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本书的思路、框架及对研究区域的说明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文明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社会演变的过程，“就是从简单的、一元结构的、功能普泛化的封闭社会，向复杂的、多元结构的、功能专一化而又有高度整合性的开放社会转变的过程”[56]。而自近代以来，这一变化趋势日趋明显，鸦片战争的爆发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侵入，已被众多学者公认为标志性的事件，至此，中国传统社会开始了激荡而又波澜起伏的现代化过程。由于中国幅员广袤，地区间自然、人文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异，特别是由于区位的原因，受西方文明影响的程度各有不同，这导致了走向现代的变化过程在各地域之间有着不同的表现、特征和自身的规律，基于这一认识，“沿海”与“腹地”的划分已在这一研究领域形成共识。然而，在中国大陆的腹地，各地区间依然存在较大的差异，特别是广大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封闭、经济文化的落后以及自身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有可能表现出更多自身的特征。同时，就政治层面而言，本书将基于这样的理论展开：1911年的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从帝国体系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巨大政治转型，此后的国家政权都致力于推进这一进程在国家范围内的实现。1911～1958年，国家作为外部力量，国家基层政权的进入主导了甘南藏区地方政治体系的演进并最终完成了国家基层政权体系对旧有的甘南藏区政教体系的更替。同时，在经济、文化落后的甘南藏区，这一政治变革过程又成为推动甘南藏区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主导性力量。

基于以上认识，本书以“政治—社会”为研究路径，以政治体系为核心概念和研究出发点，在重点探讨1911～1958年甘南藏区政治体系变迁的同时，将研究的落脚点放在社会，在清晰勾勒与总结该时期甘南藏区政治体系演进的过程与规律的同时，注重观察政治体系演进对当地社会造成的重大影响，进而对该时期该地区的社会变迁模式做出思考和探讨。

本书以下各章按照这一思路逐层展开。第二章从甘南藏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对地方性政治体系形成的影响以及藏传佛教对甘南藏区意识形态的区域性整合、地方政教体系的制度建构三方面论述甘南藏区政治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第三章以压力与嬗变为题，探讨了1911～1937年由于外部环境的压力，甘南藏区传统政教体系发生的裂变，以宁海军与拉卜楞寺政教体系的冲突以及卓尼“博峪事变”为中心，考察国家基层政权进入藏区的过程，并初步分析1927～1937年拉卜楞设治局设立的初步影响及拉卜楞政教体系上层表现出的世俗化倾向及举措；第四章以博弈与渐进为题，重点分析1937～1949年国家政权体系与地方性政教体系的博弈与该时期的地方社会变迁，主要包括国家政权与地方政教体系既斗争又合作的内容，包括国家基层政权体系的进一步扩大以及对当地社会变迁的影响、抗战时期多方政治体系的合作与双赢，国家基层政权推行保甲制度的绩效分析，最后分析国家基层政权的地位与社会变迁的效度；第五章以重构与发展为题，着重论述1949～1958年中共对藏区政治体系的全新建构，内容包括中共基层政权的建立与对社会秩序的安定、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及宗教改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等一系列建构新型地方政治体系的环节，并以差异与超越为题客观评价这一新型政治体系与该时期藏区社会的变化；第六章为本书的结语，从宏观上把握和认识这一时期甘南藏区政治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特点并对其做出总结和归纳。

总之，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以往研究的薄弱环节入手，试图在政治体系分析的框架下，清晰展现该时期藏区政治体系演进的过程，分析其规律，并着重探讨政治体系演进对社会变迁的影响，进而探讨该时期甘南藏区社会变迁的模式。

本书的研究区域——甘南藏区，以现今甘南藏族自治州所辖7县：临潭县、夏河县、舟曲县、卓尼县、碌曲县、玛曲县、迭部县为准。上述7县中，民国初年设有县治的有临潭县与舟曲县（当时为西固县），现碌曲县全境为临潭管辖。除上述两个国家县级政权外，甘南藏区大部为拉卜楞寺与卓尼土司衙门所辖，在各自辖区内，民国初年均无国家基层政权的建制。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论述的甘南藏区地方政治体系即指藏区政教体系与在1928年和1937年成立的拉卜楞设治局与卓尼设治局，不包括民国初年已经设立县级政权的临潭及舟曲所辖地区。新建立的甘南藏族自治州所辖为前述7县，并在打破旧有地方政治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了新型的民族自治地方政治体系，在第五章的论述中即以前述现今7县地域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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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11～12页。

[2] 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3] 杜赞奇：《解构中国国家》，载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23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7页。

[5] 中国西北文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西北文献》（第99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

[6] 中国西北文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西北文献》（第124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

[7] 中国西北文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西北文献》（第135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

[8] 中国西北文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西北文献》（第138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

[9] 中国西北文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西北文献》（第128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

[10] 宣侠父：《西北远征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11] 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12] 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13] 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

[14] 上述文章大部分收录于《李安宅-于式玉藏学文论选》，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15] 关于近代以来甘南地方志修撰的详细情况可参见王俊英《清代以来甘南各县县志探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南藏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甘南文史资料》（第8辑），1991年印。

[16] 《美国国家地理》1928年第11月号，此文由甘肃省图书馆1963年译印，笔者所见为油印译本。

[17] 仁庆扎西、陈庆英：《大革命时期拉卜楞藏族地区的革命斗争》，《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18] 马骊、袁锋：《抗日战争时期的甘南各族农民起义》，《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6期。

[19] 喜富裕：《论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快速走出甘南的原因和作用》，《甘肃高师学报》2005年第1期。

[20] 赵翰豪：《解放初期党在甘南藏区建立“三三制”政权的实践与经验》，《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

[21] 孙尔康：《拉卜楞寺政教合一制的发展》，《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

[22] 樊保良：《论拉卜楞寺在历史上的作用》，《西北史地》1986年第3期；姜法璞：《略谈拉卜楞寺在安多藏区的地位和影响》，《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23] 张庆有：《藏族寺院经济运行的历史与现状——拉卜楞寺院经济调查》，《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24] 林跃勇：《清代拉卜楞寺与官方的联系渠道》，《西藏研究》2000年第3期。

[25] 刘继华：《民国时期甘肃土司制度变迁研究——以卓尼杨土司、拉卜楞寺土司群为例》《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26] 杨勇：《试论卓尼大寺在安多藏区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27] 王献军：《试论甘青川滇藏区政教合一制的特点》，《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28] 洲塔：《试论甘肃藏族部落发展进程中的特点》，《中国藏学》1998年第3期。

[29] 张世海：《民国时期安多地区的回藏贸易》，《回族研究》1997年第2期。

[30] 王琦：《解放前甘南乔科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研究》，《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

[31] 王一清：《历史上甘南的民族贸易简述》，《中国藏学》1993年第3期。

[32] 康柳锁：《甘南藏区近代货币流通概述》，《中国钱币》1990年第1期。

[33] 郭弘：《民国时期甘肃藏区新式学校教育述评》，《社科纵横》2004年第5期。

[34] 唐景福：《甘南藏区解放前的社会性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35] 陈改玲：《外国传教士近代来甘南的传教活动》，《甘肃高师学报》2002年第3期。

[36] 陈改玲：《再论外国传教士近代来甘南的传教活动》，《甘肃高师学报》2005年第1期。

[37] 曹鲁超：《民国时期甘南藏区考察的研究》，《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38] 〔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第4页。

[39] 〔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第36～50页。

[40] 〔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第59页。

[41] 〔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第122～123页。

[42]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郑世平、公婷、陈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5页。

[43] 〔美〕S.N.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6页。

[44] 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43～44页。

[45]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郑世平、公婷、陈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4页。

[46] 〔美〕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吴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22～23页。

[47] 周平：《民族政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第36页。

[48]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郑世平、公婷、陈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3页。

[49] 周星：《民族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264页。

[50] 周平：《民族政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第38页。

[51] 周平：《中国少数民族政治分析》，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第12页。

[52]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3～4页。

[53] 周平：《中国少数民族政治分析》，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第14页。

[54] 政治系统分析的理论形式主要有三种：以伊斯顿为代表的政治系统的输入—输出的一般系统分析理论；以阿尔蒙德为代表的政治系统的结构—功能分析理论；以K.W.多伊奇为代表的政治系统的信息沟通理论。

[55] 〔美〕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93，第29页。

[56]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第160～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