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儒、道思想与现代社会”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为全校非哲学专业本科生开设的一门通识课程，迄今已有十余年历史。作为授课教师之一，笔者前后上过好几轮，逐渐形成一套自己的教学模式。这门课没有指定教材，近年，哲学系鼓励老师进行教材建设，于是本书应运而生。
虽然不是这门课的最初设计者，但一旦成了授课教师，笔者感到自己就有义务回答几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诸如：为何是儒、道思想？易言之，为何在诸子百家中单单挑出儒、道来讲？在“儒、道思想”之后加上“现代社会”是什么意思？这个“与现代社会”究竟如何体现？
为何是儒、道思想而不是别的？笔者所能想到的回答是：因为儒、道思想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大宗，如果说前者是所谓“大传统”，那么后者就是所谓“小传统”。[1]汉代之后，儒家思想支配了“庙堂”，而道家道教则盛行于“江湖”。[2]无论如何，理解了儒、道思想就可以抓住中国文化的主干。
在“儒、道思想”之后缀上“现代社会”，则是要突出儒、道思想对于现代社会依然具有影响，避免某种“博物馆化”[3]。
那么，究竟如何体现儒、道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影响呢？笔者的理解是，那就是要努力尝试用儒、道思想来思考现代社会的一些问题，让儒、道思想从理论变为方法，从知识变为能力。如果说常规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课程对儒、道思想的介绍更多的是一种知识传授，那么，“儒、道思想与现代社会”则要求在知识传授之外还要教会学生用儒、道思想去思考，去回应现实问题。
基于这样的理解，笔者斟酌再三，最后做出如下教学安排：重点围绕儒家的三大核心价值——忠、孝、节（贞）——分专题进行讲授，每个专题之下，先介绍儒家的基本思想及其衍变，再介绍道家的相关观点。
不难看出，这种安排隐含了两个前识：一是把儒学主要理解为一种道德传统，二是把道家看作儒家的批评者同时也是补充者。
把儒学主要理解为一种道德传统，不是说儒学没有自己的认识论或政治学，而是强调儒学相比其他学派最为看重道德，将道德修养（修身）作为人生头等大事，上到国，下到家，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修养道德得到解决。儒家的这种思路被后世称为道德主义或泛道德主义而受到批评。
道家是最早对儒家的道德主义提出批评的。如果说儒家是道德主义，那么，道家可以说就是非道德主义。注意，道家是非道德主义，而不是反道德主义。道家并非绝对否定儒家所讲的仁义礼智信，而是认为那还不是最高境界，最高境界是无为，是自然。在道家看来，儒家讲的那些没有达到“极高明”的程度，至多也就是“道中庸”。道家对儒家的批评或不满从逻辑上是完全可以推得出的。如果说儒家生就一副“软心”“热肠”，那么，道家可谓“硬心”“冷肠”，但道家讲的那些话，有时你也不能不承认，是所谓“硬生生的事实”（brute fact）。中国文化有儒家，又有道家，一刚一柔，一冷一热，很像《易经》上讲的“水火相济”。所以笔者认为他们是互补的关系。
可以想象，站在儒家的角度，道家会被批评为道德虚无主义。儒家对自身强调道德这一点是有明确意识的，一些儒者甚至把“义利之辩”当作检验是否儒家的试金石。“义”是“仁义”的省称，而“利”则涵盖了“功利”。在儒家看来，世俗以及作为世俗心态代表的法家就是以追求功利为目的的。在求“利”这一点上，法家还有一个同盟军——墨家。其实，儒家也并非完全不在乎功利，只是反感太过明显的功利心。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强调儒学主要是一种道德传统，那为何不围绕儒学念兹在兹的“仁义”或“四德”（仁义礼智）或“五常”去讲授，却选择“忠、孝、节”而展开？道理很简单，正如“孝悌，其为仁之本欤”这句话所显示的那样，因为“孝悌”是“为仁”或“行仁”之本（始），所以，讲“孝悌”就是在讲如何实现“仁”，同理，讲“忠、孝、节”就是在讲如何实现儒家的“仁义”或“四德”或“五常”。围绕“忠、孝、节”展开，还有一个重要考虑是，因为这三者是“五伦”之中前三伦所要求的德行，而“五伦”是一个社会基本的伦理关系，就儒学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而言，“五伦”所对应的德行，比起“仁义”或“四德”或“五常”，显得更为具体而富有针对性。
“忠”涉及“君臣”这一伦的德行，“孝”涉及“父子”这一伦的德行，“节”涉及“夫妇”这一伦的德行。在儒家看来，臣对君尽忠，子对父（母）尽孝，妇对夫守节（贞），是乃天经地义。事实上，信奉儒学的朝鲜王朝就把记载忠臣孝子烈女事迹的书称为《三纲行实》。[4]
然而，20世纪以降，随着高扬个体权利的现代道德的兴起，这些观念都受到严重质疑。在当代，讲儒家思想，简单地照着历史讲“忠、孝、节”，很可能不仅不能引起共鸣，还将适得其反。面对经过“现代性”洗礼的年轻学子，作为教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巧就是，如何将“忠、孝、节”这些散发着“陈腐”气息的“老话”变成他们乐于、易于接受的“新词”。这就解释了为何笔者没有采取“为什么要忠”这样的提问方式，而用“政治义务如何可能”这样的表述。相应的，笔者不去问“为什么要孝”，而代之以“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什么义务”；不去问“贞节的现代意义是什么？”，而代之以“儒家的女性观”。这不是文字游戏。不同词语反映不同的立场。显然，笔者对儒学不是“护教论”的，而是分析的或思辨性的。这种分析或思辨，本质上是一种批判思考，并且是当代视域、世界范围内的沉思。
全书总体分为四编：第一编考察儒、道对于政治义务的看法，政治义务在儒家那里体现为君臣之义问题，而道家并不认为存在政治义务这样的东西。第二编讨论儒家关于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亦即孝的观念，道家不承认有这样的义务，不仅如此，道家对儒家强调的所有德目都持一种消极的评价。第三编介绍儒、道对于女性的观点，儒家以阴阳模式来说明两性关系，阴阳既有相互依赖的一面，同时，阴对阳还有服从的一面，由此规定柔顺是女性的首要美德，在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下，形成了事实上女性对男性单向的忠贞义务。道家同样用阴阳模式理解男女关系，但更推崇阴的力量，客观上抬高了女性的地位。第四编分析儒、道对动物的态度。
需要说明的是，动物议题的提出是对当代动物权利运动的一种回应，引入这个议题也是为了通过实例演示，对于当代社会涌现的诸多新课题，儒、道思想可能给出怎样的意见。这既是对儒、道思想的重新诠释乃至思想实验，也是实现儒、道思想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的必由之路。
读者很容易发现，本书四编的篇幅并不平均。实际上，这种格局是在讲授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各编篇幅的长短可能反映了笔者心目中对该议题重视的程度。笔者的这种理解或许可议，不过，笔者本来也无意写一部“标准的”教科书，能成一家之言，志愿毕矣。
为了便于读者掌握，现将每一讲的要点都在开头列出。这门课历来采取闭卷形式考查，书后附录了历年试题与参考答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测。
[1] “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是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of Civilization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一书中提出的一对概念：掌握文字书写权力的精英文化是大传统，在野的俗民（folk）或乡民（peasant）文化是小传统。余英时、李亦园等用以分析中国文化传统。大、小传统究竟何指，学者意见并不统一。
[2] “庙堂”、“江湖”典出宋代范仲淹《岳阳楼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后来被广泛用作指代朝野或官民两方。
[3] “博物馆化”（Museumization）一词是美国汉学家李文森（Joseph R.Levenson）在其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A Tri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一书中提出的，用以描述儒家在现代不再被看作一种有生命力的思想，而被当成古董放进博物馆。
[4] 朝鲜世宗十四年（明宣德七年，1432），集贤殿撰《三纲行实》以进，序曰：“天下之达道五，而三纲居其首者，实经纶之大法，而万化之本源也。”（《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五十六）按：“天下之达道五”指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这五伦，语出《中庸》。“三纲”本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指“君臣父子夫妇”三伦。初版《三纲行实》载忠臣、孝子、烈女各一百十人，纪行图形，并附赞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