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边疆研究学术规律及中国边疆学学科逻辑
在我国有着优良学术传统的边疆研究经历了漫长发展历程，在历代学人持续努力下，边疆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学术内涵与外延不断延伸。随着边疆理论研究的持续深入，以边疆史地为主体的传统的中国边疆研究，正在步入学术转型、学科建设的重要时期。构建“中国边疆学”已经从“呼声”转化为学科创新的具体实践，成为学术界的共同目标和任务，围绕这一议题，不少专家学者展开了深度思考，发表了一批成果，形成了若干不同意见。无论是“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的提出，还是边疆政治学、边疆经济学、边疆民族学、边疆安全学等理论体系建构的尝试，都助推了“中国边疆学”学科内涵的探索，促使边疆研究在更多领域、更宽层面、更广视野中得到深化。
学术界关于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各种观点，可谓异彩纷呈，但是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似乎走到了一个需要确定何去何从的关键节点。当学术界同人勇立于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潮头之时，恐怕需要冷静而科学地回答什么是中国边疆学、为什么要构建中国边疆学、究竟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中国边疆学等一系列基础性、紧要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2]在讨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问题时，首先要清晰地认识中国边疆学的理论起点、逻辑起点和实践起点，这是我们把握“初心”的根基；其次要科学地认识中国边疆学的学科目标、学科任务、学科宗旨，这是我们“牢记使命”的关键；最后要准确地认识中国边疆学的时代背景、时代要求、时代方向，这是我们“继往开来”的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3]刘云山同志指出：“新时代提出新课题，新课题催生新理论，新理论引领新实践。”[4]历经千年的边疆研究，正处在一个新时代，处在催生中国边疆学的新时代。
无论哪一个学科门类，在其建设发展中都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即遵循学术发展客观规律并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这不仅是所有承载学术功能的科研机构的立足之本，而且是学术得以繁衍和繁荣的必由之路。构建中国边疆学同样如此，无论有什么样的路径选择，最基本的关键要素是要抓住三个方面：一是厘清中国边疆学学术缘起，把握中国边疆学学术规律；二是廓清中国边疆学学术性质，明确中国边疆学理论方向；三是厘清中国边疆学研究范畴，创建中国边疆学三个体系（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三个要素是建构中国边疆学学科大厦的理论基础，是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理论起点，而要科学地、准确地把握边疆研究学术规律、理论方向和完整体系，并非易事，它有赖于学术界的科学探索和准确把握。
中国边疆学大致有三个源头：一是边疆研究悠久的历史，二是边疆研究的时代发展，三是当代边疆治理的现实挑战。
1.边疆研究的学术传承。边疆历史研究的千年延承和积淀，特别是20世纪以来边疆研究所取得的众多学术成就，为边疆史地研究向更具复合性特征的中国边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当我们审视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史时，不难发现，从古至今的历代学者对边疆的关注、记述、研究和思考与其他领域相比，从未有过弱化的倾向。从《尚书》《管子》《尔雅》到《史记》《汉书》《清史稿》，中国历代纪传体通史与断代史、编年体史书，起居注及实录、典志体史书，地理书和方志以及会要类、辑录类、目录提要类、笔记杂记类等史书，这些古代历史文献不仅为我们还原边疆历史、追溯中国疆域形成发展的轨迹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同时积淀了十分丰富的学术思想，从而使边疆研究成为中国史学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清末以来，中国边疆研究出现的三次学术高潮，被很多学者总结归纳和阐释。事实上，尽管三次边疆研究高潮在不同时间点发生，但从学术史角度观察，它们之间显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呈现前后关联、代际传承的鲜明特点。透过三次边疆研究的勃兴，我们注意到它们之间至少有三个共性：一是三次边疆研究高潮的学术起点都来自对边疆历史的反思；二是三次边疆研究高潮的目标都源自现实的需要；三是三次边疆研究高潮都加速了边疆研究理论内涵的拓展、研究结构的再造、学科体系的转型。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则体现在：鸦片战争之后至清末的边疆研究，集中在对西北边疆历史“点”上的探察；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边疆研究，集中于对我国边疆历史“面”上的整体关注；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仍然热度不减的边疆研究，则趋向边疆历史与现实的多面向、综合性考察。无论是共性还是差异点，从本质上而言，都反映出边疆研究的学术取向和学术发展脉络，反映出三次边疆研究高潮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以及既自成一体，又前后接续延承的学术范式。
边疆研究学术史清楚地表明，无论哪个时代的边疆研究，几乎都发轫于边疆历史，边疆历史研究是不同时期边疆研究的出发点和着力点，它丰富了新时代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学术渊源，汇聚成新时代构建中国边疆学的思想源泉，奠定了新时代构建中国边疆学的理论基石，因而成为构建中国边疆学必须遵循的基本学术规律。如果背离了这一学术规律，我们构建的中国边疆学就失去了根基、失去了源头、失去了延承，就很难成为科学意义上的中国边疆学了。
2.边疆理论研究的时代要求。边疆研究虽历经上千年学术传承，但在当代并没有成为一门学科，这的确是令人十分费解的问题。当我们沿着边疆研究发展路径展开进一步考察时，找到了这一问题在以下两方面的“症结”所在。
其一，边疆研究的主体历来是边疆历史研究，边疆历史研究一向与中国历史研究浑然一体，蕴含在中国历史研究之中，它是中国历史研究的组成部分。无论是通史类研究，还是断代史研究，人们或多或少都会触及边疆历史，不少历史学家都对边疆历史进行过专题研究，出版或发表了很多有关边疆历史的重要学术成果，甚至形成了边疆研究的学派。
在漫长的学术发展中，边疆历史研究或者说边疆研究始终不是一门单独的学科，也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学术领域，它一直从属于中国历史学，也没有脱离过中国历史学的学术范畴，以至于学术界有历史学家、先秦史专家、明清史专家等称谓，而没有边疆史专家或者边疆问题专家的名号。因此，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83年3月公布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1990年10月公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发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和2011年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边疆历史研究”自然而然地被归属于中国历史学这个大学科之下。
实际上，边疆历史研究是“无名无位”的，即使在三级学科——“专门史”之中，也没有“边疆史”的列名，它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或者研究方向，只能归到“专门史”的“其他类”之内。几乎就是边疆研究代名词的边疆历史研究尚且如此，其他涉及边疆问题的学术研究基本上以“碎片化”的状态，淹没于各个学科体系之中。
其二，从边疆研究的学术进程上看，长期以来边疆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与中国历史研究如出一辙，因此，把边疆历史研究从中国历史学学科中分离出来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作为一门发展中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边疆历史研究开始渐趋“自我觉醒”，研究中的难点问题层出不穷，以往研究中被忽视或研究不够深入的大量新理论命题，成为边疆历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课题。这些课题为边疆历史研究者的科研实践、理论创新提供了大舞台，促使边疆历史研究向更高层次的综合性学科方向发展，以历史研究为主体而展开边疆研究的传统定式逐渐被打破。
囿于一成不变的学术范式、止步于支离破碎的学术研究，终将成为理论创新的羁绊。仅仅依托单一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已不足以全面诠释中国边疆所面临的诸多重大、前沿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我们要整合多种学术资源，凝聚多元学术力量，将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法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互相结合，以更加多样化的视角审视我国边疆的历史和现状，探索自古至今边疆治理的成败得失，来促使边疆研究呈现历史研究与其他学科有机交融、相互交叉、彼此渗透的特点。
无论是传统的边疆历史研究，还是彰显时代要求的边疆现实问题研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只有把两者有机相融，互为表里，展开贯通性、系统性、整体性研究，才能迈过边疆历史与边疆现实之间的理论沟壑，才能使边疆理论研究更加具有体系性和完整性。
边疆研究的自身属性，决定了其发展方向，而边疆理论升华的内生性需求，边疆学科发展的时代性要求，成为边疆历史研究向复合型、多要素学科体系发展的驱动力，因此，由边疆历史研究向中国边疆学的学术转型成为必然。
3.边疆治理的现实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5]党的十九大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指标之一，既是新时代的实践要求，也是未来的发展目标，同时给理论研究指明了发展方向。实现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边疆地区尤为关键，意义十分重大。
改革开放40年，是我国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40年，边疆地区良性的政治氛围、融洽的民族关系、跨越式的经济腾飞，为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增添了一笔浓墨重彩。当然，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边疆地区深层次社会矛盾、内生性结构问题、外部环境负面影响等一系列问题依然存在。这一系列问题事关国家领土完整、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对边疆长治久安和稳定发展构成巨大现实挑战。
没有边疆的发展，就没有全国的发展；没有边疆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面对边疆地区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党和国家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科学筹划，周密施策。从“治国先治边”的重大论断，到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确立；从维护边疆长治久安的周密部署，到新型“海洋观”在海洋维权中的务实落地，都充分展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理边疆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
为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理论支撑，是中国边疆学构建的现实推动力。当边疆历史研究的理论属性悄然变化时，边疆研究的任务属性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植根于边疆历史沃土，直面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基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更加全面和系统地回应边疆历史研究中的重大难点问题、边疆现实中的重大热点问题，这些不仅是当代边疆研究的时代担当、历史使命，而且构成了中国边疆学新型学科体系的合理内核。
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无疑是中国边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无论是边疆历史研究，还是边疆学研究，其最显著的功能就是服务于边疆经济社会的现实需求。以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理论起点的学术站位，不仅贯通了中国边疆学理论解析的时空主线，而且使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方向更加清晰可见。
通过对边疆历史和边疆现实多层次、宽领域的学术考察和理论研究，力求以务实、有效、管用的理论成果，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决策，服务于边疆各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实现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这是中国边疆学构建的现实导向，是中国边疆学发展的必然归宿。
边疆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来自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更加复杂的严峻挑战，使边疆研究承载了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加多元的学术功能和更加多重的理论价值。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之所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热议，就因为它是边疆研究学术功能和理论价值的集中体现和重要载体。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开启了构筑中国边疆学学科的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