%）的人观看网络视频，网络直播用户占到了网民的6成，其中电商直播用户占多半，在线教育用户占网民的4成。2009年底，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间为2.1小时，2020年是每周28小时，每天平均4小时。网民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独的身份，几乎覆盖了有使用网络能力和需求的所有人，网民和全体民众在逐渐重合为一体，线上和线下的生活已经边界不清，无法想象人们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如何生活，这样的变化就是在过去10年间发生的。
二 关注社会发展的社会心态研究
社会心态不是一个新事物、新现象，有人就有心态（mentality），有群体和社会就有群体心态（collective mentality）和社会心态（social mentality），但是社会心态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出现却并不偶然。研究发现，社会心态作为一个公共传播的概念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出现的。从中国知网检索到的第一篇以“社会心态”为关键词的文献是古江（1986）发表的《试论改革与社会心理环境》，这篇文章提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需要有良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而且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而第一篇以“社会心态”为题的文献是左方（1987）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心态》，这位署名单位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作者探讨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初期、“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背景下，收入差距拉大带来的社会心态问题，从个人的投入和产出讨论了公平感的问题。这说明社会心态研究的兴起是因为研究者关注改革开放、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心理变化，换言之，社会心态研究的兴起是学术界开始关注社会转型下的社会心理特点，而这种社会心理又不同于社会心理学学科意义上的心理，而是更为宏观的社会心理，因此人们选择了生活中的心态这一概念，表述为社会心态特点。在研究方法上，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关于社会心态的调查和一些探讨社会心态机制和研究范畴的文章（王俊秀，2017）。社会心态研究的崛起始于2006年，不仅每年社会心态的相关研究数量成倍地增加，而且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探索日益深入、研究领域日益广泛、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社会心态研究崛起的原因是国家政策的需要，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辅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把培育和引导社会心态纳入政府执政纲领。相应地，社会心态一词出现在一些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基金课题目录中，一些政府部门也开始提出社会心态研究的新要求，这也激励了许多研究者进入这一领域，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心态研究的繁荣（王俊秀，2017）。2011年5月第一本社会心态蓝皮书出版，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社会信任”等一些主题一时成为媒体传播和讨论的热点，之后社会心态的年度报告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的关注和重视，也成为中央和地方党政部门了解民情民意的参考文献（王俊秀，2017）。多年的社会心态研究使我们认识到“社会心态研究致力于一种迈向发展的社会心理学，这种取向不同于主流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地方，就是强调探究社会心态对于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并且把社会时间维度引入社会心态研究”，而且，“社会时间维度的引入使得社会心态切入了社会变迁的内在机制，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社会转型，以及社会心态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机制和张力都变得明朗化了”（王俊秀，2016）。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和资政报告也正是体现这一思想的，杨宜音、王俊秀参与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织的国家“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完成了《“十三五”时期社会心理和舆论引导研究》的研究报告（杨宜音、王俊秀，2015），这些年我们针对社会发展与社会心态培育、社会心理建设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完成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报告。我们的社会心态蓝皮书和一些政策建议的报告得到了各级政府部门和各级领导的重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对社会心态的现状把握、动态预测和机制分析是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关键。对社会心态的积极引导也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工作重点。我们未来的社会心态研究还将继续向围绕服务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努力。
三 社会心态研究的过去和未来
社会心态研究是中国社会心理学特有的一种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关注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背景下人们的心态特点和变化（王俊秀，2017）。王俊秀（2014）对比了社会心理学分析水平和社会学的分析水平，认为社会心态关注从个体、群体、社会到国家层面完整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过程，研究其中的社会心态、社会结构、文化的相互影响，因此，社会心态研究的分析水平是从中观水平到宏观水平的国家层面，社会心态研究要在社会学的宏观结构和社会心理学的微观个体之间寻找内在的关联，形成一个时期社会心理特点的全貌和不同时期社会心理的特点和变化。这样一种扩展传统社会心理学学科边界的主张，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扩展传统社会学学科边界的思想是相向而行的。
费孝通（2003）在《扩张传统社会学的学科边界》和《孔林片思》（费孝通，1992）中反复提到一个观点，就是社会学要重视从“生态”到“心态”的研究，虽然，费孝通所讲的“心态”并非我们讨论的“社会心态”，但他强调的从宏观社会到微观个体，特别是关注个体内心的主张与我们把社会心理学研究扩展到社会学层面的分析具有同样的意义。费孝通的主张表面上是对以往社会学的批评，但我们更愿意理解为其是对社会心理学的鞭策，因为这本该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领域，是社会心理学忽视了这一研究领域。费孝通在《孔林片思》中讲到，“现在走到小康的路子是已经清楚了，我已认识到必须及时多想想小康之后我们的路子应当怎样走下去。小康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进到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这个层次应当高于生态关系。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新的名词，称之为人的心态关系。心态研究必然会跟着生态研究提到我们的日程上来了”（费孝通，1992）。2020年正进入费孝通所讲的要关注“人的心态关系”的时期，这意味着社会心态研究具有比以往更重要的意义。费孝通（1992）认为“生态和心态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常说共存共荣，共存是生态，共荣是心态。共存不一定共荣，因为共存固然是共荣的条件，但不等于共荣”。他指出，“人们心态正在发生着变化。心态的关系及其变化由谁来研究？目前，文艺界正在接触这个问题，作家们用小说的体裁来表现人们的心态，但还没有上升到科学化的程度。怎样上升到科学化？弗洛伊德做出了尝试，但他却从‘病态’来研究人的心态，这是从反面来探索的路子。我们需要从正面来研究，谁来研究？过去是孔夫子。他从正面入手研究心态，落入了封建人伦关系而拔不出来，从实际出发而没有能超越现实。他的背景是春秋战国时代，那是中国古代的战国时代。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孔子，一个比孔子心怀更开阔的大手笔”（费孝通，1992）。
“这是当前的历史事实，在我看来这不只是生态失调，而已暴露出严重的心态矛盾。我在孔林里反复地思考，看来当前人类正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了。新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时又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他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目前导致大混乱的民族和宗教冲突充分反映了一个心态失调的局面。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自觉。考虑到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心态的人今后必须和平共处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不能不为已不能再关门自扫门前雪的人们，找出一条共同生活下去的出路。这使我急切盼望新时代的孔子的出现。看来我自己是见不到这个新的孔子了。但是我希望在新的未来的一代人中能出生一个这样的孔子，他将通过科学、联系实际，为全人类共同生存下去寻找一个办法。”（费孝通，1992）
目前的世界形势可能比当时费孝通所看到的还要复杂，环境问题更加严重，民族、宗族冲突不断加剧，去全球化的逆流正在威胁着世界秩序，这意味着社会心态问题将面临更大挑战。我不同意费孝通寄希望于一个新的孔子诞生的想法，我也不相信会出现一个超人来拯救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努力，社会心态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复杂的社会问题，有利于寻找新的治理之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是核心的社会心态问题，需要持续进行研究。一些新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如何构建世界性的公共卫生事件风险防范体系、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卡伦·霍妮（2004）在其1937年出版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指出，产生神经症的个人内心冲突，虽然不排斥性压抑、遗传禀赋、童年经历等个人特征，但本质上却来源于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个人施加的影响。人性、人的各种倾向和追求、人所受到的压抑和挫折、人的内心冲突和焦虑，乃至什么是正常人格、什么是病态人格的标准，所有这一切都因文化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2016年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编辑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组织了15位来自不同国家的思想家撰写文章，集结为《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激发他们讨论的背景是世界范围内激烈的政治变革，如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欧洲等地极右运动兴起、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复归。他们讨论的议题包括民主的疲劳、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对自由的恐惧、怨憎时代等，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全球性社会心态的反映。特朗普时期的中美关系紧张影响着中国民主的心态，这提醒我们，未来的社会心态研究将不只是考虑国内的社会环境、社会变迁，也要考虑全球社会生态的特点和变化。英国脱欧是如何发生的，2016年特朗普为什么可以当选美国总统，2020年美国大选再一次暴露出知识界对于大众的不了解、不理解，其中的社会心态机制是什么？这就像全世界几百年来持续不断的法国大革命研究，心态史学希望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心态”机制。
勒庞（2004）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的畅销说明了一个事实，人们希望理解社会心态，而我们对社会心态的研究长期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需要更多的研究者来关注社会心态问题，投身于社会心态研究。
参考文献
费孝通，1992，《孔林片思》，《读书》第9期。
费孝通，2003，《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第3期。
古江，1986，《试论改革与社会心理环境》，《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古斯塔夫·勒庞，2004，《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2018，《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孙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卡伦·霍妮，2004，《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冯川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王俊秀，2014，《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社会学研究》第1期。
王俊秀，2016，《社会时间、社会发展与社会心态——迈向一种发展的社会心理学》，《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1期。
王俊秀，2017，《社会心态研究30年：回顾与展望》，《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王俊秀、杨宜音，2011，《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杨宜音、王俊秀，2015，《“十三五”时期社会心态与舆论引导研究》，载李培林、蔡昉主编《2020：走向全面小康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左方，1987，《收入差距和社会心态》，《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1期。
[1]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201001/P020120709345300487558.pdf.
[2]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2009/P020200929546215182514.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