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的镜像

——从明朝文人的心态演变看汤显祖的思想发展

勃兰兑斯在其著名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一书中曾精辟地指出：“文学史，就其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1]的确，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社会文化形态制约和规范着人的内在心灵世界，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意向及其文学创作则又是审视和观照历史文化与文学精神的焦点。因此，从文学的深层文化意蕴上说，一部文学史就是一个民族审美化的心灵史，是文人的文化心理意向结构的流变史。罗宗强先生认为：“影响文学思想的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思潮和士人心态的变化。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往往左右着人们（特别是士人）的生活理想、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深入生活的各个角落。社会思潮对于文学的影响，最终还是通过士人心态的变化来实现。”[2]从此意义上讲，对汤显祖人格心态走向的关注同样是研究其文学思想发展、演进的关键。

20世纪90年代初，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一书出版，拉开了文人与士人心态史研究的序幕。继之有么书仪的《元代文人心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张毅的《潇洒与敬畏——中国士人的处世心态》（岳麓书社，1995），周明初的《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东方出版社，1997），吴调公、王恺的《自在 自娱 自新 自忏——晚明文人心态》（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左东岭的《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等，使心态研究遂成热门话题。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关于明代士人心态的研究都集中于晚明时期，晚明研究几乎成为显学，那么其原因何在呢？自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直至 1644年崇祯皇帝吊死于煤山，前后277年，明代可以说是最为五彩斑斓的时期。从晚明的文化大环境来看，其思想活跃类似于战国时期，它一反自宋以来独尊理学的现状，在哲学上出现了重大的突破，士人的心态发生激烈嬗变，许多思想家、宗教家、文学家都对人性进行探索和思考。晚明时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晚明文学思潮是在“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视野的观照和阐释中大放异彩的”[3]，对此，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学界一般把万历到明代灭亡前这一段时期称为晚明时期。汤显祖生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如此说来，汤氏的一生正处在明中期至晚期的转折点上，其心态也经历了明中期到晚期的嬗变，在这一时期的明代文人中具有典型意义。

一 沦丧的尊严、扭曲的人格

整个说来，明朝在中国古代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王朝，而要论明朝人的心态，不能不上溯到宋朝。有宋一代创造了灿烂的文明，虽然在军事力量上，宋朝总处于被欺侮、被压制的地位，但是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它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到达了一个黄金时代。对于这一点，外国的某些汉学家倒是有比较客观的评价，如德国汉学家库恩（Dieter Kuhn）的《宋代文化史》和美国历史学家墨菲（Rhoads Murphey）的《亚洲史》都对这个“黄金的时代”有过精彩的论述。这么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的国家，最终却被从北方蒙古高原冲击而下的民族所统治。自1271年忽必烈正式建立元朝，把大都（燕京）作为都城，到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蒙古统治者建立了一个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的王朝。原先居于南方、以文明著称于北方的宋代遗民，民族的、文化的自豪感已经荡然无存，南人（南方的汉人）都是处于国破家亡的情景中。

元朝统治者经过短期的统治后，开始意识到文化问题，从而着手继承中原文明的传统，任用汉人实行以儒治国之道，效法中原王朝传统的政治体制。历史的更替导致了两种现象的产生：一是在宋代已经走上急速发展道路的经济、科技，至此放缓了前进的步伐，其现实的进程只是以前的惯性所致；二是在汉民族的集体心理上投下的阴影，一直延续到明朝建立以后。

赵园在其《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中，论及明代士大夫心态，在第一节中即认为明朝开国初年人们普遍存在一种“戾气”。所谓“戾气”，即一种暴虐、残杀之气，几成一种“时代氛围”。关于这种“戾气”之形成的原因，赵园论之甚详。

来自社会底层的朱元璋，其心理有着阴暗的一面，在长期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他养成了对残酷欣赏的心理态度，为人多疑、狡诈、阴鸷，故而有些手段颇让人难以理解，这在《明实录》中多有记载。朱元璋以无比惨烈的方式统治他初创的帝国，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中就曾说“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他“重典驭臣下”，屡兴大狱，严刑峻法，凌迟、枭首之外，还有刷洗、秤杆、抽肠、剥皮等酷刑，在朝廷上造成了极度恐怖的气氛。开国之初，大兴左丞相胡惟庸、大将军蓝玉两案，株连人数之众，史所罕见，仅诛杀就达四万余人，惨烈无比。朱元璋由此废除了已实行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和七百多年的三省制，将军政大权独揽一身。

虽然在思想文化方面，朱元璋也笼络、利诱文人，倡程朱理学，行八股取士，然与宋代重文人、轻武人的政策不同，朱氏用文人，实则疑文人。他开创了明朝的特务制度，造成了朝臣间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恐怖局面。这种政治的残暴同样也施行于士人间，明初杀戮士人尤以杀方孝孺最为残酷，灭其十族八百余人，妻女被卖作妓女。而国初诗人高启，因辞官被腰斩，更是令士人不寒而栗。“许多士人为此进行过抗争，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于是在明代前期就形成了一种士人人格心态由悲愤尴尬趋于疲软平和的历史态势。”[4]

士人生存得无尊严可言，导致士人行为的诸多怪异及心态的诸多变异。这种怪异的心态与行为不仅存在于在野的文士间，而且普遍表现在出仕的文人身上，具体则表现为士人的施虐和自虐。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这么说：“明代的政治暴虐，非但培养了士人的坚忍，而且培养了他们对于残酷的欣赏态度，助成了他们极端的道德主义，鼓励了他们以‘酷’（包括自虐）为道德的自我完成——畸形政治下的病态激情。”[5]有明二百余年间的士风，时时可见极端的对生命的戕害和在受虐下痛苦的宣泄，徐渭、李贽便是自虐式的苦行与自我戕害的代表性例证。

明代政治对士人性格的塑造更突出表现在士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嗜杀”倾向上，今仅举两例说明之。郑晓《今言》记正德朝事：“太监张永初见上，乘间出怀中疏，奏逆瑾十七事，且言其将为不轨。上怒，夜缚瑾，坐谋反凌迟。三日，诸被害者争拾其肉嚼之，须臾而尽。”[6]另，袁崇焕被磔时，京都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7]。这种“嗜杀”的性格在士人心态中也表现为“嗜酷”，翻看明史，我们会为明朝历史上如此之多的同朝文人之间的倾轧、构陷所惊瞠。明朝士人之间，杀机四伏，士人相互告讦，对于政敌必欲除之而后快。这种士人心态相对于正统儒家不啻为一种扭曲的人格心态。在这种扭曲的社会性心态下，汤显祖能够保持自身的健康心态，是何等不易。

二 偏执、奚刻的士人群体

前面说了明朝初期统治者的残酷导致了士人心态的扭曲，进入中期以后，明朝政治趋于腐败，士人的心态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演变。万历朝是明代历时最长的一朝，从1573年到1620年，共48年。对万历之治，史学界长期以来几乎投注了最多的研究精力，几乎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即明朝之败实败于万历[8]。这48年对明朝晚期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影响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万历前十年，朝廷大权掌握于首辅张居正手中，精干刚猛的张居正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其一，整顿吏治，提高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制定考成法，考察各级官员的业绩，以之作为升降的依据；其二，整饬边防，采取怀柔、刚硬两手并举的政策，保证边疆的安定；其三，清丈全国土地，在清丈的基础上全面推行赋役合并，折算成银两，由地方官员征收，史称“一条鞭法”。客观地说，张居正的改革成效明显，行政效率提高了，朝廷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9]，军事力量强大起来，边境安定，嘉靖、隆庆年年亏空的财政，已经开始有了不少的积余。事物总有其两方面，张居正个性刚断、专权，虽吏治整顿有一定的成效，然其构建的官吏网络，有着各种各样复杂而微妙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势力。这是一张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由亲缘关系、同乡关系、师生关系、同年关系、上下关系等联结。张居正任用私人，对于不肯依附于他和反对他的人，都毫不留情地加以排斥、打击。汤显祖就是因为不肯依附于他，故在科举考试中不被录取。特别是张居正的父亲死后，那些反对夺情，要求他丁忧守制的官员纷纷被他残酷打击，大多数人对他心怀不满。故张居正一死，倒张运动来得既猛烈又彻底。

倒张运动的成功，导致被张罢黜的官员纷纷复位，张所任用的大批官员自然遭到斥逐，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成了名副其实的专制皇帝。万历帝亲政后，开头四年他也想有所作为，然时间短暂。自万历十四年（1586）起，万历帝进行了长期的怠政。怠政的方式包括不肯上朝召见大臣、不亲自按时祭享太庙、不搞经筵日讲、不及时批答处理大臣的奏疏等。万历二十五年（1597）之后，有将近二十年万历帝没有上朝。怠政的主要原因是在立储之事上，历史上又称“争国本”事件。大明帝国这时已经日薄西山，行将进入的只是黑暗的长夜。万历帝长期怠政的一个严重的恶果，就是把以前就已存在的党争更进一步严重化了，党争愈演愈烈。皇帝既然怠政，不顾自家天下，朝廷也就失去了统率全局的主导作用，维系群臣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就渐渐失去了约束力。臣子们各自为政，私欲膨胀，由利害关系、地缘关系、师生关系等结成党派集团，争权夺利，纷争不已。党争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后，更趋于尖锐化和公开化。

党派的纷争导致士人性格愈加偏执、奚刻、乖张，对于同党百般护佑，对待异类则变本加厉地加以排斥、打击。公开化的党争已经被士人视为正常，朝廷上各种名目的派系林立。重要的有东林党及与它对立的宣、昆、齐、楚、浙等派。各派之间明争暗斗，势力此消彼长，斗争手段之繁多、卑劣，不一而足。此种情形在各种明史著作，尤其在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有着详细的描述。

传统儒家的理想人格强调“内圣外王”，一者要“志于道”，加强道德的自我完善，养成圣贤气象；一者要积极入世，发挥自身的社会政治作用，谋求“道统”与“政统”的合一。然而在晚明这样一个不正常的时代，大多数士人已经忘却了自己的社会职责，偏离了儒学对其的角色要求。职场官员大多养成了对阁臣的依阿心态，循默避事是张居正之后首辅申时行的处世之道，时行之后的首辅也莫不如此：依阿承上，善睇上颜，务求自全，政无建树。至于谏臣，晚明政坛谏臣朝堂之争无疑是热闹胜过于任何朝代的，但他们或多或少都抱有徼名心态。在倒张运动中，一些中下级官员大获其利，名声大振。由此，更为年轻的中下级官员受到鼓励和刺激，往往把直言敢谏作为博取名声的好手段，一批专窥他人过失，恣意排诋的投机分子应运而生。他们动辄弹劾执政大臣，所举罪状如列账单，几数十条，夸大其词，无所不用，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尤其偏执、奚刻。至于后期阉党专制，士人依媚取容，士人人格已彻底泯灭。如汤显祖辈之特立独行之士，除东林人士外，已为稀见。

汤显祖身处党争的官场，虽然游离于外，如隔玻璃窗静观其变，但一不小心，仍会身陷其间。万历十九年（1591），汤显祖四十二岁，他以正直之心、明儒之职上《论辅臣科臣疏》，检举污吏杨文举，文举为当朝首辅申时行门人，由此开罪权臣，贬官广东徐闻。由于疏中又涉及次辅王锡爵滥用职权让自己儿子王衡中“后门”举人之事，这就为汤显祖以后屡遭斥责、不得升迁埋下了伏笔。后显祖量移浙江遂昌县令，由于秉公执法，得罪当地权贵、当朝官员项应祥，项为王锡爵门生，显祖与之交恶，王锡爵为项之靠山，两相交迫，使显祖深感“世路良难，吏道殊迫”[10]。

晚明时期士人普遍趋于堕落，但也有一部分坚守特操，恪守儒家理义，以道义担肩的正直之士。这些人最集中的便是东林党的中坚分子，如高攀龙、顾宪成、顾允成等。当然也有如汤显祖这样无依无傍的有着自我人格精神的独立的正直文人。但东林人士虽然不为私利，秉性公直，然其心态亦带有偏执的成分，在他们掌政之后，并未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改良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上，谋取开创一个清明的政局，而是把精力置于清算旧账上，对对立党派穷追猛打，并且态度和方式过于激烈，与原有党派并无二致。由此看来，偏执的心态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士人心态，在这种心态下，社会的发展必然有偏向离奇的一面。

三 经济发展环境下的士人放纵

明代的社会经济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发展，到了中、后期，也即嘉靖、万历年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农业方面，耕种面积进一步扩大，粮食产量获得了提高，粮食作物品种增多，许多域外高产的粮食作物，如马铃薯、红薯等，开始大面积引进种植；在手工业方面，部门行业日益增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能工巧匠，巧夺天工。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商业行为日益成为必然，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商业的高度发展加紧催生了两个事物：一是城市，二是商人。

城市，这个充满诱惑力的地方，至明代中期有了长足的发展，城市生活达到了极致。明代城市究竟有多少？城市人口状况又如何？据陈宝良的《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分析，西班牙人拉达曾著《记大明的中国事情》，书中记载明代城市的总数达到1720个，而明人郑晓《今言》卷二记载为1745个，陈宝良认为明代城市的实际数目将大于这两个统计数字[11]。而且，据现存资料估计，当时的北京、南京、苏州、杭州、开封，人口数大多超过百万，或接近百万。南北两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苏州、杭州、临清、湖州等则为纯粹的商业城市。像杭州，“北湖州市，南浙江驿，咸延袤十里，井屋鳞次，烟火数十万家，非独城中居民”[12]。而临清地处运河沿岸，南北货物聚散于此，可谓舟车辐辏，万货所聚，商贾云屯，人海人山。

至于发达的工商业市镇，在物产富饶的长江三角洲一带，则星罗棋布，数量众多，像以丝织业著名的盛泽镇、江泾镇和南浔镇等，以棉纺织业为主的松江府、魏塘镇、枫泾镇，以榨油业为主的石门镇，还有乌青镇、濮院镇等。南北城市到处呈现繁忙的景象，勾栏瓦舍触目皆是闲暇的生活。遗存至今的《皇都积胜图》《南都繁会图卷》描绘了南北两京的繁盛，《晓关舟挤图》描摹了苏州晓关繁忙拥挤的舟船，《北关夜市图》则展现了杭州北关夜市的盛况。

商品经济既催化了城市，也催生了商人。社会中许多人放弃了农业生产转而从事商业活动，庞大的商人群体、雄厚的商业资本也已出现。商人往往结成一定的组织，并以地域为特色，著名的有徽商和晋商，其次赣商在明代也有很大的势力。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大、商人的增多、市场的繁荣和城市的多元化，市民阶层的队伍也日趋壮大起来。

都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队伍的壮大，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水平的提高，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风尚也随之发生变化。嘉靖、隆庆、万历时期，明代社会生活和社会风尚正在悄然而变，所谓“嘉靖以来，浮华渐盛，竞相夸诩”[13]。就万历时期首都北京的情况看，尤为明显，有材料为证：

风会之趋也，人情之返也，始未尝不朴茂，而后渐以漓，其变犹江河，其流殆益甚焉。大都薄骨肉而重交游，厌老成而尚轻锐，以晏游为佳致，以饮博为本业。家无担石而饮食服御拟于巨室，囊若垂罄而典妻鬻子以佞佛进香，甚则遗骸未收，即树旙叠鼓，崇朝云集，噫，何心哉。德化凌迟，民风不竞。[14]

在传统社会中，商居“士农工商”四民之末，而至明代中期后，城市商人的地位逐渐提高，满街大商巨贾，鲜衣怒马，走江河，逛娼楼，信心十足，附庸风雅，商人与文人墨客已经沆瀣一气，呼朋唤友了。正如陈继儒在《晚香堂小品》中所说：“新安故多大贾，贾啖名，喜从贤豪长者游。”陈宝良在《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中说：“在明帝国的城市人中，最惹眼的莫过于商人、妓女。”[15]南京秦淮河两岸的云楼，北京皇城外的“私窝子”，扬州二十四桥曲房里的“瘦马”，开封府的“淫店”里稀奇古怪的淫具和品种繁多的“春方”，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当时社会风尚的改变。

当城市生活在结构的深处发生巨变后，社会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巨变。虽然关于晚明是否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至今难成定论，但晚明时期确实具有近似早期资本主义的生活状态的种种表现。简单地说，就是城市商业繁荣，资本积累出现，拜金主义与纵欲主义成为时尚，个性自由得到张扬，总之就是城市生活日益世俗化。金钱在此时成为万能之物，能够买到一切。所谓“金令司天，钱神卓地”[16]，金钱、财富甚至改变了人们的婚姻观念，因财产而联姻已成惯事，人们习以为常。对金钱、财富的尊崇，导致家庭观念、亲缘关系趋于淡薄，等级秩序、尊卑观念发生动摇。传统的价值观念都有可能被怀疑、被重新审视。原来被视为邪恶的，人们不屑谈、不愿谈、不敢谈的人的各种私欲，此时被都提了出来，并且得到了肯定：

世之人有不求富贵利达者乎？有衣食已足，不愿嬴（赢）余者乎？……有不上人求胜、悦不若己者乎？有不媚神谄鬼、禁忌求福者乎？有不卜筮堪舆、行无顾虑者乎？有天性孝友，不私妻孥者乎？有见钱不吝、见色不迷者乎？有一于此，足以称善士矣，吾未之见也。[17]

作为社会思想先导的文人士子，思想同样伴随世风而行。奢侈之风首先便出于士大夫中，如官位至尊的张居正，性喜华丽，穿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18]，上行下效，士大夫俗尚奢侈，百姓纷纷效仿。至万历年间，在江南城市中甚至出现了惊世骇俗的所谓“服妖”。何谓“服妖”？即男穿女装。明人李乐在《见闻杂记》中即有记载，李乐进城，所见满街走动的生员秀才，其装束尽是红丝束发，嘴唇涂着红艳的脂膏，脸上抹着白粉，还点缀胭脂，身穿红紫颜色的衣服，外披内衣，一身盛装，如同艳丽的妇人。惊悸之余，李乐改古诗道：“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19]“仕风”喜奢，“士风”更趋其极。士风本为社会风俗的一部分，在引导、扭转社会风气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士风如此，社会风气可想而知。

生活、思维观念上的种种新动向，带来了道德心的危机。此危机最明显地体现在情与理、义与利、天理与私欲的矛盾冲突上。明朝中期以后，士大夫对情欲加以肯定，在性生活上崇尚纵欲，故性关系也极为混乱。自成化后，朝野竞相谈论“房中术”，恬不知耻。方士以献房中术而得贵，反而为世人所称羡。嘉靖年间，陶仲文进红铅得幸，官至礼部尚书恭城伯，进士出身的盛端明与顾可学也因进“春方”而做了大官。女色之好尚不为过，男色之风成为风尚。晚明的城居士大夫养娈童成风，“龙阳”之好成为士人夸耀的资本。享乐主义的生活观带来的两性及同性关系的混乱，导致“梅毒”之类的性病在京城流行。

这种社会风习的喜尚，同时被再现于文学作品中。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性小说的狂潮。这些性小说一方面宣扬了露骨的肉欲，另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人性的启蒙。

此种社会风气的形成，与当时思想界的重“情”也不无关系。但是如果把原因完全归于思想界，又是不公允的。思想界的作用在于启蒙，而社会风气走得更远，不是思想家所能把握住的。王阳明“心学”的崛起，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为学不离却人伦物理，主张从平常日用中求得心性的和谐。在情与理的关系上，李梦阳突破传统，堪称开了风气之先。他说：“天下有殊理之事，无非情之音。”[20]情与理是矛盾的，但情可以并且应该突破理的束缚。李贽也谈“情”，肯定处于“童心”之下的真情，包括情欲的合理性：“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21]李贽“童心”说的基础就是对“自然之性”的崇尚。李贽的思想对汤显祖和袁宏道有深刻的影响，汤显祖的“情”包括自然的成分，但他所提倡的“至情”却有更进步的意义，这一点留待后文加以论述。袁宏道早年也公开宣称好色，倡导率性纵情，但后来渐渐悟到这些还是累赘，对之产生厌倦感，觉得只有割舍感性欲求，主体精神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其致李腾芳信曰：“弟往时亦有青娥之癖，近年以来，稍稍勘破此机，畅快无量。始知学道人不能寂寞，决不得彻底受用也。回思往日，孟浪之语最多。以寄为乐，不知寄之不可常。今已矣，纵幽崖绝壑，亦与清歌妙舞等也。”[22]

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情欲解放的文化氛围，使得士人在外在行为上多表现为放浪形骸，摆脱传统，寻求精神的独立。晚明由此产生了一大批狂人、达人、豪杰之士，这些人物都具有独特的个性表现。如王艮之怪，喜戴“五常冠”，穿深衣古服，常常危言耸听；张献翼之诡，“好为奇诡之行”（郑仲夔《丛书集成初编·耳新》），喜穿红衣，随身置带五色须，行数步，即着变更；李贽之狂，如其自我评价所云：“其性偏激，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腼亲热”。[23]此外更有徐渭之过激自残行为。所有这些都是当时士人放纵的种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