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汤显祖的生平简介与学术大要
汤显祖，字义仍，号海若，自署清远道人，晚号海若士，一称若士，晚年又号茧翁。江西临川人。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旧历八月十四日（公历9月24日）卯时出生于江西抚州府临川县城东文昌里。汤显祖出身书香门第，早有才名，《文昌汤氏宗谱》中《若士公传》载：“生而颖异不群。体玉立，眉目朗秀。见者啧啧曰：‘汤氏宁馨儿。’五岁能属对，试之即应。又试之，又应。立课数对无难色。”[1]十二岁始作《乱后》诗，已显出才华。十四岁补县诸生。二十一岁考取江西乡试第八名举人。他不仅于古文诗词颇精，而且能通天文地理、医药卜筮。二十六岁时刊印第一部诗集《红泉逸草》，次年又刊印诗集《雍藻》（未传），第三部诗集名《问棘邮草》。二十八岁时作第一部传奇《紫箫记》，与友人合作，但未完稿，十年后改写为《紫钗记》。三十四岁中进士，在南京先后任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礼部祠祭司主事。万历十九年（1591），作著名的《论辅臣科臣疏》，批评神宗朱翊钧即位后的朝政，抨击宰辅张居正和申时行，因而被贬广东徐闻任典史。万历二十一年（1593）调任浙江遂昌知县，施颇多善政，并有诗作讽刺朝政，关心民间疾苦。万历二十六年（1598）弃官归里。家居期间，心情颇为矛盾，一方面希望有“起报知遇”之日，另一方面却又指望“朝廷有威风之臣，郡邑无饿虎之吏，吟咏升平，每年添一卷诗足矣”。后逐渐打消仕进之念，专事写作。
汤显祖少年时受学于罗汝芳。罗汝芳是泰州学派王艮的三传弟子，这一学派承继了王守仁哲学思想中具有积极意义的部分并加以发展，又称“左派王学”。这个学派抨击程朱理学，怀疑封建教条，反对束缚个性。万历年间左派王学的最突出代表人物是李贽。汤显祖离遂昌任后，曾在临川和李贽相见。李贽在狱中自杀后，汤显祖作诗哀悼。他还推崇反理学的达观（紫柏）禅师，称李贽和达观是一“雄”一“杰”，认为“寻其吐属，如获美剑”。他们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汤显祖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揭露腐败政治、反对程朱理学和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基础。
汤显祖一生蔑视封建权贵，常得罪名流。早年参加进士科考试，因拒绝宰辅张居正的招致而落选。中进士后，也拒绝当时执掌朝政的张四维、申时行的拉拢。在南京时，不和当时已有很大名声的王世贞、王世懋兄弟往来，甚至在王世贞举行的公宴上谢绝和诗。晚年淡泊自守，不肯与州县官周旋。这种性格作风使他同讲究厉行气节、抨击当时腐败政治的东林党人顾宪成、邹元标等交往密切，也使他推重海瑞和徐渭这样“耿介”或“纵诞”的人物。汤显祖的这种性格特点在作品中也有明显反映。《明史》记他“意气慷慨”“蹭蹬穷老”，这评语颇能概括其生平之要。
汤显祖晚年思想比较消极，这同他潜心佛学有关，也缘于他辞官后长期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的境遇。他自称“偏州浪士，盛世遗民”，说“天下事耳之而已，顺之而已”。故后又以“茧翁”自号。
汤显祖所处的时代，文坛为拟古思潮所左右，继承“前七子”的“后七子”声威极盛。汤显祖二十一岁时，“后七子”首领李攀龙已去世，但另一首领王世贞继续为文坛盟主，且“独操柄二十年”。汤显祖于青年时期即批评“前七子”的李梦阳和“后七子”的李攀龙、王世贞，指摘他们于作品中增减汉史唐诗字面。后更抨击“李梦阳而下”诸人作品“等赝文尔”，并尖锐地说：“又其赝者，名位颇显……其文事关国体，得以冠玉欺人。”（《答张梦泽》）[2]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根本缺陷是一味模拟前代作品的用字、造句，乃至改头换面，剽窃前人词句。汤显祖认为“汉宋文章，各极其趣”。他还强调文章之妙在于“自然灵气”，不在步趋形似之间。他的这些主张对后来高揭反拟古旗帜的公安派有一定影响。可以说，在反拟古派发展过程中，汤显祖是从李贽、徐渭到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之间的重要过渡人物。汤显祖诗作早年受六朝绮丽诗风的影响，为了对抗“诗必盛唐”，后来写诗又曾追求宋诗的艰涩之风，他的这些创作实践并不足以和拟古派相抗衡。汤显祖的古文长于议论，颇有“好辩”特色。他的书信写得很富感情，文笔流利，为后人所推崇。他还长于史学，修订过《宋史》，惜未完稿。
汤显祖的主要创作成就在戏曲方面，代表作是《牡丹亭》（又名《还魂记》），它和《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合称“临川四梦”。除《紫钗记》写作时代可确考外，其余“三梦”都不易确定写作时间，学术界目前有不同看法。
《牡丹亭》共51出，写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故事，其中不少情节取自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见《燕居笔记》）。和话本相比，《牡丹亭》不仅在情节和描写上做了较大改动，而且主题思想也有了极大的提高。《牡丹亭》文辞以典丽著称。
《牡丹亭》问世后，盛行一时，使许多人为之倾倒。汤显祖的《滕王阁看王有信演牡丹亭二首》诗中写道：“愁来一座更衣起，江树沉沉天汉斜。”[3]显示出剧作的巨大感染力。汤显祖还从朋友处得知有一位娄江的女读者俞二娘断肠而死，他写了《哭娄江女子二首》，其中写道：“如何伤此曲，偏祗在娄江？”[4]相传《牡丹亭》还使女伶人商小伶伤心而亡，这些都说明《牡丹亭》有极为感人的艺术力量。
《牡丹亭》的出现，还引起了一桩戏曲史上有名的“公案”——删改《牡丹亭》的争论。透过这一争论，可以看出汤显祖在戏曲创作上首先讲究“意趣神色”，不斤斤计较于按字模声的创作主张。他对当时沈璟等编纂的曲谱、曲论虽有肯定，但也有批评。他在《答吕姜山》中说：“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模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5]这种观点同他主张的文章要有灵性是一致的。
《邯郸记》和《南柯记》都通过梦幻写人生，是讽世剧。由于唐人小说中原有人生如梦、富贵如烟的思想，汤显祖本人又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这两部作品也就表现出虚幻的色彩。
汤显祖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即使是认为他用韵任意，不讲究曲律的评论家，也几乎无一不称赞《牡丹亭》，如晚于汤显祖20多年的沈德符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6]，又说他“才情自足不朽”。和沈德符同时的戏曲家吕天成推崇汤显祖为“绝代奇才”和“千秋之词匠”[7]。王骥德甚至说，如果汤显祖没有“当置法字无论”和其他弱点，“可令前无作者，后鲜来哲，二百年来，一人而已”。[8]由于汤显祖的影响，明末出现了一些刻意学习汤显祖、追求文采的剧作家，如阮大铖和孟称舜等，后人因之有玉茗堂派或临川派之说，实际上并不恰切。其实《牡丹亭》中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影响更为深远，从清代的《红楼梦》中就可看出这种影响。
汤显祖生前已有《玉茗堂文集》刊行。他逝世后五年，韩敬编印了《玉茗堂集》。汤显祖的作品于明清两代均有刊本。目前通行的有：1961年由钱南扬、徐朔方合编的《汤显祖集》，包括诗文和戏曲；1973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新1版，中华书局版排印的《汤显祖集》四册；《汤显祖诗文集》（上、下），徐朔方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6月版；《汤显祖全集》（一至四），徐朔方笺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汤显祖集全编》（全六册），徐朔方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