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研究

从《神隐》看隐居南昌的朱权[1]

姚品文　段祖青

摘要：朱权为中国的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他的裔孙四世宁王朱宸濠正德年间在南昌发动叛乱被镇压，株连朱权，他的著作被毁弃，成就被埋没，生平事迹也被歪曲。至今仍有不少人包括学界，误解他在南昌四十余年，只是为日后政治上的反叛而韬晦的策略。从《神隐》一书看，他到达南昌以后，就决心隐居一生。他的隐居并非消极无所作为，而是转变人生追求。在精神层面，回避富贵荣华和权力追求，进入对大自然的欣赏与思考；在实践方面，面向民族和民生。他在南昌四十余年的人生实践，和他的大量著作，证实了这一点。

关键词：朱权　《神隐》　人生追求

朱权（1378～1448），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童年在南京宫中度过。洪武二十四年（1391），封为宁王。二十六年（1393），就藩于大宁（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去世，刚继位的建文帝朱允炆进行削藩。封地北平（今北京）的燕王朱棣发动反对建文帝的靖难战争，挟持朱权参与其事。当时曾经许诺“事成中分天下”。四年后，靖难成功，朱棣即皇帝位，未践“中分天下”之诺，改封朱权于南昌，在南昌生活四十余年。正统十三年（1448）薨，葬南昌西山缑岭，谥曰“献”，史称“宁献王”。

在南昌生活了大半生的朱权是个怎样的人？这是史学家和朱权研究者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但说法分歧。从朱权自己的著作中探索他的人生状态是个好的途径。他一生著作大都散佚，留存下来的多缺少这方面的信息，难得的是其中有一部书，名叫《神隐》（又名《神隐书》《神隐志》），或能给我们提供帮助。

《神隐》最早的版本为永乐六年（1408）刻。就是说，书稿完成时，朱权在南昌还只度过了六年。这么短的时间完成的书，能够反映朱权在南昌的一生吗？对于这一问题，我的回答是：朱权生平已经见诸许多史料，与《神隐》对照，是相互吻合的。我们正可以从《神隐》一书溯其源流。

这里首先将书的全貌作一简要描述。由于全书体例特点，加上现存版本在流传中造成的些许错动（如“摄生之道”5条），看起来结构不太严谨。但只要稍加辨析，就能够看出其内容的逻辑构思是很清晰的。

《神隐》主体分为两卷。上卷主要是以隐者的生活追求为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摄生之道”为身体的健康与保养；第二部分是隐者的精神追求，如“知命听天”“寄傲宇宙”“枕流漱石”等；最后部分是家常生活，如“卜筑之计”“山家农具”“山居饮食”等。下卷主要为农家生计，也分三部分：首先是“归田之计”即农业生产，也就是一年春、夏、秋、冬十二个月务农的要点；其次是“牧养之法”；最后为“医六畜诸病法”。全书皆分条胪列，计近千条。

对于《神隐》一书的性质，前人的判断颇多不同。《续书史会要》《四库全书总目》存目著录在“道家类”；《明史·艺文志》列入“农家类”；《江南通志·艺文志》又列入“明医方集宜”；李时珍医书《本草纲目》列《臞仙神隐书》在卷首“引据经史百家书目”中。这些分类都着眼其实用价值。本文放眼其中，目的则着眼于体察朱权的人生追求。

一 著书明“志”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说《神隐》是朱权“明志”之书：

此书多言神仙、隐逸、摄生之事。权本封大宁，为燕王所劫，置军中，使草檄。永乐元年，改封南昌。会有谤之者，乃退讲黄老之术，自号臞仙。别构精庐，颜曰“神隐”。并为此书以明志。永乐六年上之。[2]

《总目》指出朱权因为遭人毁谤——诬告他存心反叛朝廷，故写此书以明其无反叛之意。

从大量史实中我们知道，朱权当时对朱棣的欺骗与强迫确有不满，但从未有过反叛企图，即便朱棣对朱权怀有很强的戒心，当时南昌地方官员确有多人次诬告朱权有反意。朱权深知自己稍一不慎，就有身家性命被毁之虞，所以到南昌以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向朱棣表示决不背叛的态度。《神隐》就是这一态度的书面表达。

《神隐》是为向朱棣明志而写，这一点非常明确。该书卷首有一封《上天府神隐家书》。“家书”，就是写给家人的书信，“天府”指宫廷，信尾自署“末弟”。这封信无疑是上给皇兄朱棣的。《家书》全文写得很隐讳，甚至费解，但其中有一句说得明白：

……乃作《神隐》一书，志在与青山为邻，白云为友，天地为家，风月为故人……[3]

“以青山为邻，白云为友，天地为家，风月为故人”，就是归隐。那么《神隐》全书是怎样表达自己归隐之志的呢？朱权在《神隐下卷序》中说：“是书有二：其一乐其志，其二乐其事。”要补充的是，书中还有几篇附属文字：上下卷各有一序，卷首还有一文，题《壶天神隐记》，目录之后还附有一段四言韵文，加上《上天府神隐家书》，都非常重要，下面我们都将涉及。

《神隐》一书，包括对“神隐”的理性表述和具体实践的说明，从中可以观察和认识定居南昌时的朱权。

二 在位弃欲

隐居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远古时代就有巢父、许由的传说，以后历代都有一类人——多是文人，在入世（“显”）与出世（“隐”）二者之中选择后者，便称为隐士。生为山野之民，就不是隐士。众多隐士归隐的原因、性质和方式各有不同，被分为不同的类别。但是朱权与他们都有所不同，而且他还不能直接说明自己“隐”的原因，他是根据自己特殊的归隐的方式和状态给自己定性的。

在《神隐序》中，他把历来的“隐”分为“天隐”“地隐”“名隐”三类：

古有三隐，可得闻乎？藏其天真，高莫窥测者，天隐也；避地山林，洁身全节者，地隐也；身混市朝，心居物外者，名隐也。[4]

他所谓“天隐”，指的是被看成升天成了神仙者；“地隐”，是指避开人群聚居之地，居于山野之中，保持名节的人；“名隐”是指混迹于名利场中，但能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的人。朱权说自己的“隐”与这三类都不同：

其所避也，以有患之躯，而遁乎不死之域，使吾道与天地长存而不朽。故生于黄屋之中，而心在于白云之外；身列彤庭之上，而志不忘乎紫霞之想。……身虽不能避地，而心能自洁。[5]

看来不同之处主要在于隐居的地点或位置。朱权生于帝王之家：“黄屋”“彤庭”，就是王府。在他，王府是与生俱来，不可能也不应该“避”的。怎么办呢？他认为：“身”不能避，而“心”则可以“自洁”，也就是仍保持藩王的身份，但自己可以将权位与富贵之念洗刷干净，将精神寄托在世外——白云紫霞之中。这就是“神隐”。这当然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他知道当时从上到下，人们对他的归隐是非常不相信的，于是他在文中不厌其烦地反复设问并自答。如问曰：

客有问于涵虚子曰：“弃轩冕之荣而嗜蓑笠，厌华屋之广而慕岩穴，舍千乘之贵而甘一农之贱，吾未闻也，而王何所欲乎？”[6]

他认为，在“生死”这一极限选择面前，趋生避死是生命的本能选择。他先以禽兽为比：

累榭洞房、珠帘玉扆，人之所乐也，猿鹤入而竦；悬濑急滩、波涛汹涌，鱼龙之所安也，人入而惧。雕笼玉食，人以为悦也，鸟入而忧。[7]

再以人为比，人的好恶追求是可以有所不同的。他并以帝王为比，即使是帝王，也不一定喜欢豪华高贵的享受：

文王嗜菖蒲而厌八珍之味。……汉顺喜山鸟之音而恶丝竹，魏文好锤凿之声而不喜金玉之和。[8]

他还用虫豸为比：“桃中之虫”，在“无分寸之宽”的桃核中，自以为不会受到伤害，而终于落入“馋夫”之口，说明加害者无处不在，“避地”并不是最安全的。

这些比喻无不透露出他深知自己避害之不易。但也说明了现在做出的“神隐”决策，既是不得已，也是最佳选择。他没有，也不能直接说，是谁要加害于他。因为他深知，朱棣和所有的人对此都不会不明白，接着就直接说出他认为自己最安全的地方，就是他现今的所在地——南昌。

前已说明，朱权说“不能避地”指的是不能避开王位。从实际处境看，他当时还是宁王，宁王府就在南昌城内。但知道住在王府，难免干政嫌疑，于是他将王府事务交给世子磐烒，自己经常住在数十里以外的西山。南昌的西山是道教名山，有葛仙峰，传说为道教名家葛洪修仙处，上有葛仙坛、炼丹井，下有葛仙源。还有天师谷、施仙岩、娜姑仙坛、仙迹岩等。朱权已经在西山建了房庐，即“精庐”——道家修炼之所。他写道：

今西山之巅，有庐存焉，可以藏吾之老；西江之曲，有田在焉，可以种吾之禾。壁间有琴，可以乐吾之志；床头有书，可以究吾之道；瓮内有酒，可以解吾之忧。能如是……是为逃空虚洁身于天壤之间，故有志于是书。[9]

宁王府世子师胡奎曾经有诗《敬进宁王殿下仙人好楼居》三章就是歌颂这座精庐的。其中第二首是：

仙人好楼居，乃在蔚蓝天。东西九万里，日月相周旋。上有飞霞佩，五凤何翩翩。左招王子晋，右揖洪崖仙。含和炼金魄，至真洞玄玄。无为以清静，寄傲羲皇前。[10]

胡奎随朱权来到南昌，不到六年就因年老回浙江老家了。他写这首诗时，《神隐》还没有完成，说明朱权的“西山之巅，有庐存焉”等，都是自己的实践。他的“隐”是真实的，可信的。

三 道教信仰

道家在中国隐士文化中起着重要作用。许多隐士都有道家色彩，但大多并非道教信徒。朱权自童年在宫中就受到道教的影响。大宁时期也还在追踪道教，但那时只是兴趣而已。改封南昌以后，他的处境，需要他放弃现实中的许多追求，此刻道教思想和信仰便成为他的重要精神支撑。南昌不仅有西山，还是净明道的发源地，宁王府与万寿宫为邻。正一派天师府也在不远处的龙虎山。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成了真正的道教信徒和传播者。这些也充分反映在《神隐》一书中。在《家书》中，他首次使用了“南极冲虚妙道真君”这个道号署名。

就在上卷“目录”之尾有一段破例的文字，道教意味十足：

世有斯道，乃有斯人。斯人者谁？子休列生，以德为畔，以道为耕。不逆流俗，不污其名。苟非巢由，其谁与并？诚能行之，飞升紫庭。是书之作，泉石之盟。验于山，兆于辛。[11]

卷首的《壶天神隐记》，更是一篇用道教观念诠释“神隐”的文字。在这篇《记》中，他说很多人都曾经表示要“栖身道迹”，但是真正做到的“有几人焉”？而他做到了。他能够“乐人之所不乐，而独乐其所乐”，是因为曾经的人生遭遇：

予生于疆宇宴安之日，值悠闲娱老之年，缅思曩昔经涉之务，勃然惩怆，是以心日以灰，志日愈馁矣。于是屏绝尘境，游泳道学。[12]

这里他明说归隐的真实原因是遭受了挫折而心灰意冷。他知道朱棣对此心知肚明。如果说得晦涩含蓄，反会引起朱棣生疑。要害在于他学道的真实性。他描述自己“神隐”的状态，具有鲜明的道教色彩：

是时天地在吾腹，宇宙在吾身，造化在吾手，与人不同者矣。而能错综乎人我之场，吐吞乎大千之域，放乎其无涯，敛乎其无迹，芒乎芴乎而与世相遗，人莫我知，可谓神隐矣。[13]

这并非一种想象中的境界，而是已经在生活中实践着：

于是入松关，由竹径，渡鹤渚，至白云更深之处，登于壶天，过醉乡之深处。延石桥，而造乎紫霞丹室，憩于神谷。其谷之东有窦焉，曰“洞天深处”。内有地一丈，有八构三椽之茅。凿方丈之池，植松引流，栽兰叠石，取象乎江汉云山之趣，药炉茶灶，一琴一鹤，诵经煮茗，以为养修治生者焉。[14]

这里所叙及的，都是实境，是朱权西山精庐所在。“神谷”是西山地名，“洞天深处”指道教三十六洞天之“十二洞天”——西山“天宝洞”，皆见于史志。

历史上的道教有多个宗派。朱权一生信奉道教，并不拘泥一派。但从《神隐》看，他早期对东晋葛洪的神仙道炼丹术尤为倾注。在《上卷序》中已经提到他决心“神隐”时，就读了葛洪《抱朴子》一书。“紫霞丹室”，是他在西山精庐炼丹之处。上卷第一则“摄生之道”中就有“九转灵砂”一条，讲灵砂的炼制方法。还有“仙家服食”一则，就有“山中煮白石法”等二十一条，皆是葛洪《抱朴子》中服食丹药的炼丹方法。

朱权奉道，不仅是为避祸，也是毕生真实的信仰。他在南昌著作百余部，道教著作近半数。其中《天皇至道太清玉册》是他晚年为振兴道教撰述的力作，被收入道教典籍《续道藏》。

值得一提的是，朱权虽然是道教信徒，在书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道教信仰，但是并没有说许多教义教理，使一般读者难于接受。

四 文人情怀

大宁时期的朱权是个军事统帅。虽然他也从事写作，撰有《通鉴博论》《汉唐秘史》等数种，但都是与政治相关的史学著作，来到南昌之后，却必须远离政治。衣食无忧的他，精神如何寄托？他可以一蹶不振，颓废消沉；也可以沉迷于声色娱乐。但自幼受到的文化教育将他带入了另一个精神世界，即一种“文人情怀”和文化培育出来的一种精神风貌——“风雅”。《神隐》上卷“乐其志”中大部分描写的，就是一种风雅。比如“啸咏风月”：

或时心平气和于风清月白之际，曳杖而行，或水边林下逍遥徜徉。或触景，或自况，或写怀，或偶成，或诗词，或文赋，泄其素志，以扩幽怀，与风月为侣，尔岂不乐乎？[15]

中国文人风雅素来多表现为对大自然的欣赏和对艺术的爱好。在《神隐》中，二者皆有描述。

首先看他“乐其志”的一系列标题，如：“啸咏风月”“枕流漱石”“松风萝月”“坐石观云”等，就知道他的“志”与大自然相关何等紧密。其中“临流赋诗”是这样的：

日常稍觉闷倦，便曳杖于溪河之边，坐于磐石之上，见山色之苍苍，可以乐吾之志；见流波之洋洋，可以快吾之情。乃临流以赋诗，写兴以自遣。乃为鬼神自相谈道尔，而俗人安能得哉？又快一日之志也。[16]

“俗人安能得哉”，这“俗人”指的就是那些只有物欲而缺少文化追求的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朱权的“雅”并非是超尘绝俗，不食人间烟火，而是充满生活情趣的。比如他在“茅亭酌月”中写到夜晚茅亭赏月时，应该有妻子儿女在座：

当秋月明之时，正宜夜坐茅亭，可捧一瓢，与老妇子女自相对酌。吾所谓“合家共饮茅亭月，酌尽古来天地心”，又是一团道气。[17]

文人的风雅还表现为对琴、棋、书、画等的爱好。

琴乐是中国民族音乐中文化含量最高，风格最雅的一种音乐。朱权于琴有着高深的造诣。他不仅会弹琴，来到南昌以后，还用十二年的时间编撰了至今存世的中国第一部琴谱集《神奇秘谱》。他还会斫琴，他制作的“悬崖飞瀑”琴传世至今。在《神隐》中他多处涉及琴，仅“草堂清兴”中就有琴室、琴案、对人鼓琴、对物鼓琴、对月鼓琴、临流鼓琴、膝上横琴、挂琴等多条。为了将音乐传递给后人，他当时还编写了一种教材名《琴阮启蒙谱》，除琴之外，对阮也颇为了解。他说，阮这种乐器五代时已经失传，是他按照前人画作上琴的图样制作出来，阮才得到传承。他为此感叹道：

呜呼！阮之失者将八百年，而予又继而成之。岂非物有盛衰，必因人而兴也！[18]

在另一条“笛”中，他提到“龙虎山仙岩中所出竹节长，一节可作一管，其声又清远可爱”。他是否亲手制作过竹笛难以认定，但他自述得到了一支镔铁笛，“清夜吹之，有裂石穿云之声”。无论是否亲手制作，他会吹笛无疑。他对笛乐的这种感受，则更是非行家不能有的。

除了琴阮之外，还有如投壶、弈棋等。在“弄丸余暇”中他写道：

饱食暖衣，逸居而无事，则无心于世虑。或于松竹之下，或于花竹之间，乃与数客，或投壶，或鼓琴，或拨阮，或弈棋，或饮酒，以消白昼之闷，不亦乐乎？[19]

投壶、弈棋等，都是高雅的游艺。朱权对文化艺术爱好之广泛由此可见。更重要的是，他对文化艺术的这种态度和情感，已成为一种自身的修养，不只是为了避祸而勉强为之。作为文化修养，就不只是技艺，还渗透在生活礼节和细节中。在“留连山客”中他说：

凡客至家，长者出迎，待居中堂。作揖拜见讫，尊客于左，主人居右。家中子侄毕至，长揖而退，令数童子拱立于侧。先命取茶，其厨下置办酒食，晌饭以待之，不可使之空归。茶后款话之余，或蜜水药汤流连而食，以待酒馔；或弈棋，或鼓琴，或论诗，或投壶。如此久之……[20]

可见他的文人情怀并非一种自命清高、孤芳自赏，而是充满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写在书中，读者可以将其看作是对乡村文化建设的种种设想。

五 务实亲民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诸多隐士，得到的大多是肯定与赞扬，但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批评长沮、桀溺，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当代的批评有两家比较有影响。一位是知名学者蒋星煜先生，他在《中国隐士形成的因素》一文中说：

其实隐士之所以形成，从主观方面来说，完全是由于个人主义或失败主义，这两个因素的作祟。[21]

他认为那些“个人主义者”，对于全体人类的生活只是用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去对付。而另一些“失败主义者”，他们忠实于已经瓦解的政权，不做新政权的官吏，但又缺乏自信心，只是用隐居的手段表示消极的抗议。

另一位是梁漱溟先生。他说隐士有三大特点。第一点，隐士是国家松散的表现和原因之一。第二点，其淡泊自甘是国家经济难于进步的象征。特别是第三点，认为隐居者崇拜自然而不改造自然，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

在生活态度上，便是爱好自然而亲近自然。如我前所说，对自然只晓得欣赏忘机，而怠于考验控制。如西哲所誉，善于融合于自然之中，而不与自然划分对抗。其结果便是使艺术造乎妙境高境，而不能成就科学。[22]

蒋星煜先生的批评偏重于隐者的主观动机，梁漱溟先生的批评偏重于退隐的客观后果。其共同点是，隐士们都没有把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看作自己的责任。这种批评都有一定道理。问题在于，是否所有隐士都是如此？例如朱权的“神隐”，是否也是如此？

前面已经说过。从动机说，朱权之隐是生死攸关下的迫不得已，并非出于个人主义的追求失败而放弃社会责任。那从《神隐》的内容看，是否有两位先生所说的那些负面性质呢？

《神隐》全书的主体上卷是“乐其志”，下卷是“乐其事”。我们只要观察他的所“乐”，即其“志”和“事”具有怎样的性质，就可以得出结论。我以为朱权神隐的性质一是“务实”，二是“亲民”。二者密不可分。综合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为广大农村生产生活之所需。书的上卷“乐其志”，似乎都是隐士生活。其实除了少量属文人情趣、道家修养之外，许多内容是针对乡村普通劳动者生产和衣食住行等生活之需要的。如“山家农具”中有牛车、蓑笠、桔槔、犁耙、锄、斧、锯、镰、网等。尤其是下卷，列出一年四季十二个月的气候特点、节日风俗、生产生活知识等。以“三月”为例，在“务农”一条中就有：犁秧田、浸稻种、种秫黍、种芝麻、种红豇豆白豇豆、种大豆、种黑豆、种粟谷、种苎麻、种棉花等二十余种农作物种植方法。如“犁秧田”：

其田须犁耙三四遍，用青草厚铺于内烂打。平，方可撒种。烂草与灰粪一同，则秧肥旺。[23]

有些属于生活常识。如五月，是桃子成熟的季节，书中有一条“收桃”。在当时没有冰冻冷藏条件下，这种方法应该非常实用：

以麦面煮粥，入盐。冷，倾入新瓮中。取桃纳粥内，密封瓮口。冬月食之如新。桃不可太熟，但择其色红者佳。[24]

《神隐》参阅引述最多的是《农桑衣食撮要》一书。其作者鲁明善的自序中有一段话，朱权应该是熟悉的：

农桑，衣食之本。务农桑则衣食足，衣食足则民可教以礼义；民可教以礼义则家国天下可久安长治也。……其可以农圃细事而忽之哉？[25]

朱权《神隐》的意旨与其相同，岂能是“漠不关心”？

其二，知识丰富，来源广泛。《神隐》分上下卷。上卷为“摄生之道”，分四十一类，三百九十三条。下卷为“归田之计”，十四类，五百四十五条。计五十五类，九百三十八条。内容非常丰富。《神隐》中的知识内容有许多来自前人著作。其中有注明来源的，如“道具之属”中的“药枕”条，自注“此方出自《太清玉函》”。有关“琴”的多条，经查，出自宋赵希鹄《洞天清录》。其中出自元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者甚多。如下卷“三月”之“种红豇豆白豇豆”“种黑豆”；“十月”之“收鸡种”“移树栽树”等多条，二者文字多不差。当然还有许多取自其他文籍。其来源有可能是平时的积累，但大量应该是写作《神隐》时临时查阅，方不致错误。所用功夫非同一般。

不少知识直接来自朱权本人的生活积累。如卷上“草堂清兴”中的“蒲草”是他居所附近的“西江天宝洞天、洪崖丹井二处所生石菖蒲”。说到“笛”时，提到江西鹰潭“龙虎山仙岩的竹笛”。还提到“予近得镔铁笛”，没有说明来源，据笔者所知，这种笛不是随处可得，而是南京皇宫特赐。他处有过记载，此不赘。

他还在多处谈到南方和北方农事用具设备等的不同。源于朱权原来生活在北方的大宁，现在来到了南方，对南北方的区别很敏感。如“卜筑之计”中有“地窖”条，就提到大宁附近的“营州辽阳”。他说：

南方卑湿不可用。营州辽阳彼处皆有，予昔封镇于此。有撅其窖者。其窖于兵后以来二十余年矣。[26]

又如“山家农具”中的“锄”，也提到南、北方的不同：

锄。南北人锄田有各样者。南人薅田用高头锄。北人用鹅项锄。种菜多用鹰嘴锄。因地冻坚硬故也。家有一男子，必置一把。如辽人薅田只用长竿铲，不用锄。[27]

有的物事出自他自己的创造。如“道具”中的“幅巾深衣”条中，他就提到了自创的一种服装，就是自己设计的道装，他为之命名为“臞仙巾”和“臞仙服”等。

其三，有利于科学的发展。中国科技进步迟缓原因很多，原因很复杂。但也不是没有少数知识分子在关注，如前面提到的《农桑衣食撮要》作者元鲁明善。《神隐》中写到的大部分农业知识和技能，都是我国农业生产中难得的经验之谈。其中有的在明代已经被几种著名的科学著作引用。如徐光启《农政全书》、方以智《物理小识》、李时珍《本草纲目》等，都引用《神隐》中文字多条。清代康熙御制的大型类书《广群芳谱》也有引述。这些都证明了它的实用价值已为社会认可。当然用近现代的科学观念看，有些已经落后，有些明显是属于迷信。如上卷“禁辟虫物”中说“端午日书‘滑’字贴之”，可以“治蚰蜒不生”之类。卷下“正月”有：

凡果实初熟时，以两手采摘，则年年结实茂盛。

果子熟时不可先摘。如被人盗吃一枚，飞禽则来食。切宜谨之。[28]

这些应该是出自民间口传，带有迷信色彩，但这在《神隐》中只是少量。从总体看，《神隐》对当时的生产生活的改善是有利的，对自然科学发展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四，贴近生活，语言通俗。《神隐》在知识性的解读中有生动的叙述和细节描写，有趣味盎然的故事，还有真实的情感抒发，让读者在阅读中充满亲近感。比如关于“网”的一条，写打鱼就很有趣：

或一时客到，欲取鱼，就以罾网于河边。或撒网，或扳罾，与客嬉笑而取。既得鱼矣，瓮头新酒，取之与之共食，又是一般情况。滋味偏甜。快活！快活！[29]

《神隐》不仅仅是写生产和日常生活，也记载一些节日活动和民俗风情。比如下卷“正月”讲了北方有妇女“耍鬼儿戏”，男子的“请灌郎神”；南方妇女“请高郎”“请七姑娘”等。其中“耍鬼儿戏”：

以一女子用被蒙其头，众女子拍手大叫曰：“寿域天开，天开月明。骑鹤下瑶台。”如此叫聒久之，其人乃昏。忽有鬼附其体，而善舞。乃问其祸福。但以手示之，终不言。有捏怪者假为之，群女大笑。[30]

只有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才会去写，并描绘出这么充满趣味的生活场面。朱权不仅是对人，对动物也充满怜爱。他在上卷“养猿”中写道：

本是清物，道院中可置一枚。只是不敢放出。必须锁其项于笼中，则大煞风景。盖猿形类人，而锁其项，不亦丑乎？况又置于笼中，不亦闷乎？莫如不养。[31]

在下卷“牧养之法”中有“六畜房圈”条：

虽是畜生，其性与人亦同也。有饥寒之苦，不可不留心在上。当于秋收之时，预先整理，以避风雪，不使寒冷冻其肌肤。令家中用心喂饲，不致饥饿。要存这点人心。[32]

“要存这点人心”这样的动情，在讲述自然知识及其应用的文章中，实为少见。

有一些说法，看来陈旧可笑甚至错误，如“山人家事”：

凡居林泉之下，山野之间，必要先治其家道。家道齐而农事具。所事必谋诸妇。妇贤则家道可成。故择妻切莫取城市之家及乡村大户者，为贫难之家者最佳。何也？能辛苦，一也；不嫌贫，二也；善织纺，三也；会养牲，四也；脚大可为活，五也……[33]

读到这里，或者有人会觉得他错把妇女只当作劳动力。其实在那样的时代，贫苦的农家何尝不是如此的？贵为亲王，能为他们如此设想，不也很难得吗？

《神隐》语言浅近易懂，又生动活泼，读来不枯燥乏味。其中有些是口耳相传家喻户晓的民间谚语，如卷下正月“一岁之务”：

一家之计在和。……一生之计在勤。……一年之计在春。……一日之计在寅。[34]

有些知识性的应用文字，也夹以抒情，读来生动有趣。如说到“箫”：

洞箫为上，围五六寸者是。若秋夜月明，或于桂花之下，或于茅亭之中，仰卧片石，吹一两曲《秋风》古调，以动天籁，泠沁一身毛骨。妙！妙！[35]

这样的语言表达的应该不仅是一种心态，还是一种精神状态和人生追求。

纵观《神隐》全书，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朱权到达南昌以后，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他并没有如前所说“心日以灰，志日愈馁”无所作为，而是倾注毕生心力于文化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这与他的“神隐”思维——摒弃功利，有着莫大的关系。

作者简介

姚品文，女，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段祖青，男，文学博士，江西农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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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道经集部集成、编纂与研究”（17ZDA248）；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茅山宗诗文整理与研究”（19YJC751004）；2017年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张宇初诗歌整理与研究”（17WX07）；2020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岘泉集》研究（ZGW20202）”的阶段性成果。

[2]四库全书研究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第1965页。

[3]（明）朱权：《神隐·上天府神隐家书》，明瑞昌王府朱拱枘刻本。

[4]（明）朱权：《神隐序》，明瑞昌王府朱拱枘刻本。

[5]（明）朱权：《神隐序》，明瑞昌王府朱拱枘刻本。

[6]（明）朱权：《神隐》下卷序，明瑞昌王府朱拱枘刻本。

[7]（明）朱权：《神隐》下卷序，明瑞昌王府朱拱枘刻本。

[8]（明）朱权：《神隐》下卷序，明瑞昌王府朱拱枘刻本。

[9]（明）朱权：《神隐》下卷序，明瑞昌王府朱拱枘刻本。

[10]（明）胡奎著，徐永明点校《胡奎诗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第1页。

[11]（明）朱权：《神隐·目录》，明瑞昌王府朱拱枘刻本。

[12]（明）朱权：《神隐·壶天神隐记》，明瑞昌王府朱拱枘刻本。

[13]（明）朱权：《神隐·壶天神隐记》，明瑞昌王府朱拱枘刻本。

[14]（明）朱权：《神隐·壶天神隐记》，明瑞昌王府朱拱枘刻本。

[15]（明）朱权：《神隐》上卷，明瑞昌王府朱拱枘刻本。

[16]（明）朱权：《神隐》上卷，明瑞昌王府朱拱枘刻本。

[17]（明）朱权：《神隐》上卷，明瑞昌王府朱拱枘刻本。

[18]（明）朱权：《神隐》上卷，明瑞昌王府朱拱枘刻本。

[19]（明）朱权：《神隐》上卷，明瑞昌王府朱拱枘刻本。

[20]（明）朱权：《神隐》上卷，明瑞昌王府朱拱枘刻本。

[21]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16页。

[2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179页。

[23]（明）朱权：《神隐》下卷，明瑞昌王府朱拱枘刻本。

[24]（明）朱权：《神隐》下卷，明瑞昌王府朱拱枘刻本。

[25]（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自序》，中华书局，1985，第1页。

[26]（明）朱权：《神隐》上卷，明瑞昌王府朱拱枘刻本。

[27]（明）朱权：《神隐》上卷，明瑞昌王府朱拱枘刻本。

[28]（明）朱权：《神隐》下卷，明瑞昌王府朱拱枘刻本。

[29]（明）朱权：《神隐》下卷，明瑞昌王府朱拱枘刻本。

[30]（明）朱权：《神隐》下卷，明瑞昌王府朱拱枘刻本。

[31]（明）朱权：《神隐》下卷，明瑞昌王府朱拱枘刻本。

[32]（明）朱权：《神隐》下卷，明瑞昌王府朱拱枘刻本。

[33]（明）朱权：《神隐》上卷，明瑞昌王府朱拱枘刻本。

[34]（明）朱权：《神隐》下卷，明瑞昌王府朱拱枘刻本。

[35]（明）朱权：《神隐》上卷，明瑞昌王府朱拱枘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