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威望的确立与典范思想的形成：王锡爵的家世、思想与门风[1]
安家琪
摘要：王锡爵是晚明重要的政治人物，对娄东太原王氏家族的历史走向影响深远。王锡爵所奠定的《春秋》家学与“早完国课、勤行善事”的家风，为王氏家族确立了地方威望，使其在明末的兵变与奴变中得以保全。作为嘉靖、万历时人，王锡爵思想的形成既受制于时代风貌，又受到社会身份、家族文化与空间变动的影响；其思想所呈现出的“以儒为主、兼取释道”的二元结构，亦是明代中后期士大夫思想的典型样态。
关键词：娄东太原王氏 《春秋》家学 二元思想
在明末清初的江南世族中，娄东二王——以王锡爵为代表的太原王氏与以王世贞为代表的琅琊王氏，有着不同的命运走向。“琅琊盛时，有弇园林壑之美，为吴中名园之冠……琅琊后人之所守者未得其半，而林木已斩伐，洞壑已颓，奇石已鬻，台榭无复有存者”[2]；太原王氏则能够平稳度过易代之际的兵变与奴变，家业久而不坠，日益昌大。作为家族政治与文化影响力的奠基者，王锡爵对于太原王氏乃至娄东历史记忆的形成与书写皆意义深远。太原王氏伴随王锡爵的登科入仕、位列首辅，而始由普通门户一跃而为江南的世家大族，瓜瓞延绵百余年；而娄东的历史走向，亦因太原王氏家族的崛起而在政治与文化史上倍增荣光。世族的兴起与维系，于政治及经济因素而外，尤赖家学、家风之承袭与家族领袖对于家族命运及历史走向的准确判定。因此，对王锡爵家世、家学、家风乃至思想结构的考察，遂成为深入理解王锡爵及其家族命运走向的必要路径。
一 娄东太原王氏的崛起
王锡爵（1534～1610），字元驭，号荆石，明万历首辅，谥文肃。远祖为太原王氏，其先从太原徙居嘉定墅沟，割其地，隶太仓，遂为州人。[3]由于王氏家族至王求一始定居于嘉定墅沟，因而，《娄东太原王氏宗谱图》尊王求一之父王荣为娄东太原王氏之一世祖。[4]《三槐王氏通谱》载：“（王）皋扈太后驾南迁，遂家无锡县。皋次子铎守父旧宅，居中沙；皋长子易分居东沙；皋三子允分居西沙。三沙之派，东、西为盛。东沙派自元将保义副尉荣迁太仓后，前明以来代有显宦，文肃公锡爵，其矫然首出者矣。”[5]可知王锡爵所属的王氏家族隶属太原王氏之三槐分支，而三槐王氏至赵宋王皋南渡无锡，遂分为东沙、中沙与西沙三派，娄东太原王氏则源出东沙一脉。东沙派至第十四世元河南元帅府保义副尉王荣时，正值“红巾贼”刘福通“作乱”，王荣遂于至正十一年（1351）“弃官归隐，居海虞之澄江，为太仓东娄之始”。[6]本于《娄东太原王氏宗谱图》，而参以《三槐王氏通谱》与《三槐王氏宗谱》，可将太原王氏中王锡爵一脉之世系作如下梳理：
王锡爵之父王梦祥育有二子，王鼎爵一脉门丁单薄，父子皆命祚不长，鼎爵先于兄锡爵而病亡，时年五十，其独子王术亦早亡；尽管王锡爵与夫人朱氏育有子女十三人，然九人皆夭亡，仅有独子王衡及三女成人[7]，而王衡又先于其父病亡，年仅四十九岁；王衡三子中，长子与三子同样早亡，唯次子王时敏一人担负起延续家族命脉的使命。故而王时敏在其母周氏的主张下，广纳妾室，育有九子，试图扭转锡爵一脉门衰薄祚之状，维系家业门风于不坠。
娄东太原王氏家族至王梦祥，已相传十世。其间，王氏族人以务农为世代不辍之业，仅有六世王谦以科举入仕，官至福建莆田县丞。娄东太原王氏真正在政治与文化领域崛起并占据相应的资本而成为望族，则始于十一世王锡爵：
吾娄盖自我文肃公崛起于前，太史公振武于后，海内推为人宗，而族亦由是以大。[8]
王锡爵以榜眼登科入仕，改变了王氏家族缺席于世族历史的状况，此后，娄东太原王氏日渐繁盛：修筑园林，与江南文化名流诗酒唱和；蓄戏乐家班，同魏良辅、赵淮等曲坛名家往来；[9]家藏多部珍稀书画[10]，掌握了丰富的文化资源；更将家族与地域性的画风扩展为整个画坛的主导画风，形成“娄东画派”，以“摹古”开创并引领了清代画坛的新局[11]——而王锡爵与其子王衡以“父子榜眼”成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社会中，王氏家族最为闪耀的辉煌。王锡爵本人即抱有以登科入仕光耀门楣的情感倾向，此种情绪亦可视作娄东太原王氏家族的共同追求。[12]明清易代，“世家巨族，破者十六七，或失门户”；但王氏家族则由于王锡爵严立“早完国课、勤行善事”之家规以及王时敏面对危机的应变能力，而在乱世中得以保全，“太原之门，田园如故，阀阅不改”[13]。此后，在入清后近百年的历史时段内，尽管有王撰、王摅等遗民诗人的坚守不出以及王昭骏等人策划反清复明的政治运动，但王氏家族成员的主流取向则是主动与清朝政权合作，读书应试，试图以科举进身，扩大个体以及家族的政治文化影响。
尽管娄东太原王氏家族自十一世王锡爵始，方逐渐形成并巩固其政治与文化地位，而成为江南望族；但王锡爵的祖辈即为家族开创了较为优渥的经济条件与良好的教育基础，祖父王涌“宏爽有才器，能积纤累微”[14]，故而其“以干局起家”未久，即“雄里中”[15]。至顺治八年（1651）王时敏掌家时，虽然易代与天灾令王氏家族面临巨大的经济危机，但家族尚可依靠田租和质库收入勉强维系日常开支，祖辈遗留下来的财富则在危难时刻用作救急。[16]王锡爵为官清廉，在高拱、张居正、严嵩等历任首辅屡以巨贪被劾后，王氏则能获神宗“清介方刚”[17]之誉，家风训导而外，较为丰厚的家族资财或可作一旁解。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登科入仕、以“世臣”之家实现门庭之永祚必因良好的家庭教育方始可能。王锡爵外祖父吴悦不仅为嘉定塘南之富户，同时亦出身诗书世家，在子女幼时即以《小学》《孝经》及前代名人、烈女之事相训诫[18]，因此，母亲吴氏具有良好的受教背景。优越的经济资本与教育资源使得王锡爵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会试与殿试中连中会元、榜眼。自此，王锡爵开启其人生仕宦之途，亦开始践行其借“禄位势力”以“联属其宗”[19]之志，开启王氏家族绵延百余年的簪缨命脉。
二 《春秋》家学与地方威望的确立
太原王氏自王锡爵始，即以善治《春秋》著称。王锡爵曾著《春秋日录》，又撰《左氏释义评苑》二十卷，隆庆、万历时期，“天下言《春秋》者皆本太仓”[20]，此亦可见王氏《春秋》学影响之深远。吴伟业《王茂京稿序》载：“王氏自文肃公以经术至宰相，缑山先生相继掇上第，负重名，其于《春秋》，父子各有所讲贯，凡以推崇醇正，抑退浮华，风厉一世之人文而表章绝学，上者施于
谟政事之间，次者见诸馆阁之论著，诚所谓经世大儒，彬彬质有其文者哉！余向从故老，窃闻相公谢政里居，犹以制举艺为人论说，诸生以文字贽者，鉴别其穷达，十不爽一。而课孙诸作盛为海内所传诵，盖大臣心事，嘉惠后学，尤思以经术世其子孙。”[21]明代科举的分经取士制度促成了地域“专经”现象的出现[22]，而乡试与会试均以《诗经》《周易》《尚书》为录取之大宗[23]，《春秋》作为“孤经”，在全国范围内的报考及录取率较低。[24]但王氏家族中，王锡爵以《春秋》夺会元；其胞弟王鼎爵以《春秋》中进士第五名；子王衡以《春秋》中解元，曾孙王掞以《春秋》中乡试第二，并奉诏编纂《春秋经传汇说》，玄孙王遵扆参编；重孙王原祁以《春秋》中进士；曾玄孙王旦复及其子王羾亦以善治《春秋》闻名[25]，可谓“以《春秋》为世学”[26]。王氏家族在科举领域所形成的强大《春秋》学传统，至清末尚存。明代科举地域专经现象的形成，颇依赖于众多科举家族的存在，而大部分科举家族都是一经相传。一种经典诠释在家族与地域中优势地位的形成，“会自然而然地从资源配置、社会舆论上挤占其他几种经典的空间，而读书人若想肄习其他经典，在寻找师资、图书资源上，以及在通过最初级的考试选拔进入儒学成为生员等方面，都会有更大难度”[27]。由此而言，王氏族人对《春秋》学的占有与承袭，家族之助力实不可小觑。
在处理与国家政权及地方政府的关系上，王氏家族奉锡爵“早完国课、勤行善事”之训为乡居第一义，并努力践行之，此举不仅能够树立地方威望，更是危难之际保全家族命脉的重要举措。王氏家族在太仓一方影响甚巨，家族领袖对于影响地方风气与确立社会秩序的作用不容忽视。王锡爵致仕归乡，出行只乘小肩舆，太仓人遂无乘大舆者。[28]万历八年（1580）前后，王锡爵次女王桂自号“昙阳子”，入道修行，并于万历九年九月九日“白日飞升”。此事在江南乃至全国范围内影响颇大，诸如王世贞、管志道、屠隆、徐渭、陈继儒、汪道昆等江南名流纷纷皈依受教，风靡一时，王锡爵的政敌更以此而制造政治事端。[29]此亦从侧面表明，在王锡爵的带动之下，太原王氏家族对于地方社会与国家秩序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淳风化俗而外，王氏家族亦借由救济乡闾以促成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
及后独身当户，慕黄兼济平粜之事，每田所收入，至夏月踊贵时，必减价发粜，以济贫民，岁以为常。至寒施衣荐，饥施粥饼，病施药，死施槥，孳孳不倦。[30]
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是国家政权稳固的前提，王氏家族对于地方民众的教化与救济无疑成为国家推行化俗政策的有力助援[31]，并以此而受到国家力量的支持。而王时敏以家族余力赈济难民、化约乡里，不仅是对王锡爵“勤行善事”之祖训的践行，更是出于树立地方威望与家族自我保全的考虑。王氏家族在处理家族与地方乡里的关系上，以“孝友敦睦”“和睦乡闾”世代劝导，以家化乡。[32]至十三世王时敏去官家居，“凡遇里中亲友，毋论贵贱，一尽诚敬以待之”[33]，“整内行，睦乡里，小物大闲，无所不勤，远近宗师之”[34]。王氏家族在乱象迭生的民变与奴变之中并未受到冲击，即当归功于此：
城中有变……吾家固大人平日禁戢僮仆，专好施与，不取里中一钱，士民皆爱戴，由是毫不为动。[35]
时州中群不逞者，思于里闬修宿郄而快私憾，揭竿啸聚，望屋而食，比户束手，莫敢出气。惟公至，则摇手相戒曰“太原王公来矣”。抱头争窜，鸟兽散去。[36]
王氏家族在王锡爵时期，即以严束家丁见称[37]；此后，王时敏和睦乡闾之举，为其在宗族乡里赢得了相应的尊重与威望，并使其家族在明末乱世中得以保全。尽管后人对于王时敏降清之举颇有微词，然而在时人至少是太仓人的理解中，王时敏以家族之力保全了族人与娄东民众的平安：“变革之初，屠戮之惨，所在都有。而吾娄幸无恙，即君家积善，天之报之，亦应如是。虽周臣、端士逊谢不敢当，然而闻者不以为谀，而以予言为可信，亦信其理之不诬者而已矣。”[38]家族对于国家政策的积极响应在对地方产生导向作用的同时，亦为自我保全之法。在赋税问题上，自王锡爵始，王氏家族即积极与国家政权合作，王时敏《自述》中言“自幼侍祖父之侧，每闻绪言，士大夫居乡，以早完国课、勤行善事为第一义。余戢之于心，寤寐弗忘”，至其持家，遂“尤注意于国赋输将，必先勾稽甚悉”。[39]在顺治十八年（1661）的钱粮奏销案中，尽管王时敏已值年迈，家族经济状况窘猝不支，然仍“鬻产质物，以期亟完，毋少逋欠”[40]。王时敏对奏销案“田赋功令最急，苟有逋悬，祸亦最重，此天下皆然，而江南为甚”的记述，已清楚表明其“早完国课”背后深重的政治忧虑，故而王氏在赋役问题上积极应和国家行为，以全“吾家新登甲第，列在缙绅”[41]之体。在家族与国家、地方之间的互动中，王氏一族正是以家族对国家秩序的维系与地方风气的化约为出发点，有效利用了国家权力对于家族的保护与地方社会对于家族的倚重，方保家族之安泰。[42]
三 以儒为主、兼取释道的二元思想构架
嘉靖以降，伴随士商互动所引发的社会结构的变动，士大夫思想的多元化成为中晚明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突出样态。[43]作为生活于嘉靖末期至万历中期的政治人物，王锡爵的思想在展现时代风貌的同时，亦在家族文化与空间变动的影响之下，而展现出相应的个性特征。
（一）以儒经世的生命底色
身为传统士大夫，以儒经世是王锡爵的生命底色。王锡爵颇尚王通“河汾之学”[44]，此既缘于文中子的“王道”学说，亦与家族及地缘因素密切相关。王通作为太原王氏之后裔，在《太原王氏皋桥支谱》中被奉为始祖，王皋及其三子所创“三沙”支脉皆出其后，自此而言，王通可谓王锡爵之远祖。[45]因此，王锡爵对于王通学说的认同，自当含有基于家族宗脉与地缘文化的情感因素。
王通标举“王道”，以佐理人君“正帝名”“尊华夏”与“行仁政”[46]为己任，其未得时用，遂退而著述，以志己道。王氏“佐王道”“行仁政”的追求不啻为个体念兹在兹的政治理想，更是家族血脉相连的生命精神所在。[47]“河汾之学”作为“匡代之要略”[48]，正可为王锡爵成就相业提供参照；而明代中晚期西北与东北所面临的边界危机，亦令王锡爵对文中子“尊华夏”之说生发同声相应之感。对于王锡爵而言，以儒学为根基而行王佐之业，不仅是个体对“务先王之道”的社会价值的实现，更是在对“先儒王通氏曰……”的追述中追念“绍家世之业”的家族荣耀。[49]
在奏疏、墓志、序文、尺牍等应用性文字中，“大儒”成为王锡爵频繁提及并大力推重的政治与文化身份：
公事亲孝，居丧不愧儒者，处家恭俭好礼，以请托报谒为可耻。[50]
顾今内外诚多故，同官臣家屏筦事虽新，然臣前知其为人，才敏识略十倍于臣，器度涵养百倍于臣，而新简入阁臣志臯、臣位，又皆天下名德大儒。[51]
尊文非仆之所敢当，然大儒作用亦略见一班矣。顷来词林文体日趋纤艳，取青嫓白，殊累大雅，得兄以高古深醇之文一洗涤之，亦大快事。[52]
张平野丈，此吾州博雅大儒，而更可谓之《易》圣，郎君得与朝夕，仆甚为之喜。[53]
无论是基于一位政治参与者对官方价值评判体系的遵从，抑或出于一位科举入仕者对儒学源自内心的真诚认可，王锡爵对于笔下负“大儒”之行举者，皆表现出了一贯的高度颂扬。最有力的证明当系王锡爵对其父王梦祥的评述：“府君在襁褓，伟哲异常儿，六七岁则以警颖善诵闻里中。老儒张俸先生置之膝而属以对，其语奇，张先生曰：‘是非凡儿也，强为我弟子，我终当食而力。’及长，遂受张先生经。而当是时，海滨之王皆饶乐以渔猎自娱，府君独喜为制科文辞，读书往往至丙夜。十六，试有司，以异等补州诸生，寻奉例入太学，有声。尝一再就省试，不利，然时人固以科甲目属之。”[54]王梦祥以经商为业，终其一生未尝考取功名，获封“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实缘于王锡爵的政治功绩。但王锡爵在王梦祥的行实中，以大量笔墨铺叙父亲自幼对于儒学的天赋与热忱，继而刻意强调了祖父被捕一事之于父亲“以家难弗获儒术”的决定性影响，其中实含王锡爵以儒学素养作为人物评定之重要标准的潜在话语。然而，王锡爵所谓之“大儒”，并非仅能空口论道者；基于一位政治家所当具有的素养与眼光，王锡爵并未过高看重儒学义理的阐释，而是注重儒学经世功能的发挥：
旧臣之望，今似为群少年作戏场傀儡。闻曾王俱被诚张桚打，江陵诸郎皆体无完肤，可叹！今日之势，全靠宋儒议论不得，必须作用一番，鼓舞台省大臣，方得展布。[55]
别札谓日读案头书，不审何书也。俗儒丽词，上古迂事，恐徒乱人意智，不如趁此清闲，一考我朝家法治法……使得失理乱之机了了，而将来大用为益裕耳……老丈莫深望，莫远引，天下事自知自为之可也。[56]
王锡爵对“世儒”“俗儒”颇不以为意，类似表述屡见诸笔端。[57]王氏常言当下吏治之难，难在任事[58]——政治生活并非空口谈义理或是高标道德大义者而能为之，政治运作涉及对多方势力的平衡，需要参与者具有敏锐的感知力与判断力，察变化于几微，并能够在诸多力量的交错之中不失时机地做出恰当的决策。自命纯儒之辈，往往过于理想化，擅长纸上谈兵，而不具备对局势的分析、掌控与应变能力，徒以大而无当的论断掩盖政治生活的复杂性，拘泥条框而不知权变，最终导致矛盾的激化。[59]因此，王锡爵对“世儒”的指摘，自可视作一位政治参与者对于儒学在政治领域应有之功能样态的反向诠释。
（二）庄、禅出世的个体情结
王锡爵的思想既展现出传统士大夫以儒家用世的共性特征，又展现出以佛禅出世的个体情结。“明季士大夫流于禅者十九矣”，以“儒”“禅”兼取而并行不悖，又多为万历时期士大夫的典型思想样态。[60]王锡爵亦莫能外：
不佞林居七年，所受于师者，禅有维摩，儒有文中子，与物而来，与物而去，治身化俗具是矣。[61]
仆经春多病，岁中决意逃禅，不知可及翁曳履入朝之日否？[62]
王锡爵于万历六年（1578）因“夺情事件”触忤张居正后，遂请辞乞归探亲，屏居于太仓旧居。直至万历十三年（1585）张居正被削籍抄家，方再度赴京任职。此间，或许是为缓解体弱多病的状况，抑或是基于安顿身心的需要，王锡爵对禅宗义理表现出了高度的兴趣，此习至其离任首辅、以乡居终老而有增无减。[63]王氏常常在致友人的书信中化用禅语，或谈及一己对禅宗修行的坚持：
要立此议论长留天壤间，而胸中不执一物，过后不生一念，乃禅家烦恼中之菩提，不必遂以此为洁身避权地也。[64]
今万苦万病，报业犹轻，一粥一苫，亦已望外。而近且延得百岁老人教以禅定摄生之法，其济则吾丈之庇也，不济则穷身亦何所顾恋，而勤我丈之远望乎？[65]
逃空数年，不能得禅那一分气力，日夕反侧流涕于冤亲聚散、歧路东西之间。[66]
乘此小病谢客，亦禅家三昧也。[67]
王锡爵谈及自我与时事，能够自然化用禅宗之语，此亦可见禅宗义理对其影响之深。而在王氏看来，禅定确乎对其摆脱政治失意的生命困境产生了积极影响：“弟掩关来，顽铁如昨比者，稍因外魔自省于炼心养气，得分寸力。翁丈即令身心尘境都无纤滓，于禅那更易入。盖多读道书，多寻道友，不如大静一番……大要怕学人道听涂说，故作隐言，明者自忖耳。翁丈自戢心体认，以无为为宗，待一念不生，弥旬浃月后，觉头中有物融融汩汩而起者即此。”[68]正因禅定为王氏带来了内心的平和与身体的清明，于是，王锡爵现身说法，在书信中谆谆告诫友人静心修行的重要性。王衡“好读禅语”[69]，亦当与王锡爵参禅之影响不无关联，抑或互为生发。值得注意的是，王锡爵参禅的思想来源并非纯粹的禅宗义理，而是表现出以禅为主体的庄、禅合流倾向：
眼前好丑变幻，非惟不敢作分别想，亦尚欲以苦言巽语左法右拂其间，使楚越为一家，狙诈咸作使，可怜哉！群少年兑自甘心，自误误人，而海上犹有逐臭之夫，欲借其齿颊以趋张桂之捷路者。足下教我之言皆是，要之道家所谓恬澹无为、圆觉妙应，乃在一切相中，不缚不舍，非尽铲去廉隅，混混浊浊终也。[70]
尽管“恬澹无为”是道家思想的应有之意，然而，“圆觉妙应”与“相”的概念则明显以佛禅思想为根底，不见于传统道教的叙述之中。王锡爵将二者并论而归之于道，显然基于庄禅合流的话语背景。王通即以倡“三教可一”之说，而被目为调和三教的先行者。[71]王氏曾本于儒家士大夫的立场而言“老、庄逍遥，太能误人”，以其令朝士纷纷挂冠去国之故也。[72]然而，当个体的政治理想无法践行于世时，老庄之说则另作别论。王锡爵致书友人，亦曾数度化用庄子之语[73]，并曾手书《黄庭经》《道德经》等道教经书[74]；唯其对于老庄之说的热忱远不及禅[75]。在对次女王桂“昙阳大师”的形象建构中，王锡爵等人同样采用了佛道合流的手法：
一夕，（昙阳子）梦真君口授一编，曰《法照悟圆灵宝真经》。觉而能臆之，且书之以语学士曰：“是道经而禅语”……创一龛，置之楼而键之，时时讽诵《金刚》《楞严》诸经，有所得辄书其隙若注者……久之，师忽大悟，觉脑中仙音缥缈自空而来，先天气融融，周五脏，遂成丹。初仅若黍米，已渐长若弹丸，外类轻纱縠，色正赤黄，居恒置下丹田。时有所升降，间出之掌，煜然吐光彩，自是水火绝，不复进诸果矣。[76]
此文由王锡爵草拟，王世贞结撰而成。[77]尽管昙阳子“白日飞升”系王氏等人为实现政治意图而进行的有意构建[78]，但正因如此，行文必当据时代特征与个人经历为蓝本，方显其所言之不诬，以达到预期的政治效应；同时，写作者的个体经验亦潜在左右着文字的叙述方向。佛道合流是明代中晚期思想界的普遍风尚，亦是知识界的基本事实。[79]“是道经而禅语”，暗示出昙阳子试图调和释、道的努力；其后“讽诵《金刚》《楞严》诸经”，展现了昙阳子对佛禅思想的接纳，“仙音缥缈……遂成丹”的叙述，则是明显参照了道教内丹的修炼之法，而对昙阳子进行修道成仙的构建。自个体经验而言，王锡爵以禅为主、佛道兼容的思想，无疑会影响其对于昙阳大师通融二氏之形象的构建。
“三教合流”是中晚明士大夫思想的突出特征[80]，虽然王氏的思想展现出释道兼容的倾向，但其却有意明晰“儒”与“释道”的界限，区隔“儒”与“释道”所适用的领域，力避混二氏而入儒：
公所论不过谓三教同源，儒者当于应世中了出世耳。然二氏作用数从和光，方便入门，若吾儒则必量腹然后食，择器然后操。如不肖自揣力绵智短，不敢强其性之不能，乃学儒而过，了不闻道者也。往先人属纩时，使老母坐榻前，阴诵《金刚经》，含笑而瞑，此何尝鞭策不肖应世耶？会当强食支床，稍理问学，以酬恩待耳。白沙先生真吾师也，其文字之奇亦似脱尽经生窠臼，读公批教，恍然若身在冷风秋水间矣。[81]
儒家与二氏分别适应不同的领域，而发挥不同的作用：二氏倡以和光同尘，顺随自然，具有高度的理论弹性与广泛的适用对象（“方便入门”），但正因其如此，则弱化了对仪式性与秩序感、责任感的追求，而流于宽泛无当，面对政治生活中的具体问题，难以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而儒家则以对个体的规约（修身齐家）为起点，进而扩大为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治国平天下），因此，其对个体的责任与能力具有较高要求（“量腹然后食，择器然后操”）。然而，恰恰是儒家学说对规则、秩序与法度的强调，方能令其适用于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生活。尽管王锡爵崇尚并努力践行禅定之法，但作为政治人物，他始终以风棱严整、殚心谋国见称于世[82]，以思想之力而论之，此自当于王氏能够自觉区分自我与社会、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进而在不同领域中本于相应的思想原则而立身行事一体相关。
结语
以家族为中心，纵向国家与横向地方的相互交织，构成了传统社会运转的关系网络。由家族与国家的纵向互动而言，自王锡爵、王鼎爵登科入仕起，王氏家族开始建立起与国家权力的紧密联系，随之获取了相当的政治与教育资本，使家族之绵延成为可能；明清易代之际，王时敏能够准确把握时代动向，归顺清朝，并鼓励九子出仕于清，在与新朝的合作中谋求家族维系之机候。与此同时，王氏家族能够在家族、地方与国家三者之间的互动中，提升家族文化的影响力，将“娄东画派”由家族成员间个体性的文化活动扩展为一支地方性的文化力量进而演变为统治中国画坛近三百年的创作群体，于多重政治力量交错的缝隙间谋求自我维系与更新的可能。就家族与地方的横向关系而言，王氏家族自王锡爵至王时敏的三代间，在处理与地方的阶层等差上以“和睦乡闾”为不祧之训，以家化乡，以身化俗，遂能于动乱之中实现家族的自我保全与延续。
作为万历时期的政治人物，王锡爵的思想既受到时代风貌的浸染，亦在社会身份、家族文化与空间变动的影响之下，展现出相应的个性特征：在公共空间，本于传统儒家“治平”之说，发挥儒学经世致用的政治功能；在“道不行”之时，则退居以“园林”为标志的私人空间，则以庄、禅学说为安身立命的主要选择。王锡爵思想所呈现出的二元结构特征，亦是明代中后期士大夫思想的典型样态。[83]王氏曾和唐寅之《对玉环过清江引·叹世词》而作《叹世词》十二首，以散曲传递对人力有限、世事无常的理解，语词率意纵横，颇具禅宗语言俗白乖诞之风。作为政治人物，王锡爵平生为文，除发挥政治功能的馆阁文字（奏疏、代拟敕诰等）与发挥社交功能的应酬文字（墓志、序文、祭文等）而外，较少涉略抒写个体情感的文章写作。王氏视诗词为小道，素不以作“文语”为意；[84]王时敏在辑录锡爵诗稿时，尽管“经年广搜”，然终仍“未能成帙”[85]。而王锡爵在退居林下之际，却能纵横文墨，畅言心迹于笔端。乡居时期，营建园林、莳花种树、悟道参禅成为其生活的常态。筑园赏花、参禅悟道、填词作曲，均应对着活动空间与个体身份的改变，唯其置身于私人空间，摆脱了公共空间中的政治身份，方有从事个体活动的可能与契机。[86]公共空间不断提示着王锡爵的社会身份，促使其化“小我”“私我”而为“大我”“公我”，在匡助君主治国平天下的同时，促成个体社会价值的实现，故而传统儒家的经世之说成为王氏活动于公共空间中的主导思想；私人空间则逐渐消解了王锡爵作为首辅的政治身份，促使其化“大我”“公我”而为“小我”“私我”，以安顿身心为要。因此，庄、禅学说即展现出了对于王锡爵生命选择的积极意义。
作者简介
安家琪，女，黑龙江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后，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1]本文为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政治与文学’视域下的王锡爵研究”（20ZWC131）阶段性成果。
[2]（清）归庄：《王氏西田诗序》，《归玄恭遗著》，《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601页。
[3]（清）程穆衡：《娄东耆旧传》卷五《王锡爵传》，江庆柏主编《江苏人物传记丛刊》第33册，广陵书社，2011，第429页。
[4]（清）王宾等：《娄东太原王氏宗谱图》，民国年间抄录本。
[5]（清）王庸敬：《三槐王氏通谱》，清光绪活字印本。
[6]“晋国公（祜）分支文正（旦）房无锡东沙分支太仓东娄派。”（清）王国栋：《三槐王氏宗谱》卷四，清抄本。
[7]（明）王衡：《缑山先生集》卷十四《诰封一品夫人先母朱氏行实》，明万历刻本。
[8]（清）王挺：《娄东太原王氏宗谱图序》，民国年间抄录本。
[9]参见（明）宋征舆《琐闻录》“弦索”条，民国23年（1934）圣泽园影印本；（明）陈继儒《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八，明末刻本。
[10]“虞永兴小楷《破邪论》，真迹在王元驭阁老家，风流蕴藉，品在《孔子庙堂碑》墨本上。”（明）张丑：《清河书画舫》卷三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8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77页。又“元驭学士书法在虞、褚间，而过自挹，不肯与墨池盟”。（明）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百五十七《王学士书黄庭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84册，第227页。
[11]（清）张庚：《国朝画征录》，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第18页。
[12]详见后文对王锡爵为父所撰墓志铭的解读。
[13]（清）归庄：《王奉常烟客先生七十寿序》，《归庄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251页。
[14]（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十一《诰封詹事府詹事翰林院侍讲学士先考爱荆府君行实》，《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北京出版社，1997，第260页。
[15]《王文肃公文集》卷十一《先弟河南按察司提学副使家驭暨妇庄宜人行状》，《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第268～269页。
[16]（清）王宝仁：《奉常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第386页。
[17]《王文肃公文集》卷五十四，《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册，第374页。
[18]《王文肃公文集》卷十一《诰封一品太夫人先母吴氏行状》，《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第264页。
[19]《王文肃公文集》卷一《南昌高氏族谱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第52页。
[20]（明）尹守衡：《皇明史窃》卷一百五，明崇祯刻本。
[21]（明）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三十四《王茂京稿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747～749页。
[22]〔日〕鹤成久章：《明代馀姚的〈礼记〉学与王守仁——关于阳明学成立的一个背景》，吴震、〔日〕吾妻重二主编《思想与文献：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356～367页。
[23]据丁修真对明代南直隶乡试与会试中五经录取情况的统计，五经的平均录取比例分别为《诗》36%、《易》28%、《尚书》22%、《春秋》7%、《礼》6%。参见丁修真《科举的“在地”：论科举史的地方脉络》，《史林》2016年第3期；另参见吴宣德《明代会试试经考略》，《教育学报》2011年第1期。
[24]“正统元年之春，余忝预考礼部会试。是时，有司奏定，以四方分为南北中三等取士，榜所取止于百人，南十之六，北十之三，中十之一。又分经之多寡，每经七取其一，《书》最多，《诗》次之，《易》《礼》《春秋》又递次之，左限右隔。”（明）陈循：《芳洲文集》卷三《送萧教谕赴长洲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1册，齐鲁书社，1997，第143页。
[25]程国赋：《论王时敏人生和艺术中的“延续”命题——兼考其家族与生平》，《文艺研究》2016年第3期。
[26]（清）王昶：《（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六十《杂缀三》，清嘉庆七年刻本。
[27]陈时龙：《明代科举与地域专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8月22日。
[28]（明）李廷机：《李文节先生燕居录》，《四库禁毁书丛刊》第67册，北京出版社，1997，第674页。
[29]安家琪：《文学书写与政治行动：“政治与文学”视域下的王锡爵文章论》，《苏州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30]（清）王时敏：《自述》，毛小庆点校《王时敏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第92页。
[31]陈瑚在致王时敏长子王挺的信中说道：“前州大人约乡大夫议积谷平粜之法，意亦甚佳，座上俱默不出一语，甚或激成变端，深可骇异……昨晤虞九（江士韶），知吾兄欲首倡义举，发仓振贷，此诚可以风励后贤，愧醒不肖矣。”（陈瑚：《确庵日记》卷二《与王周臣书论平粜法》，《陈确庵先生遗书》卷六，太仓图书馆印本）王氏家族主动响应官府赈济之行为，可视作其对国家政策的积极奉行。
[32]（清）王时敏：《家训》，《王时敏集》，第114页。
[33]（清）王时敏：《自述》，《王时敏集》，第93页。
[34]（清）程穆衡：《娄东耆旧传》卷五《王锡爵传》，第457页。
[35]（清）王抃：《王巢松年谱》，《丛书集成续编》第37册，上海书店，1994，第794页。
[36]（清）王宝仁：《奉常公年谱》顺治二年条，《王时敏集》，第771～772页。
[37]参见《王文肃公文集》卷二十《周漳南大尹》，第7～453页。
[38]（清）陈瑚：《确庵文稿》卷十二《王烟客太常七十寿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4册，北京出版社，1997，第361页。
[39]（清）王时敏：《自述》，《王时敏集》，第94页。
[40]（清）王时敏：《自述》，《王时敏集》，第94页。
[41]（清）王时敏：《家训》，《王时敏集》，第119页。
[42]范金民：《鼎革与变迁：明清之际江南士人行为方式的转向》，《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43]余英时：《明清变迁时期社会与文化的转变》，《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第35～42页。
[44]“不佞林居七年，所受于师者，禅有维摩，儒有文中子”（《王文肃公文集》卷十五《甘义麓参政》）。王锡爵又于《万历癸酉顺天策问》中引用文中子之言为证：“先儒王通氏曰：仲尼述史者三焉，《书》《诗》《春秋》是也”（《王文肃公文集》卷三）。亦见其对王通之学的推重。
[45]“王氏系出周灵王太子，传至隋为文中子，至宋为文正公，公曾孙大傅公扈宋南渡，居昊之荻州，子三人，长太周公迁昆山沙头，为东沙支；次省郎公仍居荻州，为中沙支；次学士公迁锡山沙头，吾宗皋桥支之所托始也。”（清）王堡等：《太原王氏皋桥支谱》，民国10年（1921）铅印暨石印本。
[46]（隋）王通撰、张沛校注《中说校注》卷五《问易篇》，中华书局，2013，第149页。
[47]“吾家顷铜川六世矣，未尝不笃于斯，然亦未得宣其用。退而咸有述焉，则以志其道也。”《中说校注》卷一《王道篇》，第4页。
[48]（唐）王绩：《答程道士书》，《王无功文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159页。
[49]《王文肃公文集》卷三《万历癸酉顺天策问》，《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第103页。
[50]《王文肃公文集》卷十《诰封中宪大夫虞阳孙公曁配恭人吴氏合葬墓志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第254页。
[51]《王文肃公文集》卷三十八《谢遣官督促申请终养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册，第98页。
[52]《王文肃公文集》卷二十九《焦漪园修撰》，《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第636页。
[53]《王文肃公文集》卷二十四《李桃主孝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第539页。
[54]《王文肃公文集》卷十一《诰封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先考爱荆府君行实》，《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第260页。
[55]《王文肃公文集》卷十四《申瑶泉相公》，《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第340页。
[56]《王文肃公文集》卷十六《赵瀫阳侍郎》，《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第367页。
[57]如“盖世儒所称大抵然矣。而吾则谓三代教养之法，可以御常民，不可以御豪杰”（《王文肃公文集》卷三《万历癸酉顺天策问》）；“世儒猥称中庸为大学之纬，不知子夏实曾子之翼……其书宗郑玄古本……世儒五家三教之书，十不得一”（《王文肃公文集》卷三《题大学解》）；“今世儒膏肓之疾全坐遗体而求用，贱物而贵我，王叔文之党倾天下，而其自名目曰伊周、管葛，日将兴尧舜孔子之道，足下以为何如哉”（《王文肃公文集》卷十五《耿叔台知府》）；“新录甚佳，独有《中庸》义驳倒遵道，尚袭世儒有心无心之说，其他皆金玉矣”（《王文肃公文集》卷三十《黄毅庵侍郎》）。
[58]“方今之世，士大夫有能尺喙销氛、空拳解斗者，则不佞与翁皆当望下风拜之”（《王文肃公文集》卷十九《潘印川总河》）；“方今士品之难，难在任事”（《王文肃公文集》卷二十一《赵心堂巡抚》）；“方今天下吏治，所苦躁进而饰虚”（《王文肃公文集》卷二十一《衷洪溪巡抚》）。
[59]“王疏（按：王世贞《备虏疏》）则肤廓无当。其论备边靡费，欲宣大两镇，封建强藩，令自为收，仿唐季西川故事。果如其说，则肘腋之间，无端树一藩镇，祸更烈于鞑靼矣。书生倡为高论，读死书而不知时务有如此者。”许同莘撰，王毓、孔德兴校点《公牍学史》卷七，档案出版社，1989，第182页。
[60]《明史》卷二百八十三《儒林二》：“（杨）起元清修姱节，然其学不讳禅。汝登更欲合儒释而会通之，辑《圣学宗传》，尽采先儒语类禅者以入。盖万历世士大夫讲学者，多类此。”夏邦言“其实在明代，真正社会层面的佛教信仰，恰恰是在明代中期展开的”（夏邦：《明代佛教信仰的变迁述略》，《史林》2007年第2期）。
[61]《王文肃公文集》卷十五《甘义麓参政》，《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第353页。
[62]《王文肃公文集》卷十三《潘印川巡抚》，《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第314页。
[63]“公初颇尚玄学，后一归禅寂，每日诵佛二千声，生平不知握筭，不问家产，却屛姬侍玩好，一无所目。”（明）冯时可：《王文肃公传》，《王文肃公文集》卷五十五，《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册，第408页。
[64]《王文肃公文集》卷三十《温一斋总台》，《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第644页。
[65]《王文肃公文集》卷二十七《王对南相公》，《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第287页。
[66]《王文肃公文集》卷二十三《张平野贡士》，《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第508页。
[67]《王文肃公文集》卷十四《郭鲲溟参政》，《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第323页。
[68]《王文肃公文集》卷十四《李石龙副使》，《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第326页。
[69]《王文肃公文集》卷十九《董浔阳座师》，《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第423页。
[70]《王文肃公文集》卷十五《刘肖华主事》，《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第345页。
[71]（隋）王通撰，张沛校注《中说校注》卷五《问易篇》，第134～135页。又张恒《明志稿》卷二（明刻本）：“（文中子）读《洪范谠义》，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而三教合一之说起矣。”
[72]（明）屠隆：《白榆集》卷十二《与邹彦吉督学》，明万历龚尧惠刻本。
[73]“今山南水北，更落□在人呼马呼牛、为庄为蝶耳”（《王文肃公文集》卷二十三《陈心谷尚书》）；“庄子格言，不肖刍荛虽狂，傥亦可采千万之一否”（卷二十一《叶龙潭总督》）；“江陵事乃沧海桑田、庄周蝴蝶，变幻只在目前”（卷十四《李及泉宪使》）；“天下方无事，吾等幸各抱膝林泉，蝴蝶庄周两忘梦境可矣。泯泯蚩蚩，何知天常国是”（卷十四《冯仰芹副使》）。
[74]（明）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百五十七《王元驭书仙师批点黄庭道德二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84册，第277页。
[75]“承示葛仙翁丹法，不肖往于都门道藏中曾谈之一过……然不肖窃谓外丹虽妙，至人决不以书传我辈，即精心向往，而夙缘未凑，恐反堕狐迹，不如姑守空净。虽今生未必成，而来生或不至流堕。”《王文肃公文集》卷十四《周山泉通政》，《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第332页。
[76]（明）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七十八《昙阳大师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83册，第141～143页。
[77]（明）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百七十三《与申相公》，《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84册，第489页。
[78]安家琪：《文学书写与政治行动：“政治与文学”视域下的王锡爵文章论》，《苏州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79]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七《说良知四句教与三教合一》，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第121～147页；柳存仁：《和风堂文集》中册《明儒与道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809～846页。
[80]陈宝良：《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第28～29页。
[81]《王文肃公文集》卷十四《唐曙台主事》，《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第329页。
[82]《王文肃公文集》卷五十四《谕祭文》，《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册，第374页。
[83]陈宝良：《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第103～105页。
[84]《王文肃公文集》卷十八《舒心矩编修》，《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第413～414页。
[85]（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八《别集类存目五》（第35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第95页。
[86]“‘私人领域’指的是‘一系列物体、经验以及活动。这些物体、经验以及活动属于一个独立于社会整体的个人主体。所谓社会整体可以指国家，也可以指家庭’……私人领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实体……与之相反，私人领域的结构很脆弱，随时可能瓦解。首先，对任何物质的占有都不可能是持之以恒的……第二，源于私人领域所产生的价值观念，有时被迫要面对社会现实，结果证明这些价值观念与对社会道德秩序的维护是不兼容的，甚至是悖反的……第三，如果主体自己的政治、道德负担太重，也会导致私人领域的倒塌。虽然如此，还是有一些相对稳定的概念性范畴，可以维持私人领域的价值观念……这四个范畴是：占有、独特性、展示、游戏。”杨晓山著，文韬译《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第213～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