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纪录片：主流视角下的乡村再现
一 扶贫题材纪录片中乡村形象的变迁、生产手法、影响因素
消除贫困是中国政府一直以来亟须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和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社会将近七亿的农村人口已经基本脱离了贫困，中国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变，农村扶贫事业也取得了巨大进步。推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贫困群众早日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并将实现农村脱贫以及走向共同富裕视为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战略方针。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成为指导脱贫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吹响了脱贫攻坚运动的号角。文件明确提出，至2020年中国将全面消除贫困人口，并彻底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纪录片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现象的艺术形式之一，能够真实、客观地记录社会变迁、现实生活，并客观再现现实生活，引发社会共鸣。为了能够客观地记录中国政府在脱贫攻坚中取得的成就，并生动展现脱贫攻坚工作中发生的动人事迹以及农村贫困地区所呈现的新面貌，一系列以中国脱贫攻坚为主题的纪录片不断涌现，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中国扶贫题材纪录片主要以脱贫攻坚中各贫困乡村的真实社会生活状态为创作基础，并将在扶贫事业中出现的先进典范、榜样事迹等真实鲜活的人和事作为表现对象，真实、客观再现中国脱贫攻坚的进展，展现中国人民众志成城的必胜信心。纪录片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平实性的特点，其真实呈现了中国贫困农村的发展变化，进一步激发了大众对扶贫工作的关注和思考。
中国扶贫题材纪录片集中反映了中国农村已脱贫、未脱贫、即将脱贫等三种乡村景象。但通过纪录片形式再现的这三种乡村景象是否存在共同之处以及差异，同时随着中国农村扶贫事业的展开，又发生哪些变化等，都是亟须探索、思考的问题。真实性、客观性是纪录片的基本特点，但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纪录片的制作和形成必然会受到主观或客观因素的影响，故而需要结合纪录片创作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深入挖掘这些纪录片所呈现的乡村景象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从学术意义来看，通过研究反映脱贫攻坚进程的纪录片，可以大致把握我国扶贫工作的进展；整理、汇总扶贫题材纪录片中的农村变化，以及系统分析再现乡村形象类型、特点的影响因素，能够为未来相同类型的中国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制作、宣传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深入探讨扶贫题材纪录片中的乡村形象，并将纪录片中所呈现的乡村状况与现实乡村生活进行对比，对认识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以及进一步探讨中国乡村题材的纪录片具有重要意义。
从现实意义来看，扶贫题材的纪录片能够真实再现中国政府扶贫的进展、成就。开展乡村题材影像的深入研究有利于党和国家为今后的乡村发展制定帮扶政策以及解决“三农”问题。整理、汇总乡村题材纪录片中乡村形象再现的对象、方式，有利于中国乡村题材纪录片更好地发挥媒介宣传功能，为大众真实呈现中国乡村变迁，引发社会关注，并进一步推动中国贫困农村、贫困群众摆脱贫困，为实现乡村振兴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
（一）扶贫题材纪录片与再现理论
纪录片作为一种独特的影像记录方式，能够真实、客观反映人类社会生活，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影视文化，但是时至今日尚未形成公认的界定。
1926年，英国的格里尔逊在评论罗伯特·弗拉哈迪的《摩阿纳》时，首次提出了纪录电影这一概念，其目的在于强调这类影片具有显著的文献资料价值。他又进一步界定纪录片的意义为“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1]。他的界定指明了纪录片的核心元素：作为表现对象的现实（而不是历史、幻想或者摄影棚里的表演）与作为创作方法的创造性处理（而不是简单地机械记录）。[2]
纪录片的作用在于真实、客观地呈现社会现实生活状况。格里尔逊认为这些现实“应该有诗歌或预言的力量，即使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至少也应该有诗歌和预言所蕴含的社会逻辑感”[3]。纪录片再现的社会现实，实际上来自真实的社会生活片段，这些影像片段具有“再现社会现实”的功能，以及“某些符号（或意指）的任务”[4]。
“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实际上指明了纪录片使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以及题材来源。纪录片的表现手法需要进行艺术性加工和展现，要求纪录片策划者具备较强的艺术修养、艺术灵感、审美能力，以及不忘初心、锲而不舍的努力。同时纪录片还需要在艺术性表现形式下具有充分的真实依据。格里尔逊指出，纪录片是一种能够真实、客观记录人类现实生活以及影响社会舆论的重要媒介，具有教化公众等重要价值。影像艺术创作者需要灵活运用纪录片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真实记录生活实况，客观反映社会现实，引起社会反响。格里尔逊所界定的纪录片的意义更为全面，因此被广泛引用。
同时，国内众多学者在继承前人学说的基础上对纪录片进行进一步说明。钟大年提出，纪录片是“通过非虚构的艺术手法，直接从现实生活中选取形象和音响素材，直接地表达客观事物及作者对这一事物的认识的纪实性电视片”[5]。朱羽君指出，纪录片要求真实地记录人类的生活，以现实的原始内容为基本素材结构，它虽也可以有艺术手法，但语言本体必须保证素材的真实性和编辑生活自身的逻辑性。[6]
综观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纪录片应具有三个核心要素：第一，以真人、真事为创作素材；第二，主要运用纪实的表现手法，第三，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
当前学术界关于纪录片再现研究的理论研究成果较少，具体而言主要集中于纪录片再现途径以及纪录片文本两个视角。第一，针对纪录片再现途径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如胡华涛认为纪录片再现和表现都是影像传达手法，其所彰显的社会意义才是根本目的。[7]纪录片创作者需要灵活利用各种意象、视觉符号等表达手法，借助更多艺术性手法以及语言、声音修辞，促使观众深刻理解纪录片所要传达的深层次含义。亚妮指出纪录片是对人类社会现实生活有选择性的一种再现，包含确立主题和后期加工两个阶段，但是大部分纪录片会使用大量的艺术手法或修辞来凸显主题、人物特性并营造环境氛围，刻意的渲染、包装会导致纪录片核心内涵的欠缺和偏离。[8]第二，关于纪录片文本再现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如卢文亭以纪录片《大国崛起》为研究对象，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切入，系统分析《大国崛起》历史影像再现的社会意义[9]；李安娜将藏族文化再现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分析了21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中外藏族文化题材的纪录片，从藏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来归纳不同文化符号的再现特征，并进一步阐述创作此类纪录片的深层次原因[10]；曹锐运用了修辞学和媒介框架等理论，深入分析关于儿童题材的再现纪录片《见证》（Witness），他指出儿童在纪录片再现中所呈现的是一种弱小无助的生活状态，是孤立无援的社会边缘群体，此类纪录片的意义在于引发大众对儿童的深度关注，促使儿童群体得到保护。[11]
（二）再现对象：扶贫题材纪录片中乡村形象的变迁
扶贫题材纪录片摄制组为了能够真实、客观记录中国的脱贫攻坚进展，以及贫困农村地区历史变迁、群众的命运变化，坚持深入中国贫困地区，深入挖掘中国乡村地区脱贫的典型故事。扶贫题材纪录片反映的中国乡村已脱贫、未脱贫、即将脱贫等三种乡村景象，亦对应着中国脱贫攻坚所需要开展的三个步骤。对扶贫题材纪录片中，不同类型的乡村形象被再现到什么程度以及存在的共性、差异等问题，笔者将运用文本分析方法，以乡景、乡民、乡土伦理等为切入点对中国乡村发展变化进行宏观的整理、分析，并尝试对扶贫题材纪录片中再现的乡村形象进行分析。
1.中国传统乡村形象：乡景、乡民、乡土伦理
学者孙立平认为中国社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际上是“断裂”的社会，社会结构要素，如位置、群体、阶层、组织等方面呈现更多类别和分化，阶层之间沟通的纽带开始断裂。[12]这种“断裂”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现实状况。城市化发展吸收了大部分的人才、资金、土地等社会资源，而乡村的发展面临诸多局限，城市和乡村发展差距增大。特别是交通、地理环境等客观原因导致的贫穷农村地区，与现代化的大城市相比，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环境差距较为显著。这些乡村作为典型的贫困村成为扶贫题材纪录片主要表现的乡村形象之一。
（1）乡景：封闭落后的聚落而居
聚落而居是中国乡村的根本特征。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在中国的传统村落里，无论大小，都处于一种比较孤立和隔膜的状态。[13]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村落里的隔绝状态是指村落与村落之间关系疏远，因村民的活动范围受限于地域范围，村与村之间保持着孤立的状态。但是在扶贫题材纪录片中，部分贫困地区受地理环境影响，无法与外界进行往来活动，只能处于封闭、隔绝状态。
2010年，《新观察》摄制组专门前往云南独龙江峡谷拍摄，客观记录了生活在独龙江峡谷中的独龙族的真实生活现状。在纪录片中解说词言及：“这里生活着一个不到7000人的少数民族——独龙族。在很长时间里，独龙族一直过着刀耕火种、捕鱼狩猎的生活。十几年前，乡里打通了第一条简易公路。但是一年中有半年的时间大雪封山，独龙族人就过着与外界近乎隔绝的生活。”
独龙族人恶劣严峻的实际生活景象反映了独龙江峡谷恶劣封闭的自然环境以及近乎原始的生活状态。在纪录片中可以看到，独龙族人长期居于由茅草、树枝等搭建的简易房屋之中，以捕鱼狩猎等原始手段谋生，生产生活方式落后。
云南西双版纳的边境村寨勐景来，在十年前亦存在同样的生活状况。勐景来村寨地处中国边境，和大部分地处边境地区的傣族村寨类似，勐景来在十年之前极度封闭落后。纪录片《新观察》记录了勐景来村民的生活状况，十年前的勐景来尚没有宽阔平坦的道路，处处皆是破败不堪、荒废失修的简易木屋，是乱石遍地、杂草丛生的乡村景象。
险恶的自然环境、封闭的地理环境、原始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等再现了这些封闭落后乡村的贫困生活状况，同时这些客观的因素也是导致当地村民生活贫困的主要原因。拥有天然屏障的封闭村落早已脱离外部的飞跃式发展轨迹，外部飞速的发展变化基本上没有改善这些贫困乡村的实际生活状况。当时在中国乡村社会，劳动生产率依然偏低，生活水平依然低下，人口流动率依然较低，乡村发展是一幅宁静祥和的景象，相对于整体的社会发展，其所呈现的是发展迟缓甚至是停滞的状况。
中国扶贫题材纪录片所记录的乡村景象、乡民、生活状况等，真实、客观地再现了中国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真实生活境遇。其中部分极度贫困的传统乡村社会并不是安宁祥和、自然温馨的景象，而是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
（2）乡民：乡村记忆和生存性焦虑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长期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对中国农民而言，土地是其立足之本。中国拥有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原始部落早在一万年前，便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开展农业生产活动。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最基本的关系，中国农民怀有深厚的恋土情结。
对中国传统农民而言，土地是其赖以生存的基础。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认为：“所有农业文明都赋予土地一种崇高的价值，从不把土地视为一种类似其他物品的财产。”[14]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农业生产在中国社会占有重要地位，而土地亦是中国农民最重要的资本和财富。中国农民最基础的谋生手段就是“种地”。土地对农民而言，不仅仅是他们长期耕种的田地，赖以为生的根基，更包含了农民植根于乡村社会的深厚情感寄托。在扶贫题材纪录片中，中国乡民形象正是通过他们深切的恋土情结得以深刻再现。
在纪录片《新观察》里，深怀恋土情结的主人公乡民杨志福一家世代定居在宁夏海淌村，土地是杨志福全家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由于地处黄土高原，自然环境恶劣，农业生产条件受限。乡民杨志福称，近年来由于缺乏水源，庄稼生长营养不足，收成急剧下降。
同期声：“靠天吃饭，靠天种庄稼，这些年就不下雨，种子化肥都添上去，一年到头啥都收不上。”
即使身处严峻恶劣的自然环境，衣食难以得到保障，乡民杨志福依旧选择坚守故土。在他看来，面前的这片土地是其世代生活的地方，是永远都无法割舍的。
同期声：“原来咱们小时候，在这个地方生下的，在这个地方长大的。人么，就是想着这个故土难离。”
《辉煌中国》里同样有一个眷恋土地的藏民主人公。农民罗桑旦达（简称“罗桑”）是西藏扎西岗村的贫困户，他耕种的几亩土地是全家赖以谋生的全部。虽然扎西岗村村民近年来一直劝罗桑一家搬迁到适合生活的新居住地，但是罗桑却坚定地拒绝了几十次。农民罗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他时常默默无言地站在自家土地上眺望远方，而恋土情结使他无法远离脚下的这片土地。为了深刻彰显罗桑深切的恋土情结，摄制组给了罗桑的眼睛一个特写镜头，在罗桑那双眼睛中可以看出一个农民平凡质朴、朴实淳厚的内心以及对生命充满希望的坚定信念，同时对赖以生存的土地，满怀深深的敬意和眷恋。
杨志福以及罗桑旦达，都是中国乡村的传统乡民代表。土地是他们赖以为生的根基，他们对土地深怀敬意。同时他们具有坚定的信念，即使面临困境，他们依旧满足于在土地上勤劳务农以维持生计。故而不论现实生活环境多么恶劣，这些传统乡民始终没有想要改变现实状况，或通过其他方式来改变眼前的生活。中国农民眷恋土地的感情令人动容。
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仅仅通过耕种土地获得收入已经无法维持中国贫困地区乡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乡民们的生存性焦虑逐渐萌动。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从深刻的意义上说，信任的对立状态便是这样一种心态，它应被准确地概括为存在性焦虑或忧虑。”[15]实际上，在中国贫困乡村生活中，生存性焦虑问题十分普遍。伴随着社会变迁，中国传统乡村的土地和农业劳作取得的收成已经不能满足日常所需。乡民立足于土地所带来的安全感逐渐丧失，并开始忧虑家庭的日常生活问题。在纪录片中罗桑家的土地收成微薄，难以满足日常所需，由于经济困境，他们所居住的房屋年久失修。杨志福身居的乡村早已经人烟稀少，大部分农民已经前往更合适的环境居住。当然，这也是中国乡村大部分农民所面临的关乎一家人未来命运的艰难选择，是固守家人世世代代生活的那片土地，还是远走他乡寻求适合生活的新居住地。
（3）乡土伦理：勤劳务农和民约礼治
在中国乡村，土地是农民立足之本，是乡民赖以为生的根本。勤劳务农是中国农民的本质。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土地劳作主要依靠农民家庭的体力付出。勤劳耕作是农民来年得以丰收的基础，同时从事农业劳动所获得的收成是农民家庭最主要的生活来源。“在农民看来，最高的价值是劳动”，并且“如果他劳动得多，他就能博得自尊和别人的尊重”[16]。在扶贫题材纪录片中，处处可见乡民勤劳务农的身影，勤勉劳作是乡民最基本的特质。如在纪录片《影像志》中，农民夫妻赵继明在炎炎烈日下，紧握锄头在田间辛勤劳作；在《新观察》中，广东大富村村民廖材兵头戴草帽，穿着水鞋，穿梭在田间小路上，走在泥坑里察看蔬菜长势；在《承诺2020》中，甘肃妇女康淑珍耐心给苹果树苗浇水等。作为乡民，他们尽心于本职，用自己的辛勤劳作，换来来年丰厚的收入。扶贫题材纪录片中所呈现的影像画面大部分是乡民勤劳务农的生产景象，凸显了中国乡村农民平凡质朴的性格以及勤劳务农的基本特质。
在中国乡村约定俗成的自然规范中，除了勤劳务农的道德伦理外，民约礼治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准则。在中国乡村，各种成文或者相沿成习的村规民约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谓村规民约，是指在村民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生成的，对村落共同体内部全体成员产生约束力的风俗、习惯、惯例、规约等行为规范的总和。[17]与国家法律相比，乡民更多地运用村落所公认的村规民约去解决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各方面的问题，并相应地承担在村落中的义务和责任，借此维持乡民村落之间的稳定秩序。
纪录片《新观察》创作人员曾专门深入考察云南的基诺山寨基诺族，再现基诺族的实际生活状况。由于天然的自然屏障，基诺族长期生活于封闭落后的自然环境中，基诺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十分原始。在基诺族中，村民们相沿成习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村规民约，并相互遵守。例如村民若是想要向其他村民借某种物品，双方会将借用事宜用符号刻画在木板上，象征着“租借契约”。木板被一分为二，租借双方各执一份，等到借者将物品归还后，双方各执木板合二为一，便象征着其间租借关系的结束。而村落中村民借还物品的过程，只有在族内长老的见证下才能够进行。
诸如此类的形式各样，具有约束性、共认性的村规民约，体现了中国传统乡村存在民约礼治的特征。自古以来，中国各地区的村落自觉遵守相沿的民约礼治，并逐步将其外在的民约规制转化为乡民内在的行为准则。但需要意识到，约束着乡民行为的力量并不是强制性的法律准绳，而是长期以来自然形成的思想意识。民约礼治所形成的管制作用，对维护乡村和谐稳定、乡民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2.震荡与回应：乡村逐步觉醒
摆脱贫困，缩小贫富差距是全世界各地区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2015年，中国政府开启脱贫攻坚，明确要让中国的贫困地区以及贫困群众彻底摆脱贫困面貌，并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随着脱贫攻坚号角的吹响，中国扶贫事业进入冲刺期，中国政府调动大量的资金、人才、土地为扶贫工作助力。中国政府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并为其提供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为实现致富打开通道。同时加大人力资源的投入，77.5万名扶贫干部在贫困村挂职蹲点，为贫困地区带去最新的农业生产知识，实地解决农民所需。中国的贫困乡村在外部刺激和内部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扶贫题材纪录片中涌现了大量开始觉醒的乡村形象。
（1）乡景：开启与外界联通的新篇章
随着中国脱贫攻坚进入最后阶段，中国贫困地区所发生的变化十分明显。中国乡村过去年久失修的旧式房屋基本上被钢筋混凝土、砖混材料所修筑的新式、稳固的房屋所代替。曾经缺乏水资源或使用井水、河水的地区逐渐搭建起了自来水系统，为贫困地区的用水提供了保障。乡村中破败的幼儿园、中小学校被重新修建和改造，并进一步引进了新型教学设备和人才资源，贫困地区的教育资源得到不断完善。贫困地区的卫生院、福利院等公共设施的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并加大了优惠力度，进一步解决民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等问题。对于大部分封闭落后的贫困地区而言，最为急需的基础设施为交通设施。随着政府资金的不断投入，各地区的交通设施得到不断完善，而这一点亦成为扶贫题材纪录片重点再现的乡村变化。
纪录片《消除贫困》中记录了2011年新疆皮里村交通设施条件落后，村里孩子上学穿行在陡崖峭壁之中的场景：“孩子们出门上学，先要翻越村口一座陡峭的大山，之后再过一段近200米的索道，然后再骑着骆驼过河，在悬崖和乱石中走2到3天，才能到达县城的寄宿学校。”
皮里村的孩子上学需要穿越大山，乘坐索道，骑行骆驼，用时长达数天，上学道路无比艰辛，这是生活在交通便利的地区中的人们无法想象的，贫困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亟须完善，以保障孩子们安全出行。在扶贫事业的推进下，沟通内外的皮里村大桥顺利完成修建，孩子们的出行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纪录片《辉煌中国》中讲述了四川大凉山悬崖村修路的故事。在四川大凉山腹地，存在一个海拔1600米的小乡村，因处于悬崖顶端被称为“悬崖村”。纪录片真实再现了悬崖村村民出行的艰难：“这里的人们进出大山，必须靠17段用藤条和木棍编织的藤梯。从山脚到山顶，人们每天要这样攀爬，直上直下的悬崖有13处。”
身处悬崖村的村民出行只能依靠攀爬藤梯，从影像画面中可以深刻感受到悬崖村村民的出行之路是多么艰难、危险。2016年3月，摄影师赵明专门到悬崖村用摄影机记录了悬崖村中孩子们攀爬藤梯的艰难画面。2017年，摄影师赵明再次来到悬崖村，高达近1000米的钢梯路已经修建完成，村民的出行不再受限。
在扶贫事业的推进下，中国贫困地区的道路大部分得以修建。2014年，纪录片《新观察》摄制组再次考察云南独龙江乡，摄制组直观地看到修建完善的高黎贡山隧道以及独龙江乡公路已经投入使用。在纪录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摄制组的车辆在修建的马路上安稳前行。原本崎岖的山路已经修建成宽阔平坦的公路，从独龙江乡到县城的时间与之前相比缩短了近1/3。曾经与外界隔绝的独龙族人，开启了与外界交流的大门。这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中国脱贫攻坚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俗语称“要想富，先修路”。交通条件的改善是乡村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进一步改善中国贫困乡村的交通状况成为加强贫困地区公共设施建设、解决贫困问题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扶贫事业的推进下，大部分地区的交通条件不断完善，交通阻碍不再成为限制乡村发展的问题。部分扶贫题材纪录片摄制组采用回访的形式来呈现乡村交通条件的发展变化。中国贫困乡村交通条件的改善亦成为纪录片中体现乡村形象变化的重要一幕。交通设施的逐步完善彰显了贫困乡村在扶贫工程的推动下，已经冲破了地理环境的阻碍，也象征着贫困乡村与外界互联互通的桥梁搭建完善。贫困地区的乡民从因为地理条件的局限困守大山深处，逐步走向开放，步入与外界开启密切交流的新阶段。
（2）乡民：恋土情结的式微和创业的理性实践
伴随着社会变迁，中国传统乡民的思想价值观念逐渐发生变化。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物质生活的丰富，仅依靠土地收成已经无法满足乡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土地的作用在乡民内心深处不断弱化。在新时代背景下，乡民逐渐认识到伴随着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的地位愈来愈弱。愈来愈多的乡民寻求新的谋生方式以摆脱对土地的过度依赖。乡民对土地曾经的眷恋和坚守与新的时代发展潮流背道而驰，随着土地在乡民心中地位逐渐弱化，大部分乡民开始转变思想，逐步从土地里挣脱和解放出来，开启新的就业和创业道路。
在中国乡村，大部分乡民不再固守土地，尝试前往乡镇或者城市从事各行各业。从离开土地开始，他们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农民，而是迎合时代发展，直接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其中大部分是年轻的乡民，他们没有强烈的恋土情结。当然仍然也有坚守土地的乡民，但是仅仅依靠耕田种地所获得的收成，已经无法维持日常生活。即使是依旧固守土地的乡民，其价值观念也在逐渐转变。留守的乡民开始尝试利用先进的农业设备、经验，改善恶劣的自然环境，并在国家优惠政策的鼓励下，开始追寻经济附加值更大、更适合本地的农业发展道路，在乡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贫困乡村的面貌逐渐发生变化。
纪录片《影像志》讲述了村民艾合买提带领村民实现脱贫致富的事迹。新疆阿克苏的古再勒村自然环境极度恶劣。面对险恶的生态环境，众多村民无奈背井离乡前往新的居住地。看着众多邻里离去的身影，艾合买提站立在沙丘上面对摄影机回忆他曾经与脚下的这片土地艰苦奋斗的过往。为了防止风沙肆虐，艾合买提用其毕生积蓄承包村里的数十亩沙丘种植防风林，并尝试种植葡萄，功夫不负有心人，艾合买提的辛勤努力最终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艾合买提的努力下，村里的大部分村民加入防风林种植以及葡萄栽种。在纪录片《影像志》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到古再勒村村民丰收的景象。
古再勒村村民自强不息的精神令人动容，村子里的致富带头人带领村民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原本恶劣的生存环境。在村民的共同努力下，他们的生活得到不断改善。纪录片《辉煌中国》讲述了类似的故事。四川悬崖村村民陈谷吉，就因为乡村交通设施的完善，有了新的盼头。多年来，村民陈谷吉以种植苞谷为生，生活十分艰苦。扶贫政策为悬崖村提供了发展乡村旅游的机会。而村民陈谷吉抓住机遇，为未来进行细致的打算，乡村旅游正在兴起，他准备等到有钱的时候，开个农家乐，再逐步发展壮大。
在陈谷吉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当然这些说明脱贫攻坚的开展对乡村的改变，不仅丰富了中国贫困乡村的物质生活条件，同时也革新了乡民的思想价值观念。在现实中，无论是背井离乡的乡民，还是深怀恋土情结、努力改善生活的乡民，都成为正在脱离贫困面貌、实现致富之路的乡村新形象。中国乡民逐步融入现代化、城市化的潮流，努力地改变现状，为未来而努力奋斗。
（3）扶贫干部：带领群众致富的新力量
中国政府不仅为贫困地区提供大量的资金投入，还号召了一批先进的党政机关干部，组建了扶贫工作队伍，通过下乡驻点实地参与的形式，帮助贫困地区寻找最合适的经济发展道路，为乡民脱贫致富助力。这批扶贫工作者，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而是在政府鼓励和号召下，志愿于为贫困地区服务的新力量。他们也是扶贫题材纪录片中着重描述的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些扶贫干部是外来者，但作为党的优秀干部，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努力为乡村脱离贫困面貌奔走忙碌，他们带来党的优惠政策、新的价值观念，进一步激发了乡民的奋斗激情。在扶贫干部的带领下，乡民脱贫有了保障，对实现致富充满了希望，扶贫干部受到民众的一致拥护和信赖。
纪录片《辉煌中国》讲述了西藏扎西岗村第一书记洛措的扶贫事迹。2015年，西藏扎西岗村第一书记洛措到任并逐步开展扶贫工作，她经常独自一人前往村民家考察，对每家每户的家庭状况了然于心。
洛措在扶贫工作期间，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事情，她牢记使命，全心全意为乡民服务，时刻保持着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她的付出也得到了扎西岗村乡民的一致肯定和赞扬。在纪录片《辉煌中国》中，洛措直言，她所付出的一切，是因为她深刻牢记使命，不忘初心，她将继续致力于帮扶乡民走向富裕。
纪录片《新观察》中同样讲述了先进扶贫工作者的一系列事迹。谢文清是广东大富村的一位扶贫干部。虽然他对农业生产并不在行，但是为了帮助村里脱贫，切实解决乡民的实际问题，他扎进地里开始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以及乡民所需。纪录片《新观察》摄制组跟随谢文清，记录了他和大富村村民深切交谈以及深入田野考察的情景。
从纪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深入一线的扶贫工作者，如何切实实现乡民脱贫的历程。谢文清在田野考察后，了解到土地的实际情况和外界的市场需求，耐心劝说乡民种植绿色有机蔬菜；为了解决水利、交通问题，谢文清利用资金为大富村修建了设施完善的水渠、公路；为了解决产品销售问题，谢文清利用国家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引进一家蔬菜收购公司。大富村最终成功实现了脱贫致富，谢文清也受到乡民的一致认可。纪录片为我们再现了一个工作认真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扶贫干部形象。
对扶贫干部来说，脱贫攻坚最紧迫的工作并不是招商引资、提高农业生产、满足乡民物质生活需求，而是打破乡民传统守旧的思想价值观念，激发乡民勇于接受外来事物和先进的知识经验、价值观念，并使他们自觉萌发脱贫致富的意识。纪录片《扶贫纪事》再现了湖南十八洞村扶贫干部龙秀林帮扶乡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工作历程。湖南的十八洞村，自古以来，封闭落后的环境致使村落极度贫困。2014年1月，龙秀林正式赴任十八洞村担任扶贫队长，来到十八洞村后，他就为乡民规划了众多的创收计划，但是由于传统守旧，乡民开始并不愿意配合。他深切意识到，在贫困地区，只有改变乡民传统守旧的观念，充分激发乡民的积极主动性，贫困乡村才能够在根本上摆脱贫困面貌。扶贫干部龙秀林在深入了解十八洞村的实际情况之后，首先从打破传统守旧思想、建立乡民自信心方面入手，充分激发乡民脱贫致富的自觉意识。龙秀林的一系列措施彻底赢得了乡民的支持。
在以上纪录片中，认真负责的洛措、为大富村招商引资的谢文清、打破传统守旧思想的龙秀林，始终致力于扶贫工作，全心全意为乡民服务，切实解决乡民所需。他们的耐心、恒心、热心、诚心、专心让自己成功融入地方乡村。当然，扶贫题材纪录片中所讲述的扶贫干部成功扶贫的事迹是中国扶贫事业的典型，类似的扶贫工作者不断涌现，他们用实际行动彰显了党和国家在解决“三农”问题以及脱贫攻坚事业中所做出的努力，显示了党和国家脱贫攻坚的决心和信心，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胜信念。
3.传统与现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形象变迁
在党和国家脱贫攻坚的深入开展下，中国贫困地区逐渐摆脱了封闭落后、传统守旧的面貌。当然，乡村持续发展趋势依旧高涨。在众多扶贫题材纪录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乡村新面貌和新气象开始吸引背井离乡的乡民不断回归，乡村的力量在不断强化，乡土文化在与城市化、现代化文化的交融中实现了整合优化，并为乡村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在中国贫困乡村的一系列转变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贫困地区、人口正在逐渐摆脱贫困面貌，走向富裕，同时引入并吸收现代化、开放、先进的思想观念，不断谋求发展变化的乡村形象正在形成。
（1）乡景：现代、开放思想的融入
伴随着中国脱贫攻坚事业的深入开展，中国传统的村落聚居的生活模式发生改变。中国贫困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不断完善。越发现代、开放、安定、振兴的乡村形象深入民心。中国大部分乡村地区拥有独特的地理资源、人文资源，这些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和利用。在保留原有的生态环境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乡民生活状况得到进一步改善，形成了囊括传统气息又融合现代化气象的乡村景象。
在纪录片《新观察》中可以看到，云南独龙江峡谷里的独龙族人乔迁至坐落在普卡旺河边的新房。新居住地有清澈见底的普卡旺河，居住地周边皆是郁郁葱葱的森林植被。而在新居住地中，保存了独龙族人独具一格的民族风情，同时融入了现代化、科技化生活设施。这些新房被充分利用为独龙族人的住所以及旅游接待场所，在改善独龙族人生活条件的同时，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在一些自然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艰苦的贫困地区，中国政府为贫困乡民重新选择适合居住的地址，建设设施完善的新居所。同时配备学校、医院、福利院等一系列相应的公共服务设施，并提供招商引资、落户、养老等众多优惠政策，逐步改善这些新居住地的现代化生活条件。
纪录片《辉煌中国》讲述了西藏扎西岗村的罗桑旦达易地搬迁的经过。记录了罗桑旦达一家适合居住的新居所，并为我们呈现了新居住地的实际景象。宽阔平坦的公路，包含学校、卫生院等在内的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充满藏族风情的居所，同时周边还规划引进现代化产业园区，借此保障乡民家庭生活收入。完善的公共设施以及高水平的生活质量令易地搬迁的乡民十分满足。
在部分风沙肆虐、植被稀疏的地区，开展防沙治沙、天然林保护等生态保护工程是扶贫工作中的重要项目，同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业、畜牧业，农业生产也逐步向科学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纪录片《辉煌中国》中，描述了贺兰山东麓地带通过生态防护，因地制宜开展种养业，实现脱贫的故事。贺兰山东麓曾经是一片戈壁荒滩，风沙肆虐，生存环境恶劣，人烟稀少。在扶贫工作的开展下，经过数年的治理，自然环境得到良好改善。当地改建了占地5万亩的葡萄园以及葡萄酒厂，同时引入先进、科学的知识经验，葡萄产业正在优化升级。在纪录片《新观察》中，云南勐景来在政府扶贫工作的扶持下，利用当地适宜的气候条件和理想的土壤资源，打造了一个占地100亩左右的大型火龙果种植基地，获得了丰厚的收入。在纪录片《扶贫纪事》中，湖南十八洞村联合当地农林研究所以及相关企业，培育猕猴桃新品种，并完善相应的配套设备，成立了一家具有现代化生产体系的产业公司。
在中国脱贫攻坚事业的推进下，乡村的生活面貌、居所、农业生产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脱贫攻坚事业推进过程中，党和国家高度强调要保护各个地区优秀的传统文化，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的思想。中国乡村优美的自然风光，以及地域性、民族性特色被充分保留。同时在生产、生活方面又融合现代化设施，形成了全新的乡村形象。中国贫困乡村实现了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2）乡民：集体意识和“恋乡”情结
在中国政府脱贫攻坚工作的顺利开展下，贫困地区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乡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不断改善，同时乡民的集体意识得到增强，村集体之间逐步形成了较高的价值认同、信任感。乡民对乡村未来的发展密切关怀，主动奉献，自觉肩负起乡村发展的重任，体现出高度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极大地推动了乡村持续发展。
纪录片《扶贫纪事》专门讲述了乡村集体共同助力乡村发展的典型事迹。湖南十八洞村在修建基础设施时，需要占用大量土地。虽然损伤了个人利益，但村民都表示积极支持，可见十八洞村的村民们众志成城、团结一致的高度凝聚力以及积极用行动支持扶贫工的决心和态度。近年来伴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乡民们又集体筹办农家乐。正是在乡民的共同努力下，十八洞村在2016年全面实现脱贫。
伴随着中国乡村物质生活的丰富，广大乡民心中逐渐萌动一种新的“恋乡情结”。所谓的“恋乡情结”并不是乡民简单地深怀对土地的留念，而是在现代、开放的乡村氛围下眷恋故土、家乡。在扶贫工作的开展下，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吸引着愈来愈多背井离乡的人回归。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历经了城市化、现代化生活，积攒了大量的经验、资源，在归乡后进一步带动了乡村的发展。
纪录片《新观察》中讲述了贵州绥阳县茶树村村民周密回乡创业，带动乡村发展的过程。周密在外一直从事市场销售行业，在城市打拼开阔了视野，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他对养殖业的发展前景十分看好。乡村面貌的变化令他动心，他毅然决然地带着家人归乡创业，发展养殖业。他的养殖规模从最初的60只羊，发展到牛羊存栏1300多头（只）。周密俨然成为远近闻名的养殖大户。面对镜头，他直言支撑他归乡创业的正是对家乡的眷恋。
纪录片《扶贫纪事》里讲述了同周密一样归乡创业的故事。2016年，龙金星回到湖南小洞冲村后，发现在扶贫事业的开展下，故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决心不再背井离乡外出打拼，选择和茶树村里的青年人共同创办经营一家养猪合作社。虽然创业前途未知，但他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从周密、龙金星回乡创业的经历，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他们对家乡的深深眷恋以及敢于拼搏的信念。而这些经历过城市生活的年轻人的回归，也势必会为乡村的发展注入更加强大和新鲜的血液。在纪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群助力乡村发展的乡民，虽然他们所运用的方式不同，但皆是为了乡村的未来。其中留守的人展现了自觉意识，自觉为乡村建设持续发展努力奋斗。同时乡村新形象吸引着曾经远离本土的乡民，激发他们回归故土创业的决心。这一系列新动态充分说明脱贫攻坚事业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对乡村物质生活的改善，更在于思想价值观念上的革新。在中国脱贫攻坚事业的推进下，乡民的命运正在发生历史性转变。
（3）乡土文化：整合与优化
在中国脱贫攻坚事业的持续推进下，乡村面貌逐步发生变化，其中乡土文化时刻保持着理性和开放的一面。在扶贫工作开展中，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动力，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保留和发扬。当外来思想文化能够显著地提升乡村经济发展水平时，外来文化的精华被及时地吸收和利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乡土文化具有兼容并包的特性，乡土文化在整合和优化过程中得到进一步保护、传扬，这也成为乡村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
勤劳务农是乡民获得丰收的根本条件，勤勉本分、朴实醇厚的品质依旧得到传扬；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乡民们始终对长辈保持尊敬和帮扶；自古以来经过时间验证的乡约礼治依旧得到维护，继续维系着乡村的和谐稳定；本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对乡村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地方性特色文化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
纪录片《影像志》中刻画了贵州龙潭古寨的仡佬族人喜获丰收的影像画面。在纪录片《新观察》里，云南勐景来村民继续坚守着传统手工艺，建立起众多手工艺作坊，并将技艺传承给下一代；基诺山寨的自然和旅游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乡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同时基诺大鼓舞也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随着扶贫事业深入推进，贫困地区的乡民与外界交流频繁，视野得到开拓，并吸引了大量的外界资源；而回乡的乡民经历了大城市的打拼，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给乡村发展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同时随着各种文化交流与融合，在经过整合和优化后乡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乡民们打破了传统守旧的思想，勇于接受新兴外来事物。他们不断追求新的先进理念和新生活，对外来的扶贫干部以及投资者表示真挚的欢迎。
以往男尊女卑的价值观念被进一步打破。越来越多的乡村女性开始选择自主创业，例如纪录片《消除贫困》中宁夏神林的马月琴以及《承诺2020》中甘肃定西的强彩霞。作为新时代的女性，她们成功带领乡民摆脱贫困，实现富裕。
在扶贫事业的推动下，乡村得到持续发展，传统的乡土文化与外界现代、开放的思想文化发生交流、融合，在这个过程中乡土文化得到发展，同时进一步带动乡村振兴，成为乡村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源泉。
（三）再现途径：扶贫题材纪录片中乡村形象的呈现
扶贫题材纪录片通过记录真实、客观的乡村生活，再现过去传统守旧的乡村形象。但是在中国脱贫攻坚事业的开展下，乡村自觉觉醒，逐步脱离贫困面貌，融合现代、开放元素，展现了飞速发展的新形象。而纪录片利用有限的影像空间，成为再现乡村形象变化发展的特有方式。因为“再现需要把有时相差甚远的一些因素组合起来，成为一种明确的形式”[18]，在纪录片创作过程中，选择怎样的主题，选择哪些人物、文字、事迹、影像，如何对影像素材进行组合优化，以及采用什么样的再现途径，会高度影响纪录片所传达的社会意义。霍尔认为世界的意义通过不同的方式建构而成，除了明确再现的对象外，理解和分析“如何再现事情、人物、事件和人际关系也很重要”[19]。笔者将扶贫题材纪录片作为一种影像表意系统，对纪录片制作过程中所运用的符号元素、叙事结构和修辞手法进行系统性分析，深入探究扶贫题材纪录片乡村形象再现的途径。
1.符号的灵活运用
符号首先具有象征意义，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用来指称和代表某些特定事物。符号是意义的载体，亦是精神的外在呈现，同时能够被感知。而在纪录片制作过程中，景观、人物、文化符号的灵活运用，能够有效呈现乡村生活的实际状况，通过影像画面促使大众深度认识乡村形象的发展变化。
（1）景观符号：空间的视觉表达
纪录片记录不同的地域景观，观众在观看时便可以直观地感受纪录片影像画面中的自然景观。真实的地域景观在纪录片中实质上是为了凸显一种地域景观的符号意义，向纪录片观众传递特定的空间文化。
在扶贫题材纪录片中，再现中国各地域的自然景观占据了重要篇幅。中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乡村，具有自己独特的村落聚居形式，与城市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相比，显得更加自然生动，如湖南湘西纵横交叉的干栏式民居、陕北简易轻巧的窑洞、广西瑶族的吊脚楼等。中国各地域的小乡村远离市镇和现代化生活的传统建筑，独具地域、民族风情的村落聚居形式，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中国大部分贫困乡村，经济水平低下，地理环境封闭落后，一片自然宁静又闭塞落后的景象，纪录片着重刻画了这些乡村自然景观。扶贫题材纪录片的制作者运用景观符号，凸显乡村破败衰微的表象，向大众呈现了亟须对乡村进行扶持和开放的社会意义。
伴随着脱贫攻坚工作进一步展开，乡村建筑景观日渐现代化。融合、开放成为新型乡村典型的空间特征，融合主要体现为保留本地传统文化并吸收现代化元素，如独龙族以及勐景来的乡民入驻的保留地方风情同时融合现代化气息的居所。开放主要体现为乡村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明亮宽敞的新住宅，以及各地引进的新型企业和新居民。遍布的现代化建筑彰显了乡村发展的新面貌、时代特色、先进性特质。在中国乡村扶贫题材纪录片中，传统的聚落而居与现代先进的建筑景观形成强烈的对比，展现了中国政府在脱贫攻坚中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说明景象已经焕然一新，在新时代背景下乡村重获新生。
交通设施的改善成为贫困乡村地区实现富裕的基础，交通设施建设成为反映乡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性景观，一方面体现了乡村地区在扶贫事业推进下的新状态。在扶贫题材纪录片中，贫困乡村过去的道路基本上以泥土、乱石铺就的泥泞小路为主。而如今，平坦的柏油马路替代了之前难走的乡村小路，展现了扶贫工作对乡村发展产生的实效。另一方面也映射出该地区与外界的联通状态，交通设施建设打破了贫困乡村封闭落后的环境，成为联系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纽带，空间得到联通和延展。它昭示了乡村发展变化的起点，是乡民们脱贫致富的重要基础。
（2）人物符号：典型人物的塑造
纪录片创作者选择哪些人物形象作为再现主体，受到纪录片创作目的的影响，同时也要考量所选择的人物是否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因此纪录片中的人物并不是随意选择的，而是经过各方面衡量的结果。其目的在于通过人物实际代表的符号意义，传递某种价值观念或社会意义。
在扶贫题材纪录片中展现的，诸如纪录片《辉煌中国》中具有恋土情结的罗桑旦达、《中国力量》中日夜辛劳的潘应芳、《新观察》中勤劳务农的赵继明等人物形象，代表了勤劳务农、质朴淳厚的中国传统农民形象，传达了乡村需要进一步得到广泛关注的社会意义。
同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如纪录片《承诺2020》中自主创业的葛先萍、《扶贫纪事》中招商引资的企业家石志刚、《新观察》中回乡创业的周密、《中国力量》中“大别山牛倌”贺根等人物形象，代表了百折不挠、开拓创新、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现代农民形象。
纪录片中传统与现代两种不同农民形象，实际上代表了不同时期的农民群体，即平凡质朴、自强不息的传统农民群体以及开拓创新、敢于拼搏的新时代农民群体。中国贫困乡村的传统农民长期立足于土地，他们的思想已经固化，他们身上体现出传统的小农意识与深切的恋土情结。这些传统农民一般是家庭中坚，在家庭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具有老实本分、质朴淳厚、传统守旧等特质。而新时代农民群体虽然身居乡下，但是并非完全从事传统农耕。他们大多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年龄层次年轻化，其中大多数经过城市的洗涤，清楚地知道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差距。他们对流行事物、新思想具有较强的接受能力。他们深怀恋乡情结，致力于运用在外界所掌握的经验知识，影响和带动周围的贫困乡民，并带来外界新思想，勇于做表率助力乡村发展，展现出积极乐观、勇于拼搏、奋发图强、艰苦创业的特质。
传统与现代农民之间的差别，实际上代表了中国贫困乡村所存在的两种价值观念，即面对程式化、现代化的飞速发展，依旧固守传统价值观念的守旧心理，以及顺应潮流、积极进取的开放心理。中国传统农民虽然具有勤劳、平凡、质朴的思想特质，但同时拥有封闭落后的价值观念，集中反映了中国大部分贫困地区长期处于贫穷状态的关键所在。而打破农民传统守旧心理也正是中国扶贫工作的重要任务。在新时代背景下，现代农民的价值观念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新型农民所具有的敢为人先、乐于奉献、敢于拼搏的特质是振兴乡村发展的必备力量，也是推动乡村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3）文化符号：精神外化的呈现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承载了过去的历史记忆和人文精华。文化承载着民族发展的血脉、厚重的人文内涵，将抽象的精神文化进行外化呈现是彰显国家、民族形象的重要载体。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国各地区所继承和传扬的诸多文化遗产包含代表地域风格、民族特色的文化形象，而这些文化形象在扶贫题材纪录片里得到了充分展现。
中国乡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是节庆活动以及祭祀活动，能够彰显浓厚的地域特色，而再现乡村这些文化活动亦成为纪录片再现乡村形象，传递乡村发展变化、文化特色、风土人情的重要内容。纪录片《中国力量》中，记录了广西龙胜瑶族大寨村独具当地风情的红瑶晒衣节，在这个节日里，村里的瑶族妇女会晾晒箱底的花衣、花裙。其间亦有身着传统服饰的年轻人举办迎亲活动。纪录片《影像志》中再现了仡佬族人在丰收后所举办的盛大祭祖仪式。村中德高望重的长辈诵读祭文，敬献祭品，表达对祖先的敬畏和缅怀。纪录片通过记录中国各地域乡村现实生活中的节庆活动和祭祀活动，彰显文化活动背后蕴含的中国乡村和谐友善、推重家国文化、继承和传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等社会意义。
地方性歌舞具有彰显各地域独特风情的作用。因此地方性歌舞在纪录片中被着重刻画以凸显人物的特定身份、地域风格。纪录片《新观察》里展现了大鼓舞这一云南基诺山寨重要的文化遗产。基诺族人通过跳大鼓舞来祈求生活富足。大鼓舞因独具民族风情且极具艺术性，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的传播，使我们了解到基诺族独具民族文化的大鼓舞，同时彰显了基诺族人能歌善舞的形象。民族文化和经济开发相结合，彰显了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双赢的发展模式，极具现实意义。
除了节庆活动以及地方性歌舞之外，各地域独具民族、地域风情的建筑、手工艺产品等，亦成为彰显民族、地域特色的文化被着重再现在纪录片影像中，构成了中国各地域乡村独具风格的文化形象。
乡土文化在形成中受到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宗教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经过长时期的历史积淀，具有多元化的意义。纪录片制作者挑选出乡土文化中极具民族、地域风格的文化符号，展现中国乡村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并向外界社会呈现了一个虽然自然环境封闭落后，但乡土文化依旧充满生机活力的乡村形象。
2.叙事结构
（1）叙事模式：“自救”和“他救”的神话模式
神话作为人类社会早期的艺术形式，产生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是由艺术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创作的，深刻反映了人类社会群体的理想追求、思想品质、行为准则，表达人们对英雄的崇拜、与自然环境斗争并最终得以自救的美好图景，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相互依存、斗争的关系，虽然是半虚构形式，但亦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约翰·菲斯克认为受欢迎的大众艺术基本上皆属神话形式，能为所有社会问题与世界危机提出类似“答案”式的剧情。神话来源于对客观世界的创作加工，[20]扶贫题材纪录片的叙述方式与神话形式相似，叙述过去封闭落后的乡村，在国家政策扶持下，经过乡民集体努力和扶贫干部的帮助，找到了适合当地实际状况、实现共同致富的经济发展模式。纪录片通过讲述乡村脱贫过程中“自救”和“他救”相结合的故事，彰显了对在党和国家方针的指导下，在扶贫干部、乡民集体的共同努力下摆脱贫困、实现乡村振兴的高度认可。
在纪录片呈现“自救”的神话叙事中，自然环境和人构成了二元对立的关系。恶劣的自然环境使乡民勤劳务农却难以获得丰收，生活水平低下。封闭落后的自然环境、现实的生产压力迫使贫困地区的乡民众志成城，对恶劣的自然条件进行防护治理，同时探索种植适合当地自然环境的农作物以维持生活。而自然环境的问题并不能轻易根治，恶劣的自然环境始终是乡民面临的最严峻的障碍，而世世代代的乡民始终在为治理恶劣环境而努力，最终在乡民群体的共同努力下，探索出治理恶劣环境的方法，并找到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生态保护与走向致富并行的发展模式。乡民群体在团结一致与恶劣自然环境的斗争中实现了“自救”。
在纪录片呈现“他救”的神话叙事中，在脱贫攻坚事业的推进下，外来扶贫干部现代、开放、多元的思想文化观念与传统乡民落后守旧的思想形成了二元对立的关系。外来的扶贫干部与贫困乡民群体经历了从冲突到理解，最终团结一致为振兴乡村发展而共同努力的过程。其间冲突表现在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方面，和解则代表了其间的关系得到了升华。在扶贫题材纪录片中，扶贫干部被强化成先进的带头人，他们具有强烈的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理念，以及高瞻远瞩、持之以恒的高贵品质。扶贫干部不辞辛苦与乡民不断沟通，并无私地为贫困乡村脱离贫困出谋划策，带来外界科学、先进的经验技术和新时代的价值观念，打破了乡民固守传统的思想观念。扶贫干部的无私奉献，为人民利益勇于奋斗的精神得到乡民的一致认同和拥护。在党的领导和外来扶贫干部的不懈努力下，传统守旧和现代开放的价值观之间的主要矛盾得到解决。在乡集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贫困的乡村面貌修葺一新，实现了“他救”的成功。
在纪录片“自救”和“他救”的叙事中，最终的结果是人的胜利，这也体现了中国人民生活的思想结晶，即“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同时彰显了党和国家所制定和实施的方针与扶贫政策的先进性，这意味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将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不断发挥奋发图强、勇于拼搏的精神，最终实现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封闭落后的自然环境与乡民现实严峻的生活境遇之间的矛盾，以及扶贫干部现代开放的思想文化与乡民传统守旧的思想价值观念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而这些主要矛盾的解决，离不开党和国家、扶贫干部、乡民群体长期的不懈努力。显然，矛盾的实际解决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同时这一过程亦是纪录片创作者刻意创作渲染的部分，通过刻画、强化脱贫致富事迹中的波折和困难，为纪录片中的人和事渲染强烈的使命感、戏剧性，凸显脱贫攻坚事业的艰难和实现共同富裕的不易。纪录片制作者通过将乡村脱贫与人物命运紧密结合，加深观者对扶贫事业的认识和关注。
（2）叙事视角：宏观主题下小人物呈现
就纪录片的类型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事件类或者主题类两种。事件类纪录片主要是以事件发展为主线，讲述其经过、结果。而主题类纪录片主要为揭示过去或现在人类生活中的社会现象。主题类纪录片的创作往往比事件类纪录片更艰难，需要纪录片创作者抓住时事热点、确定主题，并进行一系列的调研及策划。一般来说，中国扶贫题材纪录片应属于主题类，其核心在于展现中国政府脱贫攻坚事业的发展进程，以及贫困乡村的历史变迁和发展变化。
扶贫作为大众密切关注的社会问题，纪录片创作者一般以具体的人和事为切入点，并选择具有典范性、先进性，具有较强责任感的“英雄”人物，将其命运与贫困乡村紧密结合。如立足脚下，心怀眷恋之情的藏民罗桑旦达；甘肃毛沟村养羊致富的带头人马二洒；湖南小洞冲村回乡创业的龙金星等典型人物。纪录片选择的这些渺小却真实的人物，成为推动中国脱贫攻坚事业持续进行的主体。通过讲述他们真实的人生命运转折，促使大众对扶贫工作中乡村的发展变化感同身受。
扶贫题材纪录片从小人物的命运转折视角来展现脱贫攻坚事业为贫困乡村带来的影响，通过以小见大的视角让原本宏观的主题变得真实生动，也使纪录片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在众多小人物的事迹讲述中进行再现，并通过视听手法的渲染，让观者感同身受。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式，审视中国脱贫攻坚事业推进下贫困地区众多真实的人与事，有利于大众在“偶然的、差异的、个别的、多样化的社会现象中把握人类历史运行中的某些规则性和普遍性的机制”[21]。
同时，扶贫题材纪录片并不仅仅聚焦于贫困乡民的生活情景在视觉上的刻画和氛围的渲染，还展现了乡民不断萌动的自觉意识，以及为脱贫致富所付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后的幸福与满足。纪录片制作者将乡村发展变化与具体人物的命运密切联系，真实、客观再现脱贫攻坚进程中中国贫困乡村的发展变化。扶贫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以及乡民平凡质朴的品格被整合、凸显，丰富了乡村形象本身的内涵，深刻反映了新时代背景下乡村生活的发展变化。
3.影像修辞
修辞的原本内涵是指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通过对言语的修饰，多种语言手段的运用，达到良好的语言表达效果。[22]如果把纪录片影像当作一种言语表达，便会涉及影像修辞。纪录片的影像修辞主要依靠创作者对画面、声音等诸多要素进行组合优化，收获最佳的视听效果。纪录片的影像修辞包含画面修辞、声音修辞等手法。
（1）画面修辞：传递深层次含义
影像画面是纪录片中最基本的“语言”单位，包含镜头、景别、构图等要素。影像画面修辞的作用是促使画面运用自然合理，传情达意更加有效。需要强调的是，纪录片并不仅仅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客观再现，更重要的是通过展现人物的内心情感，抒发符合情景的感受，让观者感同身受。故而在纪录片制作过程中需要对影像画面进行修辞，使纪录片更加生动。
画面的强调修辞是指强化画面中出现的某些细节，最直接的方式便是采用特写镜头，通过局部特写，对受众产生一定的视觉冲击。在扶贫题材纪录片里，创作者使用了大量凸显贫困地区乡民面部笑容的特写镜头，部分纪录片甚至将乡民们的笑容作为脱贫故事的结束镜头，以此来凸显脱贫攻坚事业的成功，通过直观、生动的视觉冲击，打动观众。
纪录片《辉煌中国》中，在叙述完四川悬崖村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交通设施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后，影像画面在十秒内将五位悬崖村乡民笑容的特写镜头作为悬崖村脱贫事迹的结尾。乡民面部特写，尤其是所强调的乡民笑脸，强烈地展现了乡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后内心的幸福和满足。纪录片创作者将五张笑脸组合排列呈现，更能够强化观众的印象。
微笑代表人内心深处的喜悦和幸福，而纪录片中乡村里平凡质朴、遭遇困境的乡民在经过不懈努力摆脱贫困后绽放的微笑，通过特写镜头得到强化和表达，不需要文字修饰，便可以让观众体会到这些贫困乡民在中国扶贫政策的扶持下，走出贫困实现富裕的幸福和满足，势必会对观者形成强大的视觉震撼。
画面的象征修辞将被赋予特殊意义的视觉形象隐含于镜头及镜头序列当中，并根据相应语境着意进行一定的暗示和强化，使其寓意凸显出来，让具体形象的影像显示出抽象深刻的含义。[23]扶贫题材纪录片创作者注重将叙事过程中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外在形象当作象征物，让镜像画面更加自然生动，令观者感同身受。
纪录片《中国力量》中讲述了甘肃包家山村乡民申韦娟自强不息、坚持不懈的奋斗事迹。乡民申韦娟家里有三十亩左右的土地。作为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她为了维持生计，每天需要工作十多个小时。作为女性，她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经济、精神压力，但可喜的是，她的辛勤劳作换来了百合花的大丰收。在整篇故事的结束，申韦娟仍然在百合花田中劳作，在最后影像画面的处理中，创作者特意使特写、近景、全景镜头交替出现，凸显了申韦娟与百合花之间的密切关系，用盛开的百合花映射申韦娟将迎来幸福生活。百合花虽然生长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但是在申韦娟的细心照料下，仍然能够开出美丽的花朵，这也正是申韦娟在困境中坚持不懈的写照。申韦娟坚持不懈、勤奋劳作、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特点与百合自身的特性形成了呼应。纪录片创作者运用影像画面修辞，肯定申韦娟的高贵品质，利用表层的影像画面传达深层次的含义，纪录片结尾画面充满温馨和幸福。
（2）声音修辞：渲染氛围、营造意境
纪录片中的声音修辞对于叙事、人物塑造、渲染氛围、营造意境具有重要作用，合理运用声音修辞可以形成震撼受众内心的视听效果。纪录片中的声音包含解说、配音、背景音乐等。声音修辞需要准确对应所要传达的信息，同时借以传达更深刻的意义，为影像画面营造浓厚的气氛。
解说词被誉为“上帝之声”，是纪录片的重要组成部分。扶贫题材纪录片开篇所使用的解说词多为设问句，以凸显纪录片所要讲述的核心问题，同时营造独特的意境，激发观众兴趣。例如，在纪录片《辉煌中国》的开篇，解说词说道，“如何缩小发展中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让千百年来共同富裕的梦想照进现实，让中国的发展更加平衡协调、持续健康”。纪录片《新观察》采用了同样的声音修辞手段，开篇解说词说道，“如何创造发展机会，缩小贫富差距，走向共同富裕”。这样的设问，其实就在告诉观众本片主要是讨论中国的扶贫问题，帮助观众建构起期待的核心，顺利集聚观众对这一话题的关注和思考。
纪录片《辉煌中国》则运用排比的修辞方式在解说词中将财政扶贫、交通扶贫、水利扶贫、旅游扶贫、教育扶贫、电商扶贫等成果一一强调叙述，展现中国政府调动大量社会资源用于扶贫事业，对贫困乡村发展所产生的巨大作用。解说词中所叙述的数据是对中国政府脱贫攻坚事业实施计划以及所取得的成绩的总结，解说词运用排比的手法，同时加以声音修辞，形成强烈的语言规模优势以及视听感受。解说词同时使用几组具有针对性的数字展现中国脱贫攻坚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彰显了在贫困地区走向富裕的过程中，脱贫攻坚工作具有强大的正面效应。此外，在纪录片中男性解说员以一种慷慨激昂的语气进行解说，并对“2017”“860亿”“99.9%”“1亿”“70%”等数据进行着重强调，与影像画面所要传递的内容高度契合，显示出对扶贫事业的高度肯定。
而在纪录片背景音乐的处理方面，创作者常常会采用反复出现的修辞手法，凸显人物感情，渲染氛围。反复修辞渲染方式在故事讲述中多次呈现相似或同一音乐旋律，并展现特定的情绪。扶贫题材纪录片在叙述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乡村形象时，一般会反复使用具有民族或地域风情的歌曲作为背景音乐，以凸显地域色彩以及所要传递的情感，并深化观众对当地的身份识别。在纪录片《中国力量》里，在讲述广西龙胜瑶族大寨村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将独具瑶族风情的祝福歌作为背景音乐。极具瑶族特色的民族歌曲融合在大寨村乡民日常生产生活之中，彰显了乡民乐观向上、和谐友爱的乡村面貌，同时强化了大寨村的地方特性。
（四）再现原因：再现乡村形象的影响因素
扶贫题材纪录片中所呈现的乡村形象的变化发展，并不是简单地记录乡村生活状况，而是同时运用视觉符号、叙事方式、影像修辞等再现在扶贫工程的开展下充满生机的乡村形象。实际而言，扶贫题材纪录片中所再现的乡村形象，是选择、建构的结果。扶贫题材纪录片受到创作者自身主观创作思想以及所处时代的政治制度、社会主流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扶贫题材纪录片所再现的乡村形象实质上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乡村形象的再现是“将一个意识形态以各种具体符号（或符具）表现出来的过程”[24]。扶贫题材纪录片中再现的乡村形象，不仅受再现途径的影响，同时亦受时代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笔者将深入分析扶贫题材纪录片所蕴藏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并系统分析影响再现乡村形象的深层次原因。
1.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社会主流价值观以及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新闻媒体领域内占据重要地位。执政者需要借助大众媒介以宣传、协调、合作的方式，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和认同，并将自身意识形态转变为主流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意义在于通过新闻媒介传播主流价值观，进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纪录片主题选择以及制作同样会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并基于党和国家的立场对相关的政策、方针进行宣传。
（1）隐性引导：新乡村形象背后的合法性认同
任何国家和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般都会运用大众媒介来强化和宣传自身。中国扶贫题材纪录片通过刻画乡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以及传统价值观念的革新等问题，凸显党和国家确立脱贫攻坚，以及为振兴乡村提供政策、资金、人才等一系列施政方针的准确性，并通过对乡村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真实、客观再现，取得社会共识。
扶贫题材纪录片对乡村形象的塑造包含诸多方面。如乡民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开展种植业、畜牧业等生产生活；乡民的精神文化风貌；独具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等。对乡村形象发展的刻画，体现了中国扶贫事业开展后乡村面貌焕然一新，脱离贫困，走向富裕，迎来幸福而美满的生活。笔者对贫困乡村摆脱贫困，迎来新乡景的诸多影响因素也进行了深度分析。首先，乡民自强不息、吃苦耐劳、平凡质朴的精神，以及安分守己、勤劳务农是他们迎来幸福生活的根本原因。其次，中国政府脱贫攻坚工作持续推进是乡村得以振兴的重要动力。中国政府调动大量的人才、资金、土地等社会资源用于扶持乡村发展，例如，国家为支持乡村发展，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同时优秀的扶贫干部长期入驻乡村，切实解决了乡民急待解决的交通、医疗、教育资源等问题，为乡村发展保驾护航。
显然，国家所制定的一系列扶贫政策，对乡民们摆脱贫困面貌、迎来幸福安康的日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即乡村振兴是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取得的成就。扶贫题材纪录片中所再现的乡村形象变化越明显，便越能够显示党和国家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其最终结果是使中国共产党在贫困乡民们心中的领导地位愈发巩固。同时，纪录片的受众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产生肯定，亦有利于将对党和国家的认同转向对乡村振兴的支持和配合，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2）显性传达：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扶贫题材纪录片还会显性刻画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比较明显的方式是着重强调党和国家政策的先进性、准确性，彰显社会主流价值观。纪录片着重强调国家政策、方针的言语会深刻影响纪录片观众，并唤起受众对党和国家政策、方针的肯定以及对党的领导地位的拥护。
习近平总书记深入贫困乡村考察的场景以及一系列关于农村扶贫问题的讲话，被纪录片制作者广泛引用。例如，纪录片《辉煌中国》中专门引用了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贫困乡村的情景以及一系列讲话。
伴随着贫困乡村生活水平的提高，乡民对党和国家的扶贫事业充满感恩和肯定。纪录片制作者亦常引用乡民最朴实的言语来彰显乡民对乡村发展的感受。在纪录片《辉煌中国》中，西藏扎西岗村的乡民拉卓玛感谢党和政府为包括自己孩子在内的学生提供的资助政策。乡民罗桑旦达感谢党和国家为乡民提供了新住址。乡民拉卓玛以及罗桑旦达都是贫困乡村中最真实的人物代表，他们最真实的言语表达中充满了对党和国家的肯定和拥护。贫困乡民真实、朴实的话语彰显了党和国家的光辉形象。
2.纪录片创作者的影响
纪录片创作者掌握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源，得到各级政府的支持，同时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专业水准、道德操守、审美眼光等，对社会时事热点保持密切的关注、思考。所以，由他们制作的扶贫题材纪录片势必会包含其所代表的群体对贫困乡村如何脱贫、实现富裕等的思考。
就实际而言，扶贫题材纪录片所再现的乡村形象发展变化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社会意义以及现实意义。扶贫题材纪录片以真实、客观再现乡村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展现中国脱贫攻坚事业的发展进程为主要目的，有别于其他社会文化传媒影视作品的世俗性或者商业性特点。人文关怀是纪录片创作团队对贫困乡村、乡民的深切关注、同情，文化自觉是对乡土文化传承和发扬的关注、反思。
（1）人文关怀：对贫困乡民的关注和同情
人是社会的主体、历史的主体，人文关怀是对人的生存状况、价值的关怀。其核心是以人为本，集中关注民众的生存状况、生活条件，以及他们的精神状况、内在需求。现如今，随着城市化、现代化水平的提高，社会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但社会中依旧存在一些弱势群体，尚未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基数庞大，分布地域分散，一些处在贫困地区的乡民生存状况较差，生活水平低下。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没有得到大众媒体的广泛关注。
纪录片创作者应将视角下移，深切关注处于社会边缘的贫困乡民群体，把贫困乡民作为主体，真实、客观记录贫困乡民封闭落后的生活环境和对未来的期待，并运用画面修辞、声音修辞等表现手法强化视听效果，让纪录片观众感同身受，促使他们关注贫困地区、贫困乡民的生活境遇。用纪录片的形式为其发声，让全社会看到中国贫困地区乡民想要摆脱贫困面貌的期待和决心。
扶贫题材纪录片所再现的人物都是具体真实的小人物，记录他们生存的场景以及言语表达，可以让社会大众感受这些贫困乡民现实的生活境遇以及精神面貌。例如，在纪录片《中国力量》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贫困乡民申韦娟曾经面对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时内心的无助和迷茫，以及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后的幸福和满足。纪录片创作者真实记录了申韦娟曾经无助、苦恼、焦虑以及面对困境自强不息、坚持不懈的两种状态，让观者能够深刻了解到中国传统农村女性不服输的品质和自强不息的乡民形象。这种深切的人文关怀使扶贫题材纪录片更加生动、真实，同时直击观者内心，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
（2）文化自觉：观照乡土文化的发展
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于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25]。实际上，所谓文化自觉就是要对本土、民族的优秀精神文化进行传承和发扬。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农业大国，具有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其中，经过历史长河洗涤的中国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受到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的巨大冲击，乡土文化逐渐被主流文化排挤，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
纪录片创作者，在关注贫困乡村生活问题的同时，还以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觉，为我们追忆历史悠久的乡土文化。一方面，创作者主动关注乡村的物质文化，展现不同地区独具特色的地域景观、风俗习惯。因此，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广西瑶族吊脚楼、湘西干栏式民居、陕西窑洞、新疆维吾尔族平顶民居、基诺族大鼓舞、傣族纺织工艺等地域、民族特色。另一方面，创作者摒弃了乡土文化中固守传统、封建落后的价值观念，对中华民族一直遵循和守护的优秀传统美德进行着重诠释和宣扬，如团结友爱、坚韧不拔、自强不息、尊老爱幼等美德，实现了对乡土精神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纪录片创作者真实再现了贫困乡村虽然在物质上匮乏，但是在精神文化上丰富多彩的乡村形象。现如今，在中国脱贫攻坚事业的持续推进下，乡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值得称赞的是乡土文化的精华和特质得到了继承和传扬，甚至融合了现代元素，实现了整合和优化。
纪录片创作者真实、客观再现了中国各地域丰富多彩的乡土文化，让我们有机会较为全面地了解乡村社会的历史变迁，加深对乡村地区、乡民的进一步认识。伴随着现代化、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商业浪潮的席卷，乡土文化亦遭受巨大冲击。扶贫题材纪录片创作者具有一定的文化自觉、社会责任感，通过真实记录乡土文化中的节庆活动、祭祀仪式以及风土人情等极具地域、民族特色的精神文化，为大众展示了丰富多元的乡村世界，加深了社会大众对乡土文化的认知，同时重新唤起了大众的乡土记忆以及乡土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