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电影可能的几个面向

王：我明白您说的这个“不拘泥”的框架了，就是鼓励大家去做一些新方法的试验，尝试去突破，推动人类学影像有新的表达方式，对吧？我想这是学科发展中的一个新问题，需要很多人共同的努力。前面说了，您已经做过不少人类学影片，很多影片也编进了教科书，有一些影片也是偏向应用的。那您能不能根据自己之前的实践，来谈一些更基础的问题，比如说，民族志电影能做什么？一方面对学科发展，一方面是社会功用。

庄：这个呢，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是学院派的人类学，或者说学院派下边的影视人类学，那它的作品首先应该是学术的，然后才有应用的可能。我看过一本加拿大的教科书，前面几页我觉得有几句特别好，它是讲，并不是所有的理论都能应用，但是在恰当的时候、恰当的场合，某一个学术研究的成果可以转换为社会需求的东西，所以我认真读了那本书，还做了一个笔记。的确，有时候我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解释，关于理论应用的问题，看了这个书，后来我基本就按着这个去思考。我做片子可能不事先考虑太多的什么意义，可能就只是学术的一个路径。包括《虎日》，我是按着学术来做的，做完之后我们还没说什么呢，他们当地电视台就拿走了，就在电视台放了，连续播了七天，当地电视台嘛，播给谁看呢？当然那些彝族的头人就都看到了，连续播七天嘛，今天没看着明天他也看着了。他们这些头人看了一下，就说这样的办法我们也会啊，我们也知道这程序，这个我们也能做啊。于是，有能力的头人可能就开始安排了，我们也来一个，就是做一个“虎日”誓盟仪式，来推动戒毒。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自动就转向应用了，这是一种。

《虎日》影片截图
（兰州大学影视人类学实验室提供）

另外也有一种呢，就是多年前，我做过的一个公共卫生项目，做红灯区的。做红灯区就是解决当地性病、艾滋病的问题，讨论怎么能做得更好，就和疾控中心配合一起做，这种项目做得非常多。后来呢，就发现他们这些国际组织的一些公共卫生项目，参与者全是医生、生物学家，这方面的学者特别多。所以他们一开始设定的就是科学主义比较占上风，比如，他们考虑到美沙酮替代，就设多少个点来面对这个群体。但是问题来了，你怎么样把人找来？实际上这是有关隐私的问题，你就找不来人，人家谁跟你来，你怎么找来人呢？那人类学这时候就有它的办法，你做了详细调查之后，你与他们有接触，把他们的各种顾虑打消掉，你能保护他们的隐私，他自己就来了。但是在当时，他们这个人类学的方法也是一个固定的、个体性质的、一对一的方法。后来我发现了红灯区“老板”的组织方法。比如一条街七个红灯，他们的组织方法是一个家族主义的组织方法，特别是在汉人地区，是一个类家族的组织方法。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因为那些“小姐”都听“老板”的，那我们就把七个“老板”先找来培训，老板就成为疾控中心的防病小组成员了，通过他们再去进行培训，这个过程我们的研究生也都参加了。但是不同区域还不一样，你到海南岛的黎族地区去呢，就发现黎族根本不是这种家族主义的组织方法，那我们就去研究黎族社会，所以说我们是人类学嘛。研究发现，包括贵州、广西，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山地的少数民族，是用一种年龄组的组织方法。在他们的家庭结构里，父子和母子的线索非常松弛，只要青春期一过，往往是三个男孩三个男孩、四个女孩四个女孩这样的结构，喜欢结伴成群的活动，就是说年龄组活动很丰富，而家庭组织不紧密。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公共卫生组织的培训方法就是同伴教育，这个正好适合。我们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在汉人红灯区，类家族组织办法的红灯区，采取老板先培训的办法；在山地民族的这种年龄组织地区，就像在人类学著作《努尔人》[7]那本书里谈论的那样，在云南、台湾这些地方，年龄组活动很强的地区，正好采用国际组织的同伴培训方法。这两种情况、两种类型一分开，效果就很好了。原来北美或欧洲的防病方法，都是针对个体的，不考虑背后的文化背景和差异，但是我们把对象区分出来这种文化差异性后，防病效果就非常好了。所以这就是应用，不能一刀切，基本原则就是强调文化多样性，要识别不同文化类型，强调文化多样性的识别就是人类学的东西。那在工作中，一方面是写论文，一方面是拍片子。所以我们也拍这样的电影，给一些国际官员看，也说明原来那些办法不行，不考虑差异性。当然也在国际会议上发生过冲突，我们说你那一套科学主义的，其实不懂中国这套（文化），不懂得不同地区怎么组织。你用一刀切的方式去处理，最后连人都找不来，你想要把人找来，不是最后还得找我们嘛。这时候人类学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这时候也是先走学术，先把不同族群组织方法的差别找到，再谈下一步的策略。由于有组织差别，培训方法就不能一样，那我们人类学就很容易想出新办法。所以学院派的研究和应用的问题，有的时候能非常好地连接，但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合适，也就是说不能恰当地应用，那这一块就得另想别的办法。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有一本教科书里也写到了。其中有一个例子，是一个人类学家调查一个水库水坝的建设，调查过程中写了一篇论文，了解了政府官员的态度，了解了移民的态度，然后从人类学的思想出发做分析，还有工程技术员等群体的态度。这样人类学家就等于在中间穿梭了，三种群体他都要去做调查。最后虽然他在这个田野调查过程中也没有理论的创立，但他在穿梭的过程中就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发现工程技术人员不管人的问题，比如一个建筑怎么样，工程建设是不会去管当地地方文化特点的；政府官员呢，又不够关心移民的具体问题和想法，这就发生了一些矛盾。人类学家呢，在不同群体之间穿梭，按照人类学的公益的思想、关心弱势群体的思想，包括怎样发挥人们的主体性作用啊什么的，这样就会出来一个影响政府决策的方案，这样都做到了，就对当地起到一定的作用。这就是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理论和学术结论还没下来的时候，人类学家在田野过程中已经运用人类学的方式方法去解决实际问题了。这也是一类，就是边干边能够找到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来影响事件和过程。

王：那么这就是已经尝试过三种进入应用的途径了。实际上，人类学的方法在很多情况下应该都能帮助社会快速地找到现实问题的症结，并且提出一定的解决方案，但是我们知道，在实践过程中，因为各种路径制约，又很难对决策层面产生影响。我想这可能也是人类学应用研究发展较缓的原因之一。

庄：对，是这样，有时候是这样，但从发展趋势来看以后应该会越来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