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客家研究近年来逐渐受到关注，既因其特色，又因其争论。自罗香林于20世纪初构建“客家”概念以来，[1]客家人一直以其为中原后裔并传承了古代中原正统文化而傲。这构成了关于客家源流的主流观点，本书也称之为“传统观点”。
传统观点认为，客家是中国汉族的一支特殊民系，谓其特殊，是因为它是在唐宋之后历经不断移民而逐渐形成并兴起的聚居群体。客家，顾名思义，即“客而家焉”之意，[2]客家人，就是指当地的外来移民。不过，这种“客”是具有指向性的，它专指历史上北方南迁的移民，最后主要聚居在赣粤闽一带。[3]简言之，当今客家人及其文化均源自古代中原地区。
需要说明的是，传统观点认为客家并非是一个种族或民族概念，故此“客”也脱离了“客人”之“客”的层次，已升华到文化认同之“客”，所以，客家人在长期的封闭式聚居中，亦包括在与当地人的交往和融合中，重新形成了基于古代中原文化传统的具有地方特色的融合文化，即现在所谓的客家文化。
经过长期的繁衍，如今客家人口众多，遍布世界各地，客家文化也因此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据统计，全世界至少有5507万客家人，是在汉族南方诸民系中，人口数量仅次于吴方言的第二大民系。[4]其中，在国外至少有700万人，[5]正所谓“海水所到之处，就有华侨，有华侨就有客家人”。在英语中也有称呼客家和客家人的专门词语——“hakka”（客家）和“the hakkas”（客家人）。[6]
不过，近年来传统观点在学界受到了很大的质疑，这会在后文中详细探讨。这些质疑在学术上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涉及对当下客家文化源流及其相关事物的重新建构和阐释。但正如上文提及，客家人以其源于中原的传统观点为傲，随着客家人口的迅速增多，该观点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族群认同已然形成，以至于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有学者提出客家人应为原住民的不同观点后，[7]被视为僭越之举。[8]这种现象是有代表性的，从而引起了笔者对于客家研究的关注。
应该说，无论客家文化来源于何处，以及如何定性，至少目前所谓的客家文化，即使是放眼整个中国，也是充满特色的。它们由当地语言、民俗、建筑等多方面构建形成，其中，客家建筑，特别是客家中心地区广东梅州地区的代表性民居——围龙屋，尤为有特色，也是中国的代表性民居之一。
围龙屋之特色在于，首先，形制上与众不同，它不是以居住舒适为核心，而是服务于崇祖敬宗和凝聚宗族，根本上还是为了发展壮大宗族。围龙屋的空间可分为私有空间和共有空间两部分，前者是住民的居住空间，后者是住民的公共活动空间。尤其是共有空间中的祭祖空间可谓是围龙屋的核心，它把人围拢起来，增强宗族的凝聚力，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祠堂，但又远不止祠堂能概括，它虽是私有空间的让渡，但本质意义又是为了保护个人，即求祖先和神灵庇护现世和后人，在看似矛盾中形成统一。在中国其他地区建筑类型中，虽也有不少类似的情况，但像围龙屋作为一个建筑，却孕育的内涵如此典型，实属罕见。其次，围龙屋几乎每一个部分都有寓于人的意义，无论是从建构主义角度还是功能主义角度考察，围龙屋都有其典型体现，它各个空间的形成无不印证着相关的记忆理论。
如今，它们依然处于闭塞山区中，虽然大部分古民居历经时间久远，早已破败不堪，但许多建筑在整体结构上仍相对保存完好，功能上也较好地承载了客家传统文化，可谓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当地政府也曾打算将其申报世界遗产。[9]
从文化遗产角度考察，乡土建筑是很好的研究对象。笔者认为，文化遗产研究的要义在于研究遗产的文化而非文化的遗产，即研究重点在于“物”所蕴藏的文化，而不能等同于文博领域所称的文物研究。因此，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乡土地区，以其极具特色的“物”为基点，来研究物、人及其生活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并试图探讨在这一类乡土建筑中有关文化遗产的传承、复兴等问题，对可视作文物的“物”进行文化研究，是文化遗产研究的学术价值所在。
考虑到之前客家研究虽然不少，但有关该角度的系统性研究还付之阙如，而围龙屋既具有建筑特色，又富有文化内涵，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案例。于是笔者试图以客家围龙屋为切入点，通过对物的考察，较为完整地反映和体现人的生活与群体文化，进而探讨文化遗产在当代中国所面临的传承、复兴等重要问题，实现一个较为深层次的文化遗产研究。
关于具体个案的选择，笔者也进行了长时间的详细筛选。在选择田野调查点时既未完全听取当地人的建议，也未挑选已被旅游开发或当作“示范”的村落，而是在大范围长时间的仔细调研中，按照论文主题构想，选择了一个各方面都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原生态普通村落，村民生活既以传统围龙屋为中心，又受到了社会演变的影响，甚至存在矛盾的暗流，这种选择保证了本个案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学术价值。
据此思路，首先在2010年，笔者对粤东北、赣南和闽西这些客家核心区进行了考察，对象是当地具有代表性的民居，如围龙屋、围屋和土楼。这次考察的成果是对客家地区民居的整体情况做了了解，并将围龙屋与其他类型民居进行了分析和比较。而后于2011年7～9月对客家核心地区——被称为“客都”的梅州地区——进行了详细考察，对当地重要的围龙屋均进行了调查和梳理，并注意调查与围龙屋相关的客家习俗与文化。这次调查对梅州地区的围龙屋有了较为详尽的掌握，对与围龙屋相关的一般性习俗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圈定了田野调查点——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新陂镇上长岭村。选择该村的理由一是古旧民居数量多，有30余座，在新陂一带规模最大；二是类型丰富，以围龙屋为主，也包括一些相关类型民居，总体保存良好；三是该村民居有代表性，虽无特别精美的围龙屋，但也有五栋楼这样极为罕见的“五进”古民居以及可明确为早在康熙年间就已建成的老屋，更重要的是，该村内许多古民居间存在明确的传承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客家历代人口繁衍的基础之上，从而构成了整个村落宗族的世代谱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调查之初，整个村的生态环境未受到明显破坏，体现了原生态，能够通过围龙屋反映客家的生活和文化。虽然在2012年该村被评为第三批“广东省古村落”后，地方政府就立即着手对村里一座老屋进行旅游开发，但还未对整个村的生态环境构成明显影响。
于是，在2012年6～9月，笔者进驻了上长岭村，在该村生活了数月之久，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对该村情况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其后，为了解该村春节期间的活动情况，又于2013年1月初至3月初返回该村进行了近两个月的考察。当年4月，为了解该村清明节活动情况，再度返回该村调查。随着论文撰写工作的展开，在对调查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之后，带着问题又于2013年暑假和2014年寒假分别返回该村进行了进一步调查。论文完成后，针对老师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和意见，又于2015年寒假再次回到客家补充材料，对论文做了最后的修改。综上，整个调查过程跨度约五年。
关于进入该村的方式，在2011年选择个案点的时候，笔者曾只身一人来过该村考察古民居。当时驾着广州牌照的轿车入村后，围坐在附近的一些村民立即对广州陌生人的到访充满了好奇。待我下车说明来意后，村民们比较热情，其中一位叫刘源和（化名）的村民尤为热情，立即叫上一位村干部带笔者一起去参观古民居。原来是该村民及村干部所属的老屋五栋楼在前一年评选上了“兴宁古民居”，是村里唯有的一座，该屋后人很骄傲，也充满了企盼，希望该屋未来能为提高村民收入发挥作用，所以特别希望能有外面的人过来宣传。
与刘源和建立联系后，恰好随后笔者确定将上长岭村作为个案点，于是在第二年来之前提前联系了他。这次考察正好获得了学校的资助，作为项目要求，我带了六名硕士研究生一起赴上长岭村考察，为了方便起见，就折算费用一起吃住在刘源和家里。在村里考察时，我们会对受访对象主动说明来意，客家人本来就热情，得知我们是来调研客家文化和民居后，他们同样将我们的行为视作宣传客家，很多人就会更加热情，愿意提供各种信息和帮助。为了尽快熟悉村落，我们会参与他们的一些活动，与一些重要人物建立起较为密切的关系。当然，我们也会注意保持一定距离，不想与访谈对象们关系过于密切，以免影响调研的客观性，也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进村后，我们也通过镇政府联系到了村委会，想获取一些本村的基本资料，虽然得到了配合，但村委会领导对我们搜集村委会的资料态度比较谨慎，也未对我们的调研提供任何帮助。当然，我们也不希望由村干部领着我们去访谈对象，这样会使事情变性，影响访谈效果。
在访谈中，我们有时也会碰到一些困难，比如语言问题。我们刚进村时，几乎听不懂客家话，即使对方往往会努力夹杂些普通话，但我们还是需请村里年轻人或学生做翻译，影响了访谈效果。好在客家话不是特别难懂，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我们已能基本听懂对方的客家式普通话，为接下来的调研奠定了基础。
又如在资料搜集上也曾遇到困难。该村最有威望且曾参加过新四军的李艾老人，90多岁高龄，掌握了很多本村公益方面的资料和一些历史资料，虽然态度很友好，但在资料上并不配合，可能是因为其中一些资料，如来往的书信等涉及了一些不愿意透露的个人情况。通过两次访谈，刚获得老人一定程度的信任，结果第二天老人的老伴托人带信一封，说明李艾老人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我们到访两次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休息，他也为此做了不少准备工作，耗费太多精力，因此客气地希望我们不要再去上门打扰，于是我们不得不暂时中断了这条线索。第二年春节期间我们再次拜访老人，老人依旧是态度热情但资料上不够配合，我们随即向他讲述我们调研的意义，并举了附近村大刘屋一位老人的例子：我们在上一年曾拜访他，获得了很大的帮助，他也提供了大量资料，然而这一年春节再去回访答谢时，老人已经去世，如果他之前没有提供资料给我们，那这些资料便永远地消失了，因为他的子女及其他同屋后人并不重视这些资料，往往会作为他的物品一起烧掉，那样对大刘屋宗族而言是个巨大的损失。通过这些交流，我们果真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历史的责任感让李艾老人同意给我们提供全部的资料。遗憾的是，次年老人便因病去世，令我们唏嘘不已！
此外，在村内调研时，我们特别注意与村民间的关系，我们感觉住在该村的某一位村民家里对调研并不利，因为该村民所属老屋与其他老屋关系未必全部和谐，该村民与本老屋内部的其他后人间也未必关系全部很融洽。因此，笔者于2013年初再次带四位女生回访上长岭村时，选择住在邻村麻岭村一位老人家中，对上长岭村的访谈自然也比较顺利。不过，在住期间，我们也给所住的屋主带来了困扰，因为根据当地风俗，过年期间不能让外面的女孩子住在家中，我们之前并不知道这个情况，而老人也未明言。老人子女过年回家后，虽有怨言，也不好发作，只能埋怨老人，好在子女们住的时间都很短。其实老人挺愿意我们住在家里，平时家里也没人，有人气、有人聊聊天他也挺开心的，所以我们也很自觉地在年三十那天没有住回去，给老人减轻压力。
在调查方法上，本书主要采用了参与观察法。正如乔金森（Danny L.Jorgensen）所言，参与观察法“特别适合于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和旨在进行理论阐释的研究”[10]。对于文化遗产研究，这也是取得第一手资料并进而深入研究的必要手段和方法。据此，笔者对于该村的调查，首先界定研究问题，调查内容既包括“物”——围龙屋，也包括与之相关的人的生活和客家文化等，希望从中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和明晰物的文化价值和意义。然后针对性地选择并进入了主要现场——上长岭村，虽然在当地政府方面我们已得到支持承诺，但笔者为避免村民心理上受到政治性影响未主动联系该村的村委会，而是通过之前与该村访谈对象建立起的友谊，以常态化方式公开进入。
之后，笔者着意参与该村日常生活，以局外人的角色，熟悉该村建物、村民及其生活方式，并进行了许多深度访谈。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交流，笔者不当场做笔记，也不录音，待离开现场后立即依靠记忆补上，这样可以保证深度访谈不受干扰，访谈质量不受影响。而且在这种压力和情境下，笔者也很快能够听懂客家普通话及一般性的客家话，这样就不用翻译沟通，收到了更好的交流效果。
考虑到平时的访谈难免会给部分访谈对象带来强迫性交往的困扰，笔者试图随着时间的推移尽量向局内人角色转换，有意地当然也出于兴趣参与了村里的一些仪式和公共活动，获得了成员体验，也与许多人熟络起来，有效减少了人际交流方面的障碍。同时，在调查时笔者也注意建立和维持实地关系，特别是和村里几位重要人物建立起信任和合作关系。最后，笔者通过长时间的系统整理资料，包括分类、筛选、分析和归纳后，建构了本书的理论框架，进行了理论化的提升。具体研究路径如下。
一是从哲学层面对乡土建筑的分析。在文化遗产研究和乡土建筑研究中，哲学理论是较少涉及的视野，其实适合的哲学理论十分有助于这类研究的展开。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哲学的特殊长处是比如说对那种直觉的或实践的或常识性知识的概念分析和理性重构”，如果只局限于经验研究方法，这类研究就会常常“因模糊的概念框架和缺乏正确的理论问题和方法论而受损。”[11]
二是从历史学角度展开传统宗族制度对围龙屋社会性影响的分析。以往的乡土建筑往往见物不见人，而历史学研究又总是脱离了物质和空间，本书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进行探索性研究，重点反映和揭示了传统宗族制度与围龙屋空间的关系。
三是从建筑人类学角度展开对乡土建筑的研究。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建筑历史研究至今仍存在着不少的空白点，其中有些不仅仅是欠缺历史资料，而且是与观察角度和研究领域的局限有关”。[12]对于乡土建筑研究而言，笔者认为建筑人类学是一个较好的研究视角，因为传统的乡土建筑能够最直接地表现价值、意向、观念和生活方式及其变动。毕竟，相较官式建筑对于建筑学的意义来说，其实乡土建筑更重要的是社会文化层面的意义，即使是物质性的传承，其实本质上也是文化的传承。
简而言之，本书是从文化遗产视角，以乡土建筑为研究对象，将围龙屋作为切入点，选择上长岭村作为个案和作业点，进行综合性的田野调查与分析研究。
[1]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据希山书藏1933年版影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罗香林：《客家源流考》，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89。
[2]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据希山书藏1933年版影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第1页。
[3]综合近年来各项研究资料，客家居民占居民总数95%以上的纯客住县市都集中在赣、闽、粤三省（谢重光：《客家形成发展史纲》，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第18页）。此外在四川、湖南、广西、香港、台湾等地也有不少。
[4]杜若甫、袁义达：《中国姓氏的进化及不同方言区的姓氏频率》，《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第187页。该资料较旧，是据1982年大陆人口抽样数据和1956年台湾人口普查资料所得，但关于客家人口数量的统计至今仍缺乏准确和权威的资料，故仍使用这个较为可信的由统计得出的较为陈旧的资料。另，据世界客属总会统计，目前全世界客家人数大约有8000万，甚至还有约1亿及1.2亿的说法。（见世界客属总会官方网站：http：//www.worldhakka.com/news_info.asp？newsId=283）
[5]陆元鼎：《客家民居研究概况与建议》，《国际学术动态》2001年第3期，第11页。
[6]这来源于梅县方言，当地将“客”念成“哈”音。
[7]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8]丘菊贤、刘南彪：《客家问题研究要尊重历史事实——驳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及有关文章的言论》，《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
[9]早在1999年，国家文物局主管“申遗”工作的郭旃（世界古文物遗址保护委员会委员，“世遗委”评委之一）曾专程到梅州考察客家围龙屋，并多次在福建“申遗”工作会议上谈及客家围龙屋的“申遗”问题。他认为，客家民系是世界公认的，客家围龙屋是独一无二的，是客家民系所独具的，没有“申遗”实在可惜，围龙屋申世遗是向世界展示客家文化的名片，也是对客家文化的延伸发展和积极推广[《兴宁市政府办公室（2010）4号件》]。但之后十年地方政府并无实质行动，待2008年福建土楼申请世界遗产成功后，当地政府压力骤然增大，发文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咬定目标、全力以赴，通过‘申遗’工作，把梅州客家建筑文化的主要代表——客家围龙屋，打造成世界级的文化品牌”（《梅州日报》2009年4月13日）。事实上，“申遗”成功的可能性会非常大，因为联合国专家组在评价福建土楼时，还附带评价了围龙屋的申遗可能性：“中国江西、广东在未来有增补若干其他类型土楼系列的建筑代表作的可能性和潜力，但从研究勘察的充分度、当地公众的要求和保护管理状况等方面，还不具备福建土楼已经具备的成熟条件。”（《福建土楼》编委会编《福建土楼》，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第80页）不过，出于各种考虑，当地政府似乎再一次放弃了“申遗”工作。
[10]〔美〕丹尼·L.乔金森：《参与观察法》，龙筱红、张小山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第3页。
[11]〔德〕尤根·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梁光严译，《社会学研究》1999年3期。
[12]常青：《从文化的交流机制看中国建筑的演变》，见王伯扬编《建筑师（37）》，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第30～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