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检暴露了藏匿乡间的大人物

1931年2月里的一天，在涪陵李渡镇街边，一个年轻人神色诡秘地叫住邮差徐子才，低声说：

“喂，你晓不晓得哪个是贺人可？我是重庆省委派来找他的……”

徐子才警觉地打量了一下年轻人，摇头道：

“啥子省委，我不晓得……”

“哎呀老兄，我有要紧事，你看嘛，这是省委要我交给贺人可的，”年轻人拿出一本《国语教科书》，“里面有省委的通告，要贺人可转交给李长英……这一阵重庆那边邮局检查得紧，省委不敢邮寄，专门派我送来的！”

“哪个派你来的，总要有个手续嘛。”徐子才犹豫了一阵说。

“就是没有敢开手续，怕路上挨查到……这样子，你不放心，我就把东西给你，你拿去交给贺人可，我回重庆去汇报就是了。里面有密写的省委通告，千万要他交到李长英手头哟！”

徐子才想了想，终于把书接了过去。

徐子才公开身份是邮差，暗地里是为中共涪陵县委转信的地下交通。他没有想到，那个年轻人会是二十一军特委会的涪陵清共组组长任达。

原来，是二十一军特委会在一次例行邮检时，发现寄给长寿秦树人和涪陵贺人可的两件印刷品上，书写地址的笔迹一样，一个特务认出像他所知的原中共川东特委某干部的笔迹，遂产生了怀疑，将两件邮件扣下，带回特委会，拆开用他们所了解的方法一检查，里面果然有密写的省委通告。特委会急忙上报军部，刘湘闻讯，马上密函两地进行清查。任达就是被专程派去的涪陵籍中共叛徒。

任达又名任华德，因受游曼谷、游洪钧兄弟之诱背叛革命。这次被派回涪陵“破案”，他受宠若惊。为了更好完成任务，他报请军部批准，与另一个叛徒一道，从巴县大监提出一个已经在被捕后答应叛变的涪陵籍共案犯，押回涪陵让其认捕昔日同志“戴罪立功”。

他们坐船离开重庆后不久，那个急欲“立功赎罪”的年轻人就认出了在途中木洞镇上船的一个乘客是涪陵籍共产党人张光平，忙向任达告密，以示反共诚意。任达闻讯大喜，他早知张光平是长期在川东地区从事军事工作的著名共产党人，这次竟撞到自己枪口下来了，岂不是老天有眼？任达马上向船长亮出特委会侦缉证，下令沿途不准停船，直开涪陵。张光平于是被捕。

任达等人将张光平交给城防司令部关押后，便到李渡镇“办案”。任达从邮局了解到平时寄给贺人可的邮件都是由邮差徐子才转交，便有了前边所述的那一幕。

徐子才并不知道他已被任达跟踪。他将那本书送到了东堡寨槐桂湾何四老爷家中。原来，李长英是何四老爷之子何五的一个化名，其真名叫何涤生，竟是中共中央特派员！

小镇乡间怎么会冒出这样一位大人物？

原来，何涤生从学生时代即参加革命。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叶挺独立团作政治工作，参加了北伐和广州起义。以后转移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作保卫工作，曾担任过上海某区区委书记。1930年夏，他因在长期艰苦的地下工作中患上的肺病加重，而地下组织经费十分紧张，无力顾及他治病，他也不愿增加组织的负担，便提出回家养病——他家是地主，父亲又在经商，供他治病的经费是不成问题的。于是，组织上便安排他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到四川巡视工作。到川后，他同地下省委接上了关系，听取了汇报，向中央写去了书面报告，然后经组织批准回到家乡养病。在家乡养病期间，他仍以黄埔军人身份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并对中共涪陵县委工作进行指导。

2月10日晚，离春节还有一周时间。山湾里到处飘散着农家晚炊的柴草烟雾。一队团丁由任达为组长的涪陵清共小组率领，打着火把，晃着手电，咋咋呼呼地闯到了何涤生家院门前。

在一片狂乱的犬吠声和特务、团丁们的呐喊声中，何涤生由家中一个帮工从病床上扶起来，匆匆爬上房顶想要躲避。但他毕竟卧病已久，身体虚弱，行动不灵，上到房顶，不慎跌倒，踩响了屋瓦，被特务们发现。几束手电光射过来罩住了他。他还想越房逃走，被一个特务一枪打来，击伤了大腿，终于被捕。

在此期间，中共涪陵县委一并遭到破坏。何涤生与同案被捕的中共涪陵县委委员黄亦人被解到重庆。两人都被判刑三年，不久转入反省院服刑。

何涤生的姐夫是刘湘部下一个参谋长，在上层作了一些疏通工作，叫何父去信告诉他，只要表示脱离共产党，就可获释出狱。但何涤生坚决拒绝了，回信告诉父亲：他坚决以身许党，决不向反动派投降。

这年6月26日，宁可拖着病体伤躯待在狱中而不愿屈膝投降的何涤生，不幸病逝于重庆反省院。

就在何涤生被捕、中共涪陵县委遭到破坏的同时，中共四川地下组织在川东重镇万县遭到了二十一军特委会更大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