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意义与研究路径

中国社会自古就是政治一体化的社会，“社会三大系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又是居高临下，包容并支配着经济和文化，造成了所谓‘政治一体化’的特殊结构类型。经济是大国政治的经济，即着眼于大国专制集权体制的经济，私人经济没有独立的地位；文化是高度政治伦理化的文化，着眼于大国专制一统为主旨的意识形态整合的功能，异端思想和形式化的思辨不是没有，而却总是被遮蔽了，了无光彩。一切都被政治化，一切都以政治为转移”[1]，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政治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属于政治层面的变化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不亚于经济因素的，当然这并不是否认经济因素对社会变迁的决定性作用。笔者所强调的是在传统中国这样的“政治一体化”社会中，政治对于社会变迁的重要意义是研究所不能忽视的，而要更深刻地了解和体认中国社会，“政治”是我们必须深入的路径之一。特别是在近代以来，随着频发的民族与国家危机，“政治”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有支配力[2]，成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社会所无法绕开的命题。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传统的帝国统治时代。就本质而言，这种终结，是对传统中国社会组织与构成的基本形态的终结，它在终结王朝体制的同时，也终结了以中央王朝为核心，以高度科层化的官僚体系、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思想、自耕农占多数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天下”，摧毁了传统帝国体制下政治共同体的整合基础。新的政治共同体该以何种方式建构？历史前进的步伐已经将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使命推向前台，而作为一种国家发展的历史选择，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在辛亥革命前后已经成为革命力量的共识，如杜赞奇所言：“在1911的共和革命岁月中，现代国家主义为中国知识界所接受。”[3]现代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共同体组成形式，要求“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4]，现代民族国家意味着在国家的疆域内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民族共同体。旧有的以帝国体系、天下观念为核心的政治共同体，是以中央王朝为轴心的松散的聚合方式，区域间在经济、文化甚至地方性政治体制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帝国体系较为宽松的组织形式下，形成了许多地方性的政治体系，而由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相对落后，这些地方性的政治体系往往具有很强的封建性、保守性。对近现代甘南藏区的社会发展状况而言，这一地区环境闭塞、气候寒凉，大部分地区以高原畜牧业为主，经济生产方式单一落后，再加上传统的基层部落组织与政教合一体制的制约，经济发展水平长期滞后，可以说在甘南藏区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进程中，经济、文化因素无法为社会变迁注入更大的动力。而这一地区的基层社会，由于民族、宗教、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与汉族聚居地区迥异的地方政治体系，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近现代的甘南藏区，多方政治势力角逐争斗，重大的政治事件层出不穷，地方政治体系发生着剧烈的变动，并每每对藏区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一体化”特征，在近现代的甘南藏区这一特殊的地域环境内表现得尤为明显。

本书以1911～1958年的甘南藏区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一体化”的社会中，1911年帝国体系崩溃后，在全新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甘南藏区极具封建性、宗教性的地方政治体系面对了怎样的政治压力，进而发生了怎样的变革？国家基层政权在这一地区最终如何完成了民族国家在基层政治生活中的建构？而上述这些变化对甘南藏区社会变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解析上述问题，将加深我们对近代以来边疆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认识，更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近代以来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变迁总体模式和特点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