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桥梁工程

桥梁，是陆路交通系统中借以跨越河川险阻的建筑形式。秦汉时期，在交通空前发达的情况下，桥梁建设也进入新的阶段。根据竺可桢的研究成果，战国至西汉是我国历史上比较温暖湿润的时期[27]，当时黄河流域的自然景观较现今大不相同，河流水量较现今大，沟渠湖沼也较现今密集，因而桥梁对于交通的意义更为重要。当时说到交通条件，往往“道桥”并称。在对于秦汉交通道路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道路形式，如栈道、复道等，就是以桥梁建造技术的发展为基础而得以出现和推广的。

秦汉时期最负盛名的桥梁是长安附近的渭河三桥。

据《诗·大雅·大明》，周文王娶亲，“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以船只比接为浮桥[28]。秦始皇时代已经有沟通渭河南北形式为石柱木梁的多跨长桥，将渭北咸阳宫与渭南阿房宫连结为浑然一体的宏大宫殿区。[29]西汉都城长安见于记载的渭桥有三座，这就是由东向西排列的渭桥、中渭桥、便桥，或依所处方位称作东渭桥、中渭桥、西渭桥。

图2-4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渭水桥”图

东渭桥位于长安通往河东的大道上，汉文帝从代国启程赴长安即皇帝位，丞相以下文武百官就集合在这里迎接。[30]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汉墓壁画中有描绘一座长桥的画面，桥上横梁下可以看到榜题“渭水桥”三字。[31]据考证，这座“渭水桥”就是长安东渭桥，然而所描绘的，大约已经是东汉晚期的情景。[32]汉墓壁画多用以显示墓主身份和经历，这幅壁画的意义可能就在于表现墓主由繁阳迁长安令时，曾行经这座名桥。看来，这座宏伟壮观的渭桥当时曾成为长安的标志。

中渭桥即横桥。《三辅黄图》卷六引《三辅旧事》：“秦造横桥，汉承秦制，广六丈三百八十步，置都水令以掌之，号为石柱桥。”[33]折合现代尺度，桥宽超过13.8米，接近中国现代大中城市四车道桥梁的宽度（15米）。《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记述，“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属之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之，以为行已过，即出，见乘舆车骑，即走耳。’廷尉奏当，一人犯跸，当罚金”。行人可藏身桥下，大约平阔滩地上有连接正桥和路堤的引桥。《水经注·渭水下》引《三辅黄图》：“后董卓入关，遂焚此桥，魏武帝更修之。”然而曹操所重修者，“桥广三丈六尺”，规模已经远不及汉中渭桥。

图2-5 沙河古桥遗存

西渭桥又称便桥或便门桥。《汉书·武帝纪》：建元三年（前l38），“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初作便门桥”。颜师古注：“便门，长安城北面西头门，即平门也。古者平便皆同字。于此道作桥，跨渡渭水以趋茂陵，其道易直。”《三辅黄图》卷六：“便门桥，武帝建元三年初作此桥，在便门外，跨渭水，通茂陵。”根据有些考古工作者的调查资料，认为西渭桥桥址在今陕西咸阳马家寨西。[34]近年来，在咸阳资村以南的沙河古道内发现2座木构古桥，方向分别为北偏西5°和北偏东30°。其中1号桥已发现清理了16排145根桥桩，残存总长度106米，宽16米左右。2号桥清理出5排40余根桥桩，长30余米，宽10米左右。从现场清理情形看，2号桥的保存情况和结构状况表明其年代晚于1号桥。据14C测定年代，1号桥距今2140±70年。主持发掘清理的考古工作者认为，“1号桥应是汉魏时的西渭桥，2号桥是隋唐时的西渭桥”[35]。此外，亦于陕西咸阳附近旧曾出土的“便”字汉代瓦当，有的学者推测或即西渭桥遗物。[36]沙河古桥的发现，引起了交通史学者和历史地理学者的高度重视。14C测定桥桩木材年龄为2140年左右，正当西汉初期。这在桥梁建筑史上具有标尺性的意义。对于沙河古桥的性质尚有不同意见。研究者或以为所发现的是西汉沣河桥遗址。[37]相关考古资料对于说明秦汉交通建设水准的价值，无疑是重要的。

2012年以来，仅长安城北发现了三组七座渭桥。包括战国晚期修建的厨城门四号桥，西汉及东汉魏晋两次修建的厨城门一号桥，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修建的洛城门桥等[38]，为秦汉桥梁史考察提供了新的认识基础。

长安附近的桥梁除渭桥外，还有横跨泾水的泾桥[39]，秦官印有文曰“长夷泾桥”者[40]，可作为实物证明。此外，城东还有宣平门桥[41]、饮马桥[42]、霸桥等。王莽地皇三年（22）二月，霸桥火灾，修复后以其地位重要，更名“霸桥为长存桥”（《汉书·王莽传下》）。霸桥地当长安往关东必经之地，“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三辅黄图》卷六），于是成为世代沿袭的风习。

图2-6 《待时轩印存》著录“长夷泾桥”印

2006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汉长安城西南角未央宫遗址与建章宫遗址之间发掘了一处古桥遗存。考古学者根据遗迹现象推算，“该古桥木桩东西长度至少应有50米，也就是说该桥的宽度应在50米以上。桥的长度尚不好确定，但从对遗址周围的勘探和调查看，这一段古河的河床宽约60米，再加上引桥，推测这座古桥的长度至少应在100米以上”。“从地理位置看，这座古桥应是古河上的桥梁。河古称‘泬水’，其上游是‘潏水’。”[43]现今河作为渭河一级支流，径流量“年际变化大，年内分配不均”，“洪汛期径流量大，约占年径流量的80%以上；而枯水季节常断流”[44]。但秦汉时期当水量可观。古桥位于秦汉时期均列入皇家祠祀对象的这条河流上，有连通主要宫殿区的功能，当时在桥梁工程和交通规划方面都应当居于较高等级。

《史记·滑稽列传》褚先生补述：西门豹“发民凿十二渠”，“十二渠经绝驰道，到汉之立，而长吏以为十二渠桥绝驰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驰道合三渠为一桥。邺民人父老不肯听长吏，以为西门君所为也，贤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长吏终听置之”。十二渠桥“相比近”，虽然是极其密集的特例，但一般情况下，因河渠纵横，当时桥梁这种主要交通设施的数量仍是十分可观的。赵充国经营金城湟中，曾“治湟陿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从枕席上过师”（《汉书·赵充国传》）。湟陿在今青海西宁东，距鲜水海（青海湖）不过百数十里，由高原冻土地带的施工效率，也可以说明当时桥梁的修造能力。

梁桥、拱桥、索桥这几种主要的桥梁型式，在秦汉时期都已经基本具备。

图2-7 山东苍山兰陵画象石所见砖石结构梁桥

渭桥和霸桥都是多跨的梁桥。《水经注·渭水下》引《三辅黄图》中记述，“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度，以法牵牛”。“广六丈，南北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间，七百五十柱，百二十二梁。桥之南北有堤，激立石柱，柱南，京兆立之，柱北，冯翊立之。有令丞，各领徒一千五百人。桥之北首，垒石水中，故谓之石柱桥也。”[45]也有学者以为渭桥木柱。[46]估计桥之南北立石柱，桥中或又用木柱，木石结合，则柱数750，而间分68，为数不尽的疑问可以得到合理解释。而且据《水经注·渭水下》，“秦始皇造桥，铁镦重不胜，故刻石作力士孟贲等像以祭之，镦乃可移动也”。或以为铁镦即打桩铁椎，也可证渭桥木柱之说。《初学记》卷七：渭桥、横桥、便桥，“并跨渭，以木为梁。汉又作霸桥，以石为梁”[47]。渭河三桥均为木梁似无疑义。因而董卓可以焚桥。但“巫蛊之祸”后，汉武帝“焚苏文于横桥上”（《汉书·武五子传·戾太子刘据》），说明桥面又不可能完全是木结构。桥南北两端是否采用木结构、砖石结构甚至与部分使用金属材料相结合的方式，可以留待后证。前说沙河古桥确实发现异常金属结构，其作用尚未得到合理解说。关于霸桥，则有王莽地皇三年（22）“二月，霸桥灾，数千人以水沃救，不灭”的记载，最终“桥尽火灭”，据说“大司空行视考问，或云寒民舍居桥下，疑以火自燎，为此灾也”（《汉书·王莽传下》），可以说明是木结构为主。

图2-8 山东苍山前姚画象石所见斗拱木柱梁桥

汉代画象中体现梁桥形式的实例，还有山东沂南汉画象石，四川成都羊子山2号墓汉画象砖，山东临沂白庄汉画象石，山东苍山卞庄城前村汉画象石，以及苍山向城前姚汉画象石，等等。梁桥往往成为汉代画象的主要题材之一，说明梁桥已经成为当时桥梁中最有代表性的桥型，其修造技术已经为各地区普遍应用。

图2-9 成都羊子山汉画象砖木梁桥画面

《初学记》卷七引《齐地记》：“秦始皇作石桥，欲渡海观日出处。旧说始皇以术召石，石自行，至今皆东首，隐轸似鞭挞瘢，势似驱逐。”这虽然只是一种传说，但其中透露出当时可能已出现石梁柱桥的信息。《水经注·穀水》记建春门石桥：“桥首建两石柱，桥之右柱铭云：‘阳嘉四年乙酉壬申，诏书以城下漕渠，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委输，所由而至。使中谒者魏郡清渊马宪监作石桥梁柱……主石作右北平山仲，三月起作，八月毕成。’”可见当时修建石梁柱桥的施工效率也相当高。通过山东苍山兰陵汉画象石表现桥梁的画面，可以看到以砖或石材砌筑桥柱的桥梁形式。[48]而山东嘉祥武梁祠石室西间东面画象石所见梁桥，更明确表现出石作技术应用于桥梁工程。

图2-10 新都汉画象砖所见桥面微拱的梁桥

拱桥出现的可靠资料最早见于汉代。[49]班固《西都赋》有“因瑰材而究奇，抗应龙之虹梁”句，李善注：“应龙虹梁，梁形似龙而曲如虹也。”通过山东沂水韩家曲汉画象石以龙表现虹的画面，可以推知所谓“抗应龙之虹梁”，很可能是指拱桥。

图2-11 彭州汉画象砖所见斜柱支撑的早期拱桥

拱桥在墩台之间以拱形结构承重，以增大跨度，增加荷载，其施工工艺和结构力学的实践都显示出新的水平。拱下形成较大空间，也利于水上航运的发展。

四川新都山土的汉画象砖有表现车马过桥题材者，桥为三孔木梁柱桥，桥面大略呈弧形，以往曾经有人认为这种弧形木梁桥的出现始自唐代，新都汉画象砖的发现，可以将这种桥型的最初年代提前到汉代。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这种扩大桥下净空以便利通航的桥型，必然会对拱桥的出现发生启示作用。江苏溧水出土汉画象砖可以看到下有立柱支撑的拱桥，所表现的应当是汉代拱桥的早期形态。《水经注·穀水》引《上东门石桥右柱铭》中，说到“监作石桥梁柱，敦敕工匠，尽要妙之巧，攒立重石，累高周距，桥工路博，流通万里”，可见所修建的并非一般的石梁柱桥，“攒立重石，累高周距”，意在不影响桥下通漕之便。所谓“尽要妙之巧”者，很可能是指对起拱技术的巧妙应用。

图2-12 山东沂水韩家曲汉画象石所见“应龙虹梁”画面

拱桥的出现是以拱券技术为基础的。从汉墓发掘的资料看，大约汉武帝元狩年间至昭帝时期，带竖井墓道的小砖券墓及仿照这种小砖券墓而筑作的弧形土洞墓开始出现。大致在宣帝时期，小砖券墓逐渐流行。这一时期的空心砖墓也常常模仿拱券顶的形式搭设折边墓顶。[50]河南洛阳发现的2座西汉时期的壁画墓，主室用空心砖构筑梯形拱顶，两侧耳室用小砖拱券。[51]拱桥正是在拱券建筑形式成熟之后，才得以出现并逐步普及于公共交通形式的。

山东邹县高庄前营汉画象石有所谓“升鼎图”，画面可见挽绳的力士站立在拱桥上。河南南阳英庄汉画象石，以及山东嘉祥五老洼汉画象石等，也是反映汉代拱桥形式的珍贵的文物资料。

关于拱桥最初出现的具体年代，有的论著推定“我国至迟在东汉晚期已有了拱桥”[52]，有的论著则断言“我国的拱桥始建于东汉中后期”[53]，根据出土文物资料分析，这样的认识似乎仍失之于保守。

山东嘉祥五老洼汉画象石的年代，据判断“属于孺子婴及汉明帝时期的可能性比较大”。[54]河南南阳英庄汉画象石，画面上同一河流上相距不远并列两座拱桥，可以说明这种桥型当时的普及程度。发掘者认为，其年代“不早于王莽时期，不晚于东汉初年”。[55]由此可以推知，大约在两汉之际到东汉初期，拱桥无疑已经成为交通建设的重要成就。

图2-13 新野樊集M24画象砖拱桥画面

近年清理的河南新野樊集汉画象砖墓的收获，又可以增进对于拱桥最初出现年代的认识。其中M24、M35、M36、M39门楣画象砖均可看到表现拱桥的画面。关于这些墓葬的年代，发掘者认为，“上限不早于武帝时期，下限不晚于新莽时期”[56]。这就是说，拱桥的始建年代，又可以提早到西汉中晚期。

河南新野樊集汉画象砖墓中M24、M35、M39所出画象砖以及新野北安乐寨村东汉画象砖上拱桥的图形[57]，已经表现出典型的弓形拱或圆弧拱的特征，其拱矢（两拱脚连结线到拱顶的高度）和跨度之间的“矢跨比”分别为1∶4.86，1∶7.56，1∶5.09。这一事实，可以修正有的学者提出的弓形拱桥的出现始于公元7世纪的认识。[58]所谓弓形拱桥的出现，实际上至少应当理解为西汉人的文化创造之一。矢跨比愈小，则拱的推力愈大。圆弧拱桥或弓形拱桥可以在不加高路面的情况下，加大拱跨，在汉代车辆尚不具备制动装置的情况下，限制桥高，无疑也有利于车辆上下通行。[59]

图2-14 新野樊集M36画象砖拱桥画面

汉代拱桥的建造，是桥梁工程史上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创举。正是以汉代的拱桥为基础，后来发展演化出在世界桥梁史上久负盛誉的我国古桥艺术中最为多姿多彩的不同风格的拱桥的造型。

索桥又称悬桥、桥，竹索桥又称笮桥。索桥一般是在山崖陡立，水流湍急，难以立柱作墩的条件下得以发展的桥梁形式。

《汉书·西域传上》记述“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的乌秅国的交通条件：“其西则有县度，去阳关五千八百八十八里，去都护治所五千二十里。县度者，石山也，溪谷不通，以绳索相引而度云。”颜师古注：“县绳而度也。县，古悬字耳。”又杜钦说大将军王凤曰：“又有三池、盘石阪，道陿者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县度。畜队，未半阬谷尽靡碎；人堕，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据《水经注·河水一》所记法显的经历，“二千余里”应为“二十余里”之误。[60]“以绳相引而度”，估计近似于独索吊桥或称溜索桥、溜筒桥。这是西境的索桥，在我国西南地区索桥的发展也较早。据《太平寰宇记》卷七八，茂州“梁普通三年置绳州，取桃关之路以绳为桥，因作州称”。南北朝绳州地当汉代蜀郡蚕陵，在今四川茂汶西北。

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多有以“笮”或“筰”命名的部族和地区。《史记·西南夷列传》：“自雟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汉书·地理志上》说，越嶲郡有定莋、莋秦、大莋诸县。“定莋”，颜师古注：“本筰都也。”《元和郡县图志·剑南道中》：“昆明县，本汉定莋县也。周武帝之定笮镇。凡言笮者，夷人于大江水上置藤桥谓之‘笮’，其定笮、大笮皆是近水置笮桥处。”笮字从竹，原当为竹索、竹缆。《太平御览》卷七一引《纂文》：“竹索谓之笮，茅索谓之索。”据《华阳国志·蜀志》，李冰在蜀郡造七桥，其中夷里桥“亦曰笮桥”，桥以竹索为之[61]。《水经注·江水一》：“江水又东别为沱。”绵虒县“即汶山郡治，刘备之所置也，渡江有笮桥”。是岷江也有竹索桥。《隶释》卷一五《蜀郡属国辛通达李仲曾造桥碑》中有“造此笮桥”语，是为汉代建造索桥的确切记录。

陕西留埧有所谓樊河，旧有铁索桥，明嘉靖八年（1529）碑刻称，系樊哙于汉高祖元年所建，故名樊河桥。然而至今未见确切记载和考古资料证实秦汉铁索桥的存在。但是当时冶铁工艺已经相当进步，金属链条制作技术在秦代已比较成熟。[62]《汉书·王莽传下》：王莽地皇二年（21），“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儿女子步，以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锺官，以十万数”。颜师古注：“琅当，长锁也。”元人戴侗《六书故》：“今人以锒铛之类相连属者为链。”《后汉书·崔骃传》：“董卓以是收（崔）烈付郿狱锢之，锒铛铁锁。”可见铁链的应用在汉代并不罕见。有的学者根据这些条件，推想“公元前2世纪时的樊河桥已可能是铁索桥”。[63]西晋伐吴时，楼船东下，“吴人于江险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晋书·王濬传》）。由此推测，汉代在水面较为狭窄的江河横系铁索，技术上不会存在很大问题。明人杨慎在《南诏野史》一书中，也记录了关于汉代铁索桥的传说：“兰津桥在景东厅城西南兰沧江。两岸峭壁飞泉俯映江中，地势险绝。以铁索系南北为桥，东汉明帝时建。”

秦汉时期还有一种应用比较普遍的桥梁型式，这就是浮桥。

关于黄河上第一座浮桥的记载，见于公元前541年秦后子鍼奔晋，“造舟于河”（《左传·昭公元年》）。[64]后子鍼的路线“自雍及绛”，桥址或在蒲坂津，或在汾阴津。这座浮桥是用后即废的临时性浮桥。《史记·秦本纪》：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初作河桥”。这是黄河上第一座相对正式的浮桥。张守节《正义》：“此桥在同州临晋县东，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桥也。”[65]《后汉书·西羌传》：汉和帝永元五年（93），贯友代聂尚为护羌校尉，攻迷唐，斩获八百余级，“收麦数万斛，遂夹逢留大河筑城坞，作大航，造河桥，欲度兵击迷唐”。迷唐于是远依赐支河曲。永元十年（98），“和帝令迷唐将其种人还大、小榆谷，迷唐以为汉作河桥，兵来无常，故地不可复居，辞以种人饥饿，不肯远出”。足见这座黄河浮桥重要的战略意义。另一座著名的黄河浮桥，则是西晋时期由杜预主持修造的。

东汉初年还曾成功地在长江上修建浮桥。《水经注·江水二》：“汉建武十一年，公孙述遣其大司徒任满、翼江王田戎将兵数万，据险为浮桥，横江以绝水路，营垒跨山以塞陆道。光武遣吴汉、岑彭将六万人击荆门，汉等率舟师攻之，直冲浮桥，因风纵火，遂斩满等矣。”造此浮桥的目的在于加强防守，然而最终在强攻下失利。《后汉书·岑彭传》记述荆门浮桥形式：“横江水起浮桥、斗楼、立攒柱绝水道。”后岑彭、吴汉军乘风火攻，“风怒火盛，桥楼崩烧”。

此外，史籍中还可见乐嘉城颍水浮桥[66]、洛阳洛水浮桥[67]、潼关渭水浮桥[68]、成都沱江浮桥[69]、邺县漳水浮桥[70]等等。

战国秦汉时期，铁器的普及大大促进了建筑工程对石料的应用，为石桥的大量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一变化，对于桥梁的实用、经济、美观，有着划时代的进步作用。石拱石梁桥的发展，延长了桥梁使用期限，减少了维修更新费用，同时也有利于提高结构理论和施工技术的水平。

除木桥和石桥外，当时还有因地制宜，就地取其他材料构筑桥梁的情形。诸葛亮曾在武功水作竹桥。[71]《后汉书·班超传》：“焉耆国有苇桥之险。（焉耆王）广乃绝桥，不欲令汉军入国，超更从它道厉度。”[72]联系到河西汉代长城遗址有夯层中夹芦苇层的情形，可能苇桥之得名，也在于利用芦苇作为辅助建桥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