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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秦汉陆路运输动力的开发

一人力转输：担负与挽辂

秦汉时期，人力仍然是陆路运输的主要动力之一，人力“担负”也是陆路运输的基本形式之一。[1]

图4-1 大邑安仁出土汉画象砖收获画面

《史记·律书》赞美文景之治天下“和乐”的升平景象，说道：“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以百姓得以“息肩”体现轻徭政策之利，说明以“担负”形式从事徭役往往使百姓被迫背离“田亩”，承受沉重的苦难。

图4-2 新都汉画象砖挑担形象

秦汉征发徭役的主要内容当首推大型土木工程和大规模的运输活动，而土木工程修建也不能缺少运输这一重要环节。《淮南子·精神》：“今夫繇者，揭臿，负笼土，盐汗交流，喘息薄喉。”高诱注：“繇，役也。今河东谓治道为繇道。”“笼，受土笼也。”“负笼土”，即土木建筑工程中最常见的短途运输形式。《九章算术·均输》中列有算题：

今有负笼重一石一十七斤，行七十六步，五十返。今负笼重一石，行百步，问返几何？

答曰：四十三返、六十分返之二十三。

所反映的正是这一类用工数量极大的劳役内容。遗存至今的秦阿房宫前殿的夯土台基东西1300～1400米，南北500～600米，北高8米，南高3～4米，夯土计约427万立方米。依《九章算术·商功》“穿地四，为壤五，为坚三”的比率折算，夯土（即所谓“坚”）427万方，当合松土（即所谓“壤”）711.6万方。又有算题称“土笼积一尺六寸”，“秋程人功行五十九里半”，以负土路程为平均10里计算（现存夯土台基东西1300～1400米，依陈梦家汉里相当于325米说，已近4.3里），仅运土所需劳动日即达3436万，相当于10万人近一年的工作量。秦始皇陵封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汉书·楚元王传》），土方量达1102.5万立方米。地宫以平均深度20米计，土方量也达498.5万立方米。复土时完成地宫和封土的夯土土方，共需运输土方2586.7万立方米。由于挖掘地宫出土仅624.4万立方米，因而需由他处挖掘运送土方1962.3万立方米。据《水经注·渭水》，取土在5里外的鱼池。仍依《九章算术·商功》的劳动工率折算，复土工程用工数量合计约9790.7万工作日。骊山复土工期自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九月至秦二世元年（前209）四月。[2]考虑到降水日、土忌日等对施工的影响以及施工队伍中管理、后勤人员的数量，可以估算其用工数量。据测算，复土工程中运输土方的劳作多达9472.4万工作日，大略占用工总数的96.7%。[3]

图4-3 郫县出土制盐画象砖背负画面

不仅各种大型土木工程施工中繁重的短途运输需大规模征调徭役，使百姓不得“息肩”，使用民力之酷烈，尤其在于行程常常至于千百里的长途转运。

秦始皇多所兴作，“输将起海上而来”（《新书·属远》），一时“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淮南子·氾论》），以致不得不发“丁女转输”，役者“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图4-4 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铜啄背负形象

《史记·平准书》记述汉武帝时通西南夷道工程之艰巨：“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锺致一石。”裴骃《集解》：“《汉书音义》曰：‘锺六石四斗。’”这种落后的运输方式的社会劳动消耗（物质消耗和劳动消耗）或劳动占用达到惊人的程度，而运输经济效益极低，甚至总运输量中仅有15.6%抵达目的地。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春出击匈奴，“乃粟马，发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与焉”。对于“私负从马”的意义有不同认识，但对于所谓“粮重”，则多依《汉书·匈奴传上》颜师古注“负戴粮食者”说。《汉书·李广利传》记载，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李广利再击大宛，“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颜师古注：“负私粮食及私从者，不在六万人数中也。”诸葛亮北伐，魏延献计由子午谷突袭长安，请求率“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作战人员与从事人力“担负”的运输人员的比例达到一比一。曹真伐蜀，杨阜上疏也说“转运之劳，担负之苦，所费以多”（《三国志·魏书·杨阜传》）。看来，战争中军需物资的运输常常采用人力“担负”的形式。

《后汉书·董卓传》记载，李傕、郭汜乱关中，汉献帝仓皇东归，流落大阳，“百官饥饿，河内太守张杨使数千人负米贡饷”。汉朝廷遂得以辗转经安邑还至洛阳。张杨先使人“缮修洛宫”，作杨安殿。“张杨以为己功，故因以‘杨’名殿。”当时为“百官”“贡饷”的方式，是“使数千人负米”。

图4-5 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铜贮贝器负物形象一

图4-6 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铜贮贝器负物形象二

人力“担负”虽然运输经济效益极低，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以征调民力数量之多，往往对社会造成幅度较大的影响。对秦汉时期的交通运输进行全面考察，不可不注意这种落后的运输方式。

采用人力“担负”这种运输形式，一方面是由于交通道路条件的限定，如《新语·资质》所谓“广者无舟车之通，狭者无步檐之蹊”，但是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运输工具及畜力，譬如车马的缺乏。[4]西汉初年，“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史记·平准书》），天子用车也未必系驾纯色的马，高级官僚有的也不得不乘坐牛车，可能投入运输业的畜力可以想见。汉武帝时代，畜牧业取得突出发展，然而一般民户仍未必具有置备车马的财力。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汉书·武帝纪》）[5]。又“以安车蒲轮征（枚）乘”（《汉书·枚乘传》）。有的知识分子从帝王征召，甚至要“卖田百亩以供车马”（《汉书·贡禹传》）。“担负”自然成为贫苦人民从事转输劳役的普遍方式。《汉书·兒宽传》记述汉武帝时左内史收租税情形，“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繦属不绝”，即体现出不同社会等级运输能力的差别。

图4-7 滕县黄家岭出土汉画象石担负画面

人力车辆的普遍应用也说明秦汉时期人力曾作为主要运输动力之一。

《史记·货殖列传》说，“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其“迁处”远至位于今四川邛崃的临邛。除人力推动的辇车外，当时更多见人力牵挽的车辆。娄敬戍陇西行经洛阳，建议刘邦定都关中，即“脱輓辂”而进言（《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图4-8 乐山麻浩东汉崖墓石刻推挽辇车图

《说文·车部》：“輓，引车也。”从汉代人的记载看，这种人力牵挽的车辆曾经作为秦汉时期大规模转输的主力。主父偃说，秦皇帝“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又使天下蜚刍輓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锺而致一石”。严安也说：秦“使蒙恬将兵以北攻胡，辟地进境，戍于北河，蜚刍輓粟以随其后”（《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淮南子·兵略》说，二世皇帝“兴万乘之驾，而作阿房之宫，发闾左之戍，收太半之赋，百姓之随逮肆刑輓辂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万之数”。高诱注：“辂，輓辇横木也。”《淮南子·人间》：“（秦皇）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輓车而饷之。”“当此之时，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格于道。”汉代转输徭役仍大量使用这种人力车辆。《盐铁论·未通》说到“老弱负辂于路”的情形，甚至“今五十已上至六十，与子孙服輓输，并给繇役”。《汉书·李广利传》所谓“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即强调转车“人徒”，很可能也取所谓“輓输”的形式。《淮南子·览冥》描述战国兼并“举兵而相角”的情景，写道：

质壮轻足者为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凄怆于内，厮徒马圉，軵车奉饷，道路辽远，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车弊，泥塗至膝，相携于道，奋首于路，身枕格而死。

“奋首于路”，高诱注：“民疲于役，顿仆于路”，“言疲困也”。“身枕格而死”，王念孙解释说，“谓困极而仆，身枕輓车之木而死也”。格“与辂同，谓輓车之横木也”。其描绘之真切，其实当以秦汉时“輓车”运输的体验和印象作为基础。

图4-9 江苏昌梨水库1号东汉墓画象石挽车图

《战国策·燕策二》：“车士之引车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车因行矣。”汉时引车者似乎多为每车六人。《淮南子·说山》有“引车者二六”的说法，高诱注：“辕三人，两辕六人，故谓二六，一说十二人。”《九章算术·均输》说到“均赋粟”的一般运载定额：“六人共车，车载二十五斛，重车日行五十里，空车日行七十里，载输之间各一日。”《九章算术·商功》中关于土木工程中的“载土”车，也说到“程行五十八里，六人共车，车载三十四尺七寸”。看来，“六人共车”是比较普遍的情形。

在山东滕县黄家岭出土的汉画象石中，可以看到三人挽车的画面，从通常所见汉画表现方式的一般规律看，正体现所谓“六人共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