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全球史研究的兴起，是近年来国际学坛上的一件大事，昭示着历史学发展过程中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仲伟民教授的这本新著，就是我国学坛对这个大事件作出的最新回应之一。
依照当今国际学坛中全球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奥布雷恩（Patrick K. O'Brien）教授的总结，全球史这个学科可以远溯到希罗多德。希氏开创的探究全球物质文明进步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到了启蒙时代，商品和知识越来越多地从亚洲、非洲以及大航海时代以后的美洲传入欧洲，使得学者们能够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孟德斯鸠、伏尔泰、休谟、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罗伯特森（William Robertson）等学者都从不同方面对此进行了思考；而亚当·斯密更是如此，其《国富论》既是古典经济学开始的标志，也开辟了经济史这个现代学科的发展之路。但是可惜的是，以往西方主流学界对长期经济变化展开的探究，一直局限于欧洲，对西方之外地区的长期经济变化，很少有人去研究。直到近年来，方有一批学者在此方面进行了大量努力，使得全球史成为当今国际史学的一大亮点。兰德斯（David S. Landes）的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国富国穷》）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大分流》）两书引起的争议，使得各国学界对全球史的兴趣更为浓厚。
目前进行全球史研究的主力在经济史方面。2003年9月，49位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著名经济史学家倡议，建立了以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和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和大阪大学为骨干的“全球经济史网络”（Global Economic History Network，简称GEHN）。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也建立了以伯格（Maxine Berg）教授为带头人的全球史研究中心。稍后，设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于2006年创刊，成为国际全球史学科研究成果发表的重要园地。近年来，关于全球史研究的专著不断推出。仅2009年一年，就有Robert Allen的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Jan Luiten van Zanden的The Long Road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European Economy in a Global Perspective，1000-1800、Giorgio Riello与Prasannan Parthasarathi主编的The Spinning Word—A Global History of Cotton Textiles，1200-1850等重要著作面世。这些，都显示出全球史日益兴盛，成为国际史学界（特别是经济史学界）的一股重要潮流。这种“全球史”与我国的“世界史”有明显的差别，因为全球史的基本立场是：第一，必须摒弃以往世界史研究中那种以国家为单位的传统思维模式，基本叙事单位应该是相互具有依存关系的若干社会所形成的网络；第二，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不能以某个国家的发展代表全球发展的整体趋势，全球发展的整体趋势只体现在真正普适于所有社会的三大过程（即人口增长、技术的进步与传播、不同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之中；第三，在上述三大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不同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第四，从学术发生学的角度彻底颠覆“欧洲中心论”，所谓“欧洲兴起”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个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从中挖掘“普适性”的“文化特质”只能是制造神话；第五，在考察一个由若干社会参与其中的历史事件的原因时，要充分考虑其发生的偶然性和特定条件性。(1)值得强调的是，全球史重视比较研究，但是这种比较必须建立在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并认为这些影响以一种对话的方式，把比较对象进行新的整合或者综合为一种单一的分析框架。(2)这种主张，对于正确评价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位置，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在我国，学者们对全球史的兴趣也日益浓厚。但是平心而论，我国的全球史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真正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在少数摆脱了传统的“世界史”编纂方式的旧套、突破中国史与外国史的藩篱的成果中，本书就是重要的著作之一。
按照西方学界普遍的看法，中国自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就已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全球化的潮流。(3)但是，中国是如何进入经济全球化的？传统的说法是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一个“木乃伊式的国家”(4)，到了鸦片战争后，才被西方强制拖入全球化进程。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在鸦片战争以前很久，中国经济就已深深地卷入了经济全球化，并在其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5)因此，从新的视野来研究早期全球化中的中国，不仅是当前国际经济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且也是全球史的重点研究课题之一。本书选择了这个非常重要而且难度甚大的题目作为研究对象，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由此亦可见作者在学术上的胆略与功力。
在18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过程中，成瘾性消费品的作用十分突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些成瘾性消费品将全世界连接在一起，并由此导致了世界各地出现分化，成为西欧与其他地区的“大分流”的原因和后果之一。本书以成瘾性消费品中最重要的两种——鸦片和茶叶为切入点，将19世纪的中国纳入全球化视野进行讨论，指出正是茶叶和鸦片成为中国进入全球化的两种主要商品。
本书作者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研究了19世纪茶叶和鸦片贸易的盛衰变化，然后对茶叶经济和鸦片经济作了对比，指出二者对中国社会经济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揭示19世纪中国危机的内涵，对19世纪中国社会的特点进行独到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在此阶段的全球化过程中，中国贡献给西方的是被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教授称为“绿色黄金”的茶叶(6)，促成了西方的“勤勉革命”，然而西方却回报以被称为“比奴隶贸易还要残酷”的鸦片贸易(7)。中国人民深受鸦片毒害，成为19世纪以西方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牺牲品。因此，19世纪的全球化绝非一些西方中心论者所讴歌的理想天地。对于大多数非西方国家来说，这是一柄双刃剑。作者的这个观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这个历史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书在研究方法方面颇有特色。作者在讨论中国在19世纪全球化过程中的地位和处境时，运用了全球化理论；在分析中西贸易在19世纪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作用时，运用了市场理论；在探讨中西方发展道路的不同时，运用了成瘾性消费品理论，并对这种理论与近代社会成长的关系做进一步的分析。这种运用多种社会科学理论来研究经济史的做法，在我国大陆经济史学界尚不多见。
本书材料基础扎实，有丰富的统计数据。作者还充分利用了中外学界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取精用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此外，本书在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均有创新，例如对茶叶贸易和鸦片贸易进行对比，对茶叶消费和鸦片消费进行对比，从贸易角度对中英进行对比，等等。读者可以在阅读中自己体会，这里就不一一胪列了。
伟民从事中国史研究和史学理论研究多年，用功甚勤，成果甚丰。他对国际史坛的动向有很好的了解，同时又具有颇为深厚的史学功底，因此能够在茶叶贸易与鸦片贸易这两个前人研究很多的领域中提出新见，取得值得瞩目的成果。我相信读者将能从这本书中得到启发，受到鼓舞，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全球史研究的阵营，大家一同努力，使这个新兴的学科在我国有大发展，促使我国史学更深地进入国际学术主流，成为国际主流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伯重
2009年5月于伦敦经济学院
(1)刘新城：《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
(2)Giorgio Riello and Prasannan Parthasarathi eds., The Spinning Word—A Global History of Cotton Textiles, 1200-1850, Oxford university, 2009, p.11.
(3)用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话来说，就是：“从1600年以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就和其他国家交织在一起了，不得不和其他国家一道去搜寻稀有资源，交换货物，扩大知识。”见Jonathan D. Spence：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New York：Norton, 1990，第1版序。
(4)这种“木乃伊”论，源于黑格尔。尔后，赫尔德（Johann Gettfried Herder）从种族、地理环境、文化教育、政治制度、道德思想等方面分析了中国文明的全面停滞，得出形象化的结论：“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就如冬眠的动物一般。”（见［德］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陈爱政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7页。）马克思继承了这种观点，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引自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2页）黑格尔、赫尔德和马克思的这种看法，对后世有巨大的影响。艾蒂安·巴拉兹说：“要批驳黑格尔关于中国处于停滞不变状态的观点很容易……然而，黑格尔是对的。”（引自［法］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扉页）
(5)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指出：在1800年以前，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中国巨大的出口，把当时世界主要“硬通货”白银的一半吸引到中国。参见Andre Gunder Frank：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New DEhli：Visataar Publications, 1998。
(6)Alan Macfarlane and Iris Macfarlane: Green Gold: The Empire of Tea, London: Ebury Press, 2003.
(7)马克思引用了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的一段话：“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摧残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没有腐蚀他们的思想，没有扼杀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贪得无厌的摩洛赫时时刻刻都要求给自己贡献更多的牺牲品，而充当凶手的英国人和吸毒自杀的中国人彼此竞争着向摩洛赫的祭台上贡献牺牲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84—5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