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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瑟纳尔笔下的理性与非理性[1]
——从泽农和纳塔纳埃尔两个人物谈起
张璐[2]
摘要：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作品中的两个重要人物泽农和纳塔纳埃尔，分别象征了精神和心灵两个重大的价值主题。尤瑟纳尔的早期作品以人为中心，更多地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其晚年作品却更多关注自然环境以及人的心灵世界。这一变化暗合了20世纪文坛从理性主义到非理性主义的重要转向，既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又与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紧密相关。本文以20世纪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为背景，着重分析理性与非理性在尤瑟纳尔作品中的具体体现，即精神与心灵这一对核心概念，探讨了作者对理性或曰现代性的反思及其蕴含的重大历史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尤瑟纳尔 理性主义 泽农 纳塔纳埃尔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是法兰西学院首位绿袍加身的女院士，亦是极少数几位作品在生前便被收入“七星文库”的作家之一，曾斩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大奖，多次被授予荷兰、比利时、美国等国家的荣誉勋章。生于1903年的尤瑟纳尔，始终站在更迭变换的“流派”或曰“主义”之外，“对时代的流行话语中的偏见也时时保持警觉”[3]，她最关注的问题始终是与人类命运相关的更为普遍的本质的问题，即人类在历史和时间中的处境与命运。然而，正如作家自己曾写到的“医生、炼金术士、炮火制造师、占星家，无论自己情愿与否，他都曾经穿上过时代的号衣，他也曾经听任时代在自己的理解力上留下某些印记”[4]，20世纪文坛由理性主义到非理性主义的重大转向，同样也在尤瑟纳尔的作品中留下印记。作者较早的作品中浸染了欧洲大陆追求超验价值、绝对真理的思想传统，更多地探讨人性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及人类理性在此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她笔下的人物或对话都蒙上一层精神世界的光辉，就像是在为某个深刻的理念作注。而在作者晚年的作品中这种对“理性”的执着追求却渐渐消散，作者转而关注生命个体最真实本源的自然状态，将目光投向人类的“心灵世界”，成为20世纪下半叶法国文坛告别理性主义向生命和自然回归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代表。本文试图以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这一对核心概念为切入点，以20世纪非理性主义思潮为背景，以尤瑟纳尔两部小说《苦炼》（1968）和《默默无闻的人》（1982）及其分别对应的两个人物泽农和纳塔纳埃尔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作者创作理念和价值取向的嬗变及其背后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一 20世纪的非理性主义
“理性”一词自始至终与现代性和科学进步紧密相连，更伴随着整个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多方面，内涵何其广，对它的定义和诠释何其多，但学者们普遍认同“理性”概念的明确提出及树立，与西方哲学史中的启蒙思想，即独立地运用理性，有最为深厚的渊源。这里的理性，“不仅指人运用演绎推理等科学方法的能力，更指一种与宗教信仰服从天启论不同的思想方式。它的实质在于摆脱宗教的精神枷锁、诉诸人性本身、用人的‘理智’和‘自然之光’而不是借‘神的启示’来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理解人在世界中的位置”。[5]
科技进步、理性抬头之初，人类对于未来的幸福与发展许下的愿景是美好的，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现代性”或曰“理性”的解放功能、反抗精神、求索历程对推动人类发展起了不可否认、不可逆转的功效。然而当基于人类自身的理性和自由发展到一定程度，成为一种极端、绝对的理念时，理想化的人类历史观就会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宗教，“理性”演变成观念偶像，虚构此在生活的意义，压抑和钳制着人性的众多维度。所有自认为是超验和绝对的真理，都会将人按在理性意志之下，拒斥一切无意识的生命本能的因素，试图寻找一个完全自洽的、统一的、绝对的主体，消弭了生命个体的多样可能。由此，在20世纪的哲学和文学领域中涌动起一股非理性主义的思潮。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从理论上批判了理性世界，他认为：“科学的、理性的认识，只能达到表象世界，而无法达到本质的自在之物的意志世界。为了达到本质世界，也为了真正认识主体本身，领悟人的绝对自由，人的自发性、随意性，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必须超出以主客分立为特征的认识论的范围，而诉诸非理性的直觉。”[6]继叔本华之后，尼采更是对现代性做了毫不留情的解构，批判那些超验理念和价值的虚无主义，认为它们虚构了生活的意义，应该用铁锤砸烂所有否定现实生活、否定内在生命意志的观念偶像，将人类存在中那些“被遗忘、被遏制、被压抑的维度揭示出来，比如无意识和我们身上的动物性”。[7]他的哲学思想超脱于所有残留着形而上学气息和宗教特征的观念偶像，回归有血有肉的人性和生活本身。
20世纪的法国文学也被打上了非理性主义的印记。受弗洛伊德无意识和力比多理论、柏格森直觉主义和生命冲动理论的影响，许多作家都开始转向描绘“内在真实”。我们在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开创者之一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中看到了从外部世界到人的内心世界的重大转移，作者决绝地选择以人性之恶作为艺术美的描写对象；超现实主义者不计代价地捍卫人的思想自由，试图追寻绝对的内在真实，在“下意识写作”和“梦幻写作”等创作手法中与理性经验彻底决裂；存在主义哲学家强调在先于本质的“存在”和个体自由选择的“行动”中发现生命的价值，与理性主义者的人的本质的先验性观点针锋相对。
如前所述，尤瑟纳尔一直与所有的“流派”和“主义”保持距离，她也从不曾将自己的作品归入“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的范畴，但我们在她的创作轨迹中能找到另外一组与“理性”和“非理性”十分贴近的双重维度：“精神”和“心灵”。这一组二分概念，来自作者二十岁左右“纷乱的梦想”[8]，即193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集《死神驾辕》。曾经有评论家将三部曲中的三篇故事《仿丢勒》[9]《仿格里科》[10]《仿伦勃朗》[11]分别对应于精神、肉体和心灵三个维度，而这三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则各自象征了这三种宏大而复杂的价值主题。因此，在尤瑟纳尔的作品中，对精神与心灵这两种被作者有意区分的价值主题的深刻探讨，就体现在《苦炼》中的主人公泽农和《默默无闻的人》中的主人公纳塔纳埃尔两人的塑造与对比之中。尤瑟纳尔自己也曾对这两个人物的对比做过十分精妙的描绘：
一个人求知心切，孜孜不倦，渴求生活的一切，不求有所得，但求有所学，终成饱学之士，精通当时的一切文化与哲学，然后又全部摈弃，以便苦心孤诣，自成一家之言；另一个人则相反，可以说“生活放任自流”，既迂缓又懒散，甚至到了迟钝的地步，几乎目不识丁，然而心灵却很明澈，思想也很纯正，得以规避虚假与无用的东西，仿佛出于本能，最后少年凋谢，生而无忧，死而无怨，对生死大事处之坦然。[12]
在尤瑟纳尔作品中这两个人物的对比语境下，我们发现，泽农代表的“精神”更多是理性和智识的维度，而纳塔纳埃尔代表的“心灵”则似乎更少仰仗理性思维方式，是“放任自流”，抛弃所有束缚成见，凭直觉和本能达到明澈，回归“万物中之一物”的自然本真状态。我们在尤瑟纳尔笔下这两个人物的创作与对比中，亦可窥见20世纪西方思想由理性主义到非理性主义的重大转向。
二 泽农与理性主义的张扬和消弭
《苦炼》的故事情节十分简单，一言以蔽之，即描绘身兼哲学家、医生和炼金术士的泽农，摒弃一切既有观点，不懈地实践、反抗、求索，以追求真知的一生。在这条苦寻真理与自由的道路上，泽农身上承载的，是无限之精神与沉重之肉身的交错与冲突。
泽农身上精神何以占上风？因他孜孜不倦追求知识与真理的努力。泽农二十岁那年便发出豪言壮语：“在这个脑袋变成死人头之前，我还有五十年的时间可以用于求知。”[13]在第一章“大路”开端，这位知识的冒险家便弃绝家庭、兄弟、等待他的姑娘，朝着广阔的世界和自己不可逆转的命运走去。他反抗宗教权威，私生子的身份让他不得已选择教士为职业以求生计，但“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心中充满对教士阶层的怨恨，也没有人像他那样在反抗或者虚伪的道路上走得更远”[14]，他认为“靠信仰就可以得到救赎是贬低了人的尊严”[15]，他的著作中充满异端、背教和无神论的言论。事实上，作者赋予泽农医生和哲学家的双重身份，即为突出其科学和理性的光辉。他让人想起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以人性尊严代替神性权威，亦仿佛启蒙时代的百科全书式学者，为人类盗下智慧的天火。
身为外科医生的泽农，经常以手术刀式的冷酷与严峻来剖析人本身。他拥有的现代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使他对人类的生物性和人类身体本身充满好奇。在以理性和科学思维探究人体的过程中，泽农意识到人的精神对肉体的深深依赖，因为“精神是不健全的，他要依赖于身体提供的服务”[16]，然而泽农多年行医的经历又让他深刻意识到人体肉身的脆弱与局限：“我们赖以认识世界和生存的航道是多么不可靠，只要堵上两个洞穴，声音的世界就向我们关闭了；堵上另外两条通道，黑夜就可以降临……这些门户中的三个挨得如此之近，一只手掌就可以轻易覆盖住它们，只需要将它们堵上，这个靠一口呼吸维持生命的动物就会完蛋。”[17]同是医生和哲学家的泽农，时常体验着无限精神与有限肉身相交之际的强烈冲突：“身体为人类充当整个自然的——更糟糕的是——人类社会的人质，正是通过这个肉体和这层皮肤，也许他会感受到酷刑的剧痛；正是这些活力的衰退，将使他无法如愿完成已经开始的设想。”[18]
然而，正如尤瑟纳尔自己所说，泽农这个让精神和理性占了上风的人，却时常“被心灵近乎狂暴的冲动所激励”。[19]此处需要强调的是，泽农和纳塔纳埃尔所分别代表的精神与心灵的维度，并非两个完全对立或对抗的概念，而是互为参照，互文见义。尤瑟纳尔在创作过程中，也从未试图以一个人物推翻另一个人物，或是用非理性主义的价值来代替理性主义价值。作者的目的，从来都是客观展示历史发展的全貌，促使读者对人类发展的普遍境遇做更全面﹑深入的思考。事实上，“精神”代言人泽农在追求理性的同时也曾质疑理性本身，正如他追求自我的过程中从未停止从根本上批判自我：“从作坊和工厂学到的东西可以推翻或者证实书本上的论断。无论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被看作普通的商贩，需要复核一下他们的分量，他在所有权威和重量级人物身上学到的只有一样东西：精神和肉体上的大胆。”[20]如果说尤瑟纳尔在创造泽农这个闪耀着理性之光的人物的同时，已然开始了对理性本身的可靠性及普适性的思考，那么在尤瑟纳尔晚年创作的《默默无闻的人》这部作品中，作者对理性以及现代性的质疑和反思则更为明显。作者为何会在人生的最后时光创造出这样一个“眼神分外明亮，毫无倨傲之心”[21]，并挣脱理性束缚、返璞归真的人物呢？
从宏观的时代背景来讲，生于世纪之初的尤瑟纳尔，经历了一战爆发前“美好年代”到二战以后现代性危机全面爆发的过程。从启蒙时代开始，西方世界对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的“理性”便奉若神明，是理性让人摆脱愚昧，求得真理，寻到光明，使人类拥有改变世界、征服自然的伟力。然而，当人类洋洋自得于技术进步，甚至企图彻底挣脱大自然的束缚时，现代性的危机却接踵而来。理性的社会和国家中充满“种种痛苦和灾难以及人性的异化”。[22]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以及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人间惨剧，更是让人类对自身的理性产生深重怀疑。理性主义催生的个人主义、人类优越论导致现代人难以控制的欲望及与自然不可调和的矛盾。人类与现代的契约，即“人类同意放弃意义，换取力量”，“具体而言，现代生活就是在一个没有意义的宇宙里不断追求更多的力量。现代文化的力量是历史上最强的力量，而且还在不停研究、发明、发现与增长。同时，现代文化也比以往任何文化感受到更大的存在性焦虑”。[23]
吕克·费希认为，人类的进步观念和马克斯·韦伯所言的世界的祛魅紧密联系：“诸神退场后，充足理由律、惯性定律、‘存在都有原因’、‘一切都能被理性解释’，这些人文主义观念从本质上清除了魔魅的宇宙观，而这一切主要是为了扫除会阻碍人类进步的一切蒙昧以及一切妨碍人类控制和利用自然的东西，当然，也为了能够证明，人类利用自然服务于自己的目的是正当的。”[24]现代性在试图让人们摆脱自然控制的问题上，遭到深层生态学和各种去增长理论的批判，这些学说和理论的目的，如克劳德·卡佩里耶所说，旨在“向自然之上的浪漫主义复归，强调人类只是自然的成员，努力将一直被忽视的一个人类存在维度，‘人类的自然性’，释放出来”。[25]尤瑟纳尔笔下纳塔纳埃尔这个人物就集中体现了这种人类的自然性。
三 尤瑟纳尔笔下心灵世界的回归
纳塔纳埃尔这个人物与小说名字一样，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他的出生和死亡，都是孤独且无声的，正如世间大部分小人物一样。他代表了社会最底层的普通人，没受过多少教育，但“他对女人，对财产，对动植物，对死亡的看法都是独特的、清澈的，也是超脱的、平和的、安恬的”。[26]在一次与他人的打斗误伤之后，他逃上一艘驶往牙买加的航船，开始了充满偶然和意外的冒险之旅。与泽农不同的是，纳塔纳埃尔的几乎所有行为都是“放任自流”的，并非出于对某物理性或理想化的追求，而是任由生命最自然本真的韵律指引，随心所至，意随心动。与苦求真理、对书籍有着炽热渴念的泽农相反，纳塔纳埃尔对知识和书本却“本能地存着戒心，认为他手所翻阅的书籍，耳偶然听到的音乐，眼有时看到的绘画，都无补于赤裸裸的事物”[27]，他深深地感到：“他偶然看的书也没有向他提供多少东西，可能抵不上他的热情与思考。”[28]纳塔纳埃尔之所以被称为“默默无闻的人”，不仅是因为他普通无名，甘于平庸，更是因为他在作品中很少“说话”，少得可怜的言语也经常招致误解和嘲笑。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在作品的三分之二处却和一位哲学家列奥·贝尔蒙特先生进行了一场深刻的谈话，并在不经意间，轻松自然地驳斥了语言和理论等现代理性的工具：“看来先生借助比事物还要精微、有力的词，成功地把事物连接并结合起来…… 恕我冒昧，先生，我觉得事物这样系缚起来，必然会原地枯死，脱离这些象征和这些词，就像肉脱落一样。”[29]读到此处不难发现，尤瑟纳尔笔下纳塔纳埃尔的“默默无闻”，实际上是对语言本身的一种形而上层面的反思和质疑：语言﹑理念以及它们所承载的种种认识论、方法论，在指导人类实践的同时，亦脱离了更为鲜活、真实的事物本质。精神活动固然可以将人带入美妙而深刻的理想世界，却时常拒斥了此时此地直接本源的生命体验。
在纳塔纳埃尔眼里，众生皆平等，人类和动物、植物都是息息相关的：“他并不认为自己像许多人想的那样，是对立于动物和树木的人，倒觉得自己是前者的兄弟，后者的远亲表兄弟……人们把一切都歪曲了，他思忖道，就不想想人也是随遇而安，酷似植物；种子被风吹到什么地方，就在那里的土壤上吸收养分，寻找阳光和水。”[30]纳塔纳埃尔珍惜所有物种的生命，如同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但他对万物简单而深沉的爱是秘而不宣的，因为他近乎本能地察觉到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面对大自然这种无缘无故的感动。他也像动物、植物一样对大自然有着最本能的热爱和依恋：“他周围有大海、雾霭、太阳和雨、天空、水下和荒野上的动物，他像这些动物一样生死，这就够了，谁也不会想起他，如同人们不会想起去年夏天的小动物。”[31]“像动物一样生死”，纳塔纳埃尔固然将自我的动物属性及自然属性发挥到了极致，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动物性”既不对等于野蛮未开化的前人类状态，亦非对立于现代文明的发展进步，而是尤瑟纳尔对人类生存状态以及现代理性进行反思之后，所强调的一种在心灵和认知层面的返璞归真的境界，其中包含着她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存在境遇的深刻思考：如何检视人类种种虚浮的外在需求，如何让本真的生命更加纯粹、自由，如何与生生不息的自然韵律和谐共生。尤瑟纳尔将这些思考都寄寓在纳塔纳埃尔这个人物的创作之中。
另外，不难发现，尤瑟纳尔在刻画纳塔纳埃尔这个人物时，有很强的中国道家“齐万物”的倾向，纳塔纳埃尔与自然万物的亲近，与人类世界沟通的困难，也让此人物身上具备了“道法自然”的象征意味。在尤瑟纳尔笔下，人类不再是主宰一切的君主，人类社会甚至不如大自然那样井然有序，一片清宁。大自然没有人为刻意的种种条令。在自然中，繁衍生息，此消彼长，一切都遵从宇宙中亘古未变的生命本身的法则。那么，尤瑟纳尔为何会在晚年创作的这部作品中，将“非理性”或曰“心灵”的维度如此贴切地与“自然性”和“动物性”相结合呢？上文提到的关于20世纪现代性的种种弊端，让尤瑟纳尔对理性至上的价值观深深怀疑。但她不是一个二元论者，也并未表示要破除理性来获得幸福，在怀疑理性、正确认识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她很显然受到了东方哲学（道法自然、因果轮回、天人合一等）的影响，主张让人类的生命回归更为原初和单纯的状态。
尤瑟纳尔之所以受到这种影响，除了时代背景之外，与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也息息相关。尤瑟纳尔从1950年起定居在美国东北部缅因州的荒山岛上。这里群山连绵，森林密布，大自然既慷慨赠予了绝美风景，亦毫不留情地带来严酷的生活环境。正是在岛上生活的这些岁月中，尤瑟纳尔开始了从“考古学到地质学的兴趣转移，从对人类的思考转向对土地的思考”。[32]她对自然环境的强烈关注，让她重新审视人的生命进程以及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个人的命运被裹挟在历史的大潮中，而纷纷扰扰的人类历史在宇宙的长河中却往往不过是过眼云烟……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宇宙是洪荒、森林、动物和星辰的世界，人类只是无限时空中一个暂时的现象，自然是比人类更长久的存在。”[33]她的早期及中期作品中体现出来的那种以人和人类命运为中心的世界观，在她的晚年作品中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变，或者说，有了新的呈现形式，即向大自然和人类心灵本源的回归：“由于长期与大自然非常贴近地生活，尤瑟纳尔从自然现象中细心地捕捉到了其背后所蕴藏的启示，这些启示帮助她对生命的进程、对事物的本质、对人类的生存状况获得更深刻、更清醒的认识。”[34]
理性光环促使人类试图摆脱自然法则的束缚，成为世界和宇宙的主宰，理性意志使人类将大自然和除自身以外的万事万物都当成认知和征服的客体，但尤瑟纳尔通过刻画纳塔纳埃尔这个人物，通过凸显他身上那种返璞归真、心灵澄澈的特质告诉我们：唯有当人类抛却理性经验，回归生命本能的心灵维度，像“万物中之一物”那样，亦生亦死，才能重新找到真正的灵魂家园。正如纳塔纳埃尔一样，在他身上，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我与非我，重新融为一体。而尤瑟纳尔作品中这种向“心灵”的回归，也暗合了法国20世纪文坛上非理性主义的思潮与创作价值取向。
结语
著名人类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一书中，指出了当下科学家们对“大脑”和“心灵”的论述：
我们越理解大脑，心灵反而显得越多余。如果整个系统就是电子信号从这里传到那里，那我们何必去感觉这种事情？如果就是一连串的电化学反应，从眼睛里的神经细胞一路传到腿部肌肉，何必要在这一连串反应里加入主观体验？到底有什么作用？有一些科学家虽然承认意识是真实的，也可能有极高的道德和政治价值，但认为这在生物学上没有任何用处……现在的整个世界似乎都与人类主观体验息息相关，但如果以后人类的体验也成了可设计的产品，就像能在超市里买到的任何商品，情况又将如何发展？[35]
这样的论述让人想起海德格尔曾经预测的“目的消失、只剩手段”[36]的技术世界。启蒙运动掀起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潮把人类的目标设定为进步，但当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的工具理性支配社会，原本人文主义所推崇的诸如“解放人类思想、革新社会道德”[37]的终极目标就会被技术本身所取代。然而，“技术只意味着计算、手段的繁殖、为了控制的控制、收益以及生产力——这些东西就成了目的本身”[38]，在技术革新和自由竞争的滚滚大潮中，一个独特生命个体的“感受”似乎是最不值一提之事。从纯技术的角度看，人类“心灵”层面的主观体验在生物学上是无用的，甚至可以被当成商品进行设计和贩卖。当全世界的科学家们极力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时，也许根本不会去担心人类有一天会被这种完全摆脱主观体验负累的智能、理性的新形式所取代，正如当年人类统治地球，奴役和掠夺马、牛、羊这些动物时，反复强调它们没有“主观体验”。在技术泛滥、人类身份危机全面爆发、存在性焦虑肆意蔓延的现代社会，人之所以为人的限度与价值究竟何在？尤瑟纳尔作品中对理性与非理性、精神与心灵的思考，对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考，对人类在整个宇宙中的正确位置的思考，不仅是文学领域的重要命题，更具有重大的现实和社会意义。
[1]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互文与对话理论视野下的尤瑟纳尔作品研究”（18YJC752049）、广东省教育厅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尤瑟纳尔作品：互文与对话中的个体与世界”（2017WQNCX044）的阶段性成果，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项目资助。
[2] 张璐，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法语系讲师，研究领域为法国文学、法国符号学、法国汉学等。
[3] 〔法〕若斯亚娜·萨维诺：《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创作人生》，段映虹译，花城出版社，2004，第3页。
[4] 〔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苦炼》，段映虹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第185页。
[5] 史忠义：《现代性的辉煌与危机：走向新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49页。
[6] 史忠义：《现代性的辉煌与危机：走向新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209页。
[7] 〔法〕吕克·费希、克劳德·卡佩里耶：《最美的哲学史》，胡扬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第44页。
[8] 〔法〕若斯亚娜·萨维诺：《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创作人生》，段映虹译，花城出版社，2004，第76页。
[9] 即《苦炼》的雏形。
[10] 即《安娜，姐姐》（1981）的雏形。
[11] 即《默默无闻的人》的雏形。
[12] 〔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尤瑟纳尔文集：火/一弹解千愁》，李玉民、袁俊生、顾微微等译，东方出版社，2002，第304页。
[13] 〔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苦炼》，段映虹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第9页。
[14] 〔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苦炼》，段映虹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第40页。
[15] 〔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苦炼》，段映虹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第230页。
[16] 〔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苦炼》，段映虹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第184页。
[17] 〔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苦炼》，段映虹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第184页。
[18] 〔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苦炼》，段映虹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第184页。
[19] 〔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苦炼》，段映虹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第398页。
[20] 〔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苦炼》，段映虹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第27页。
[21] 〔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尤瑟纳尔文集：火/一弹解千愁》，李玉民、袁俊生、顾微微等译，东方出版社，2002，第305页。
[22] 史忠义：《现代性的辉煌与危机：走向新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207页。
[23]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林俊宏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第181页。
[24] 〔法〕吕克·费希、克劳德·卡佩里耶：《最美的哲学史》，胡扬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第212页。
[25] 〔法〕吕克·费希、克劳德·卡佩里耶：《最美的哲学史》，胡扬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第297页。
[26] 柳志英：《一束阳光照进深渊——解读尤瑟纳尔的〈默默无闻的人〉》，《名作欣赏》2006年第10期，第86页。
[27] 〔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尤瑟纳尔文集：火/一弹解千愁》，李玉民、袁俊生、顾微微等译，东方出版社，2002，第293页。
[28] 〔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尤瑟纳尔文集：火/一弹解千愁》，李玉民、袁俊生、顾微微等译，东方出版社，2002，第293页。
[29] 〔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尤瑟纳尔文集：火/一弹解千愁》，李玉民、袁俊生、顾微微等译，东方出版社，2002，第268页。
[30] 〔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尤瑟纳尔文集：火/一弹解千愁》，李玉民、袁俊生、顾微微等译，东方出版社，2002，第294页。
[31] 〔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尤瑟纳尔文集：火/一弹解千愁》，李玉民、袁俊生、顾微微等译，东方出版社，2002，第295页。
[32] Marguerite Yourcenar，Préface de La Petite Sirène，in Théâtre I （Paris：Gallimard，1971），p.146.
[33] 段映虹：《尤瑟纳尔的“事物的秩序”》，《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第185页。
[34] 段映虹：《尤瑟纳尔的“事物的秩序”》，《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第181页。
[35]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林俊宏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第100页。
[36] 〔法〕吕克·费希、克劳德·卡佩里耶：《最美的哲学史》，胡扬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第372～374页。
[37] 〔法〕吕克·费希、克劳德·卡佩里耶：《最美的哲学史》，胡扬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第374页。
[38] 〔法〕吕克·费希、克劳德·卡佩里耶：《最美的哲学史》，胡扬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第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