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现状
本课题涉及的研究领域可以分为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研究现状阐述如下。
一 本体研究
与本课题相关的本体研究主要涉及汉字理论研究、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汉字文化研究、造字智慧研究等。
（一）汉字理论研究
汉字结构和汉字职用是本课题研究甲骨文等古文字在语文教育中应用的基础，因此，与本课题关系最为密切的汉字理论主要包括汉字构形学理论和汉字语用学理论。
汉字结构分析的基础主要是传统的“六书”，后来，唐兰、陈梦家、裘锡圭、刘又辛等先后从造字角度分别提出了“三书说”。[1]不管是“六书”还是“三书”，对汉字结构类型的分析主要立足于对整字结构的分类。20世纪90年代，王宁先生创建了“汉字构形学”，这一理论改变了“六书”“三书”等理论立足于对汉字整体结构进行分析归类的方法，而立足于对汉字构件功能进行分析归类，然后根据构件功能确定整字的结构类型，这种方法可操作性强，适宜对从甲骨文到现代楷书的所有汉字进行结构模式分析。因此，该理论创建以来，汉字结构的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李运富先生对王宁先生的汉字构形学理论又有所阐发，他将王先生在《汉字构形学讲座》中提出的四种基本的构件功能和演变后丧失理据所形成的记号并列为五种构件功能，并用推算加变通的方法将各种功能的组合模式概括为20种基本模式，使汉字构形模式更为全面，更具系统性。
“汉字字用学，就是汉字学中探讨汉字使用职能变化规律的分科。”[2]这是王宁先生早在1994年就提出的字用学概念，明确指出了字用学的研究内容是汉字的使用职能。李运富先生在王先生的启发下，从1996年开始有意识地研究汉字职用问题，先后发表了《论汉字职能的变化》《论汉字的字际关系》《论汉字的记录职能》等文章。2004年李运富先生首先提出了“字形、字意（构意）、字用”汉字“三平面”理论。该理论认为，传统汉字三要素“形、音、义”中的“音”“义”都来自汉字所记录的语词，属于汉字的“职用”，这样，原来的三要素就合并为“形”“用”两个要素；而原来被纳入字形属性的结构或构意，另立为单独的要素“意”，这样就形成新的汉字三要素——形、意、用，也称汉字“三平面”。2005年，李运富先生发表《汉字语用学论纲》，正式倡议建立“汉字职用学”（当时称“汉字语用学”），并在《汉字学新论》（2012）中首次给予汉字职用独立的地位。与此同时，黄德宽先生的《古汉字发展论》对不同时期汉字的形体、结构、使用等情况进行了静态描写和动态分析，即从三个平面阐述不同时期汉字的特点，总结了汉字发展规律。李、黄二位先生不约而同地从“形、意（构）、用”三个不同视角研究汉字，在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吸引很多研究者对汉字职用等现象进行研究，产生了大批与汉字职用相关的成果，此不赘述。
（二）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
自甲骨文发现至今120多年来，在几代学人的辛勤努力下，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成果日益丰富完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古文字考释、甲骨材料的收集整理、分期、商代史研究以及数字化等。与本课题密切相关的是古文字的收集与整理，字形考释与构意说解等成果。
古文字的收集整理成果主要有《甲骨文合集》《新甲骨文编》《殷周金文集成》《新金文编》《战国文字编》[3]等断代古文字汇编，还有《古文字类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4]等通史性的古文字汇编，这些字编是本书提取字形的主要依据和参考。
汉字构意说解成果非常丰富。《说文解字》把汉字分为540部，以部首字为统领，对9353个汉字逐个进行说解，揭示了汉字形体与音义之间的关系，说明了汉字系统的结构规律，为字理教学提供了典型而系统的材料。同样，《甲骨文字典》《甲骨文字集释》《甲骨文字诂林》《甲骨文常用字字典》《金文诂林》《金文常用字典》《战国古文字典》[5]等断代性质的工具书，《古文字诂林》《汉语大字典》[6]等具有通史性质的大型工具书，都对汉字构意进行说解。这些工具书不仅为字词教学提供依据，还为进一步研究汉字创造智慧、词汇隐含义素以及汉字文化等提供线索，是研究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成果在现代教育中应用的重要基础。不同工具书对于古文字形与现代汉字的对应关系、字形构意说解还有一些分歧，对于有分歧的观点，本书择善而从，即采用符合汉字系统、历史文化以及逻辑真实的观点，对于难定正误的汉字形体及其构意说解，本书尽量回避。
此外还有一些对甲骨文等古文字构意进行解析的普及读物，如邹晓丽的《基础汉字形义释源》，曹先擢、苏培成的《汉字形义分析字典》，左民安的《细说汉字》系列，刘庆俄的《汉字形义通释》《图说汉字形义300例》，廖文豪的《汉字树》系列，李乐毅的《汉字演变五百例》《汉字演变五百例（续编）》，唐译的《图解说文解字》，吴苏仪的《图解〈说文解字〉：画说汉字》系列，黄伟嘉、敖群的《汉字部首例解》，张素凤的《一本书读懂汉字》《汉字趣味图典》等，这些书都具有科普性质，其特点是语言通俗易懂，把古文字构意与现代汉字使用结合起来，不仅为读者展示了汉字的发展演变过程，还通过汉字构意说解，诠释了汉字音义的来源，使读者对汉字的使用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这些科普读物的写作方法和写作思路都对本课题很有启发。
（三）汉字文化研究
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据义构形的造字方法和汉字形体的人为规定性决定了造字时期的社会生活经验必然在汉字形体中有所反映。同时，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也必然在汉字形体和字形说解中有所反映。因此，汉字尤其是甲骨文等古文字就像蕴含着历史文化信息的化石，可以作为探究古代历史文化的依据和线索。
通过汉字形体阐述相关历史文化信息，具有悠久的历史。《说文解字》在说解文字的同时，阐释了字形中蕴含的大量历史文化信息。汉字文化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热潮，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得到重视，新一轮的传统文化热开始兴起。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汉字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汉字文化因此成为研究热门。但是有的研究者过分夸大汉字的文化功能，把本不属于汉字文化方面的东西硬塞到汉字文化中来；甚至有人声称汉字必将成为未来世界的通用文字。在这样的背景下，汉字文化研究成果出现井喷现象。不难理解，受过激思想影响，有些研究者热情有余，理性不足，导致有些成果论证缺乏坚实基础。这种现象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高度注意，他们对汉字文化研究的原则、理论和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汉字文化研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及时的纠正和引导。王宁先生的《汉字与文化》对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汉字文化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
汉字文化论文论著非常丰富，有的对汉字与文化关系从理论上进行探讨，有的具体揭示汉字形体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黄德宽、常森的《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阐述了汉字与社会历史文化相互影响的关系，对汉字阐释的性质特点进行了分析探讨，强调汉字阐释者的文化背景对于阐释汉字构意有一定影响。《甲骨文字诂林》汇集了各家对甲骨文构意的说解，对古代历史文化多有涉及，该书是纂集性质的，同一个字往往有几种甚至十几种不同说法，需要我们仔细分析、鉴别、选择。《说文解字》对小篆字形构意的说解，也涉及古代历史文化。此外，何九盈、胡双宝、张猛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简论汉字文化学》、赵诚的《甲骨文与商代文化》、李玲璞等的《古汉字与中国文化源》、张光直的《中国青铜时代》、李炳海的《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宋兆麟的《巫觋——人与鬼神之间》、雷汉卿的《〈说文〉“示部”字与神灵祭祀考》、詹鄞鑫的《神灵与祭祀》、刘志基的《汉字文化综论》《汉字与古代人生风俗》、饶宗颐的《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王立军的《汉字的文化解读》、王贵元的《汉字与历史文化》、吴东平的《汉字文化趣释》、林成滔的《字里乾坤：汉字文化畅谈二十三章》、刘志成的《文化文字学》、李土生的《汉字与汉字文化》、董来运的《汉字的文化解析》、曹先擢的《汉字文化漫笔》、王宁的《汉字与中华文化十讲》、李索的《汉字与中华传统文化》、张素凤等的《字里中国》等，都立足于汉字据义构形的表意特点，对汉字形体中所蕴含的社会历史文化信息进行阐释，为本课题运用甲骨文等古文字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然而文化本身有精华也有糟粕，有的内容并不适合少年儿童。本课题拟从中选择对少年儿童身心发展具有正能量的内容，把它们与中小学课文对接，以便教师直接“拿来”使用。
此外，还有大量专门探讨单字文化内涵或挖掘一组字所反映的一种文化现象的论文，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四）造字智慧研究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2015）：“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吸取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把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和吸取人类优秀文化营养都作为重要的教学目标。我们民族一个重要的智慧体现就是创造了极具表现力和生命力的汉字，然而，对造字智慧进行阐释和研究的成果非常少。王作新的《汉字结构系统与传统思维方式》对汉字创造中体现的意象思维进行阐释，分析它不同于逻辑思维的特点，指出意象思维是一种有助于创造的思维方式。孔刃非的《汉字创造心理学》从心理学、人类文化学、哲学与全息学等角度研究了“汉字创造”所需要的“文化平台”和“心理特征”，对汉字创造的性质、特征与各种技巧进行了系统论证。姚淦铭的《汉字文化思维》对汉字形体所体现的思维方式进行了解读，阐释了中国人“以字为本”，对汉字的“以形为本”和“内存思维”方式进行了解读，阐释了其中蕴含的创造智慧。詹绪佐、朱良志的《汉字与中国文化教程》其中一讲是“汉字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分析了汉字形体所体现的直观认知方式，分析了其中蕴含的朴素辩证与具象思维模式。孙雍长的《汉字构形的思维模式》根据汉字构形的心智特征，归纳出“绘画象物”“烘托显物”“标记指物”“借形寓意”“符号示意”“比形象事”“合字会意”“加注意符”“加注声符”“音义合成”十种汉字构形的思维模式。这些论文论著大都针对整个汉字系统所体现的总体思维特征进行阐释，这对本课题分析汉字创造智慧具有一定启发和指导意义。由于这些著作侧重对创造性思维的理论分析和总体概括，很难直接融入汉字教学，所以，要把汉字造字智慧应用到汉字教学中，还要对常用字的创造智慧进行具体分析，以便一线教师在汉字教学中直接“拿来”应用。
二 应用研究
甲骨文等古文字在语文教育中的应用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部分：字词教学，诗文炼字赏析，创造性思维训练，传统文化熏陶等。
（一）在字词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识字教学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当然也有过一些偏颇。从启蒙识字教材看，早期的识字教学主要是把常用字编成灵活多样的韵语，使之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背诵和记忆。这种通过具体语境把识字与文化学习融为一体的识字方法延续了几千年，不管是最早的《史籀篇》，还是被概括为“三仓”的李斯的《仓颉篇》、赵高的《爰历篇》和胡毋敬的《博学篇》，还是西汉史游的《急就篇》和南北朝时梁周兴嗣所作的《千字文》，以及后来的《百家姓》《三字经》等，这些识字教材都是韵语形式，内容广博，目的是让儿童在背诵中逐渐掌握所用汉字和相关文化知识。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时期，由于废科举、兴新学，“三、百、千”等识字教材逐渐被国文教科书所代替。这个时期的识字教材比较注重趣味性和实用性，从看图识字开始，采用分散识字方法，边识字边阅读，识字、阅读并进。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分散识字造成的识字量减少问题，多次开展识字量和识字教学法的讨论，并进行了相关教学实验。改革开放以来，识字教学法研究更加活跃，一线教师和教育专家共同努力，对识字教学进行积极的改革和探索，涌现出许多新的识字教学法，识字教学取得长足发展。
与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成果关系最为密切的识字教学法是字理教学。字理教学是一种利用汉字特点和结构规律进行识字教学的科学方法。字理教学法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被有识之士提出，陈独秀的《小学识字教本》（未完成）就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他在这本书的《自叙》中说：“昔之塾师课童，授徒而不释义，盲诵如习符咒，学童苦之。今之学校诵书释义矣，而识字仍如习符咒，且盲记漫无统纪之符咒至二三千字，其戕贼学童之脑力为何如耶！即使中学初级生，犹以记字之繁难，累及学习国文，多耗日力，其他科目，咸受其损，此中小学习国文识国字之法亟待改良，不可一日缓矣。”指出了“漫无统纪”学习汉字的危害，指出汉字难学并不是汉字固有的属性，而是教学方法问题；如果认识正确，方法得当，就可化难为易，提高汉字识字效率。他主张遵循汉字的特点和汉字系统结构的内在规律进行字理教学，用字根法、字原法、理据法来代替一般的机械识记法，以提高学习兴趣、帮助记忆、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习惯。近年来，字理教学得到越来越多教学研究者和一线教师的认同，王宁先生根据汉字规律和教学特点，提出“汉字教学不但要注重教法，更要注重学理，也就是要遵循汉字自身的规律，接受科学汉字学的指导”。[7]从理论高度阐述了字理教学的科学原理，提倡“用科学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有规律的思维训练为前提去探索如何生动活泼地教学和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用更高的境界去看待汉字教学的意义，规定汉字教学的目标，汉字教学才可以真正承担‘教育的基石’这个重要的任务”。并具体阐述了字理教学实施办法，指出“把握系统的前提是要使个体字符的积累达到一定的数量，汉字教学在个体字符一定数量的积累之后，要依赖它的构形系统，利用字与字的关系加强联想，减轻记忆负担，建立构形规律的基本观念。汉字自身的规律是在个体字符形体类聚中存在并显现的”。李运富的《汉字构形原理与中小学汉字教学》[8]提出要把汉字学理论与识字教学结合起来，用汉字学理论指导识字教学实践，并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了字理教学概念：“我们在汉字教学中把汉字的构形理据或变形理据分析出来告诉学生，让学生知道某个形体的构造原理及其演变过程，这就是字理教学。”并将字理教学的意义概括为：有助于辨析形近字和纠正错别字，有助于系统地掌握汉字，有助于掌握词义系统，有助于了解古代历史文化；并分析了推行字理教学的可行性和字理教学的基本原则。戴汝潜主编的《汉字教与学》系统介绍了各类识字法，字理识字法是其中一种识字教学法；贾国均的《科学适用的字理识字教学法》和《字理识字研究与实践》专门论证了字理教学法的理论可行性，说明了字理教学法的基本原则和相关模式等。刘永成的《汉字与文化：兼论汉字教学改革》强调将汉字的演变历史渗透到汉字教学中，将抽象记忆转化为形象记忆，是一种更易学、效果更好的教学方法；他认为这种方法可以提高学习兴趣，降低学习难度，有利于掌握汉语复杂的字词关系，有利于辨析形近字和近义词，能有效解决语言学习与文化融合问题。此外，张素凤的《汉字学理论在识字教学中的应用》、李海华的《字理识字法在教学中的优化运用》、洪惠敏的《运用汉字学提高小学低年级识字教学效率》、王信根的《小学语文识字教学探析》、王鹏伟的《从象形特点和构形规律看汉字教学策略》、李晓玲的《“理”趣相生识汉字：小学语文识字教学策略探微》等，探讨了如何利用汉字规律进行识字教学，为本课题利用甲骨文等古文字进行汉字教学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和思路。
随着古文字研究成果的不断发展和普及，甲骨文等古文字逐渐走入中小学课本和教辅材料中，目前王宁先生领衔的北京师范大学专家团队开发的“汉字全息资源应用系统”正式上线，为中小学字理学习提供了可靠的资源，为教师利用甲骨文等古文字进行字理教学提供了依据。
（二）在诗文炼字赏析中的应用研究
利用汉字进行诗文炼字赏析的相关研究，目前主要是本课题负责人张素凤的部分成果，专著《说字解诗》[9]以23组具有近义关系的46个字为主线，通过字形构意抽绎出词语的隐含义素，并通过隐含义素显性化辨析近义词，以隐含义素为抓手，对相关诗词炼字之妙和思想内涵进行解析，为诗词赏析开辟了一条新路径。此外还有一些相关论文，如《谈字理分析在课文解析中的应用》[10]从题眼字、文眼字、修辞用字三个角度总体阐述古文字构意在课文解析中的作用和价值。《〈诗·周南·桃夭〉新解》[11]通过对“归”“夭”“宜”等古字形构意的分析，对这首诗的主旨提出新的见解。《汉字构意在古诗赏析中的应用价值——以小学一年级课文〈小池〉为例》[12]对部编小学语文一年级课文《小池》进行了解析，具体说明了汉字构意在诗词解析中的应用方法。《论“落”的隐含义在诗词解析中的应用》[13]以“落”的字形构意为依据，抽绎出“落”的隐含义素，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十几首诗词中落花、落叶意象的象征意义；还通过字形构意比较了“落”与“坠”、“降”的意义差别，为赏析古诗词炼字之妙开辟了新道路。《“寄于形”的隐含义素在古诗文赏析中的应用——以“开”“发”为例》[14]以“开”“发”二字为例，《用汉字构意揭示语词隐含义开辟诗词赏析新途径——以“尽”字为例》[15]以“尽”为例，阐释了如何利用汉字构意抽绎语词隐含义，并利用隐含义素赏析诗词意象和思想内涵，使原来只可“意会”的炼字之妙可以“言传”。此外，金文伟的《〈伯牙绝弦〉字词的科学解析——古诗文课的“科学识字”之一》[16]利用“绝”的甲骨文构意解析“绝”在课文中的意义，并进一步阐释了《伯牙绝弦》的思想内涵。李岐在《解字析词——字理解析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探究》第四章专门探讨字理解析在阅读教学中的应用，虽未涉及古文构意，但其从字词入手进行阅读分析的方法对本课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在创造性思维训练中的应用研究
本课题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探究如何利用汉字创造智慧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该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利用汉字创造智慧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主要是以具体字的创造方法为素材和案例，有针对性地训练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培养学生观察、分析、概括、抽象、联想、想象、判断、选择等思维方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研究成果。第二是用造字方法和造字智慧启发学生布局谋篇的作文方法，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詹绪佐、朱良志的《汉字与中国文学的意象创造特征》[17]，文章揭示了汉字与文学意象之间的联系，该文指出“汉字中实际上也存在一个意象结构，每一个字均有意象两极，意是表达的概念，象是具体的符号”。“汉字创造中深埋着一种借物写心的比喻创造原则”“汉字是现今唯一还在使用的‘诗性文字’，它是一种具象符号，具象符号不指谓世界，而显示世界。显示世界就是将客观世界直接移入到符号世界中，不去割裂自然的内在生命，不是用一小打人为的符码去规范组合宇宙，而是力求保护自然生命的完满性和原初形态，让生命自身去自然的呈露”。这些论述对本书深入研究甲骨文等古文字在语文教育中的应用功能之一——造字智慧在写作教学中的应用，无疑具有启发和参考价值。
（四）在传统文化熏陶等方面的应用研究
特级教师于漪曾说：“教语文，须站在文化的平台上……汉语言文字记载着中华数千年的古老文化，它不是无生命的僵硬的符号，而是蕴含着中华民族独特性格的精灵。”汉字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努力把汉字所蕴含的传统文化融入其中，这样不仅使汉字教学课堂更加丰富、有趣，同时传统文化“润物细无声”的渗透，也会使学生逐渐受到民族历史文化的熏染，增强民族的自豪感，从而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得以传承和延续。李运富的《汉字教育的泛文化意识》强调语文教育应该担负起传承优秀文化的重担，强调汉字教育应有“文化意识”。喻芳华的《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文化教学探究》对汉字教学中渗透汉字文化的意义、教学原则和教学策略进行了阐发。贾清妍等的《传统文化视域下的汉字教学研究》在分析汉字文化教学的必要性后，提出可用讲授法、演示法、练习法等将汉字的文化属性融入教学，合理利用网络资源传播汉字文化知识。除了这些理论研究外，还有许多中小学语文教师对如何在汉字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进行实验和探究，如林睿的《识字教学中的汉字文化浸润》、陈慧文的《浅析汉字文化与小学语文识字教学的联系》、范从林的《汉字文化在识字教学中的作用》、陈小芹的《识字教学中渗透汉字文化的研究》、刘晓茹的《如何在小学语文识字教学阶段引入汉字文化》、马耀珍的《小学识字教学中渗透汉字文化的策略》、王瑞华的《小学识字教学中渗透汉字文化初探》，等等。大量相关论文说明，已有很多教师在实践中体会到识字教学与汉字文化信息融合的必要性，也从侧面证明了本课题的可行性。但是，这些文章对于汉字文化信息的说解大都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有些说法还非常牵强，缺乏科学性；但足以证明识字教学中融进文化信息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识字教学与文化的融合方式还有进一步探索和提升的空间。
总之，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这些研究大都停留在学术象牙塔内，与语文教育实践结合得还很不够，其在语文教育中的许多功能还有待开发。本课题的目标就是在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语文教育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把古文字研究成果“拿来”为语文教育服务。
[1] 他们的“三书说”各不相同。唐兰的“三书说”包括象形、象意、形声，陈梦家的“三书说”包括象形、假借、形声，裘锡圭的“三书说”包括表意、假借、形声，刘又辛的“三书说”包括表形、形声、假借。
[2] 王宁：《〈说文解字〉与汉字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47页。
[3] 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刘钊主编《新甲骨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2007；董莲池编著《新金文编》，作家出版社，2011；汤馀惠主编《战国文字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4] 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徐中舒主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中华书局，2010。
[5]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14；李孝定编述《甲骨文字集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2；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刘钊、冯克坚主编《甲骨文常用字字典》，中华书局，2019；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59；陈初生编纂《金文常用字典》，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中华书局，1998。
[6] 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2010。
[7] 王宁：《汉字教学的原理与各类教学方法的科学运用》（上、下），《课程·教材·教法》2002年第10、11期。
[8] 李运富：《汉字构形原理与中小学汉字教学》，长春出版社，2001。
[9] 张素凤、孙春青：《说字解诗》，华文出版社，2020（即将出版）。
[10] 张素凤：《谈字理分析在课文解析中的应用》，《语文知识》2017年第24期。
[11] 张素凤、杨洲：《〈诗·周南·桃夭〉新解》，《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12] 张素凤：《汉字构意在古诗赏析中的应用价值——以小学一年级课文〈小池〉为例》，《语文建设》2018年第28期。
[13] 张素凤：《论“落”的隐含义在诗词解析中的应用》，《美与时代》（下）2019年第1期。
[14] 张素凤：《“寄于形”的隐含义素在古诗文赏析中的应用——以“开”“发”为例》，《语文建设》2019年第19期。
[15] 张素凤：《用汉字构意揭示语词隐含义开辟诗词赏析新途径——以“尽”字为例》，《教育实践与研究》2019年第35期。
[16] 金文伟：《〈伯牙绝弦〉字词的科学解析——古诗文课的“科学识字”之一》，《小学教学研究》（教学版）2010年第5期。
[17] 詹绪佐、朱良志：《汉字与中国文学的意象创造特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