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修良先生序

地方志是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典籍，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文化传统。我国方志编修的发展史源远流长，在经过了汉魏南北朝地记、隋唐五代图经两大发展阶段之后，及至宋代，方志体例最终定型，定期纂修方志成了历朝历代不可或缺的文化政策与现实要求，由此形成了这一数量庞大、内容多样、价值特色鲜明的历史文献，为我们研究祖国的历史地理、物产资源、风土人情等方方面面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方志的文献价值，我在《方志学通论》一书中有较为全面的专章论述，将其价值归纳为如下六个方面，即：研究民俗学的源泉，研究历史地理不可缺少的资料，研究明清以来社会经济的重要史料宝库，研究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资料，为研究各个地区自然灾害提供丰富的资料，研究各地教育史的重要园地。[1]当然地方志的文献价值不仅仅体现在以上这些方面，惟其如此，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曾经指出：“流传至今的方志有八千多部，这是我国特有的巨大的文献宝库。这些方志中包含着大量可贵的史料，给我们今天进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这项遗产的研究、发掘和利用还是远远不够的。”[2]当然这不是说所有方志中记载的任何内容都是正确的，也不是说其中所有内容都有文献价值，需要对具体史料进行考证和分析。对于旧方志资料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科学辩证态度，我想还是应当遵照谭其骧先生当年的主张，即：“旧志资料不可轻信”，“必须对每一条都进行审慎的考核，决不能轻易置信，决不能因为旧方志上有了，现在修新的地方史志时就照抄照搬”。[3]只有按照这个科学方法进行研究，才能对地方志的文献价值及其利弊得失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从而更好地利用好这个文献资源宝库。

我们浙江是经济文化大省，历来被称为“方志之乡”，编修地方志的历史悠久，不同时期曾涌现了众多体例精良、质量上乘、价值独特的志书，在方志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方志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尤其是明清以来，随着江南社会商业经济的发达，人文教化氛围浓厚，编修地方志进入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这不仅体现在志书数量大增，而且反映在志书的质量和价值更趋精良，更重要的是随着修志实践与史学理论发展的相互碰撞融合，形成了关于方志学理论的探讨，先是在各类志书的序跋凡例中有所展现，及至清代中叶，章学诚及其所著《文史通义》成为古代方志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因此，对于浙江方志史，尤其是方志理论的研究，无疑是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当然这里有必要着重指出一点，就是有些人在论述浙江方志起源，乃至古代方志起源问题的时候，不顾历史事实和学术研究结论，仍然错误地坚持所谓“一方之志始于越绝”的说法，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应当予以纠正。早在三十年前，我就对《越绝书》的文献性质、成书年代、价值意义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发表了《〈越绝书〉是一部地方史》这篇文章，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指出《越绝书》是地方史著而并非志书，批驳了所谓方志起源于《越绝书》的错误说法。此文刊登在《历史研究》上，随后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个国家级媒体都对拙文及其观点进行了报道和转载，可以说是关于此书性质研究的定论了。[4]后来我又对《越绝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历来流传的所谓作者袁康、吴平纯属子虚乌有的人物，《越绝书》乃是历史上“吴越贤者”前后相继撰述的产物，它不仅是研究浙江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典籍，也是研究吴文化的重要文献来源，因此是“江浙两省共有的文化遗产”。[5]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的人对这些文章视而不见，仍旧抱着错误的说法不放，在那里自说自话，这显然不是学术研究应有的态度。实际上，这类现象多年前早就存在，一直未能消除影响，所以我当年针对方志学界的诸多弊端，在《中国地方志》1994年第1期上发表了《对当前方志学界若干问题的看法》一文，对那些不良现象和错误说法进行了批驳，为的是能够肃清风气，营造学术研究应有的氛围，可是时隔多年似乎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其中原因，难道不值得深刻反思吗？胡乔木同志早就讲过，搞地方志工作也是在做学问，要具有严谨认真的学术研究态度，这是方志工作者务必要牢记的一点。

在明清以来的江南社会经济发展史上，江浙两省的乡镇、市镇这些基层社会的繁荣昌盛，成为当时历史上的一抹亮色，关于明清江南乡镇的研究，早就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和热门领域，学术成果丰厚，意义影响深远。就其研究基础而论，最重要的史料文献，无疑就是明清乡镇志书。浙江乡镇志编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末年，现存最早的一部乡镇志即常棠《澉水志》，不仅收入《四库全书》，而且因其体例精到、言简意赅获得清代学者的高度认可与评价，成为后世编纂乡镇志书的蓝本之一。据洪焕椿先生《浙江方志考》等书考录的结果，明清时期浙江共编修了150余部乡镇志书，现存近80部，这些乡镇志书为研究明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方言、物产等方方面面，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价值不言而喻，因此我在论述旧方志价值，以及探讨地方志与区域史研究的时候，曾多次引用乾隆《乌青镇志》等乡镇志书的内容作为例证，足见其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虽然国内外学者一致重视浙江乡镇志的文献史料价值，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多角度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一直以来没有系统地对古往今来浙江乡镇志书发展源流进行梳理研究的学术著作，对其发展历史、阶段特征、体例体裁、编纂特色、文献价值等重要问题尚无整体宏观的理论探讨，因此对浙江乡镇志进行总体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史学史、文化史等角度更为深入地把握其文献特征，以便为今后深入研究，挖掘巨大的价值提供理论参考借鉴。

张勤、陈凯两位同志合著的这部《浙江乡镇志书研究》，全书三十多万字，分为研究专论和文献考录两部分，首先对古今存佚的各类浙江乡镇志书进行了细致通盘的文献考录与内容提要，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这部专著从梳理志书发展源流、探讨志书阶段特征、概述志书体例体裁、通论志书文献价值等方面展开了研究综论，使得我们对浙江乡镇志书发展脉络有了更为详尽细致的了解与把握，丰富了相关研究领域的成果，也为浙江方志发展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实补充和细节完善，其学术价值重要性可见一斑。特别是占据本书重要篇幅的考录提要部分，两位作者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著录编者生平、版本源流、成书年代、篇目卷帙等内容，提要钩玄地展现这些志书的基本概况，为我们今后更加高效地检索利用这些文献提供了便利，这些成果的背后，不仅是这两位作者多年来奔走于浙江各地进行的实地调研访查，而且也是他们一直以来用沉稳严谨的学术研究态度，埋头于方志文献的整理爬梳和提要考录工作，通过不懈的积累探索，最终奉献了这部厚重的学术研究成果，其学术价值应当值得大力肯定。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本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和有待深入的地方，比如研究专论中相关史实考述尚可进一步加强；对于浙江乡镇志书文献价值的探讨，还应该在宏观通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结合具体案例研究来展示以加深立论；此外关于志书提要的写作，是否应当将新旧志书分部类撰写，也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仅就地域划分似乎难以突出编纂意图和研究目标。至于新志提要如何撰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认为应当和旧志提要的写法有所区别，记得我当年写过一系列的志书评论“新修志书特色过眼录”，在《中国地方志》上刊载，[6]从突出重点、反映特色的角度出发，对一些有价值的新修方志进行学术评论和介绍评价，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我曾在作者的初稿中看到过不少这方面内容，可惜后来因为篇幅限制进行了删略。但我希望这个思路可以在今后的研究中得以深化完善，这是我对两位作者的期待。

在这部专著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刊行之际，作为老师，看到他们取得新的学术成就，感到十分欣慰，因就读后所想，欣然执笔撰序，希望他们再接再厉、继续合作，在方志学研究领域中取得更多更好的成就，是所至望。

[1] 参见拙著《方志学通论》（增订本）第十一章“旧方志的价值和整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43～459页。

[2] 谭其骧：《地方史志不可偏废 旧志资料不可轻信》，载《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8页。

[3] 谭其骧：《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0页。

[4] 参见《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又收入《史家·史籍·史学》与《史志丛稿》两书。

[5] 参见拙文《袁康、吴平是历史人物吗？——论〈越绝书〉的作者》，《历史月刊》1997年3月号；《〈越绝书〉散论》，《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1期；《〈越绝书〉江浙两省共有的文化遗产——兼论〈越绝书〉的成书年代、作者及性质》，《江苏地方志》2006年第4期，以及为张仲清先生《越绝书校注》一书所写的序言。

[6] 收入拙著《仓修良探方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9～4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