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汤显祖研究综述
汤显祖生前即盛有文名，已引起当时社会同道的广泛重视，在正史、方志、谱牒、杂说、传记、艺文等著述中常见其身影。当时的东林党头面人物高攀龙就曾对汤显祖极力称赞。1606年，汤显祖五十七岁时，友人帅机选定的《玉茗堂文集》在南京刊行。他逝世后五年，韩敬编印了较为完备的《玉茗堂集》，通称《汤若士全集》。其后沈际飞编《玉茗堂选集》，增加了戏曲部分。在这些诗文集中，当时的一些著名文士如帅机、屠隆、谢廷谅、韩敬、沈际飞、钱谦益等都曾为之作序，有过评价。汤显祖一生留下了2280多篇诗，160多篇文、赋。他的作品《红泉逸草》《问棘邮草》《玉茗堂全集》以及“四梦”，都有明清刻本传世。汤显祖的代表作传奇《牡丹亭》于1598年写成以后，先以抄本形式流传，然后有数十种刻本刊行于世。作为文学版本，有明代的文林阁本、石林居士本、朱墨本、清晖阁本等，清代的竹林堂本、自娱斋本、芥子园本、冰丝馆本、暖红室本等。在明清时期，《牡丹亭》的各种评点本和改编本也应运而生，其中比较著名的评点本有茅英评本、王思任评本、吴吴山三妇合评本、杨葆光手批本等；比较著名的改编本有沈璟的《同梦记》、臧懋循的《牡丹亭》（删改本）、冯梦龙的《风流梦》、徐日曦的《牡丹亭》（硕园本）、徐肃颖的《丹青记》等。
综而观之，百年来，汤显祖研究一直是明代文学乃至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自明末至1982年，汤显祖原著之结集已达52种之多。最近20年出版的汤学研究著作主要有：徐朔方的《汤显祖年谱》（1958）、《论汤显祖及其他》（1983）、《汤显祖评传》（1993）。1999年1月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徐朔方笺校的《汤显祖全集》（一至四），应该说这是迄今为止汤显祖诗文戏曲作品的最完备者。年谱的出版为后人研究汤显祖提供了极大的帮助，20世纪50年代黄芝冈、徐朔方分别写成《汤显祖年谱》[9]，先后于1957年、1958年出版，其中以徐朔方所撰年谱用功最勤，于汤氏研究善莫大焉。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毛效同编的《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全二册），它是汤显祖研究的又一重大的基础性著作。此外，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编的《汤显祖研究论文集》（1984）、黄文锡和吴凤雏的《汤显祖传》（1986）、龚重谟等的《汤显祖传》（1986）、徐扶明的《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1987）和《汤显祖与牡丹亭》（1993）、周育德的《汤显祖论稿》（1991）、徐朔方的《汤显祖评传》（1993）、项兆丰的《汤显祖遂昌诗文全编》（1998）、邹元江的《汤显祖的情与梦》（1998）等，也都是汤显祖研究中涌现的重要成果。
20世纪80年代之前汤氏研究简述如下。
徐朔方始终专注于汤显祖研究，他在《汤显祖和他的传奇》一文中认为汤氏思想源于王学左派的罗汝芳、李贽等人，并与公安派有共同的渊源关系，肯定《牡丹亭》在个性解放中的进步意义。[10]徐朔方在《论汤显祖及其他》中指出：“当汤显祖对拟古派文坛的盟主进行批判时，袁宏道还不满二十岁，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汤显祖反拟古派的先驱作用是值得一提的。”[11]1961年出版的《汤显祖集》，在其“前言”中，徐朔方再次强调了汤氏反对封建婚姻制度、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这一思想在李贽《藏书》之外，未曾由同时代思想家如此明确地提出过。[12]
1957年戴不凡在《戏剧报》上发表了《纪念汤显祖》一文，认为汤显祖出于泰州学派罗汝芳门下，是公安派的积极支持者，反对复古，歌颂“至情”，并认为《牡丹亭》是充满激情的浪漫主义作品。[13]
1962年侯外庐于《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汤显祖的社会思想代表了历史的积极面，是进步的，是站在当时正在兴起的早期的启蒙思想这一方面的”[14]。20世纪60年代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及游国恩等分别主编的两版《中国文学史》，都延续了上述观点，认为汤氏思想源于王学左派，反复古，是浪漫主义的代表。
1965年，同样是在《光明日报》，杨天石发表文章《晚明文学理论中的“情真论”》，认为汤显祖倡导的“情真说”实质不过是反对王学封建伦理道德的过分束缚，要求个性的自由发展，又认为“情真说”的基础是唯心论，不能解决文艺与生活这一艺术的根本问题。[15]
最早把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进行比较研究的，是日本人青木正儿所著的《中国近世戏剧史》，此后，汤、莎比较成了汤显祖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例如，赵景深《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比较两者之同，以为二人生卒年相同，都是不羁天才，悲剧作品最为动人。[16]陈瘦竹在文章《异曲同工——关于〈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认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悲剧，《牡丹亭》是悲喜剧，但两剧的主旨都是揭露封建主义，两者都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作品。[17]
蒋星煜则认为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生活的时代相似，莎翁生活于文艺复兴时期，汤显祖则处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莎翁的作品闪烁着人文主义的光彩，汤氏的戏剧则发出了个性解放的先声。[18]
徐朔方更偏于比较汤、莎之异，他认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各自代表中国和英国的两种文化、两种文学。在《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一文中，徐氏从文体、演出方式、观众、社会地位、文学传统、社会思潮等方面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至详。[19]在《汤显祖的思想发展和他的〈四梦〉》一文中，徐朔方则认为情与理、人欲与天理的对立实为封建社会中两大敌对阶级的对抗性矛盾的折射和投影，肯定了汤显祖思想的巨大启蒙作用。[20]在《汤显祖和晚明文艺思潮》一文中，作者把汤氏放置于晚明时代，并提出应对汤显祖在文学史、思想史上的地位做出适当的评价。[21]
在台湾地区，郑培凯的《汤显祖与晚明文化》是有关汤显祖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收集了作者有关汤显祖研究的论文六篇，论及了汤显祖与晚明政治、《牡丹亭》的故事来源与文字因袭、汤显祖的文艺观、汤氏与《红楼梦》、汤显祖与达观和尚等诸多问题。[22]郑氏的研究注重从文化视角，以“文化美学”的眼光探讨晚明社会、政治、文化与汤显祖的政治、人生、艺术的关系，涉及艺术想象与历史现实的互动关系。
根据朱水鑫、舒慧珍、高钟山、饶启文、葛芳芳的《汤显祖研究书目索引》（油印本），吴凤雏、邹自振的《汤显祖研究论文索引（部分）》（1949.10—1982.6），余悦的《汤显祖研究资料索引》，《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明代文学研究》，中国期刊网收录“汤显祖”主题词研究文章搜寻（截至2006年12月），汤显祖的研究情况大略可以这样来概括：吕薇芬、张燕瑾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明代文学研究》对“汤显祖的思想”研究、“临川四梦”研究、“沈汤之争”研究[23]分别做了综述，然其综述的资料都截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故笔者接续其后，对80年代末至今的汤显祖研究做以下综述。
一 关于家世、生平经历及思想的研究
（一）关于家世、生平经历的考察
对于汤显祖的远祖情况，历来并无异议，近来学术界反倒显得莫衷一是。于永旗、李建军在《秋江雁影临川梦 游子归宗费踅旋——汤显祖家族南迁客家始祖有关资料的解读、厘订和蠡测》（上、续）中以大量材料论证了汤显祖远祖贵池说，进一步认定了汤显祖的南迁客家祖先中第一个名载史册的远祖，并且初步揭示出汤显祖远祖的生活经历跟汤显祖本人一生的政治社会实践和精神生活都有密切的关系。[24]而姚澄清在《关于汤显祖族系源流的新材料》中，又根据三种不同年代的《平西汤氏家乘》的世系源流及一些文物资料，提出了汤氏远祖来自苏州及开基于江西南丰的不同意见。[25]
汤显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大师，他有满腔的政治抱负，却不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刘云在《略谈汤显祖的政治改革思想——纪念汤显祖逝世三百七十周年》《试谈汤显祖的政治改革思想与戏曲创作——纪念伟大的戏剧家、文学家汤显祖诞辰450周年》两篇论文中，论证了汤显祖对显宦以权谋私的腐败行径的抨击，对国强民富之道的探讨和实践[26]；范绎民在《神情清远更临川——论汤显祖的廉政意识》一文中，也提出了汤翁不满“贿嘱附势”之类的不正之风，赞扬“惟有直如丝”的清廉官吏，以及“万物惟清者贵”的廉洁自律的政治理想。[27]同时，研究者还结合汤翁的作品进一步分析其社会理想。例如，吉元丹在《从〈牡丹亭〉看汤显祖的社会理想》一文中就揭示了汤显祖贵生主情、追求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理想，以及清廉举贤、勤政爱民的政治理想。[28]汤显祖的思想中充满民主主义的色彩，他反对封建专权，倡导宽政；反对封建纲常，倡导平等；反对禁欲主义，倡导“真情”。但是这种政治理想却没有得到封建君王的赏识，屡遭贬斥的汤显祖也没能够摆脱中国古代文人“诗穷而后工”的普遍命运，腐朽的大明王朝不可能成为他施展抱负的舞台。
研究汤显祖的生平经历对于更深入了解汤翁的作品及其思想有重要意义。政治失意，一段冤案结束了汤显祖的仕途经济，也促使他对社会人生有了更透彻的认识。万斌生在《汤显祖忠君思想之衍变及汤剧皇帝形象》一文中，把汤翁的忠君思想从愚忠到忠谏、由忠谏到不满、由不满到讽刺的衍变过程分析得十分透彻，所以在汤显祖的笔下，皇帝形象几乎都是暴戾无常、醉生梦死的昏庸之辈。[29]伏涛、孙德林的《从汤显祖的科举经历看〈牡丹亭〉副主题》揭示出了汤显祖剧中的反科举的主题：从苗舜宾当主考官可观“圣上”的糊涂；从柳梦梅的侥幸得中可见考试制度的不完善；从陈最良的迂腐可知科考内容的落后及不合时宜。[30]政治上的失败，反而造就了文艺上的大成。“真”和“情”既然不能以经济膏泽百姓，就必然以文章光耀后世：这就是陈西汀的《汤显祖的“真”和“情”——两个筋斗，一个冤案》一文所告诉我们的。[31]正是有这种“真”我的本色和对“至情”的追求，才有了至情至真的“临川四梦”。他把政治热情完全投注到了文学创作之上。汤显祖晚年回到临川。据罗传奇《略述汤显祖晚年在临川奋战的事迹》的记载，汤显祖在临川完成了“四梦”的创作，大力扶植宜黄戏的发展，从而奠定了我国戏曲艺术表演、导演艺术理论的基础，开启了戏剧理论上的论战，兴建了戏曲活动场所玉茗堂，培养了一批文坛新秀，也极大地推动了戏曲文学的发展。[32]
对汤显祖的研究也拓展到了他的交游情况。杨安邦在《汤显祖与同时代的临川名人》一文中对他的交往情况做了整理和考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汤显祖的生平经历及其思想性格，并展示出古代临川文化的深厚底蕴。[33]孙丹虹的《对奇灵之文与至情人生的执著追求——从汤显祖的交游看其隐于市井的原由》一文对汤显祖与市井边缘人物的交游情况进行了考察。此外，此文对汤显祖与黄太次、乌程董家等人的交游史也开展了考证工作。[34]
汤显祖同时还是一位有创见的教育家。创建贵生书院、相圃书院，向玉门生弟子讲学论道，对艺伶进行艺术教育，对子女进行家庭教育等作为，也开始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程林辉的《汤显祖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黄建荣的《汤显祖致力教育的主要原因》等论文也将研究的重点转到了汤显祖在教育领域的贡献上。[35]
关于“汤显祖死于梅毒”一说，龚重谟在《对“汤显祖死于梅毒”之说质疑》一文中对此提出了疑问，他认为梅毒不是明代才从国外传入的；汤显祖之死因为梅毒不足信；汤显祖和屠隆弥留之际的遗言虽有相似，不等于他们的死因也相似；“四梦”中的一些色情描写与汤显祖的死因没有必然联系。[36]而“汤学”研究大师徐朔方却认为汤显祖身患梅毒恶疾，并且这种苦痛体验影响了他的诗文戏剧的创作。
叶长海在《从临川四梦看汤显祖的人生观》一文中，将作家创作与其人生经历紧密结合，得出结论：“临川四梦”，特别是后“三梦”，生动而深刻地表现了汤显祖对人生世事的看法和态度。[37]从《牡丹亭》透露出的作者的亡女之痛，到后“二梦”的“人生如梦”的决绝之念，表现了汤显祖对现实人生的失望与无奈，表明汤显祖充满了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
（二）关于思想的研究
汤显祖从小接受的是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入世思想，又受到泰州学派尤其是罗汝芳的“赤子之心”说、李贽的“童心”说的影响，秉性倔强，为人处事刚直不阿，珍视生命，坚持“世间只有情难诉”的“情至论”，以“情”抗“理”，提出要达到人生道德的最高境界，必须采用“率性而已”的修养方法，他的伦理思想具有强烈的反程朱理学的精神。但在腐朽黑暗的末世之季，因时代局限，他找不到真情实现的正确途径，不得不还原于“理”。崇尚佛、道的家学渊源和社会风尚使无奈的他只得求助于佛、道的出世思想，用宿命论的观点来看待世界：一方面批判黑暗现实的“虚情”，另一方面却又用否定客观世界的禅宗虚无主义思想来加以解释。包秀珍、成曙霞的《觉醒者、叛逆者、卫道者——论汤显祖思想的复杂性》总结了他儒、道、佛以及进步的民主思想交织的复杂矛盾的一生。[38]杨忠、张贤蓉《试论汤显祖哲学伦理思想的内在矛盾》一文也论述了汤显祖思想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认识论中的实践观点和先验论观点的矛盾、封建伦理和改良主义的矛盾。[39]可以说汤显祖一生都在出世与入世的两难抉择中彷徨，正如蔡邦光在《羁绊与挣扎——汤显祖出入世观的较量》中所分析的：仕途的蹇促、理想的破灭、现实的打击、丧亲的悲痛，使其一直在出入世的边缘挣扎，但他叛逆的个性、绝代的才华又使他能梦里人生醒眼看，其精神在羁绊与挣扎的较量中终于破茧化蝶，得到升华。[40]
刘彦君在《论汤显祖的自由生命意识》中提出汤显祖的戏剧创作寄托着他对人生与人性的哲理思考，倾注着他对生命和青春的无限热情；反观之，我们也可以从其戏剧中看出这位伟人的生命折光，他的人生道路、追求、理想从实践到幻灭的全过程。[41]
在汤显祖的人生和文学创作中，对社会政治理想的追求与严酷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强烈的个性意识与传统人性观之间难以化解的冲突，构成了他困境意识的基本内涵，使得他的人生和剧作浸润着一种深邃的悲剧精神。可以说汤剧中的“人生如梦”是悲剧社会中哲人对悲剧人生的哲学总结。
陈书录在《商贾与汤显祖及其文学启蒙思想》一文中眼光独到，关注到了晚明时期商贾特别是外来商贾对汤显祖思想的影响，指出在汤显祖的诸多作品中出现了亦儒亦侠的商贾艺术形象，且商贾精神从一个特定的方面促进了汤显祖文学启蒙思想的发展[42]，非常具有启发意义。
司徒秀英的《汤显祖“闲”的美学》则从汤显祖转化的人生观进而探讨汤显祖对境而生的“闲”情，最终悟出“闲”的美学境界[43]，也具有新的独创点。
在最近关于汤显祖思想的研究中，程芸的《新变与传承：汤显祖思想材料二则发微》是一篇比较扎实的文章，通过对二则材料的考据，得出汤显祖的思想是相当复杂的，重新探讨了汤显祖思想与程朱理学的关系、与李贽思想的异同，并进而提出，挖掘汤显祖“新变”思想的同时，要注重其与传统的复杂关联，这样才能避免对汤显祖思想的“简单化”处理或“过度化”阐释。[44]
二 关于创作理论的研究
汤显祖的创作观是追求主体精神的自由体现、显示美的原则的创作观，即一个以人为主的“情”的体系。“情”实际上就是汤显祖美学思想的核心。姚文放在《呼唤真情的理想之歌——论汤显祖的美学思想》一文中精辟地论述道：汤所标举的情，是与理、法及古典和谐美理想相对立且带有激越的近代崇高气质的情，它在封建专制与封建礼教统治的黑暗王国中闪射出璀璨的理想之光。这种美学追求在创作论中表现为对于情感想象天才灵感的推崇，而它在美学观念和方法论上与西方近代浪漫主义美学的差异则反映出东西方两大美学体系的不同特色。“情”是汤剧的生命源泉，是汤显祖美学生命观的实质，由“情”实现戏剧艺术美学生命的复归和张扬，“情”之所起，“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他将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期望超脱的心愿倾注于戏剧与诗歌创作，使之呈现出以“狂”为主的狂狷本色。这种“唯情说”的戏剧观，强调创作要以“情”为主，高扬“唯情”主义大旗，注重作品内容，强调作品的“意趣神色”，蔑视外在形式的束缚，从而确立了汤显祖浪漫主义的创作原则。[45]
“情”与“真”是汤显祖戏曲观的核心内容，反映在具体的戏曲创作上，就是写真情、塑真人。崇尚“真”是要把真情实感不加雕琢地表达出来，这与公安派作家提出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异曲同工；肯定“情”就是肯定人的情感生活和自然欲望，反对以“理”格“情”，这与王阳明心学及禅宗领域出现的新思潮的取向相一致。邹元江在《汤显祖灵根睿源论》中对汤显祖的“灵根灵性奇士说”有自己的理解，认为这并不仅仅是他对艺术创造和审美灵境的感悟，更是他对诗意的开拓，照亮生命境界的执着，因而他能处处以离致独绝的生存状态超越现实困厄，甚至场屋之累，将扑朔迷离、说不可说的灵气灵性灵根的慧命，通过整体生命气象的独绝思想、独立的人格、独步的创造，让人感性直观到、体验到、欣赏到不疏于感性世界的陶冶，亦不蔽于道气睿源的开启。[46]对于汤显祖与公安派的关系，王承丹在《汤显祖与公安派关系论略》中提到汤显祖是公安派某种程度上的先驱，在汤显祖的文艺理论体系中，情是基础，灵是生机。[47]袁宏道的“性灵说”在文学思想上直承汤显祖的“至情说”“灵气说”，抒写疏脱自适的性情和表现若有若无的生命境界是汤、袁文学创作中较为显著的两个共同特征，反对文学复古是他们共同的追求。汤显祖与公安派成员共同的理想基础是阳明心学，左东岭在《阳明心学与汤显祖的言情说》中论述汤翁“言情”说受到泰州后学罗汝芳“生生之仁”的心学思想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贵生”的哲学思想、“顺情”的政治思想与重情的文学思想。[48]这种以“生生之仁”为核心的重情思想包含了强烈的社会关注，体现了儒家思想在新时代境遇中的新特征。
在文学反复古的问题上，邓新跃在《汤显祖与明代复古派文学思潮》一文中也提出了新的思路。他认为汤翁登上文坛之际正是“后七子”的复古格调说兴盛之时，汤氏与复古派王世贞兄弟的矛盾在后世的记载中被故意夸大了。[49]汤翁的文学思想比较复杂，其诗文与戏曲理论差别较大。汤显祖在戏曲理论与创作方面提出“尊情”观，对公安派有明显的影响；诗学理论则受李、何格调派的影响比较明显，与王世贞兄弟的分歧甚小。汤显祖整体文学思想具有明显的调和性。
汤显祖的很多戏曲故事都来源于唐宋传奇与话本小说，他吸取了唐传奇重视情节构思新奇、人物刻画传神的特点，对小说创作，他有自己的独到见解。邹自振在《“四梦”与小说之关系——兼论汤显祖的小说观》中分析了汤翁的小说创作理论：反对模拟复古，崇尚独创革新，争取小说应有的合法地位，指出小说的长处在于“真趣、怪诞”，强调小说的娱乐作用。[50]
文辞华美、工致婉丽的“四梦”源于汤翁深厚的诗词底蕴。罗莹在《汤显祖与〈花间集〉及其词学思想》中分析了汤翁的词学思想，指出汤翁把词与《离骚》、乐府、汉赋、《诗经》置于同样的层次、同等的地位，主张好的词作应具有韵外之旨、言外之意，以含蓄为美，强调词应该表现人的主体情思，而且在词中要注入无限深情，才能感人，汤翁还重视《花间集》的炼字功夫，主张创新，重视词情，认为词情超过声情。[51]
汤显祖立足当世，审视历史，并引史为鉴，以古明今。他着眼于历史发展的趋势，充分肯定王安石变法。他利用乡里文献资料进行宋史研究，重修《宋史》述评，对后世的历史观有很大影响。杨忠的《论汤显祖的历史观及其史学成就》对此进行了分析：汤显祖提出从“理、势、情”三方面的交互作用来考察和认识历史变化规律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强调人才的作为要受历史客观趋势的制约，但个人的历史活动不应被动地听任社会事势的左右，判断历史人物的作用应重视其主观动机。[52]
汤显祖创作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又不受佛教思想束缚。汤氏平生与达观法师交厚，达观提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的佛学论断，用意在于劝说汤显祖以理破情，皈依佛法。储著炎在《论汤显祖“为情作使，劬于伎剧”思想的成因》中，分析了两人的交谊以及相互影响，辨析了两者在人生哲学、文艺观念上的差异，得出汤显祖心灵深处的儒家救世情结，辅之达观实践人格的影响，最终坚定了汤显祖“为情作使，劬于伎剧”的人生道路。[53]
汤显祖专注戏剧创作，并形成其独特的戏剧美学体系。肖鹰在《以梦达情：汤显祖戏剧美学论》一文中认为，汤显祖戏剧美学的主旨是人生情感的自由真实的表现，为了实现这个主旨，汤显祖不仅主张以“情”为基础和核心充分发挥想象力和自由虚构——“因梦成戏”，而且主张戏剧创作在主题立意（意）、精神情趣（趣）、艺术表现（神）和艺术风格（色）四方面必须实现高度的统一。[54]因此，汤显祖为戏剧美学提供的以“情”为核心的有机的理论体系，是对前人如李贽、徐渭等单纯张扬情感、自然的表现主义戏剧观的推进和超越，代表着明代戏剧美学的结晶和最高水平。
三 关于文学作品的研究
（一）戏曲作品研究
明初，剧坛深受“道学风、时文风”的影响，戏曲创作陷入低谷，汤翁高举“情至”大旗，扭转了当时不良的创作倾向。其作品具有强烈的主体性、浓郁的感情色彩，充满了个性化特征。他打破传奇创作旧有的审美模式，“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凸显戏曲艺术的抒“情”功能，强调“情”的独立地位，为传奇创作带来了新的审美观。他运用“梦”的结构，以“梦”为纽带和骨架、为楔子，使作品充满诗情禅意，为观众营造出一种新的审美意境，“临川四梦”实际上是汤显祖用“梦”与“情”铸就的人生丰碑。“情”乃“梦”的前提和基础，孕育并催生了“梦”，“情”是创作的巨大动因和内驱力；“梦”是“情”的转化和象征，“梦”使“情”得到宣泄与升华；而戏是“情”和“梦”的表现形式，使这种臣服于意识和潜意识的心理体验外化为可视可感的艺术形象。周晓琳在《记梦·造梦——汤显祖创作心理解析》中也肯定：梦生于情，梦是对现实愿望的曲折表达；人生如梦，梦是对现实人生的消极否定。[55]
在汤显祖的笔下，由“情”所迸发的冲天火焰照亮了令人窒息的“理”的世界，激荡起人性的新鲜空气，让众多呻吟于“理”的桎梏中的人感到自己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和生命活力，让迷失在“理”的黑暗中的痛苦灵魂找到栖息之地。邹元江在《汤显祖以情抗“理”是宋明理学之“理”吗？——达观“接引”汤显祖的一段公案刍议》中提出汤翁《牡丹亭还魂记题词》是针对达观禅师“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而写的。达观的“理有理无”之“理”即“真心一元论”，汤翁是明确反对“真心一元论”的，并非仅仅用“禅家习用的机锋轻轻一点”含糊过去。他在高扬情感本体、强调文学情感本质的同时，丰富了情的内涵，摆脱了古典文学外在的道德伦理苛求，切实深入人们的心灵世界，为各类文体，特别是戏曲、小说、散文等的发展与勃兴开阔了新的理论视野。[56]越红东的《论汤显祖戏剧创作的情理矛盾及成因》精辟地归纳了情与理的冲突撞击：以情抗理，情在理亡；融理于情，遂情存理，但终成玉中之瑕。[57]
欲是情的基础，人的自由生命的欲望即包括了性爱在内的人生欲求。徐保卫在《绮梦：自然和高尚——论汤显祖戏剧中的性描写》中谈到汤显祖戏剧中的性描写反映了其人文主义立场和作为人类良心的作家的正义立场。他认为健康合理的性事体现了人的自然本性，代表了个体生命意识的张扬。[58]
对汤显祖作品的音韵唱腔研究也是“汤学”研究的课题之一。戏剧史上著名的“汤沈之争”就是围绕着音韵问题而展开的。汤主内容，宁词工而声不协；沈重形式，宁协律而词不工。张林在《论中国音乐节拍学家——沈璟和汤显祖》中认为“汤沈之争”的核心是节拍观念、节拍形态问题，争论的结果是：沈为我们留下了定量性节拍，汤为我们留下了韵律性节拍。陈伟娜、刘水云的《重论汤显祖〈牡丹亭〉之音律及“汤沈之争”的曲学背景》提出《牡丹亭》在用韵、格律、宫调等方面，既有合理的规则运用，也有随意的成例破坏。[59]“汤沈之争”暴露了明清戏曲家对戏曲音律认识的不足。杜爱英的《汤显祖诗赋（赞）用韵考》则另辟蹊径，从近体诗、古体诗、赋三种不同的用韵系统，揭示了汤显祖诗文用韵的多面性，为正确评价汤显祖是否谙熟声律提供了事实论据。[60]
杜桂萍在《从“临川四梦”到〈临川梦〉——汤显祖与蒋士铨的精神映照和戏曲追求》中，认为蒋士铨的《临川梦》以戏剧为传记演绎汤显祖的一生，摹写其一生行迹和心态变化，以自己的“情正”理念阐释汤显祖的“情至”理想；并且从接受理论的角度，得出蒋士铨以《临川梦》表达对汤显祖的膜拜其实可以理解为作家自我成长的历程的结论。[61]
（二）对《牡丹亭》的研究
《牡丹亭》是汤翁流传最广的代表作品，受到了大家的广泛重视。邹自振《论汤显祖和他的〈牡丹亭〉》一文对杜丽娘的心理情感历程（心灵的辩证法）做了较为深刻的剖析。[62]孔瑾《痴情才子 血性男儿——谈谈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柳梦梅》评价柳梦梅是一位如痴似醉的多情种，敢作能为的血性男儿。[63]也有研究者对学术界普遍认定的论点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崔洛民在《汤显祖的“孝”“慈”理念——读〈牡丹亭·遇母〉》中认为杜丽娘在追求爱情自由和个性意志的同时，对父母怀有自然深挚的感情，父母对女儿也有强烈的慈爱：强调了个性自由与孝顺的统一。[64]朱恒夫、赵惠阳的《作品的缺陷与评论的缺陷——读汤显祖的〈牡丹亭〉及其评论》指出剧本结构松散，导致全剧篇幅过长，冲淡了戏剧的主体；杜宝的慈父形象没有始终如一，存在断裂现象；在现实主义故事情节的板块上随意编构内容，淡化了作品的艺术真实性；对《牡丹亭》的思想意义学术界还存在误解。[65]王天觉《汤显祖“情不知所起”新论》认为“情不知所起”是汤显祖“至情”思想的一部分。[66]解读汤剧《牡丹亭》可知，杜丽娘的“情起”有一个花鸟逗引、《诗经》感化、对镜自怜和游园慕春的过程。杜丽娘的“情起”既有生理因素又有心理因素，既有自然感发又有后天教育。汤显祖在描写这一过程时深受其时文化与自身阅历的影响。从心学、禅学和婚俗的角度解读“情不知所起”，可深化对汤显祖文学思想的研究。
关于《牡丹亭》成书时间的问题，亦成为研究的一大热点。霍建瑜的《〈牡丹亭〉成书年代新考》与吴书荫的《〈牡丹亭〉不可能成书于万历十六年——与〈《牡丹亭》成书年代新考〉作者商榷》，就《牡丹亭》成书年代展开了讨论。霍文认为臧懋循改本卷首《牡丹亭还魂记题词》署“万历戊子”（万历十六年）与汤显祖原著署年“万历戊戌”（万历二十六年），前者为初稿，后者为定稿。吴文则认为此为两个版本系统，不能认定初稿即诞生于万历十六年。吴文论证充分，考据翔实，结论亦较令人信服。[67]
《牡丹亭》虽是婉雅之作，但其框架实来自民间素材的提炼，黄天骥的《〈牡丹亭〉的创作和民俗素材提炼》认为《牡丹亭》采撷了民间故事的情节，吸收了民间传说的精神，经过提炼、改造、加工、调整，许多场景穿插了民俗仪典，使剧本的题旨以及人物性格有了全新的意义。[68]黄天骥在《论〈牡丹亭〉的创新精神》一文中认为汤显祖的《牡丹亭》不同于一般以爱情为题材的戏曲，它不强调正面、反面人物的冲突，而着重表现人物形象的潜意识和内心矛盾，表现典型人物和其所处社会体制、道德观念的矛盾。[69]它不仅写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追求，而且延展到对人性的追求，引导观众进入哲理的思考。与元、明戏曲舞台上男主人公大多被写成窝囊废不同，它塑造了有情有义、敢作敢为的岭南才子柳梦梅的形象。它建构出独特的“团圆”结局，乐不胜悲，别开生面。这一切，正是《牡丹亭》艺术创新精神的体现。
对“临川四梦”研究有创新意义的文章是康保成、陈燕芳的《“临川四梦”说的由来与〈牡丹亭〉的深层意蕴》，文章认为“临川四梦”说并不符合汤显祖四部传奇的实际，《紫钗记》不能以“梦”来概括。[70]“四梦”说是汤显祖本人受到车任远的四个杂剧（合称“四梦”）以及《金瓶梅词话》中的俗曲“四梦八空”的启发而提出的。车任远的“四梦”和《金瓶梅词话》的“四梦八空”都带有浓厚的虚幻和色空色彩。由此，《牡丹亭》的内涵比较隐蔽，作品弘扬的是人的自然本能和宣泄本能的自由，而不是主要歌颂爱情；同时，梦境和现实的巨大落差，杜丽娘“鬼可虚情，人须实礼”的话语和行为，不仅是对现实的否定，还开启了作者禅悟的初心。这一写法对后来的《长生殿》和《红楼梦》产生了明显影响。认为《牡丹亭》非爱情主题，这篇文章也是所有研究之中仅见的。从汤显祖戏剧叙述方式入手深入研究其剧作光耀明代的原因，邹元江的《对〈牡丹亭〉叙述方式的反思》是一篇好文。作者通过细致分析，得出汤显祖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专注写作的是诗文，戏剧作为心目中的“小道”，无意之中反而成就伟业，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并继而分析出《牡丹亭》为何传世不衰的真正原因，令人信服。[71]
（三）其他戏剧作品研究
“临川四梦”以梦的形式构成一幅明末社会的现实图景。美梦是作者的理想篇，噩梦是作者的警世篇，以噩梦来影射现实，揭露现实的黑暗，抨击腐朽的官场。它既展现了善情，又描写了恶情，并有意识地揭示了善情为恶情所吞噬的过程，从而对官场社会予以强烈的批判，对追求宦情的文人士子予以警醒，同时表现了汤翁对世事的难以忘怀。
有研究者认为，《紫箫记》作为汤显祖戏剧创作的试笔，虽然不成熟也不完整，但对它的研究仍有助于了解作者的思想走向及其文学创作道路。《紫钗记》以其审美创造的重大成就标志汤氏创作的成熟并对后世文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章军华的《汤显祖〈邯郸记〉曲牌唱腔音乐意义》肯定了汤显祖在音乐礼教思想正统性的基础上表现出的愤激的感情色彩[72]，这说明《邯郸记》戏曲的音乐意义超越了其在该剧中自我表现的文字内容。
齐欣荣的《论汤显祖戏剧对时间的处理》对汤翁戏剧中双重并列、古今合一、流而不逝的时间结构形式进行了分析。[73]龚重谟《试论汤显祖戏剧中的时间》把时间与主题、时间与情节、时间与结构、时间与人物刻画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还比较了汤氏与莎翁在戏剧中对时间处理的异同。[74]谭坤的《人天大梦寄词章——论汤显祖戏曲创作的寓言精神》肯定了寓言精神是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的重要特征之一。谭坤从家庭环境、思想个性、政治态度等方面探讨了汤氏寓言精神的成因，抉剔出“四梦”的深层内涵，认为汤翁在创作中寄寓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政治热情，表达了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认识，具有强烈的寓言性。[75]
研究者还借鉴了西方文艺学理论来分析汤显祖的戏剧创作。吕贤平在《隐而不退的叙述者——从叙事视角的转换看汤显祖戏剧的改编艺术》中认为，唐传奇显示了丰富多样的视角操作艺术，并以多视角叙事为主，汤翁则根据戏剧舞台演出的需要，在叙事视角上通过八种手段将叙述者隐身于戏剧人物之中，使戏剧中的许多人物具有了显在的叙事功能[76]，这种替身的叙事在本质上是一种全知叙事，由此可窥见汤显祖戏剧叙事艺术之一斑。徐保卫的《走出牡丹亭——汤显祖和他的世界》也把西方美学理论引入了汤显祖研究中。
汤翁的成就不局限于剧本的创作，他还有一套完整的表演理论，对于演员的修养方法、表演艺术的最高境界等专业问题都有明确的要求，对后世表演理论影响颇大。《庙记》就是汤显祖从导演角度论表演艺术的经典创作。汤显祖在导演实践中注重培育创作集体，注重以艺德育人。陈东有的《汤显祖〈庙记〉中的演剧理论初探》总结其理论为：要取得戏曲艺术的最佳效果——清源祖师之道，必须专神坚意，端正心志，排除一切杂念；演员须研读剧本，了解关目，把握人物；要深入生活；提高自身修养；对唱演提出要求，以衷情制喉嗓；要阐述演剧艺术的标准；以观众为中心进行演剧艺术的再创造。
（四）诗文作品研究
汤显祖反对复古主义文学思潮，提出了自己的诗文理论，形式上不拘成法，为文讲究识高而思奇，情深而趣永。他的书信充满真情实感，文章长于议论，诗作题材广泛。但在研究史上关于这一块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
汤翁诗词寓情于景，讲究情和景妙合无垠，追求宁静恬淡、动静辉映的境界，渲染崇峻浩渺、深博阔大的气势。张青在《论汤显祖诗歌的情感内涵》中分析其诗歌创作中的情感更为雅正和理性，融入了诗人的理想与价值观[77]，这一特征是他“生生之仁”的哲学思想与具有“言志”传统的诗学观相结合的产物。关秀娟在《天籁自鸣 早熟诗才——白居易、汤显祖、李渔、吴敬梓少年诗试析》中比较了白居易诗的乐观进取，汤显祖诗的真实生动，李渔诗的珍惜光阴、矢志奋进和吴敬梓诗的海一样的宽广胸怀。[78]
邹自振在《汤显祖的诗歌理论与创作简论》中，认为汤显祖的诗文实在是被他的扛鼎之作《牡丹亭》掩盖了光辉，汤显祖存诗2260余首，强调真情、卓识、灵性的统一，是他诗歌理论的核心。[79]汤诗清新奇巧、飞灵生动、玲珑透逸，与他的戏曲相互配合，互为表里，理当在明代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黄振林、李雪萍的《论汤显祖的诗学观与晚明曲学批评》将汤显祖的诗学观念与晚明曲学结合，认为汤显祖的诗学思想为明传奇乃至中国古典戏剧发展开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其“四梦”创作，集中体现了他诗学思想的核心，即倡导“意趣神色”的诗学本质观、讲究“字句转声”的曲学声律观和追求“率性而已”的诗学实践观。[80]
对于汤显祖的小品文，高琦在《情理兼备 别树一帜——论汤显祖的小品文创作》中分析了他崇尚灵感，顺应潮流，融理趣、情感、章法、语言为一体的特点。[81]刘宗彬的《汤显祖小品文简论》也强调汤显祖提倡宋文、反对模拟，崇尚性情、注重意趣，笔法空灵、字带兰芬，嬉笑怒骂、直抒胸怀的独特魅力。[82]
汤翁的尺牍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孙爱玲在《从汤显祖的尺牍看其文学家个性精神》中评价汤翁尺牍显示出了至真至诚的个性品质、意趣充盈的精神风貌、心灵自由的价值旨归。[83]张啸虎在《汤显祖尺牍的思想内涵与审美价值》中认为这些尺牍对于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思想倾向、学术见解、文学观点、生活遭遇及当时的民生疾苦和社会动态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其尺牍笔锋飘逸，文采飞扬，妙趣横生，隽永深邃，更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黄建荣的《汤显祖〈古今治统弁言〉真伪考》、江巨荣的《〈彭比部集序〉与彭辂其人——汤显祖佚文拾零》、王永健的《汤显祖佚词二首及其他》、郑志良的《汤显祖尺牍三封考释》及徐国华的《汤显祖佚文〈候掌科刘公启〉考略》等文章，则对汤翁佚文的真伪、价值等问题做了严谨的考察。[84]
《汤显祖批评花间集》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汤学研究、词学研究的重要文献之一，在辨析这部作品的真伪上，叶晔的《汤显祖评点〈花间集〉辨伪》可称力作。[85]叶晔认为此书署名汤显祖序，有摘编前人词论文字的嫌疑；正文中的汤显祖评语，涉及名物、词源、本事、典故等部分，亦多袭自杨慎《词品》、王世贞《艺苑卮言》。结合学界对杨慎评点《草堂诗余》、汤显祖评点《艳异编》的辨伪情况，可知明万历阂映璧套印本中的评点造假颇为普遍，其作者应为阂映璧或其友人。此文可谓引发一大汤显祖研究学案，考证虽然很充分，但似乎要成为公论，还要经过一段为学界接受的时间。
汤文尚奇气、重情趣、借梦幻写人生的创作特点，关注女性、同情女性、倾慕女性美的美学倾向对后世的作家作品，特别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影响很深。汤、曹两人都经受了最深沉巨大的精神悲剧。汤显祖的困惑是认识到情的价值以及情理冲突的必然，曹雪芹的辛酸是把情发挥到极致，并且毫不后悔地沉湎于无望和痛苦的对情的探险之中。他们的道途貌似相反，却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走向相同的方向，闪耀着初步民主主义的思想光彩。邹自振在《汤显祖与〈红楼梦〉》中提出：汤显祖剧作中的梦境构思和描写，以及其所极力讴歌的“情至”观，曾给予《红楼梦》一定程度上的借鉴与启迪。[86]曹借鉴汤剧，丰富了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从而深刻揭示了“红楼”由盛转衰的历史命运。
四 汤显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万斌生的《巧研朱墨写汤翁——评邹自振〈汤显祖综论〉》给予汤显祖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的戏剧大师，反封建主义的无畏斗士，超越时空的文化伟人。[87]
汤显祖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对汤翁和莎士比亚进行比较，肯定汤显祖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也是汤学研究的一大课题。张玲的《“主情论”关照下的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比较》就比较了二人主情论的理论内容以及二人作品中情的观念的异同及其思想、哲学和社会根源。此外，汤显祖与巴尔扎克之比较、杜丽娘和福克纳笔下的爱米丽之比较、汤显祖《牡丹亭》与格鲁克《奥菲欧与尤丽狄茜》之比较等诸多论题对我们更客观地评价汤显祖皆有积极意义。
汤显祖和徐渭戏剧观点相近，声气相通，他们共同构建了明代戏剧的宏伟大厦。徐渭充分开掘杂剧这一艺术样式，完成了中国戏剧文学由元代的政治社会层面到中晚明人生意识觉醒层面的超越；汤的传奇创作不仅培植了艺术奇葩，更提供了一种新的人生境界，成为中晚明人性解放思潮中的一面旗帜。徐坤、车录彬的《徐渭与汤显祖戏曲创作之心学比较》从心学角度对二人深沉的内心关照、求真的文学品格和独特的艺术追求进行比较分析，力求展示出二人的异同，以期对他们的剧作内涵有进一步的认识。[88]于平的《徐渭、李贽、汤显祖、李渔乐舞思想述略》将比较更深入下去，认为徐渭“摹情弥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李贽“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汤显祖“人生而有情……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李渔“言者，心之声也。俗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另外，徐永斌的《凌蒙初与汤显祖》、朱达艺的《浅说钱维乔与汤的文风及机遇》、上官涛的《为情而戏：汤显祖与蒋士铨》、洛地的《魏良辅·汤显祖·姜白石——“曲唱”与“曲牌”的关系》、陈海敏的《汤显祖与孟称舜对情的倾诉比较》等文章将汤显祖置于明清戏曲创作的大背景下，在与同时期文人的比较中，进一步肯定了汤翁在文坛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89]
最后再看近年来有关汤显祖研究的硕士与博士学位论文。
2000年复旦大学古代文学博士生崔洛民的博士学位论文《汤显祖的生命意识与文学思想》，试图从生命意识的角度来阐释汤显祖的文学创作与主张。文章分别论述了个体生命与社会的矛盾、生命意识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生命意识与文学主张、生命意识与地方情结等四个方面，视角较为集中。
2000年湖北大学文艺学硕士生邓为的硕士学位论文《情至论——汤显祖美学思想的核心》，围绕汤显祖的“情至”本体，从“人生而有情”、“世总为情”和“梦思”审美体验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2000年陕西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硕士生杨柳的硕士学位论文《汤显祖之“情”的哲学》，从哲学的角度看待汤显祖之“情”，并从文艺的性质和社会功能与情的至善、“情”对“理”“法”的超越、“四梦”对“情”的现实实现三方面加以论述。
2001年湖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生王建平的硕士学位论文《论汤显祖之“梦剧”》，主要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立论，立足于“梦文学”这一尚待开拓的研究领域，多方面探讨了汤显祖在戏剧创作中运用“梦幻”的原因，进而联系汤显祖“梦剧”的创作蓝本以及明代社会现实，深入分析了汤显祖“梦剧”在梦幻人物形象的塑造、梦幻内容的描写等方面的新颖性、深刻性。
2001年湘潭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生左其福的硕士学位论文《论汤显祖的“唯情”文学观》，认为汤显祖在文学理论方面也是颇有建树的，这主要表现为他对于文学情感本质的清醒认识与大力弘扬，及其在明代言情文学思潮的激发下，把传统的文学情感论提升到了“唯情”论的高度，倡“唯情”文学观。该文从“唯情”文学观的流变、具体内涵、内在矛盾及成因、文学史意义四个方面论述其观点。
2002年曲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生唐雪莹的硕士学位论文《梦与情铸就的人生丰碑——汤显祖“临川四梦”新探》，以梦的角度分别分析了“临川四梦”的梦与理、梦与情、梦与真的关系。
2004年郑州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生毛小曼的硕士学位论文《情、梦、幻——汤显祖人生与戏曲研究初探》，从整体角度出发，以期通过分析汤显祖的人格理想与戏曲创作的关系，从人格理想内涵、具体戏曲创作观以及戏曲作品的具体解读三个方面把握“临川四梦”蕴含的深意及其价值。
2005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生潘艳的硕士学位论文《从“临川四梦”到冯氏“三言”——论汤显祖与冯梦龙的情观及差异》，比较了汤显祖和冯梦龙的情观及其差异，认为汤显祖与冯梦龙的情观同中有异。汤显祖的情观是尊情反理的，是情与理誓不两立的。他的情观具有神奇的浪漫主义色彩，可以超越世俗，超越生死，超越时空，永恒不灭，能在自身的逻辑中获得圆满。冯梦龙的情观既继承了激进的万历精神，表达了对人性的弘扬，又体现了这种精神走向衰退的转变，表现了情必须受理制约的观念。它是扎根在世俗社会中的现实之情，融入了社会、伦理、道德、金钱等世俗观念，具有广泛的社会内容和现实基础。对于人类面临的情欲挑战，汤显祖与冯梦龙的作品展现了不同的解决方式：汤显祖通过自省—梦幻后的顿悟来达到自我提高的目的；而冯梦龙却要醒天下，他运用社会的力量，诸如伦理、道德、舆论甚至因果报应来进行监督评判。
2005年江西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硕士生李胜利的硕士学位论文《汤显祖诗论及其诗歌创作初探》，从诗论及创作两个维度谈汤显祖，认为他的诗论反对前后七子，过分讲求格调与法度，也不同意只学盛唐，认为这样会限制诗人的才情，只能写出赝品。为此，他提出“情生诗歌”的观点，主张诗歌应该求真、写灵性，并强调生活积累的重要性。汤显祖在诗歌创作中实践了自己的诗论，将真挚感人的自然之情融注于诗歌。他的诗歌题材丰富多样，涉及佛道隐逸、出仕用世、行旅游览、交往应酬等。他的诗歌不仅在叙事和写景的安排、炼字遣词、美学精神、句法和章法等方面有意识地学习六朝诗歌，而且汲取了六朝诗歌的特色。
综上所述，长久以来，人们研究的眼光多聚焦于汤显祖的戏曲及其反复古的思想等方面，在其诗学理论方面虽有研究，但仍然是研究的弱项。其实在明代文学中，汤显祖的诗文、制艺有重要的地位，其制艺、传奇、诗赋在当时就被称为“昭代三异”。故研究汤显祖的诗学思想及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汤显祖的深刻思想将会更为人们所理解，他的创作理论和实践仍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汤学研究还有一片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