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秦汉交通道路建设

一 全国陆路交通网的形成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实现统一之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以“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急切需要加强交通以巩固统一。于是立即致力于全国交通网的建立，在战国交通的基础上，“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史记·秦始皇本纪》），经过修整与沟通，将各国道路纳入以全国为规模的交通系统之中。在秦始皇时代，大致由这样一些主要交通干线纵横交错，结成了全国陆路交通网的大纲。

图1-1 秦始皇时代的主要交通线

三川东海道 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条大路即由关中东向直指海滨。其与黄河并行的区段，曾有“殽道”“成皋道”之称。楚汉战争中刘邦军与项羽军攻守进退，曾据三川东海道反复争夺。西汉长安和东汉洛阳两个重要都市，由这条道路得以交通。由于所联系地区经济地位重要，人口亦较密集，于是成为秦汉时期承当运输量最大的交通干线。[1]对于这条“沟通长安、洛阳两大都邑的交通干道”的历史作用、通行条件和具体走向，多有研究者进行了认真的勘察考论。[2]

南阳南郡道 出武关东南向，经南阳至于南郡，使关中平原与江汉平原得以沟通，又通过水陆交错的形式“南极吴、楚”（《汉书·贾山传》），与长江中下游衡山、会稽地区相联系。商鞅封地在这条古道上。[3]史念海说，此即“秦始皇二十八年北归及三十七年南游之途也”。[4]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之行，得到睡虎地秦简《编年记》“【廿八年】，今过安陆”（三五贰）的证实。[5]其实，在实现统一之前，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秦王游至郢陈”（《史记·秦始皇本纪》），很可能也经由此道。也就是说，这条道路秦始皇或许曾三次经行。秦末，刘邦由这条道路先项羽入关。周亚夫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即由此道行洛阳。这条大道汉时又曾经称为“武关道”。[6]由《史记·货殖列传》“南阳西通武关”可知，因南阳地方“成为当时联络南北地区的最大商业城市和经济重心”，这条道路形成“交通盛况”。[7]

邯郸广阳道 经河东、上党，或由河内北上至邯郸、广阳、右北平，通达燕赵。这条大道战国时已具有重要地位。史念海曾经指出：“太行山东边有一条主要道路，与太行山平行，纵贯南北，赵国都城邯郸与燕国都城蓟都是在这条交通线上。”[8]秦汉时期的北岳，就在这条交通线上。[9]

陇西北地道 由关中通向西北，是为著名的“丝绸之路”的东段。秦统一后，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第一次出巡即经此道西行，即《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后来汉武帝出巡，也曾经经由这条道路。如元鼎五年（前112）“郊雍，至陇西，西登崆峒”（《史记·封禅书》）。元封四年（前107），又曾“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汉书·武帝纪》）。这条古道的某些路段，与秦人东进关中的路线有关，又成为促进东西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的干道。[10]

汉中巴蜀道 秦据有巴蜀，当以跨越秦岭的畅通道路作为基本条件之一。秦岭山路险厄，工程极其艰巨。开通之后又历经拓修完善，形成故道、褒斜道、灙骆道、子午道数条南逾秦岭的路线。蜀道南段诸线路中，较为艰险者又有著名的阴平道。刘邦至汉中，“从杜南入蚀中”，还定三秦，亦通过秦岭栈道，“从故道还”（《史记·高祖本纪》）。汉武帝时，曾以“故道多阪，回远”，“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史记·河渠书》）。汉平帝元始五年（5）秋，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汉书·王莽传上》）。“后以子午，塗路歮难，更随围谷，复通堂光”（《隶释》卷四《司隶校尉杨君孟文石门颂》）。曹真伐蜀，曾由骆谷进军。姜维北上，亦曾“率众出骆谷”（《三国志·蜀书·后主传》）。邓艾伐蜀，则经阴平道行险地取胜（《三国志·魏书·邓艾传》）。[11]一些线路的栈道遗迹，至今犹有遗存。

图1-2 旬邑秦直道遗迹

直道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六国年表》：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蒙恬列传》：“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迺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壍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秦始皇出巡途中死于沙丘平台，“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史记·秦始皇本纪》）。直道从甘泉宫北行1800里直抵边防重镇九原。秦代经营的交通大道多利用战国原有道路，只有直道是在秦统一后规划施工，开拓出可以体现秦帝国行政效率的南北大通道。司马迁行经直道全程，曾经发感慨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史记·蒙恬列传》）[12]直道对于当时交通结构的形成意义重大。[13]对于秦直道的走向，认识则存在严重分歧。[14]近年考古工作的收获，使若干疑问得以澄清。发掘收获以断代明确的出土资料，大致可以否定以为秦直道并非南北笔直，而推断其路线向西北迂回至于华池、定边的意见。[15]

图1-3 旬邑秦直道石门关

图1-4 富县秦直道遗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在明提供）

北边道 秦统一后，在战国长城基础上营建新的长城防线。因施工与布防的需要，沿长城出现了横贯东西的交通大道。《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巡北边，从上郡入”。三十七年（前210），出巡途中病故，李斯、赵高秘不发丧，棺载辒辌车中，“从井陉抵九原”而后归，特意绕行北边，说明此次出巡的既定路线是巡行北边后回归咸阳。后来，汉武帝亦曾巡行北边。《史记·封禅书》：汉武帝元封元年（前l10）“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反至甘泉”。显然，北边道自有可适应浩荡的帝王乘舆车骑队列通过的规模。汉代对秦王朝营建的长城防线又增修延长，至西汉晚期，“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汉书·赵充国传》）。修筑长城调用工役数以十万计，沿线又常年集结重兵警备戍守，并曾以北边各郡为基地出军北击匈奴。显然，北边道必须具备可供组织施工、调动部队、转运军需物资的通行条件。汉顺帝时，乌桓侵扰云中，一次就曾“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两”（《后汉书·乌桓传》）。可见，在向边地多次大规模移民之后，北边道又成为繁忙的民用运输线。以往讨论秦汉交通，一般未曾重视这条道路的重要作用。关于秦汉时期北边道的形制特征及历史意义，应当予以重视。[16]

并海道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凡五次出巡，其中四次行至海滨，往往并海而行。二十八年（前219）第二次出巡，上泰山，又“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二十九年（前218）第三次出巡，又“登之罘”，“旋，遂至琅邪”。三十二年（前215）第四次出巡，“之碣石”，“刻碣石门”。三十七年（前210）第五次出巡，上会稽，望于南海，“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又由之罘“并海西至平原津”。秦二世巡行郡县，曾“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又“遂至辽东而还”。《史记·封禅书》说，汉武帝也曾自泰山“并海上，北至碣石”。《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封元年（前110），“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元封五年（前106），由江淮“北至琅邪，并海，所过礼祠其名山大川”。显然，沿渤海、黄海海滨，当时有一条交通大道。这条大道与三川东海道、邯郸广阳道相交，将富庶的齐楚之地与其他地区沟通，用以调集各种物资，具有直接支撑中央专制政权的重要作用。以往关于秦汉交通的论著大多忽视了这条重要道路，几种秦汉交通图中也往往只绘出秦始皇出巡时行经的并海路线，即循黄海海岸和渤海南岸的地段[17]，而忽略了这条道路的北段。由秦二世和汉武帝“并海”而行的记载，可知当时沿渤海西岸亦有大道通行，是为东汉所谓“傍海道”（《三国志·魏书·武帝纪》）。[18]

以往北边道和并海道被忽视的主要原因，在于论者往往从秦帝国中央集权的特点出发，过分强调了所谓以咸阳为中心向四方辐射（或者说向东作折扇式展开）的道路规划方针[19]。其实，从现有资料看，这两条道路的通行状况，对于秦汉大一统帝国的生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元鼎三年（前114），汉武帝“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下》）。天汉二年（前99），“泰山、琅邪群盗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汉武帝特“遣直指使者暴胜之等衣绣衣杖斧分部逐捕”（《汉书·武帝纪》）。足见最高统治者对北边道和并海道交通形势的重视。

秦代形成的陆路交通网在汉时又历经拓修完善，并随疆土的扩展进一步延伸。由汉中巴蜀道向南，秦代有不能通车的“五尺道”。汉武帝时为加强对西南地区控制，大力建设道路，“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作者数万人”（《史记·平准书》）。[20]元光六年（前129）“南夷始置邮亭”（《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陇西北地道再向西北，一支入青海羌人活动地区[21]，一支经河西向西域，成为沟通东西文化的丝绸之路[22]。北边道也向东西拓展，秦时北边“起临洮，至辽东”（《史记·蒙恬列传》），西汉时“北边自敦煌至辽东”已达“万一千五百余里”（《汉书·赵充国传》），辽东以东，又有玄菟、乐浪二郡。东汉时江南道路的建设又有发展，比较著名的有零陵、桂阳交通干线的开通。[23]

秦汉时代，重要的交通干线已通达各主要经济区，由东向西在彭城、荥阳、长安结成交通枢纽，此外，又有疏密交错的交通支线结织成网，形成全国规模的交通系统，其中有的支线在历史演进中又发展为重要的干线。有些看起来并未形成明确线形结构的道路，也在交通生活中发生着重要的作用。

秦汉陆路交通网的形成，不仅对于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为后世交通道路的规划和建设，确定了大致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