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11年的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从封建帝制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巨大政治转型，此后的政治努力都致力于推进这一进程在国家范围内的实现。1911～1958年，国家作为外部力量，以国家基层政权进入的形式主导了甘南藏区地方政治体系的演进，并最终完成了国家基层政权体系对甘南藏区旧有政教体系的更替。同时在经济、文化落后的甘南藏区，这一政治变革过程又成为推动甘南藏区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主导性力量。

甘南藏区地方政治体系，孕育于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经过藏传佛教区域性意识形态的整合与地方性政教制度的建构，到清末日渐成熟完善。以拉卜楞寺与卓尼土司为核心的两大地方政教体系在各自的控制范围内行使着管理基层社会的权力，排斥着国家基层政权的深入。1911年后，甘南藏区地方性政教体系的外部生存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对藏区地方政教体系的存在构成严峻的挑战。1911～1937年，先后发生了延续近10年的宁海军与拉卜楞寺的冲突与1937年的卓尼“博峪事变”，最终，借助调解冲突之机，国家基层政权进入了地方政教体系辖区，1927年成立了拉卜楞设治局（1928年升为夏河县），1937年卓尼设治局成立。国家基层政权在这一时期首开国家直接管理藏区基层社会的先河，同时搭建了该地区诸多社会事业的框架，而日益受到世俗社会影响的拉卜楞寺政教体系上层人物也开展了一些世俗化变革，甘南藏区的地方政教体系与社会开始发生裂变。

1937～1949年，是国家基层政权与地方政教体系激烈博弈的时期。由于地方性政教体系的长期存在和影响，国家基层政权在合法性建构中处于先天的劣势，同时由于其施政没有与甘南藏区的实际与基层社会的利益取得统一，导致其合法性建构的失败，在甘南藏区政治生态中被严重边缘化。在这种格局下，国家基层政权施政的空间被大大压缩，行政效能亦被削弱，同时由于甘南藏区宗教传统的根深蒂固及国家战时背景等多种因素的作用，国家基层政权的施政对社会变迁产生的效果是比较有限的。但国家基层政权的各项施政使得现代国家观念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得到普及，并构建了尚不完善的现代社会的体制与框架，这些都为继续完成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加速社会转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49～1958年，在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框架内，结合甘南藏区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吸纳了地方政教体系存在的历史与现实合理性，通过对其上层的改造转化，大规模地培养民族干部以及实施全方位的政治社会化措施，消解了旧有地方政教体系对新生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阻碍，并由此建构了新型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治体系，创造性地完成了民族国家在藏区基层政权的建构。同时，由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从政治制度与经济基础方面全面改造了藏区社会，促进了藏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推进了藏区社会全面的进步，极大地加速了甘南藏区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进程。

纵观1911～1958年甘南藏区政治体系演进与社会变迁进程，政教分离与国家基层政权扩张成为甘南藏区地方政治体系演进的主题，伴随这一演进过程，甘南藏区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由外发、嵌入到向内源性增长的模式转化，同时地方性的政治变迁在1911～1958年，成为甘南藏区现代化进程的前导性因素与主要推动力量，体现了鲜明的以政治变迁为核心的特征。

关键词：甘南藏区 地方政治体系 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