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学史的视角及本书的研究视点
戏曲论是研究汤显祖文学思想的重要关节点，学界对汤显祖诗学本质的认识已经程式化，基本局限于其外在的艺术特征，而忽视对其独特诗学内涵的发掘。较早记录汤显祖文学地位的是《明史》。《明史》载明万历十九年（1591），因彗星临天，天垂星示，汤显祖上《论辅臣科臣疏》，故被降为徐闻县典吏，于卷二百三十只有“少善属文，有时名”寥寥几字。卷二百八十五《文苑》亦有载：“李攀龙、王世贞辈，文主秦汉，诗规盛唐。王李之持论，大率与梦阳、景明相倡和也。归有光颇后出，以司马、欧阳自命，力排李何、王李，而徐渭、汤显祖、袁宏道、钟惺之属，亦各争鸣一时，于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从这里可以看到汤是反复古派的重要一员。
清初文人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中载：“汤若士，明之才人也。诗、文、尺牍俱有可观，而其脍炙人口者，不在尺牍、诗、文，而在《还魂》一剧。使若士不草《还魂》，则当日之若士已虽有而若无，况后代乎？是若士之传，《还魂》传之也。此人以填词而得名者也。”李渔的说法极为偏颇，于汤显祖的文学成就可谓“一叶障目”。
清初戏曲家尤侗在其《艮斋杂说》卷三中说：“明有两才子，杨用修、汤若士是也。二子之才既大，而人品亦不可及……（义仍）在南礼曹抗疏论劾政府，以致罢官。其出处甚高，岂得以《四梦》掩其生平乎！”[90]身为戏曲家的尤侗则不“以《四梦》掩其生平”，首肯汤显祖的价值自在其全面的创作，眼光自然高人一等。
新中国成立后，各种文学史在参照明清时人评价的基础之上，对汤显祖的诗学风貌也做了进一步的延展和说明，如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
（汤显祖）轻视形式上的传统，强调独创精神。论文不满摹拟，而主“灵性”与“灵气”……他反对诗文创作中的“步趋形似”，而强调“灵性”“灵气”的独创性，即使怪怪奇奇，不合传统之格，只要是从“灵性”“灵气”而来，就能感染人心。他这种论调，正是袁宏道的性灵说所宣传的内容。他又推崇宋文，反对“文必秦汉”的论点。他对公安派反拟古主义的文学运动，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袁宏道的反拟古主义，汤显祖的反格律主义，精神上是基本一致的。一个在理论上的建树大，一个在创作上的成就高，而他们和李卓吾的反传统反道学又有其相通之处。我们所以重视汤显祖，因为他以强烈的反抗精神，丰满坚实的艺术力量，突破了格律派的樊篱，给晚明时期近于僵化衰颓的传奇文学以极大的刺激和转变作用，写出了精心之作《牡丹亭》。[9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在对汤显祖的生平和其戏曲作品做了简单概括后，对他的诗学主张及诗歌创作则说得更为简略：
在文学主张上，汤显祖与当时公安三袁的意见相近，这在他和袁氏兄弟特别是和袁中郎的来往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反对做文章只是模拟古人……讲究做文章要有灵性，要抒发己见。他批评前七子李梦阳和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等的文章不过是汉史唐诗增减字面而已，说他们在当时虽享有盛名，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做文章的道理。这真是对复古主义者一针见血的批评……他强调戏曲要以内容为主，不能拘泥于格律音韵。所以他很重视戏剧的思想教育作用。[92]
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把汤显祖另列单章，但只论其戏曲，对其诗歌未做论述，对其思想有这样简单的评述：
汤显祖在政治上既一再受到挫折，就把他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戏曲创作上。
汤显祖崇尚真性情而反对假道学。他说：“世之假人常为真人苦。”（《答王宇泰太史》）又说：“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寄达观》）这就是从一般人情出发反对理学家维护封建秩序的一套理论。他还推重有生气的奇士，如陈亮、辛弃疾等人物（参看《序丘毛伯稿》及《寄胶州赵玄冲》），肯定历史上的霸才，将管仲、商鞅的霸业和伊尹、周公的事业并提（《滕侯赵仲一实政录序》）；而鄙薄当时的士大夫，以为“此时男子多化为妇人，侧行俯立，好语巧笑，乃得立于时”（《答马心易》）。这在精神上也和王学左派的思想息息相通。[93]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把汤显祖既当作戏剧家，也作为一个诗人来看待，对其文学思想的分析能抓住汤氏思想的精神实质，只不过论述比较简略：
杰出的戏曲家汤显祖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说王、李旗下所不能包容的诗人，一是徐渭，一是汤显祖，说明了他在明中期至后期诗风转变中的地位。汤显祖的诗偏向于六朝风格的华丽，不同于当时一般人之推崇盛唐。一些短诗具有敏锐的感受，显示出晚明文人的思想特点。
汤显祖不仅是位优秀的作家，他的文学思想在晚明时代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其要点是顺应时代变化提出的对于文学创作原则的新认识，大体可以归纳为尊情、抑理、尚奇。
对于文学汤显祖不是一般地重视其抒情功能，而是把“情”与“理”放在对立地位上，伸张情的价值而反对以理格情……这一论点的重要处在于它首先是一种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的表述，而以此作为文学的出发点……汤显祖所说的“情”是指生命欲望、生命活力的自然与真实状态，“理”是指使社会生活构成秩序的是非准则。理具有制约性而情则具有活跃性，任何时候都存在矛盾。而当社会处于变革时期，情与理的激烈冲突必不可免。在这种情况下尊性抑理，也就是把人追求幸福的权利置于既有社会规范之上，在文学创作中即表现为人性解放的精神。另外，和尊情相联系的，是强调“真”。因为情的特点就是真，而在理的约制下，常产生虚伪。
尚奇则主要是强调发扬作者的个性与才能，使生命的灵性表现为独特的创造，同时有偏重主观想象的浪漫倾向。汤显祖对人性在社会陈规的抑制下趋于委琐、僵死的状态至为厌恶……性为狂狷，则文易为怪奇……奇士心灵，心灵则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因而文章有生气……强调“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答吕姜山》）。这种态度和他的一贯文学主张也完全是相通的。[94]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汤显祖为明代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剧作家，其‘临川四梦’达到了同时代戏剧创作的高峰”，对汤显祖列出专章论述，重点落于戏剧。其对于汤氏的思想是这样分析的：
汤显祖的“至情”论主要是源于泰州学派，同时也渗透着佛道的因缘。
……
徘徊出入在儒、释、道的堂庑之间，使得汤显祖更加洞彻事理，更能从容建构自己的“至情”世界观，并在戏剧创作中予以淋漓尽致的演绎和张扬。
汤显祖的“至情”论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
从宏观上看，世界是有情世界，人生是有情人生……从程度上看，有情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至情”，《牡丹亭》便是“至情”的演绎……从途径上看，最有效的“至情”感悟方式是借戏剧之道来表达……其以“至情”为中心的社会理想，充满着丰富与热情的人文关怀精神。汤显祖再三强调人的情感需要，肯定人的审美欲求，这正是对程朱理学无视情感欲望的有力反拨，是对统治阶级所设置的重重精神枷锁的挣脱与释放。[95]
2006年6月出版的由徐朔方、孙秋克撰著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优秀成果《明代文学史》，对于汤显祖论述得最详尽、全面，且论断公允。徐朔方是研究汤显祖用功最勤的专家，他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目前汤氏研究的至论。此书用一个专节来论述汤显祖与徐渭的诗歌，再用一个整章来论述汤显祖的戏剧，可见其对汤显祖的重视程度：
汤显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诗歌，其成就引人注目。只是他在戏曲上的盛名掩盖了其他方面的成就，以至于后人对他的富有创造性的诗歌总是估价不足。在诗歌创作上，汤显祖是这样一位大家：在他的诗歌园林中有很多奇花异草，但是散布在丛生的杂英间，不细心观看就不能够赏识。它们有的在典雅中见功力，却不是像前后七子那样的假古董；时有独创的声调，而不同于公安派诗人的浅俗或竟陵派诗人的险仄。在当时诗坛上，汤显祖是能够不存门户之见而又独树一帜的诗人。
从思想到行为，提倡自由思想，自由言论，破除理学所建立的束缚身心的种种教条，是泰州学派给汤显祖的良好影响。但是，汤显祖对专制主义的反感和批判，在思想上并未达到近代民主主义的高度，在表达上也是感性多于理性，主观义愤多于客观剖析。这种情况在哲学上也许是弱点，但当它成为一代文豪文学思想的底蕴时，恰恰使汤显祖的传奇创作达到了前所未见的思想深度。
汤显祖把他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和斗争称为“情”与“法”的矛盾……情与法的矛盾着眼于政治和伦常道德，从哲学思想上来看，表现为“情”与“理”的矛盾……情与理的对立，归根结底是民主思想与专制统治的对立。《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并未达到这样的清醒与自觉，“情有善恶”这个前提也表明他与理学存在一致的一面，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当时人们思想所产生的启蒙作用。[96]
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学史的研究逐渐还汤显祖以其本貌，并对汤显祖的诗歌理论及其创作越来越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