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管理应成为深圳的名片
·深圳学人之陈少兵·
——陈少兵访谈录
受访者：陈少兵
采访者：夏和顺
时间：2018年4月19日
地点：深圳市社科院办公室
陈少兵，1997年华中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工学博士学位，他的专业是科技管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汽车工业技术创新的规律、特点及其经济性分析》当时已在业界产生很大反响，其中的若干学术观点被学术界广泛征引。博士研究生毕业分配到深圳市科技局工作，从此陈少兵就与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研究结下不解之缘，发表过大量相关学术论文，对科技创新、科技管理、科技政策、产业技术和产业结构更有着独到的研究，著有《深圳产业结构演化与发展研究》《汽车工业技术创新规律研究》，他还参与了深圳有关科技发展政策的制定和重大举措的调研，包括闻名全国的“深圳科改22条”、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申办与实施方案设计、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带发展决定、深港高新技术产业合作等重要工作，曾在《南方日报》等报刊发表系列关于科技产业发展的政论文章，为广东省科技事业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献计献策，受到省委主要领导的肯定。
陈少兵现任深圳市社科院副院长。他近日接受笔者专访，回顾自己的学术经历，纵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展望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产业未来，他指出，深圳的学术建设离不开其本土特质及文化特质，深圳在全国最响的名片就是科技和科技产业，因此科技管理应该成为深圳学派建设中的特色学科。
经历科技管理专业黄金时期
夏和顺：科技管理是一门新兴学科，它应该偏重于应用领域，是否类似于工商管理专业？您在这一专业学术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请您谈谈有关情况和体会。
陈少兵：科技管理属于技术经济学领域，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技术经济（现在通称技术经济学）是中国特有的一门学科，最接近西方的工程经济学，是指通过对管理科学的运用，对技术、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进行优化整合的管理行为，即寻找实现技术上的先进性、经济上的合理性的有效途径。它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绿色革命。当时印度、菲律宾等亚洲国家和非洲、南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严重不足，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将高产谷物品种和农业技术推广到这些地区，促使其粮食增产，解决了世界上大部分人口的吃饭问题。这给人们以很大的启发——相当一部分先进的科学技术在现实中实用性不强，社会效益不高；相反，另一些不是最先进、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却有着很强的实用性和很高的社会效益。具体到中国，1977年恢复高考后，恢复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就有技术经济这个专业，比如清华大学和华中工学院（即现在的华中理工大学）就招收技术经济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属于完全的工科专业，目前演变成了技术经济学，而科技管理就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也有学校开设科学学专业，两者非常相近，仅存在文科和工科的差异。
这门学科是对科技发展中的具体技术进行研究和评估，评估标准有两个：技术上的先进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所谓技术经济，技术的含量多，经济的成分少，是偏重理论研究的应用领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因此也比较偏门，从事研究者也很少，我评职称时就遇到过两不管的麻烦，工程类的认可但经济学类不认可，所以我的副高和正高职称评定很麻烦很吃亏，参加了不是自己专业的专业评审（我现在是经济学的研究员）。
夏和顺：科技管理是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当下有着十分广泛的实际应用。您是怎样进入华中理工大学就读这个专业并获得博士学位的？您的导师蔡希贤教授是这一领域的先驱，请您谈谈有关情况。
陈少兵：我1983年入读武汉地质学院地球化学专业，后转入经济管理工程系管理工程专业，1987年毕业后留校任经济管理教研室助教，其时学校更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1989年我攻读本校技术经济专业硕士学位，这个专业在中国地质大学属于理学专业，所以当年我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考试时参加的是理学专业的数学科目统考，这个数学科目与文科类数学考试难度差异巨大。1994年我参加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入学考试，又不得不参加概率论与随机过程科目考试，这是一门统考课，需要非常好的数学基础，其他几位参加考试的同学都是学数学专业的，没想到我幸运过关，而其他人被淘汰，我获得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所以说，我从本科到硕士、博士读的都是技术经济这个专业，列举要参加数学科目统考意味着这个专业的特殊性，也正是因为这个专业属于初创阶段，我也有幸赶上黄金时期，得到了良好的学术训练。我是国内第三位获得该专业博士学位的人，导师蔡希贤是华中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是这个专业的先驱者之一。蔡老师早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机械系，20世纪50年代末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工程经济研究班，曾任华中工学院工程经济教研室主任。1979年学校建立管理工程系后，蔡老师任副系主任，1985年华中理工大学成立经济管理学院后，蔡老师先后任副院长、院长。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当时影响很大，被重要学术论文广泛征引。
夏和顺：您的博士学位论文是《汽车工业技术创新的规律、特点及其经济性分析》，由此可见，您在学校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有着丰富的学术实践和学术成果，请谈谈这方面的具体情况。
陈少兵：华中理工大学是进入国家211、985的一所工科院校，校风严谨，甚至可以说呆板，攻读博士学位是件辛苦活，当然不少同学因此而站到了国际学术舞台的最前沿。第一，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论文，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一年就合作发表了《对我国技术创新成败因素的分析》（《科技管理研究》1995年第4期），这是国内第一篇高科技风险投资方面的学术论文。第二，我参加完成了“中国中心城市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跟踪研究”，是国内第一个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第三，我参加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当代典型工业技术发展规律、特点及其创新过程研究”，并被评为优秀项目，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汽车工业技术创新的规律、特点及其经济性分析》，就是以此研究为基础的。第四，作为国内最早研究企业R＆D国际化的学者，我在权威刊物发表的《企业R＆D国际化：技术创新的新趋势》，是国内第一篇此类学术论文。第五，也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汽车工业技术创新的一般规律与发展趋势》一文，被评为湖北省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1998年），是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到现在为止唯一的自然科学一等奖，也是少有的全日制在校博士生以第一作者署名的成果获此殊荣的。
见证深圳高新产业的腾飞
夏和顺：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田，其结果之一是造就了深圳闻名全球的高科技产业。现在高新技术产业已经成为深圳的支柱产业，其占深圳经济总量的比重已经相当大，而深圳高科技产业真正起飞的阶段，正是20世纪90年代，您是这一腾飞的见证者及有关政策的参与起草者，请谈谈您的经历和感想。
陈少兵：我是在总结深圳经验、进行理论提升的过程中慕名而来到深圳的。1997年下半年，我到深圳市科技局办公室工作，任科长、副研究员，当时人事关系在市知识产权事务中心。我在科技局时就发表过一系列文章，从理论上、从科技政策的角度来解释深圳的科技产业奇迹。首先，我曾参与制定闻名全国的“深圳科改22条”。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伊始就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法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深圳科改22条”，但现在的读者可能不知道了。1998年2月，深圳市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称为“旧22条”），全面完善和规范了政府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这是国内地方政府首个系统的科技产业政策，在全国引发一波激烈的政策竞赛。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历史上，这个“22条”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事件。作为对全国政策竞赛的回应，从财政投入、创业投资、税收优惠、分配激励、知识产权、土地使用、人才引进、投融资体系、吸引外资和归国留学生、政府奖励等方面全方位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1999年9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发布《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决定》，更是奠定了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石，才有了今天的“中国硅谷”之称。
正是在1999年10月，深圳举办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亲自出席，并宣布这一国家级展会永久驻在深圳，这也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的申办文件也是我参与起草并制定了实施方案。我当年独自承担了前往科技部、信息产业部等部委落实联合举办高交会的文件会签等事宜，我记得我的草案中高交会的名字中国与深圳之间本来有一个间隔点，报上去后被朱镕基同志划掉了，我的书房里还保存了最初的草案。
另外，我还主笔完成了《深圳市科技发展“十五”计划》的起草，以及包括电子信息产业、新材料与新能源和生物技术在内的六个子规划。
夏和顺：您调入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任务和职责也是与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制定有关，请您谈谈这段经历和工作情况。
陈少兵：我于2000年10月被调到中共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经济处，任助理调研员，人事关系在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年鉴编辑部，次年12月，我任政策研究室决策资讯服务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2002年6月任中心主任。
在市委政策研究室，我参与起草了《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决定》；先后参加完成市委全会报告以及《人民日报》《求是》等署名文章文稿的写作。这期间作为一名学者，最先提出了“深圳高科技产业是深圳产业中唯一与香港没有产业关联度的、具有独特发展规律的产业”的见解，并在不同学术活动中大力推介自己的这一学术观点。
夏和顺：作为一名专家，您认为深圳在科技管理理论研究方面的现状如何？它是否与深圳的高科技产业相匹配？
陈少兵：深圳科技产业在实践上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但在理论研究方面又是非常欠缺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大家的认识都停留在面上，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索和认真的总结。深圳的科技发展值得从理论体系、科技规律和体系架构上进行深层次研究。我对深圳科技发展理论研究起步早，也站得比较前沿，从来没有中断过，我曾经给省部级干部班、香港议员、深圳各级干部讲授全球科技发展趋势和深圳科技发展的课程，我希望以后能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
夏和顺：您还有一段在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工作的经历，这段经历与您的专业与学术研究有何关系？
陈少兵：我于2003年初参加广东省副厅级干部公选，因此于2003年8月至2009年11月任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党委委员。在广东广播电视大学期间，我的视野更开阔，施展专业能力的舞台更大。首先，我为广东省的科技事业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献计献策，撰述了《关于我省科技工作的思考建议》，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批示和重视。其次，我主持了一项大规模的调研活动，直到2009年才完成，那就是“走中等技术产品之路，再塑东莞制造新优势——关于东莞产业升级的调研”，也受到汪洋书记等领导的重视，当时的东莞市委主要领导多次邀请我前往指导。另外，我在广播电视大学工作期间，曾被省委办公厅借调半年多，被省委组织部借调9个月，曾参与起草有关文件及制定有关人才工作政策。
夏和顺：您后来调回深圳，任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您在党校的工作是否跟您的专业有关呢？
陈少兵：我于2009年11月调任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校委委员，又兼市社会科技工作者联谊会理事。我在市委党校所做行政事务性工作比较多，比如带领大家完成“深圳干部在线”的建设工作；比如大力推进党校教学改革创新，使党校的教学工作有了长足进步，2013年分别获得全国和全省党校教学管理优秀奖。但正是在党校期间，我在省内外，特别是在局级干部班中讲授“世界科技创新领域发展趋势”，使我的专业优长得到发挥，使科技课成了自己的“名片”。
高新技术是深圳的优势产业
夏和顺：您曾对深圳的产业结构做过深入的研究，著有《深圳产业结构演化与发展研究》，那么在深圳崛起的30多年历史中，您认为它的产业结构有何演化规律？其内在的动力是什么？
陈少兵：我一直关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最近出版的《深圳产业结构演化与发展研究》是一个阶段的总结。到目前为止，对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大多是从产业谈产业，而我把产业归口到科技发展的脉络中，从科技发展规律查找深圳科技的演化及发展规律，我拎起深圳产业发展的一条线就是科技。
通过研究我得出了很多重要结论，比如，我认为科技资源的聚集是极为不均衡的，只能在极少数地区聚集和生长，它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比如语言和城市是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科技依附的载体，深圳恰恰有这个特点。所有的资源都可以均衡分配，科技资源却不能。深圳这么多年的发展的动力系统是科技推动的，这一点脉络清晰，传统产业也是靠科技产业推动的，包括金融业也是，除了市场和政府外，科技就是内在动力。深圳的创新首先表现在科技领域，有一条看不见的线在带动产业发展，这就是它的内在动力。
夏和顺：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到今天非常不容易，但目前也步入困难期，比如随着要素成本的提高（房地产价格仍然居高不下，仅次于北京、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反而受到挤压，很可能削弱其产业结构优势，政府相关部门应该采取何种应对方式，才能使高科技产业与要素成本之间维持平衡？
陈少兵：深圳的高新技术与金融、物流和文化并称四大支柱产业，其中金融和高新技术更像深圳的两张名片。但在高房价带来的要素成本上升的背景下，深圳的产业结构正在进入调整通道，其中高新技术产业与金融中心建设或将互相消长。
早在1999年，我就提出要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力及处理好制造业的发展问题。2015年，我们曾深入探讨过科技道路怎么走，我感觉到高房价带来的要素成本的增高对科技产业发展的破坏性影响。我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篇访谈引起巨大反响，香港、台湾地区和旧金山的华文报纸都曾转载。
世界经济发展历程告诉我们，高服务、高发展适合于金融、贸易、专业服务等高端服务业集聚的地区，要素成本以及生活成本都很高；而高新技术产业往往始自“车库企业”，需要高素质、低成本的要素市场相配合，创业门槛一定要很低。美国硅谷、128公路地区、日本筑波科学城、以色列海法、印度的班加罗尔软件园，以及中国台湾新竹科技园等科技产业发达的地区，其要素成本都比较低，而香港、伦敦、纽约、东京等金融中心都是跟科技中心隔离的。现在很多人所说的旧金山湾区是个错误概念，硅谷离旧金山车程近一个小时，房价只有三分之一。大家往往混淆这两个地方，这两年大量的科技企业迁往德克萨斯的休斯顿，休斯顿和洛杉矶科技产业崛起，就是因为硅谷的要素成本上升，对技术创新有巨大的削弱作用，两者事实上是互相排斥和挤压的。另外像日本东京，曾经聚集了全国75%甚至80%的高科技人才，以及大量的一流大学，但没能形成真正的高科技产业，后来在距离东京约50公里开外的地方兴建了筑波科学城，成效显著。
我在很多场合说过，科技产业就是车库产业，家庭车库都可以办公，苹果等公司就是这样起家的。有人认为在深圳两者是可以相融的，但我认为深圳也不例外，高房价会对人才和创新造成挤压，滞后效应慢慢在显现。高新技术产业也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持续发展力包括要素成本和人才培养。
夏和顺：但在目前来看，深圳的金融产业和科技产业仍在并行不悖地发展，长期来看它们是否也能较好地并行发展？
陈少兵：深圳最初发展高科技企业，受惠于全球化之下的国际产业分工和转移，由于技术代差的存在和“改革开放窗口”的示范效应，深圳早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成效显著，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深圳的确是一片科研成果产业化的沃土，华为、中兴、科兴等企业早期都大量采用了来自国内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而中国的金融业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真正发展起来，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也并不大，深圳也是这么一个状况，应该说这给了高新技术产业一个成长的机遇。但现在技术代差已经基本被抹平，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政策对新兴国家产能的挤出，意味着国际分工产能转移的结束，也意味着追赶型发展阶段的结束。另外，深圳已经建立起全国乃至全球领先的科技产业化优势，眼下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必然选择，要保证能够吸引人才，需要有综合配套。高社会成本尤其是高生活成本会抑制科技创新，这已被全球证明，我们不可能走出一个不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新路径，历史将证明违反科技发展规律必将受到惩罚。
夏和顺：前一个时期深圳房价上涨，要素成本上升，出现过一些企业外迁的现象，但它们很多可能仅仅是将生产基地外迁，而核心研发部门仍会留在深圳，所以对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不会有太大影响？
陈少兵：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某些环节，特别是生产环节，向周边城市扩展后形成新型的“前店后厂”模式，实现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很好的发展趋势。但我认为，久而久之容易导致分离。世界上很少有仅靠研究立足的企业或城市，美国高通是一个孤例。研发和生产应该是有机整体，不能做过多地理上的分离，远离了环境的支撑作用，研究人员对各个环节难以有系统的理解（纯生产环节除外），长远来看会产生问题。这一点深圳要吸取台湾新竹科技园的教训。2000年以前，新竹科技园是全球除硅谷外科技产业发展最好的地方，曾经在3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上，创造了超过当时整个深圳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乃至整个深圳的GDP。但现在不管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化，我们几乎已经不再提及新竹。它的一个很大问题是产业空心化，大量核心生产环节外迁，看似占领了市场，扩大了规模，但自身弱化了，最终没能维持持续创新的过程。所以我要强调一个地区的实体产业不能过度弱化。再进一步说，失去了实体产业的支撑，你的金融业为谁服务？
深港一体化与粤港澳大湾区
夏和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刚刚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通过，作为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与发展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点，深圳在大湾区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重点应该做哪些方面的工作？
陈少兵：《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以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组织编制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实施方案，广东将联手港澳共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深圳更是责无旁贷。另外，我们还要与香港紧密协作，推动畅通要素便捷流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除合作打造全球创新发展高地外，还要共建金融核心圈和优质生活圈，把深港两地建成绿色、宜居、宜业、宜游的世界都市。作为一名长期关注科技管理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学者，我关注的主要还是深圳在未来大湾区建设中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发展优势，以及深圳与香港等城市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合作问题。
夏和顺：1997年，香港回归的当年，时任深圳市长李子彬在香港媒体发表了《从战略高度推进深港科技合作》一文，表明深圳与香港科技合作的意愿，深圳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那么双方科技合作状况如何呢？
陈少兵：我认为，香港的科技发展跟香港本地现存产业之间没有关联，深圳的科技产业从起步到发展壮大跟香港也没有任何关联。深圳在全球科技产业领域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本来，深圳与香港之间的科技发展可以说是互补大于竞争，可是遗憾的是，香港发展科技产业路径不对，最先搞数码港，实际上没有任何作用，因为它的科研与产业没有扎下根，当年选择去香港创业板上市的深圳企业都没有发展起来。
早在2000年我与香港学者交流时，就建议香港要进行调整，深港科技产业发展要走在一条道路上才能合作，走两条路就会错开。香港高校科研人员要关注本地产业的发展。比如新加坡，举全国之力发展生命科学产业，目前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但是香港到底发展什么科技类产业？我们没有看到，深圳跟香港之间在技术来源、市场选择、科学研究、产业发展等方面都没有交集，是两张皮。
我认为，深港之间目前存在严重的技术代差，香港跟深圳之间的技术档次拉得越来越大，在互联网方面也是如此。比如，香港最先搞八达通，但并没有扩展到互联网，到现在为止还只有那么一个功能。深圳相关的产业当时起步落后于八达通，但是很快扩张到各个领域，技术提升完全超过了香港。
夏和顺：既然深圳与香港的科技产业之间没有关联性，而深港本来就存在一体化趋势，在未来粤港澳大湾区中两个城市又具有同样重要地位，那么两地应该如何开展科技合作呢？
陈少兵：我觉得这么多年所谓的“深港科技合作”，仍然还是在原地踏步，这应该引起双方高度重视。目前香港发展科技产业缺乏基础条件，必须依靠深圳，所以深港在经济、科技一体化方面有许多事情可做，深圳要带动香港的科技产业的发展。前不久我应邀去香港做过一次演讲，我曾经提过三个建议：第一，共筑合作基础，两地科研机构、产业部门要坐下来探讨问题所在；第二，科技基础设施相互开放，深圳的超算中心以及很多的企业工程技术中心对香港开放，双方完全可以共享，因为本来就是一家人；第三，我们经常讲到橡胶轮胎产业就会想到阿克隆大学，讲到硅谷就会讲到斯坦福大学，深圳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应该尽应有的职责和义务，把两地科技资源整合起来，深港一定能够变成全球科技中心。未来湾区科技产业的发展我个人认为不管怎么提，产业体系的发展非深圳和广州莫属，香港要设法融入这个体系中去，从研究开发到科技产业，到配套服务，形成体系，从某一个点发展很难。当然香港也有它的优势，在体制机制上深圳要学习借鉴香港。
深圳的汽车工业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
夏和顺：汽车工业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水平、经济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您在这一领域有深入研究，中国的汽车工业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迅猛，特别是轿车的销量已占世界第一。那么中国的汽车工业在世界格局中占什么样的地位，深圳的状况又如何？
陈少兵：从2012年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产销国，但我们在传统汽车工业方面是落后的，到目前为止都是如此，民族汽车工业没有站立起来，特别是发动机，只能依赖别人。现在有一个好消息，电动汽车的发展给了我们弯道超车的机会。深圳在这方面起步比较早。
电动汽车不是新概念，最早的汽车就是由电池驱动的，诞生地是法国，早在19世纪60年代西方赛车中电动汽车时速就能达到十几公里。后来有了内燃机，动力问题解决了，而电动汽车在可操控性方面比较差，所以逐渐被淘汰。但是，对电动汽车的研究从二战后期至今没有中断过，以美国通用、日本丰田等公司为主，而丰田要早于特斯拉。20世纪90年代以后，电池技术、电池容量的研究突飞猛进，能源密度更高，电动汽车迎来了又一个春天。中国的电机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深圳比亚迪目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电动汽车厂商，而电池技术最先进的还是日本，锂离子电池是美国人实验成功的，由日本人真正产业化，日本掌握着最高端的电池技术，到今天仍然如此。比亚迪虽然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差距，但已不如传统产业差距那么大，所以现在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电动汽车与自动驾驶相结合，仍然会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产业，非常值得研究。
夏和顺：您的专著《汽车工业技术创新规律研究》更多的还是关注这一领域的技术创新问题，您进入这一研究领域还是在华中理工大学攻读博士阶段。通过研究，您是否找到了汽车工业技术发展的轨道与技术变革的途径？
陈少兵：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工业革命以来的典型工业的发展和创新规律进行研究，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面向全国征集。所谓典型工业，包括汽车、石油、电子信息、航空航天。汽车工业基本上能体现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大部分科技创新的产品都能在汽车上找到身影，在全球工业中，它规模最大，就业人数最多，创造的价值也最大。刚才我已经简单提到过这件事，就是我获得湖北省自然科学论文一等奖的那个课题。当时我正在读博士，我与导师团队承担了汽车工业的研究课题，1998年发表了《汽车工业技术创新的一般规律与发展趋势》一文，该文被评为湖北省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一等奖，也是唯一一篇在校博士生获得一等奖的。我当初研究时没有想到深圳会发展汽车产业，甚至没有想到我会到深圳工作，没有想到比亚迪会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
夏和顺：您到深圳工作后，曾换过多个岗位，担任不同职别的领导。到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联合会）工作以后，可能会更加接近您的学术专业，这对您的研究是否会有积极影响？
陈少兵：近20年来，我发表过近百篇学术论文，独立出版了《深圳产业结构演化与发展研究》《汽车工业技术创新规律研究》等专著。不管是做什么行政工作，不管在哪个领域，我的学术研究从来没有停止过，它对我来说不仅仅意味着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带来了很多快乐。我想不管以后怎么样，都会围绕着深圳的科技产业，围绕着习总书记新时期科技创新思想做一系列的研究，也希望把科技管理研究打造成深圳社科院的一张名片。
夏和顺：能否谈谈您目前的研究课题？您认为在深圳学派建设中，科技管理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陈少兵：我最近带了一个团队，做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产业协同发展的综合研究。刚才我们谈到过，科技产业在未来大湾区建设中的作用非常独特，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人从产业的角度进行研究，更没有人从科技产业的角度来研究。深圳是高科技城市，是国家创新示范城市，我长期对香港与深圳进行对比研究，最近所写论文也都有涉及。
深圳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学术文化的实力和水平也大幅提升，这在城市未来的发展中至关重要。我认为，在深圳学派建设中，科技管理可以形成一个特色学科。深圳的学术建设离不开其本土特质及文化特质，深圳在全国最响的名片就是科技和科技产业，恰恰这一块我们要在学术上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陈少兵简介
陈少兵 湖北天门人，武汉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学士、硕士，曾任中国地质大学讲师，1997年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获工学博士学位。1997年任深圳市科技局办公室科长，2000年任中共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经济处助理调研员，2002年任市委政策研究室决策资讯服务中心主任，2003年任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2009任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兼深圳市政协文化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副主任，2014年任深圳市社科院、市社科联副院长、副主席。
研究领域为科技管理。博士学位论文题为《汽车工业技术创新的规律、特点及其经济性分析》。著有《深圳产业结构演化与发展研究》《汽车工业技术创新规律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