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前提或基础
探讨中国边疆学的名称定义、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和体系是研究的前提或基础。
（一）问题的提出
有论者谓，中国边疆史地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于近代。对这一结论，学者几无异议。遗憾的是，只要认真地审视近代以来的研究成果便不难发现，有关这一学科的名称定义、研究对象、学科的性质以及体系等重要问题，或未明确地界定、论述，或根本没有提出，都属陌生的课题。当然，对于一门滞后的学科来说，上述欠缺还不足为怪，因为它的完善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理应根据以往的研究成果，首先确定名称和对象，继之界定性质，最后构筑体系。问题在于“中国边疆史地学”这一名称是否科学。笔者根据下述理由认为，这一名称为界定学科研究对象和性质设置了障碍：其一，这一名称实际上只比“中国历史地理学”多了“边疆”二字，因此有理由认为两者的不同显然在外延上而不在内涵上；[1]其二，中国边疆是中国整个辖区的一部分，因此有理由认为中国边疆史地学的研究对象不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的范围；其三，中国边疆属于中国，因此有理由认为“中国边疆史地学”归属于“中国历史地理学”，前者是后者的一门分支学科。
问题还不止于此。
学科的名称、研究对象是确定学科性质和构筑体系的前提，其地位十分重要。倘若不能逾越上述障碍，则于中国历史地理学之外再构筑中国边疆史地学体系就无疑等于叠床架屋。就此而言，“中国边疆史地学”这一名称就又成问题了。
由此看来，只有界定学科的名称定义和研究对象才便于明确学科的性质和体系。
（二）澄清对学科名称和研究对象及学科性质的模糊认识
既然是澄清而不是界定，就有必要仍用“中国边疆史地学”这一名称并同中国历史地理学进行比照。
1.学科名称和研究对象
以“中国边疆史地学”为学科名称，容易使人认为它的研究对象不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换句话说，容易使人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包括了中国边疆史地学的研究对象。这是一种误解。其实，两者的研究对象至少有两大区别。其一，前者的研究对象仅仅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地区的地理环境的形成和演变，即以时间为纵坐标勾勒空间变化的轨迹；后者的研究对象则不仅仅是边疆地区地理环境的形成和演变，还至少包括边疆自体及其各种硬系统和软系统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上述系统的内部状态参量和外部制衡参量及其历史、现状和未来，参与和推动边疆各系统发展的个人、集团、民族的各种历史活动。其二，中国历史地理学和中国边疆史地学虽然都研究人地关系，但前者侧重于地理环境，人的活动仅被当作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依据之一；后者则把人地同时置于时间深度和空间广度之中，在人地并举的前提下更重视人的活动。
2.学科性质
中国边疆史地学是不是归属于中国历史地理学，前者是不是后者的一门分支学科？这个问题涉及如何认识两者的关系。众所周知，中国历史地理学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是中国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地理学一个分支学科。中国边疆史地学是关于边疆的综合学问，是由多个领域构成的完整体，其中各领域又各自包括多种富有弹性的层面。一般人所理解的“中国边疆史地学”不但不能囊括科学意义上的“中国边疆史地学”的全部研究领域，而且也只是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分支学科而已；并且，就这一分支而言，虽与中国历史地理学有联系，但这种联系仅仅是内容上的若干重叠，在空间对象上则各有不同的侧重。因此，既不能只见同一而无视差别，更不能视局部的同一为整体的同一。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介于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科学意义上的中国边疆史地学则是既介于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又介于民族学、文化学、法学、海洋学、国际关系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它的许多课题的研究往往同时需要上述学科的配合，否则便难以开展，因此也可以说它是一门综合学科。
由上述可见，“中国边疆史地学”这一名称与“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一名称过于贴近，使学者在阐释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界定学科的性质时遇到很多麻烦。摆脱作茧自缚的窘境的最便捷的门径是放弃“中国边疆史地学”这一名称。
（三）学科名称和研究对象及学科性质
关于学科名称，笔者建议将“中国边疆史地学”改名为“中国边疆学”。一些学者早有此意，在笔者草成此文时，“中国边疆学”一名又见于报端（见《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6月10日第4版）。因此，这一定名既顺于人又达于时。那么，改名为“中国边疆学”的理由是什么呢？兹举重要者四。
第一，有助于明确界定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学科的性质。前述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的性质是将“中国历史地理学”同“中国边疆历史地理学”二者相互比照的结果。既是比照，就很难完全跳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圈子，比照的结果绝不等于科学的界定。同时，一些人对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形成模糊认识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恰恰在于把两个近似的名称联系在一起，只从表面上而不从深层上理解两个学科的根本区别。改名为“中国边疆学”可以消除上述障碍，拓宽思维，为科学地界定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创造了条件。
第二，能突出学科的特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领域虽然极为宽泛，但又不是了无际涯；各领域虽富有弹性，但又不是没有界规。这就需要有一个比“中国边疆史地学”这一名称的内涵更深、外延更广的学科名称并加以规范。作为一门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综合学科，其命题、范畴、概念也必须突破“中国边疆史地学”这一名称造成的局限。改为“中国边疆学”不仅便于树立新思想、新观点，而且也能使其明确地与“中国历史地理学”划清界限，有助于创造各领域所必需的概念和范畴及逻辑结构，从而使其突出学科的特点和个性，成为名副其实的一门科学。
第三，符合我国边疆的实际。在世界各国中，我国边疆的特殊性十分鲜明，主要表现有如下几点。①面积大、疆界线长。陆地边界长达2.2万余公里。②分布的民族多。全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的4个处于边疆，边疆地区遍布全国50多个民族。③边疆地理环境类型各有不同。边疆地区或多山脉或多盆地，或处高原或处草原或处高原草原。④边疆各地区的经济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各具不同的特点。⑤边疆的地位重要。边疆是我国的屏障和第一门户，稍留罅隙便予人以窥伺之机，因此被历代统治者所重视。今天，边疆又成为中外各种交往的渠道，其战略地位已被国际公认。上述特殊性，使人们有理由把我国边疆作为独立的客体加以研究。改名“中国边疆学”符合我国的国情。
第四，能顺应国际学术发展趋势。欧美一些国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比较广泛地探讨了边疆问题，特别是有许多专著相继问世，其内容既包括边疆的类型及划分，又包括边疆的历史作用，有的著作还从国际法的角度论述边疆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又从边疆理论研究转为边疆实际研究，弥补了二战前研究的缺欠，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突破。近几年来，我国邻国对边疆的研究更显旺盛的势头。边疆学是否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学科，笔者难以判断，但许多国家大力组织人力，不惜耗费巨资开展对边疆的研究则是明显的事实。改名为“中国边疆学”无疑更适应国际边疆研究的发展趋势，有助于迅速改变我国边疆研究的落后状况。
（四）中国边疆学的名称概念和研究对象及学科性质
谈到中国边疆学，首先必须科学地界定“边疆”概念。笔者就此问题与有关专家商榷。
1.“边疆”概念的界定
中国边疆学作为一门学科，应当界定“边疆”一词的内涵和外延。曾有学者把“边疆”定义为：“‘边疆’是地理概念，它与国界线有着密切的关系。简单地说，‘边疆’就是靠近国界的地区。”[2]笔者认为这个定义不仅过于笼统，而且也有缺陷。所谓“靠近国界的地区”既包括国界外侧的地区也包括国界内侧的地区，国界外侧的地区根本不属于本国的地区，也根本不属于本国的边疆。近有学者谓：“‘边疆’应是直接毗邻国界的，具有一定历史、人文、经济和自然特点，在行政上具有完整性的连续地域”。[3]这个定义较前一个定义更明确，也很具体。但是，所谓“直接毗邻国界”一语，犯了前一个定义的毛病。定义的作者对“边疆”做了具体的限定，意在规定中国边疆地区的范围，这无疑是很重要的；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无论是“特点”也好，也无论是“完整性”也好，都是逐步形成的，都是历史的产物，它们形成之前，中国的边疆又该如何限定？既然存在这个疑问，那么笔者认为界定一个概念最好采用最本质的要素。
中国边疆学既研究中国近代和现代边疆，也研究中国古代边疆。因此，在界定“边疆”的含义时，应对不同时代的边疆有所区别，并且使有区别的定义具有普遍意义，既适用于中国的边疆，也适用于外国的边疆。本着这一原则，笔者试图提出近代以来边疆的定义A，以及古代边疆的定义B，供学者指正。
A：在国家陆路边界线内侧的或在国家海岸线外侧的，且属于该国主权的边缘陆路领土或海洋领土。
上述定义说明以下几点。①“边疆”概念是与“国家”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边疆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国家的消亡而消亡。②“边疆”概念是与边界线联系在一起的。边界线是一个国家陆路版图范围的标志，它也是国境线。“边界线内侧”一语十分重要，这是因为此语表明一国内的行政省（区）、民族聚居区均不存在各自的“边疆”，只有当上述各省（区）的外缘界线同时也是边界线（国境线）的一部分时，上述各省（区）才是边疆。与此类似，限定在“国家海岸线外侧”者指海疆。③“边疆”概念是与国家的主权联系在一起的。陆疆当然在边界线内侧，固属国家主权的范围，因而属于该国的边疆，不属该国主权的边界线外侧的地区当然不属于该国的边疆；海岸线外侧的海域（包括其中的岛屿），只有属于国家主权的部分才是该国的海洋领土即海疆。用“主权”一词限定，较以往的定义更严密。④以“边缘”限定，意在与该国的中土及与公海或无主海洋领土相区别。
以上四点，缺一不可。从这四点看，“边疆”这一概念不单单是地理概念，也不单单是政治地理概念，也是历史地理概念，可通称为政治、历史、地理性概念。上述定义是否排除了各国边疆所具备的各自不同的特殊性（个性），集中了各国边疆的普遍性（共性），因而具有普遍意义呢？笔者不敢做出肯定的回答。
B：在本国与外国之间的习惯界线、自然界线内侧的，或在本国海岸线外侧的，且属本国主权的或为本国实际管辖的或为本民族生息繁衍的边缘陆路领土或海洋领土。
这个定义与定义A的区别在于以下几点。①用“外国”而不用“邻国”，是考虑到中国历史的特殊情况，即考虑到历史上的中国有国中之国这一历史现象。②用“习惯界线、自然界线”而不用“边界线”，是因为古代不存在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边界线。③加上“本国实际管辖”或“本国民族生息繁衍”的限定，是因为“主权”的观念或意识在古代并没有普遍形成。
这个定义能不能运用于中国的古代边疆？笔者也不敢做出肯定的回答；至于能不能适用于各国的古代边疆则有更多疑问。但笔者认为提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关于古代边疆的定义，或者至少提出一个只适用于中国古代边疆的定义，以便与近代和现代边疆的定义相区别，对于中国边疆学来说是完全必要的。科学地界定两种边疆的含义，看来还需要边疆学工作者集思广益，必要时也可开会予以讨论。
2.学科名称概念、研究对象及性质
学科名称概念和研究对象密不可分，前者的确定必然涉及后者；也就是说，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是这门学科的覆盖面或学科面。学科面的宽窄，反映该学科研究领域的大小，是决定该学科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的重要因素。学科面宽会使学科根基广而固，会使学科有较强的适应性。确定中国边疆学研究对象的原则是既要拓宽又要适度。基于这个原则，中国边疆学的名称定义、研究对象应作如下阐释。
中国边疆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中国边疆及其硬系统和软系统的形成、演变和发展规律以及中国边疆及其各系统相互关系的科学。
这个定义有四层含义：一是确定了中国边疆学研究的时（从古至今）空（特定地域）范围；二是划定了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对象，即以边疆地区及其硬系统（如社会结构、区划沿革、管理机构等）和软系统（如各项政策、政教措施、治边思想等）为研究客体；三是规定了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即不仅把客体作为相互联系的整体加以考察，不单单专注于某一方面及其特征，而且揭示客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本质，不是简单地描述其现象；四是明确了中国边疆学研究的科学高度，即阐释各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一般运动过程及揭示客体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而不是作常识性的历史说明。
从上述研究客体看，中国边疆学既然研究中国边疆各种问题的历史和现状，那么其范围几乎囊括了边疆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因此，中国边疆学必然是与其他众多学科相交叉、相融合的综合性、交叉性、边缘性学科，具体地说，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边疆学研究边疆这一实体自身及其历史，它必然与中国历史学、中国政治学等学科发生横向性的跨界关系；从边疆的社会内容看，中国边疆学研究中国边疆的政治、经济、军事（边防）、地理、文化、民族及其关系、边疆与内地和边疆与境外的关系，等等，它也必然与相应的学科如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等发生横向性的跨界关系；从边疆的主体看，中国边疆学各领域的研究都不能脱离以边疆为载体、与边疆发生互为对象性关系的边疆主体，即不能脱离聚居于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这又不能不使中国边疆学与民族学、民族史学、民族语言学等学科发生横向性的跨界关系；从边疆的类别看，中国边疆分陆疆和海疆，中国边疆学研究同时着眼于上述两者，又必然与国际法学、外交学、海洋学等有关学科发生横向性的跨界关系。
总之，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综合的、交叉的、边缘的学科。
（五）中国边疆学的体系框架
不确定中国边疆学的体系结构，就不能明确中国边疆学的根基，就会妨碍中国边疆学的发展即限制中国边疆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体系框架的构筑问题很多，以下仅就贯穿体系的主线、体系构筑的基本原则和框架的设计略陈管见。
1.贯穿体系的主线
明确贯穿体系的主线可使人们在构筑体系的过程中有一个坚固的立足点。笔者认为，人的历史活动应是贯穿中国边疆学体系的主线。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因为迄今一些研究成果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人的历史活动及意义，例如，无论是研究边疆的硬系统还是软系统，都忽视这两个系统赖以形成和变化的人的活动，甚至仅仅满足于按时间顺序将边疆系统的某些要素连缀编排。这样做，不仅从横的联系上给人以网罗之感，从纵的联系上看不出各要素的变化脉络，而且削弱了以边疆为认识和实践对象的人的主体性地位。于是，历史便成了毫无生命的死物，马克思说过，历史不是别的，它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4]显而易见，人的行为和意识的指向、实现，以及行为和意识的冲突和过渡是社会嬗变和历史进步的重要因素。中国边疆学的目的在于揭示边疆形成、演变和发展的历史规律，而这种规律只有从主体的历史活动及其与客体发生的互为对象的关系中去探求。要实现这一目的，中国边疆学研究必须以人的历史活动为线索，贯穿中国边疆学体系的主线也同样必须是人的历史活动，其具体理由有三。其一，人的活动展现历史。边疆各系统及其要素的历史是人们世代活动、更替的历史和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这两个过程沿着同一轨道推动着主体和客体的共同完善和发展。因此，人的活动展现了人自身的历史，同时也展现了边疆各系统及其要素的历史。其二，人的活动产生系统和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边疆各系统及其要素的体系以及各体系之间的关系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的活动的横向展开，只有对人的活动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才能科学地勾画出边疆各系统及其要素的历史画面。其三，人的活动揭示历史的必然性。人作为历史的主体，其意识和行为的过程正是历史的含义之一，历史也因此具有目的性和规律性。边疆各系统及其要素的历史和发展规律是人的活动的纵向深化，正是人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物质和意识活动使边疆各系统及其要素的形成、演变和发展各具时代的特点和必然性。
总之，只有以人的活动为贯穿中国边疆学体系的主线才能使各领域研究的结论以生动具体的、无可辩驳的事实为依据。
2.体系构筑的基本原则和体系框架的勾勒
中国边疆学应在广度和深度上实现新的综合，在此基础上建设现代的中国边疆学的科学体系。因此，这个体系的构筑应遵循四个基本原则。其一，传统的边疆研究与现代的边疆研究的贯通。脱离传统的边疆研究就等于割断了历史，现代中国边疆学的建设也就失去了根基。要发扬传统的边疆研究的优良作风，要借鉴其研究方法，要接续其中断了的且有研究价值的课题研究，等等。总之，这种贯通应以对传统边疆研究的优化为前提。其二，中国边疆学研究与外国边疆学研究的成果相融合。中国边疆学要具有现代特点，而“现代”是一个国际性的概念。中国边疆学要成为具有国际意义的学科，必须实行开放，吸收外国边疆学研究的精华，将各种优秀的思想成果融合于中国边疆学之中。这种融合应以对外国边疆学研究的鉴别和中外边疆学研究的比较为前提。其三，中国边疆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渗透。相邻学科之间、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大趋势。中国边疆学必须吸收相邻学科乃至自然科学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并以此为基础建设和完善自己的科学体系。其四，突出应用边疆学的地位。现实问题的研究不应当再是历史问题研究的附庸。中国边疆学必须避免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脱节的倾向。建设现代中国边疆学体系时必须注意学科的社会功用，使其对现实具有穿透力，对未来具有预测力。
根据上述原则，中国边疆学体系的框架应包括：①中国理论边疆学（有6个组成部分）；②中国应用边疆学（有6个组成部分）；③中国边疆历史地理学（有3个组成部分）；④中国边疆历史学（有8个组成部分）；⑤中国边疆学史。计有5门分支学科、23个组成部分（见图1）。
图1 中国边疆学体系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