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早期国家阶段族群的迁徙现象及其影响

——以妘姓族群为例的考察

黄明磊

提要：在中国早期国家阶段，统治集团为了有效控制各臣服族群，往往会利用政治权力将它们中的一部分或全部强行迁徙到异地，与其他族群交错杂居。其中，原本居住在河南及山东南部的妘姓族群时常因朝代更迭而被迫散居各地。这种统治策略不仅使大批血缘族群分散离析，还导致不同族群间的血缘藩篱在各族群长期的混居、通婚中瓦解于无形，推动了早期国家向着成熟地域性国家缓慢转变。

关键词：妘姓　族群混居　早期国家

恩格斯曾指出，国家文明产生的标志有两个：一是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1]在先秦史学界的普遍认识中，我国早在夏代就已发展到国家阶段，可直至商与西周时地方组织仍以血缘性族群为主要基础，地域关系尚未成形。这样的实际显然与恩格斯的论断不符。因此有学者尝试着结合中国的实情，提出新的国家形成标志[2]，或者引入西方“早期国家”的理论，将我国上古三代的国家模式与希腊、罗马等“成熟国家”模式做区分。[3]笔者以为，学界对夏、商、西周时的社会组织结构还保留浓厚血缘色彩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政治主导下频繁发生族群迁徙与整合，地域性因素在当时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我们在相关研究过程中估计不足的。因而，本文将尝试着从商周时期妘姓族群的分布与迁徙角度着手，探讨早期中国地域因素与血缘因素消长的真实情况。

一 妘姓族群的起源地及早期历史

妘姓出自祝融，为祝融八姓之一。《国语·郑语》云：“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未有。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秃姓舟人，则周灭之矣。妘姓邬、郐、路、偪阳，曹姓邹、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而又无令闻，必不兴矣。斟姓无后。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闽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

关于祝融八姓的地理分布情况，《左传》昭公十七年传曰：“郑，祝融之虚也。”此处的郑在今新郑市北，是西周灭亡后郑人东迁所建之国。僖公三十三年传曰：“楚令尹子上……伐郑，将纳公子瑕。门于桔柣之门，瑕覆于周氏之汪，外仆髡屯禽之以献。文夫人敛而葬之郐城之下。”郐城为故妘姓郐国所在，郑玄《毛诗谱·桧谱》云：“桧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桧国在《禹贡》豫州外方之北，荥波之南，居溱、洧之间。祝融氏名黎，其后八姓，唯妘姓桧者处其地焉。”[4]郑玄所说的“桧”即郐，可知《左传》所说的郑地“祝融之虚”是指郐城。1997年，新密市东南三十五公里与新郑交界的曲梁乡大樊庄古城寨村发现一处龙山时代城址[5]，学者多以为此即祝融之墟。[6]祝融八姓由新郑向四周发散，其中己姓昆吾，《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说：“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旧许在河南许昌市，后昆吾又迁于卫[7]，因此《左传》哀公十七年记载卫国有“昆吾之观”及“昆吾之墟”，杜预认为在濮阳[8]，即今河南濮阳西南二十里处。苏，在河北临漳故邺城西。[9]顾，位于今濮阳市范县。[10]温氏，在河南温县西南三十里处[11]；董姓之鬷夷即《尚书·汤誓》之三朡，伪孔传说：“三鬷，国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12]古定陶在今山东定陶附近；彭姓之彭祖，在彭城[13]，今江苏徐州境内。豕韦，《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豕韦氏”，杜预说“东郡白马县东南有韦城”，即今河南滑县一带。[14]诸稽，无考；秃姓舟人亦在河南新郑地区[15]；妘姓之国，《国语·郑语》提到的有邬、郐、路、偪阳，《左传》隐公元年有“夷”、僖公三十三年有“桧”、襄公十年有“偪阳”、昭公十八年有“鄅”。《郑语》曰：“东寄帑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韦昭注：“十邑，谓虢、郐、邬、蔽、补、舟、依、柔、历、华也。”[16]其中邬、郐同列，则两地相距应当不远，都在河南新密市东南方。路，史籍无考。据《春秋大事表》，夷在山东即墨西六十一里处。偪阳，在今山东枣庄市峄城区。鄅，在山东临沂北十五里；曹姓之邹，或作“邾”，文献又称“邾娄”，“娄”为邾之余声，合邾娄之音则为邹，在山东邹城市东南二十多里。[17]莒，一说为己姓，如《左传》文公七年云“穆伯娶于莒，曰戴己”，戴为谥号，己为姓。一说为嬴姓[18]，史籍无曹姓之莒。芈姓之夔在今湖北秭归东。[19]越即杨粤，《史记·楚世家》曰：“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庸即今十堰市竹山县，而鄂在今湖北武昌县。[20]则杨粤当在十堰与鄂州之间。从熊渠进军路线看，早期的荆楚当在湖北西部。

综合上述，学界一般认为祝融部族起源于河南新郑地区，后扩散到山东东部及南部、河北南部、江苏北部。[21]其后裔逐渐繁衍出八个族姓集团，即己、董、彭、秃、妘、曹、斟、芈。《大戴礼记·帝系》说陆终“产六子”[22]，似乎他们是同时出现的兄弟氏族，实则此八姓是周人对祝融后裔分化状况的概括，一般而言，当新氏族从老氏族中分离出来，老氏族的名称要么上升为胞族名或废弃不用，要么就由新氏族中的某一支继承，其他各支另取新姓[23]，如己姓分出昆吾、苏、顾、温、董等五个亚系，据韦昭解释，昆吾为己姓始封之国，苏、顾、温、董皆为“昆吾之后别封者”[24]。其中董氏最终抛弃己姓，发展成董姓。再如《左传》成公十一年传曰：“昔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与檀伯达封于河。”《春秋》僖公十年有“狄灭温，温子奔卫”，此温子即苏忿生后裔，苏氏之旁支，直至西周才从苏氏独立析出。

我们在商周金文中只能找到己、妘、曹、芈四姓，董、彭、秃、斟在夏商时期既已败亡，败亡的原因主要是卷进了王朝易代的族群冲突中。如夏初太康时期，东夷首领后羿灭夏，不久后羿为寒浞所杀。寒浞又命其子“灭斟灌氏及斟寻氏”，斟灌与斟寻分别在山东范县及河南偃师[25]，这正属祝融族群聚居区域，应是斟姓之后。己姓之昆吾及顾、彭姓之豕韦，原本与夏王朝关系密切，因为《大戴礼记·帝系》、《五帝德》和《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虞舜、夏及祝融出自高阳氏颛顼一系，而商、周出自高辛氏帝喾一系，所以昆吾可“为夏伯”[26]。待到商汤灭夏，昆吾、顾及豕韦等依附于夏王朝的祝融部族首先遭到打击，这就是《诗经·长发》所说的“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周人灭商后，秃姓也为周所灭[27]，成王年间的铜器员卣（《集成》5387）铭曰：“员从史伐郐，员先入邑。员俘金，用作旅彝。”显示了妘姓郐氏也曾遭周人讨伐。

被打败的族群只要臣服，一般可保留本族的居地与血缘组织，所谓“古之伐国者，服之而已”。[28]战胜者往往只将他们中的一部分作为人质迁徙至国都附近安置。有时也会将战败者驱逐到边裔地区，以作惩罚。商代的妘姓族群曾多次与商王朝发生武装冲突，殷墟文化二期卜辞中常有“敦周”（《合集》6824）、“周”（《合集》20508）、“翦周”（《合集》6812）的内容，学界长期将之视作姬姓周国，但据文献推算，古公亶父迁往周原并以周为号应在殷墟文化三期，这表明殷人所“敦”“”“翦”的“周”应与姬姓之周无关。[29]从字形分析，卜辞中的“周”有多种书写形式，其中从廾从周的“周”与西周金文中的族徽“”或“”相似，而西周的铜器琱生（《集成》3915）簋铭曰：“琱生作楷妘媅媵簋，其孙孙子子永宝用，。”此器是琱生为嫁女所制的“媵簋”，楷妘为琱生之女，而楷是姬姓国[30]，按两周女子命名原则，妘为女方之姓，也即琱生之姓。由此推论，殷墟文化二期卜辞中被殷人所征伐的“周”实属妘姓族群。为了与姬姓之周做区分，学者们通常将此妘姓之周释作“琱”。

殷墟南区的梅园庄南M30三期墓中出土1件有“琱举大父乙”铭文的铜爵[31]，说明此时的妘姓周人已经降服于商王，部分族众才会被迁至殷都附近安置。

二 西周金文中的妘姓族群

商亡后，妘姓族群转而臣服于周王室，因此部分妘姓家族又被迁入关中，其中最著名者有辅氏。辅伯父鼎（《集成》2546）铭曰：“辅伯父作丰孟妘媵鼎，子子孙孙永宝用。”此为辅伯为女儿丰孟妘出嫁所制的媵器，丰是夫家之氏，孟为排行，妘为辅伯之姓。该家族的铜器还有辅师簋（《集成》4286），其铭曰：

唯王九月既生霸甲寅，王才周康宮，即立，荣伯入右辅师，王呼作册尹册命，曰：“更乃祖考司辅，易女巿，素黄、，今余曾乃命，易女幺衣、黹屯、赤巿、朱黄、戈彤、沙琱、、旂五日，用事。”拜稽首，敢对扬王休命，用作宝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事。

传世青铜器中有师簋（《集成》4324—25）：

师龢父叔巿，巩告于王。唯十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王才周，各于大室，即立，宰琱生内右师，王呼尹氏册命师，王曰：师，才先王小学，汝敏可使，既命汝更乃祖考司小辅，今余唯申乃命，命汝司乃祖旧官小辅眔鼓钟，易女叔巿，金黄、赤舄、攸勒，用事。夙夜勿废朕命，师拜手稽首，敢对扬天子休，用作朕皇考辅伯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由于两器作者名同，故学者多认为师即辅师。对比铭文，辅师簋中的“司辅”即师簋的“小辅”。陈梦家、郭沫若等将“辅”释为乐器之“镈”，司辅即“司镈”，师相当于《周礼》中的镈师。[32]实则西周时的镈常以钟自名，例如克钟（《集成》00204—08），该器虽自名为“宝林钟”，由器型分析其实是镈。[33]从现有资料来看，西周铜器尚未发现有以“镈”自名者。[34]直至春秋中晚期，齐、邾等国才出现自名为“镈”的乐器，如叔尸镈（《集成》00285）、镈（《集成》00271）等。[35]其次，金文中镈与辅的字形完全不同，《说文》曰：“镈，从金，尃声。”金文写作“”（镈）、“”（邾公孙班镈）、“”（镈戈）[36]；而辅，“从车，甫声”，金文作“”（辅伯鼎）、“”（师簋）、“”（辅师簋）。因此，“辅”“小辅”不能释为乐器之“镈”。

刘雨认为辅伯与春秋时的偪阳国同姓，且《公羊传》中偪阳作“傅阳”（应是《榖梁传》，笔者按），山东济宁曾出土丰伯车父簋，故辅伯父鼎之“辅”即偪阳，而丰孟妘之“丰”为山东之丰国。[37]但是比辅伯父鼎年代更早的辅师簋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38]，表明西周时的辅国应该在宗周王畿。考虑到此，徐少华认为辅国原在关中，西周亡后迁往东方建立了偪阳国。[39]以上观点都未考虑到妘姓族群早期的分布状况，上文提及，祝融八姓主要分布于河南、山东及河北南部、江苏北部一带，没有任何一姓曾向西发展到今陕西境内。尤其是妘姓，少数分布于河南（邬、郐），大部分向东迁徙到山东南部（夷、偪阳、鄅），既如此，妘姓辅国不可能是关中土著，而是后来才迁入的。且《国语·郑语》记载，史伯向郑桓公介绍西周末年东方诸国情况时说：“妘姓邬、郐、路、偪阳，曹姓邹、莒，皆为采卫。”明确说明西周时东方的偪阳已经存在，并非西周灭亡后辅氏东迁所建。

蔡运章先生认为，辅与小辅均指偪阳，只因“辅”与姜姓的甫（吕）通，为了区别起见，故称其为“小辅”。[40]事实上，金文中吕与甫从未通假，故小辅与文献之甫无关。上古地名及氏族名常有大小之别，如族群中分大皞与小皞、大月氏与小月氏，诸侯国有邾与小邾，《诗经·大东》有大东与小东，西周金文中还出现过“小南”的地名。[41]《榖梁传》将位于山东的妘姓偪阳写作“傅阳”[42]，而《汉书·地理志》则作“辅阳”[43]，正如刘雨先生所言，偪与辅古音同。那么关中辅氏可能出自山东偪阳，被迁至西方后，为了区别故国，才有“小辅”之号。

《左传》宣公十五年传记载：“秋七月，秦桓公伐晋，次于辅氏。”据《朝邑县志》记载，朝邑县西北三十里有辅氏城，在今大荔县东不足二十里处[44]，当是西周时辅氏家族迁徙至关中的居地。而辅师簋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兆元坡村兆丰社，正在西周的镐京、京不远处。[45]《左传》隐公八年，郑鲁易祊、许，杜预注曰：“成王营王城，有迁都之志，故赐周公许田，以为鲁国朝宿之邑。”[46]那么，辅师簋出土的兆元坡村或为辅氏朝觐周王的“朝宿之邑”。至于丰孟妘所嫁之丰，应指文王灭崇而建的丰邑，而非山东的丰国。[47]

除辅氏外，目前见于西周金文的迁往王畿的妘姓还有琱氏。1961年扶风县齐家村出土三件琱我父簋（《集成》4048—50），而1974年扶风县强家村出土的西周铜器即簋（《集成》4250）铭记载周王册命即“司琱宫人、”。由于琱氏家族早在商代就已存在，我们只能认为妘姓琱氏迁至宗周后，以本族氏名命名所居地的地名，地点就在今扶风县一带。[48]只不过琱地并非琱氏完全占有，其中还包括王室直属领地和“琱宫”。

琱氏家族成员所作铜器除上文提及的琱生簋外，还有琱匜（《集成》10218）、琱壶（《集成》9690—91）、琱乎卣（《集成》5406）、琱雒盨（《集成》4380）。另外一些铜器铭文虽未明说属于琱氏家族，但标有“”型族徽，如鼎[49]、倗生簋（《集成》4262—65）、父己爵（《集成》8579）、父辛觯（《集成》6321）、簋（《近出》464）[50]等。

还有一些贵族，通过铜器铭文可以判断他们也属妘姓，但具体是哪个家族已不得而知，如季复父簠（《集成》4563—64），其铭曰：“季复父作宗妘媵簠，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这是季复父为女儿宗妘所制的陪嫁器。

迁居王畿内的妘姓家族与其他族姓混居，必然频繁出现族际通婚，如辅伯父鼎反映的是妘姓与丰氏之间的联姻，琱生簋则为妘姓与姬姓楷侯通婚所作。函皇父鼎铭曰（《集成》2745）：“函皇父作琱妘盘盉尊器。”唐兰认为此鼎是函皇父为妻子琱妘所作。[51]翏生盨（《集成》4459—61）铭曰：“王征南淮夷，伐角、津，伐桐、遹，翏生从，执讯折首，俘戎器，俘金，用作旅盨，用对烈，翏生眔大妘，其百男、百女、千孙，其万年眉寿，永宝用。”由铭中“翏生眔大妘，其百男、百女、千孙”一语，可知翏生与大妘为夫妻关系。类似的还有芊伯硕父鬲（《集成》0642），其铭曰：“芊伯硕父作叔妘宝鬲。”

西周金文中常有贵族自称某生者，张亚初先生认为，某生当为某氏之“甥”[52]，如五年琱生簋（《集成》4292）及六年琱生簋（《集成》4293）[53]，作器者自称“琱生”，但出身召氏小宗[54]，琱生当是姬姓召氏与妘姓琱氏通婚所生。再如倗生簋，铭末标有“”形族徽，作器者自称倗生，那么倗生便是倗氏之女嫁于琱氏所生。又如琱生簋中的琱生，为琱氏娶氏之女而生。

妘姓族群在商末曾连带受到冲击，转而臣服于周人。西周时期的妘姓族群仍主要居住于山东、河南地区，但其中的部分家族被强行迁徙至王畿内分散安置，在与其他族群长期混居的过程中，开始频繁进行族际通婚，甚至接受王室册命，到了西周末年，王畿内的妘姓已由强迫西迁转化为周王朝的支持力量。

三 族群迁徙在突破早期国家血缘界限中的作用

早在五帝时期中国就已出现了超越族群的公共权力，但直至春秋，社会基础依然是血缘性的氏族或家族，并未实现按地区划分民众。只是与此同时，政治权力主导下的族群迁徙日趋频繁，地域性因素已悄然滋长，虽然仍在萌芽状态，却代表前进的方向。

先秦时期，族群迁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作为战胜方的族群为了管理上的便利，往往会将战败者之全部或一部分迁徙至他处安置。《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攻破郑都，郑襄公“肉袒牵羊以逆”，对楚王说：“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其翦以赐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顾前好，徼福于厉、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君之惠也、孤之愿也。”郑襄公说出了那个时代亡国者的三种下场，或举族迁往异地，也就是“俘诸江南，以实海滨”；或被降为奴仆臣妾分赐群臣；最好的结局是成为他国附庸，保持表面上的独立。前两种处置方式必然导致族群迁徙，后一种也不能避免，宣公十一年楚灭陈后，“乃复封陈，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虽未灭陈，却强行迁走部分陈人以充实楚国。

强制迁徙敌对势力的做法，在五帝时代就已出现，如《左传》文公十八年史克向鲁宣公说起舜曾“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到了商代，这种处理方式被制度化。我们知道，商王朝的疆域由内外服组成，内服有王室属地与附属国族聚居区，而四土中不仅有大量的附属国与敌对方国，还有商人建立的军事据点错杂其间。[55]为了维护统治，商人采用了两套路线。一是打出去，即将自己的附属族群或亲族安置到远离统治中心的地方，建立军事据点，通过一个个的点来实现对广大面的控制。[56]或者派民众至臣服方国“裒田”，即开垦田地，而这类土地的所有权归商王所有[57]，甚至直接索取方国的田邑。[58]二是引进来，即将那些被征服的族群迁入王畿以便就近管控。这种政策使殷都地区的人口在武丁时陡然增长了6倍，至三期的文丁及四期的乙辛时，又比之前增长了0.73倍和0.21倍[59]，形成了“大杂居小族居”的局面，所谓“大杂居小族居”是指商都附近交错杂居着从四方迁徙来的不同血缘族群，而每一族群又是以族为单位实行族居族葬。[60]

据雒有仓统计，殷墟西区墓地先后共发掘2100座殷墓，分为10个墓区，发现族徽38种；殷墟南区墓地先后发掘1400多座殷墓，共发现69种族徽；殷墟东区墓地共发掘殷墓1050座，发现族徽43种。[61]每一种族徽代表一个血缘家族，而很多家族是从外地迁徙来的，如殷墟西区M697墓和殷墟东区大司空M55墓分别出土了1件刻有“丙”字族徽的铜器，但丙族或丙国的原居地却在山西灵石旌介，当地商墓共出土了34件带有“丙”字族徽的铜器[62]；再如殷墟南区的刘家庄南的M63墓出土两件带有“息”字族徽的铜器，而息族铜器出土最多的是1979年发掘的河南罗山县蟒张乡天湖村商代墓地，9座墓中共发现26件。[63]卜辞中还有“息伯”（《合集》20086），可见息族本居住于外服诸侯国，生活于殷都的息族人是后迁来的。这些族群不完全是以族为单位聚居，很可能被拆散成更小的家族再安置于不同地点，如殷墟地区的韦族铜器，分见于小屯村北M17墓、殷墟西区第一墓区M2508墓、梅园庄南地M92墓、苗圃北地M54墓。再如宁族铜器，殷墟南区的刘家庄北的M1、M2墓中出土有3件，殷墟西南方向的戚家庄M63墓出土有7件。[64]另外，上文提到的“丙”族铜器，也是分见于殷墟不同地点。

恩格斯曾说：“氏族制度的前提，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成员共同生活在纯粹由他们居住的同一地区中。”[65]安阳殷都的族群分布，其本意很可能是满足统治者方便管控被征服族群的需要，但实际效果却是人为打散了血缘氏族或部落原本“纯粹”的居住区，推动各原始氏族和族群进行交流与通婚，在客观上造成了各族群间的血缘樊篱日益被突破。

西周时族群或氏族间的血缘界限更加模糊，周初被获封的诸侯带往封地的民众不再是单一的同姓族群或家族，据《左传》定公四年传，鲁国初封时得到“殷民六族”，康叔封卫时有“殷民七族”，分给唐叔的是“怀姓九宗”。而王畿内的族群混居不仅程度高于诸侯国，大贵族世家还出现了允许没有血缘关系的非本族成员担任家族官吏的家臣制度[66]，如献簋（《集成》4205）铭文：“唯九月既望庚寅，楷伯于遘王，休无尤。朕辟天子、楷伯令厥臣献金、车。对朕辟休，作朕皇考光父乙。十世不忘献身在毕公家，受天子休。”该簋为康王时器，记述了楷伯觐见周王，事后赏赐随从献以金、车。献是楷伯家臣，受赐后说“十世不忘献身在毕公家”，那么楷伯当为毕公之后。献称其父为“父乙”，说明他是殷遗。周人作为小邦，在灭“大邑商”后，从王室到各个世家大族，都普遍性地接纳殷遗或其他族群，以补充自身力量之不足。在同姓不婚思想的影响下，诸族群间频繁通婚，必然使其隔离感渐趋消失，对周王室的国家认同感慢慢取代了对本族血缘的认同。

提秀斯改革前的雅典地区，“由于地产的买卖，由于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之间的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很快就都杂居起来”，这使原先只负责处理本氏族或胞族、部落内部事务的“氏族制度机关”无法应对日渐复杂的社会事务，于是通过改革，“在雅典设立了一个中央管理机关，就是说，以前由各部落独立处理的一部分事务，被宣布为共同的事务，而移交给设在雅典的共同的议事会管辖了”。[67]古代雅典在向成熟地域国家迈进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一段族群混居的过程，只是发生于雅典的族群混居的原因和方式，与处于早期国家阶段的中国大不相同。

结语

沈长云先生在探讨华夏民族起源时指出，“各氏族部落的人们只局限在自己血缘团体的狭小圈子内，当然不可能有全民族的共同地域。要造就民族的共同地域，必须从打破各氏族部落的血缘壁垒，实现不同部族人们的混居开始”，共同体的居民完全抛弃旧的血缘团体的“族籍”，变成地区的简单附属物的过程，便是民族形成的过程。[68]笔者以为，中国的早期国家也是沿着族群混居的途径开始走向地域性国家的。但沈先生认为西周以前尚未有过不同氏族部落混居或杂居的现象，只有西周那种封土授民式的“封建”才给我国古代部族的混居提供了广泛的机会和条件。通过本文分析可知，远在五帝时，政治权力主导下的族群迁徙就已开始，至商周时期族群迁徙与混居的规模空前扩大，不同族群间相互交流与通婚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今日学界的估计，血缘藩篱实际上已经普遍松动。到了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战争不仅摧毁了无数小国及部族，也彻底扫荡了血缘的鸿沟，这时的普通民众在被动状态下摆脱了家族的控制。紧接着又经过战国时代的变法，刚从家族控制中解放出来的民众立即转变为中央集权制国家直接管理下的编户齐民。与此同时，夏、商、西周式的早期国家也完成了向成熟地域国家模式的转变。

（黄明磊：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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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2009，第177页。

[2]张光直曾对此提出两种解决方案，一是将殷商社会归入常规以外的变态，二是在给国家下定义时将中国古代的事实作为分类基础的一部分，见于氏著《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2013，第99、100页。而王震中直接提出将国家形成的标志修正为阶级的存在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参见《国家形成的标志之管见——兼与“四级聚落等级的国家论”商榷》，《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

[3]沈长云：《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

[4]（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影印版），中华书局，1980，第381页。

[5]蔡全法、马俊才、郭木森：《河南省新密市发现龙山时代重要城址》，《中原文物》2000年第5期。

[6]马世之：《新密古城寨城址与祝融之墟问题探索》，《中原文物》2002年第6期；郑州市城市科学研究会华夏都城之源课题组：《关于华夏都城之源的课题研究报告》，《郑州日报》2012年8月24日。

[7]徐少华：《论己姓、彭姓诸族的流变和分布》，《江汉考古》1996年第2期。

[8]（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79页。

[9]《新唐书》卷七四上《宰相世系四上》，中华书局，1975，第3147页。

[10]（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一《河南道七》，中华书局，1983，第297页。

[11]（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五《春秋列国爵姓及存灭表》，中华书局，2013，第583页。

[12]（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1页。

[13]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8，第467页。

[14]（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79页。

[15]李学勤：《谈祝融八姓》，《江汉论坛》1980年第2期。

[16]徐元诰撰《国语集解》，第476—477页。

[17]《春秋大事表》卷五《春秋列国爵姓及存灭表》，第572、594、597、569页。

[18]《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八下》记载，城阳国治下有莒县，“故国，盈姓，三十世为楚所灭，少昊后”，此“盈”与“嬴”通，中华书局，2009，第1635页。

[19]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6，第438页。

[20]〔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中华书局，2015，第2083页。

[21]关于上古祝融部族的分布情况，学者们意见大致相同，徐旭生虽认为祝融属苗蛮集团，但其“后人的散居地，南边可到两湖接界处，北上到河南中部。再北到河南、河北、山东交界处，也有向西住到黄河北岸的。再东到山东东部”，见于氏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75页；李学勤认为“祝融八姓的早期分布，北起黄河中游，南至湖北北部，可以说是环处中原”，见于《谈祝融八姓》，《江汉论坛》1980年第2期。

[22]《大戴礼记·帝系》仅说陆终有六子，比《国语·郑语》记载的八姓少了两姓，实则秃姓是彭姓分支，斟姓出自曹姓，秃、斟又无后，故《大戴礼记·帝系》不再提及。

[23]陈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第25页。

[24]徐元诰撰《国语集解》，第467页。

[25]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937页。

[26]徐元诰撰《国语集解》，第466页。

[27]徐元诰撰《国语集解》，第468页。

[28]徐元诰撰《国语集解》，第569页。

[29]董珊：《试论殷墟卜辞之“周”为金文中的妘姓之琱》，《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7期。

[30]李学勤：《簋铭文考释》，《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1期。

[31]戴复汉：《1987年秋安阳梅园庄南地殷墓的发掘》，《考古》1991年第2期。

[32]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第196页；郭沫若：《辅师簋考释》，《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六卷《金文丛考补录》，科学出版社，2002，第203—215页。

[33]陈邦怀：《克镈简介》，《文物》1972年第6期。

[34]方建军：《两周铜镈综论》，《东南文化》1994年第1期。

[35]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文物出版社，1996，第145页。

[36]分别见于《集成》00271、《集成》00140、《集成》10917。

[37]刘雨：《金文京考》，《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

[38]王世民将辅师簋定为西周中期器，师簋为厉王时器。刘启益将辅师簋定为夷王时器，师簋为厉王时器（参见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2017，第65、90页；刘启益《西周纪年》，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第364—365页），而辅伯父鼎的字体属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因此，辅师簋与师簋的年代要早于辅伯父鼎。

[39]徐少华：《郙国历史地理探疑——兼论包山、望山楚墓的年代和史实》，《华夏考古》1991年第3期；《南阳新出“辅伯作兵戈”的年代和族属》，《考古》2009年第8期。

[40]蔡运章：《辅师簋诸器及偪阳国史再探》，《甲骨金文与古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第72—80页。

[41]张光裕：《西周士白父盨铭所见史事试释》，《古文字与古代史》第1辑，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7，第214—221页。

[42]（清）阮元：《十三经注疏》，第2427页。

[43]《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8下，第1638页。

[4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763页。

[45]杜勇：《〈诗经·六月〉与金文京的地理问题》，《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3期。

[46]（清）阮元：《十三经注疏》，第1733页。

[47]《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郑玄在《周南召南谱》中亦云：“文王受命，作邑于丰。”（阮元：《十三经注疏》，第264页）

[48]韩巍：《西周金文世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7，第205页。

[49]吴镇烽：《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24页。编号：01314。

[50]故宫博物院也收藏一件莗簋（《集成》3835），其铭曰：“莗作父宝尊簋。”而《近出》464所载莗簋铭曰：“莗作父丁宝尊簋。”两器当属同一人所作。

[51]唐兰：《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第108—109页。

[52]张亚初：《两周铭文所见某生考》，《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

[53]西周铜器中还有一件琱生鬲（《集成》0744），当属同一人所作。

[54]朱凤瀚：《琱生簋铭新探》，《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1期。

[55]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30页。

[56]王玉哲：《殷商疆域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点”和“面”的概念》，《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57]张政烺：《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58]杨升南：《商代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58页。

[59]宋镇豪主编《商代史》卷一《商代史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135、136页。

[60]郑若葵：《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陈絜：《试论殷墟聚落居民的族系问题》，《南开学报》2002年第6期；王震中：《商代都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353—359页。

[61]雒有仓：《商周家族墓地所见族徽文字与族氏关系》，《考古》2013年第8期。

[62]殷玮璋、曹淑琴：《灵石商墓与丙国铜器》，《考古》1990年第7期。

[63]欧潭生：《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64]王震中：《商代都鄙邑落结构与商王的统治方式》，《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6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74页。

[66]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第314—321页。

[6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12—113页。

[68]沈长云：《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