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外来散工”的调查与分析[1]
所谓“散工”，是指外来劳动人口中从事各种“自由”职业的人，他们既无个体营业证件，亦非各类企业中的合法被雇用者。他们从事的行当很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出卖体力劳动为主，类似打短工的性质，雇主要求干什么就干什么，如运泥沙、搬砖瓦、挖土方等。在城市中修路、挖下水道、铺煤气管道时，包工头都临时雇用这一类人，这类人可以说是劳动后备军。另一类是手工业劳动者，其所处的行业类型比较复杂，如木工、泥瓦工、修鞋、修自行车、弹棉花等。散工分布广，移动性大，较难统计，但总数是不小的。据统计，深圳市1988年“三无”人口（大多是散工）达20万人[2]，估计广州会大大超过这个数。
1991年底至1992年初，笔者组织人类学系1991级的本科生19人、进修教师3人对外来散工进行了调查。调查以组队方式进行，共分8组，按照调查大纲所列项目进行。调查采取的方法是访谈法，结合问卷法，最后分组讨论和总结。
访谈的总体样本共有146个，有效样本有82个。问卷是开放式问题与选择题相结合。本文是在这些基础上写成的，因而其中凝聚了许多人的劳动，在此致谢。
一 问卷材料分析
（一）散工的基本特征
从表1可见，散工以男性占绝大多数，尤其是以18～24岁、25～30岁年龄组的青壮年为主，占76%。主要原因是散工从事的是重体力、危险性强和脏的工作。40岁及以上的全部是从事木工、弹棉花之类手艺活的（被访问者没有超过55岁的），女性则主要从事补鞋和卖食品等工作。
表1 散工基本情况
由于以青壮年为主，所以散工的文化水平并不低。文盲仅占6.1%，而且多是40岁及以上的男性或妇女。初中生几乎占了50%，但真正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的人并不多，大部分人是肄业。据我们的观察，他们大多可以阅读书报和进行简单的计算；偶尔有一两个人可以讲几句简单的英文。
散工以未婚的男青年为主，在18～24岁年龄组中除一名女性结婚外，其余都未婚。未婚的与父母及兄弟姊妹一起计算，家庭人口以5～7人为最多，达57.3%，8人以上的家庭占9.8%。
（二）散工从事的工作种类
散工从事的工作非常杂乱，很难归类，有的散工干脆回答“有啥就干啥”，所以分类中列出这一项（见表2），实际上这样回答的人最多，也较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工作状况。许多散工是一早就出去，两三人一起在路边竖一块牌子（用纸壳等），上面写上“装修、搬运泥沙”等。实际上除了这些外，只要有人雇他们什么都可以干。如珠江电影制片厂每天都要雇些人做临时演员或搬运东西，久而久之竟然在厂门口形成了一个劳动力市场，每天都有一群人在那里候工，竞争很激烈，工价很低廉；单干一行的人不多，如补鞋的通常还兼修伞、卖鞋垫和鞋油之类的小商品；做木工的常兼做油漆工，甚至收购旧家具翻新以后来卖。总之散工为了适应生活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应变方法。
表2 散工从事的工作种类
（三）散工的来源和动因
散工的来源见表3。散工主要来源于湖南、四川、江西和浙江。湖南、江西以临近广东的湘南和赣南的最多；四川则大部分来自川中和川东；浙江以金华地区为多。
表3 散工的来源
由表4可知，散工来广州的方式以独自闯来为多；其次为老乡、朋友介绍；而亲戚介绍的不多。据我们考察大部分为成群结队地南下，他们的所谓朋友中，八九成都是老乡。来广州的原因，最多的是“广州赚钱多”。
来广州的原因这一问题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回答却意外地集中。这与传统的“推拉”理论不谋而合，一方面是“拉力”，从传播媒介或其他渠道知道广州是开放城市，赚钱多，好找活干；另一方面是“推力”，家乡地少人多没有多少活干。散工来自内陆的几个人口密度高的省，许多人回答人均耕地面积都不足5分地；地少，劳动力多，而内陆乡镇企业又不发达，第三产业更不发达，就业机会少，所以向外寻找发展机会。从表1可知，散工以男青壮年为主，且大部分未婚。调查表明赚钱结婚是大部分未婚者来广州的目的。由于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散工知道无法在广州长期待下去，因此除了修鞋匠、木工之类的手艺者外，大部分回家结婚后很少返回来。目前，中国农村男青年结婚的费用越来越高，压力很大，需赚一笔钱建新房和筹备婚事。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家乡受灾，也有几个高中生是因为高考失败负气出走，这也是一种推力。
表4 散工来广州的方式和原因
（四）散工的工作情况
散工所从事的工作，是本地人认为重、脏、累的工作。这些工作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散工实际上填补了这一空缺。这些空缺的出现，大致发生在80年代中期。由于缺乏劳动力，这些工作报酬较高。但随着散工的大量流入，当地形成了巨大的劳动力后备军，供大于求，所以，一些老的散工，老是感叹前几年生意好，赚钱多，而现在是一天不如一天。
（1）每月收入。手工业劳动者收入较为稳定，一般回答有300元左右，实际收入应该超过这个数。而其他散工则在120～300元波动。生意不好的人则说只能够交房租和吃饭。
（2）找工方式。最多的是坐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等人来请，所以在广州市的一些街头，随意都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人等工；其次是自己找，到居民点或市场去找工做；最后是亲戚朋友介绍。
（3）工作时间。通常都是早出晩归，有事干就长达15个小时，有时无事可干。不同的行业，工作时间长短不同。手工业者工作的时间比较固定，而另一类散工通常时间不长，但干的活都是突然性的。
总的来说，散工认为他们的工作不太顺利，由于同行竞争很激烈，工价越压越低。相对来说，有手艺者收入要多些。
（五）散工的生活情况
散工的生活比较清苦，无论是居住条件还是吃饭条件都比较差，更不用说娱乐生活了。
（1）住房。散工主要是居住合租农民屋，或者是住在违章建筑中。青壮年通常8～10人合租一间房。有家庭的则一家人租一间房，或多个家庭合租一套房。小部分人住在价格低廉的旅馆中，这些旅馆房间里摆满双架床，每个人租一个床位。那些捡垃圾的则自己搭一些简便房子居住。
（2）吃饭。大多为早晚自己做，有的是同一房间的人合伙吃，一起买米、菜，轮流做饭；有的是一家人自己做饭。中午很少做饭，或者买快餐，或者在单位饭堂吃饭。每个月伙食费90～120元。大多没有厨房，就用几块砖头在墙根下搭个锅台，捡一些树枝、木头做燃料。饭菜很简单，煮一锅饭、一锅菜就行了。什么便宜就买什么吃，本地人不吃肥肉、猪油，散工就专买这些吃。有些快餐店是专为这些散工开的，价钱很便宜，1.50元一份，分量也很足，就是粗米饭加上一些肥肉炒青菜。
（3）病伤情况。散工大多是青壮年，很少生病，小病不进医院，也不吃药，大病则回家。调查中发现，一间出租屋中有一个病人已躺了三天，也没进医院，说是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工作时受了伤，也不去医治。一位散工的头被砸破了，流血不止，到医院止了血就要走，是调查者帮付了钱，医院才给缝了针。
（4）闲暇生活。散工的闲暇时间不多，通常劳累了一天，回住处躺下就睡着了。所以对“你空闲时干些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最多的是“睡觉”，大约占60%，其他依次是“打牌”“上街”“聊天”“看书报”“看电影、录像”，有的人说唯一的娱乐就是看街上的行人。
由于没有电视，散工除了偶尔看看电影、录像以外，消息的主要来源是报纸。有的人偶尔去公园、大商场、夜市玩，但大部分人都没进公园、商场玩过，也说不出广州市最出名的场所。
（5）语言。由于大多数散工来自外省，都有各自的方言，散工在自己人圈内都讲各自方言，与圈外人交往则讲普通话。绝大部分人都回答听不懂广州话，少数人说可以“听懂一点”“可以讲几句”。散工与家乡的联系并不多，除了把多余的钱寄回家外，平常偶尔写一封信寄回家。因为自己没有固定的通信地址，一般收不到什么信件。他们也很少回家乡，有的过春节回家，有的则几年都没回过家。
（6）对广州的生活，散工大多是适应的。调查显示，表示不适应的仅占17%，认为适应得还可以的占43%，也有18%的人自认为适应得很好，这个结果出乎意料。
（六）散工的非正式组织结构
散工不同于一般的个体劳动者，因为他们不隶属于任何正式的组织。他们群体之间、个体之间是怎么交往、调适的呢？或者他们受制于非正式组织？调查者特地设置了一组问题来探索这一方面的情况。
（1）同行关系。做散工的人很多，相互之间竞争很激烈，抢生意的现象很普遍，经常是采取压价的办法竞争。最激烈的是抢地盘，比较好的地方尤甚，通常以谁早到归谁为原则（同乡之间），有时找老乡中领头的来协调，如果是不同地方的人就可能发生争吵和斗殴。最后归谁做生意，由雇主来裁决。他们不会与雇主争吵，因为如果发生问题，既不利于自己的生意，亦可能会惹麻烦。
（2）与外乡人关系。散工通常都是成群结队而来，由同乡组成，居住和工作都是同乡在一起。一个普通的散工与同乡的联系网络可包含200～300人。因此，他们与外乡人接触并不多，相互之间很少来往。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往往在不同的较固定的范围内做生意。如新港中路以西是四川人的地盘，以东为湖南人的地盘。当发生抢生意、抢地盘的事时，无法正面解决，就打群架解决。这类事件从不会向城管办公室或公安局报告，因为管理部门知道了，会抓住他们罚款或遣送回家。
手工业劳动者则基本上按行业分类，如浙江人以修鞋为主，江西人弹棉花、做木工，河南人搞杂耍、捡破烂，新疆人倒卖票证。这样非同乡之间没有什么利益冲突，因而矛盾不大。
（3）老乡中听谁的？许多散工对这一问题避而不答，或者是答“平等”。实际上却存在权威人物。在3～5人一组的散工中，讲价是由一个人讲的，别的人虽也参与意见，但一旦与雇主拍板就都听从讲价人的。这个人实际上是一组的领头的，通常讲话比较圆滑、流利，来广州的时间比较长。在一大群老乡中也有几个领头的，负责协调老乡之间的冲突。我们问“为什么要听这些人的？”，回答不外乎他比较公正、他有一帮人、他比较有经验等。
（4）定价方式。散工虽然“散”，但开价都比较统一。如拖一车沙12～15元，每上一层楼加1元；搬运一包水泥0.5～1元，楼层高再加价；补鞋、弹棉花的价格大致都差不多。散工们说定价是按成本、难度、时间综合计算的，如一天的工资（8小时）是12～20元，加班每小时不低于1元。通常先开高价，再讨价还价，只要比成本高就会成交。
（七）与本地人的关系
散工在居住和工作方面都要与本地人发生关系，因此关系的好坏对他们的生活适应有很大的影响。
（1）与本地政府的关系。中国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外来的散工必须在居住地登记并领取暂住证。暂住证上允许居留的时间从三个月到一年不等，到期必须重新登记延期。因此，基层行政单位经常定期进行检查，主要检查无证件者和过期不登记者，一般是对其进行罚款。调查中发现，政府的检查并不是经常性的，只是在遇到重大节日时或大规模的活动（如大型运动会）之前来检查。凡是未领取暂住证或到期未重新登记的，不管有无违反条例，均被处以罚款。检查的机构有街道、村委会的治安管理人员，亦有派出所的人员。
（2）与城管人员的关系。城市中除了公安人员以外，还有城市管理办公室，负责城市的治安、环境卫生的管理。这些机构通常都雇用一些临时的工作人员，尤其是保安。散工对城管人员的意见最大，因为部分城管人员常借“城管”之名对散工进行检查，乘机敲诈勒索。如果不交钱，轻者没收工具和行头，重者遭毒打。散工被城管人员罚过款的占多数。
（3）与税务人员的关系。散工绝大部分与税务人员无关系。因为散工收入不固定，工作亦不稳定，很难达到缴税标准。
（4）与房东的关系。散工与房东关系都比较好，他们说只要按时交租，房东平常也不管他们干什么。
（5）与当地人的关系。除了工作的事以外，散工与当地人没有什么交往，因而很少有冲突。散工大都听不懂本地方言，他们感觉本地人看不起他们，或者是可怜他们，也有些人认为本地人对他们很好。笔者认为，他们由于生活在自己的文化圈里，与本地人缺少交流，对本地人的看法都是凭一种感觉，或者是想当然如此。有些散工说，一旦与本地人发生冲突，吃亏的总是他们，因为公安或城管人员总是站在本地人一方，因此吃了亏只能忍一忍。
笔者设计了一组5个问题测量散工对广州、广州人、成就动机几个方面的态度（见表5）。
表5 散工态度调查情况
从表5中可以看出，散工中的大部人并不愿意在广州长住下去，因为散工来广州的目的主要是赚一笔钱回家用，或是娶妻，或是建房，或是作为进一步投资的资本。当我们问为什么不愿长住时，大多数人的回答是“人生地不熟”“干力气活老了就不行了”“家乡总比这里好”。第二个问题是想测试散工是否有进一步迁移的动机，也就是做人口移动中的“梯级移民”，但回答的结果是63%的人不愿意，10%的人没有打算。原因大概有这两个：听别人说过或是自己已经到过别的地方，大致与广州差不多；认为广州大，机会多，管理也松一些。这说明，外来劳工到一个地方就稳定下来，而不继续移动，发展趋势是越稳定人越多。第三个问题是想测试散工是否愿意找一个较为固定的工作，有55%的人愿意，也有16%的人不愿意或不置可否。从进一步的访谈中得知，散工中有一部分人曾经在一些工厂（主要是合资厂、私营企业）做临时工，因为太苦才出来干散工的。愿意进厂干的人大多是没有进过厂的，或者是寻找位置失败的，因为大部分工厂愿意雇女工，而不招男工。一些散工感叹说：“世道不同了，男人还不如女人！”第四个问题是测试成就动机，结果赞同的只有28%，51%的人认为“很难说”，而21%的人干脆反对。由此可见，散工认为他们的处境很难改变，只是抱着干一天算一天、能赚多少钱算多少钱的心理。最后一个问题是测试散工对本地人的态度，结果与我们的观察和访谈相吻合，大部人与本地人的关系是协调的。
二 问题与讨论
散工虽然是人口迁移的一种类型，但其适应方式是独特的。笔者认为，外来散工具有一种次文化的特征，散工与自己的同乡交流，保持着自己的语言、饮食习惯，并且想方设法聚居在一起，对家乡有强烈的感情。这种次文化并没有融入广州文化之中，他们既不懂广州话，亦不与本地人进行除做工以外的交往。当然由于做工时是雇主与雇工的关系，不同的社会地位阻止了二者的交往，所以当问及对本地人的看法时，他们说不出什么东西来，因为他们虽然生活在广州，其实对广州缺乏了解。他们既答不出广州市的市长、广东省的省长是谁，也不知道广州的风景名胜。所以他们只能根据自己的感觉、推理来评价本地人。
本文前面曾提到一个令调查者感到意外的结果：大部分人回答他们对广州的生活适应得很好。按常理，外来散工干的是最没有人愿意干的活，居住生活条件都很差，还受到过一些不平等的对待，许多人都经历过种种挫折，怎么还会说适应得很好呢？笔者认为有这么几点原因。首先，散工的适应是一种群体的适应，他们在异乡建立起一种相对封闭的次文化，因此个人不会经历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文化震撼。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没有与异文化正面接触。其次，适应好坏的标准不同。笔者以及调查者是从我们的生活水准去看待散工的，因而把散工视为社会底层的被人忽略的一群人。而散工绝大部分来自经济落后的地区，还有的来自贫困地区，他们在家乡的劳动强度和生活水准也许还比不上现有的水平。在广州他们多多少少可以赚些钱，一日三餐也没什么问题。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在广州的生活是适应得不错的。最后，中国人有爱面子的特点，湖南人、四川人尤甚。也许他们怕回答不好，使人觉得他没有能力，扫面子。当然这不是主因，但个别人难免会有这样的心理。
外来散工的这种适应方式，既与文化特征相连，亦与政府的现行户籍管理政策相关。
在中国，一个人一出生就拥有一个户口，这个户口就像一个“紧箍咒”把人牢牢套住。户口限制着人们自由迁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户籍管理制度严格地控制着人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迁移。从50年代开始，就有成群的农民涌入城市和工矿区谋生，可是由于这是没有计划和没有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运动，因而被斥为“盲流”（盲目流入城市）且被强行遣返原籍。从那时起“盲流”就成为民工潮的代名词。[3]而这个名词本身的含义就是留宿街头的、愚昧而肮脏的乞丐，代表着社会的最底层。
这种政策体系实际上是影响散工形成次文化，而不融入主体文化的根本原因。无论是50年代的“盲流”，还是当今的民工潮，都是推力和拉力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农民在走出家门迁往各地时，从来没有思考过户口管理政策的合理性，甚至连现行的政策是否会改变也没有想过。相反，他们逆来顺受，带着一种负罪感前往异乡寻找机会。也因此，他们到了异乡总是牢牢记住他们是外地人，永远改变不了这种身份。前面所说的那些浙江人，在广州工作了10年之久，不但从未有在广州安家立业的打算，还在家乡盖起了一座座无人住的房子。也因此，当他们被强行遣返、整顿或者被堵住不准前往他乡时，亦没有什么大的怨言。也许总有一天他们会问：“我们拥有同样的天空，我们拥有同一块土地，为什么没有同样的权利？”
在这种户籍管理政策的影响下，政府和社会各界形成了一种固有的观念：视民工潮为洪水猛兽，似乎外来民工是一种动乱的根源。因此，一旦出现民工潮总是想办法堵、疏、整、压。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散工干的是最重、最累的活，所得并不多，还会成为政府每一次整顿市容时的重点清扫对象。
所以要解决外来民工（包括散工）问题，首要的是改变和更新观念。社会愈发展，人口的迁移就会愈频繁。民工潮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结果。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建立合适的政策制度，过去那套方法显然是不适宜的。试想一下，散工每次都是整顿的对象，可是，为什么总是整而不止，甚至越整越多呢？正如前面散工动因分析时所指出的，一方面是推力，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后备军加入散工队伍；另一方面是拉力，那就是广州确实为散工提供了做工赚钱的机会。因此，笔者认为，散工之所以禁而不止，是因为其满足了城市发展的客观需要。实际上散工工作是城市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辅助部分，散工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改变。过去强调“革命工作无贵贱之分”“劳动者最光荣”，加上城市中从事散工工作的人缺少改变职业的机会，因而没有缺乏这方面劳动力的现象出现。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业的门路增多，收入差距拉大，城市中原来从事散工的人纷纷转行，需要有劳动力来填补这一空白。此外，城市发展加速对散工的需求也增大，如经常铺设各种管道、线路，需要挖沟，修补各种道路等。再有，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装饰室内蔚然成风，构成了对散工的最大需求。外来劳动人口填补了这一空白。由于这些行当是城市和居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用“禁”和“整”的方法自然是行不通的，而应该采取管理和协调的办法，如规定每小时最低工资，成立各类散工的信息公司（如目前的搬家公司），让供需信息交流，保障散工的人身安全等。
当务之急，是解决散工的人身安全保障问题，这也是散工向我们一再倾诉的问题。散工缺乏人身安全保障有这么几种情况。
一是部分城管人员对散工进行敲诈勒索，几乎每个散工都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给钱轻者遭毒打，重者送到收容所。
二是“地头蛇”强行勒索地皮费。散工出外找地盘一般都需经过“地头蛇”同意，并向“地头蛇”“进贡”才有立足之地。散工对此深恶痛绝却又无可奈何，因为“地头蛇”是有势力有帮派的。例如我们访问过一群由村支书带领的四川人，村支书每天要交4元，其他人每天交1元。
三是散工中的部分痞子、流氓拉帮结派，偷盗、抢劫无恶不作。据反映，这些人都是70年代以后出生的，无家无业，南下广州后不愿劳动，就组织起来干多种非法交易，并时常勒索散工，勒索不成见面就打。
四是散工之间为争生意而发生的斗殴时有发生。尤其是不同地区、不同省的人，常打架，老乡之间也常发生争执和斗殴。这些事件的后果很严重，有时打伤人，甚至打死人。
解决好散工的人身安全问题，实际上也有助于城市治安的整顿。
如何管理和协调好散工，如何保障散工的人身安全，不能期望在本文中得到解决，笔者仅提出一点建议，这就是建立起统一的管理系统和监督系统，对外来人口进行管理。目前一方面管理机构不统一，参与对外来人口管理的机构有十余处，只是进行一些突发性的统一行动；此外，成立了专门机构的地方，人员未落实、工作效率低、服务态度差；同时由于缺乏监督系统进行有效的监督，加上部分执法人员素质差，敲诈勒索、随意拘捕打骂外来民工的事时有发生。因此，整顿管理队伍，改变仅靠罚和抓的方法，保障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是刻不容缓的大事。
散工问题的最终解决，有待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散工持有公平的态度：这就是散工工作是城市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辅助部分，散工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尽管散工确实为城市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但笔者认为，正如不能因为交通事故多而禁止汽车生产一样，也不能因为社会问题而禁止散工的生存。
1993年7月初稿于广州
1994年1月修改于美国华州
[1] 本文原载于《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4期，收入本书时有修改。
[2] 赵世利、张敏如：《深圳市的人口迁移与流动》，《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该文中的“三无人口”指无固定职业、无固定住所、无有效证件的人。“三无人口”中包含笔者所说的散工。
[3] 郭书田、刘纯彬等：《失衡的中国——城市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第一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第14、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