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城血
上QQ阅读APP看本书,新人免费读10天
设备和账号都新为新人

游氏兄弟卖身投靠

这年4月5日,正是农历清明节。头天夜里下过一场潇潇春雨,天明后即已放晴。从清早起就有一群群的人提着香烛、纸钱、酒馔、果品,结伴往城外去祭祖扫墓。

历来在这一天都是城外热闹城里平静。谁知这天快到中午时,城里忽然出了一件大事:一队士兵和警察突然出现在重庆上半城三教堂街上,队伍开到石牌坊街口时,指挥军官一声令下,便兵分两路,一路由桂花街跑上去,另一路从关庙街转向米亭子,分别从两头封锁了与桂花街和米亭子街成∏形,位于上边一横处的天主堂街。石板路上,只听得士兵们草鞋底防滑的铁脚码“迪迪可可”一片急响……

通往天主堂街的交通被阻断了。围在两头看热闹的人们只见军警从那街上抓出一个又一个人来,都是年轻人。其中一个年纪稍长、戴眼镜的男子,有人认得是天主堂街那家九七书店的经理;有几个小伙子,有人认得是南来燕咖啡店的伙计。等军警把人带走,封锁撤除了,急于了解究竟的人们涌进天主堂街去,才看到九七书店和南来燕咖啡店都被查封了,门上贴着的封条上大书着“反动机关”字样……

这是自易觉先叛变后,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的秘密机关遭到的第一次大破坏。

这次破坏之后不久,便出了一对叛徒兄弟。

在二十一军特委会的叛徒中,有上下级一起叛变的,有同学、朋友一起叛变的,有叛徒夫妻——如易觉先与妻子邓礼梅,邹云芳与妻子杨剑寒,还有叛徒兄弟。其中,有一对臭名昭著的游氏兄弟,哥哥叫游曼谷,弟弟叫游洪钧。

游氏兄弟是重庆长寿县人。游曼谷又名游志修,在大革命高潮中投身革命,被当时四川著名的左派学校中法大学聘为助教,在学校加入共青团,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随即被派回家乡,任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长寿县党部组织部执委兼党校(县党部办来培训革命干部的“觉民公学”)校长,在党校开设了培训政治宣传人才的政治特科。当国民党开始“清党”的风声传来后,驻军长官罗君彤设下“鸿门宴”,邀请县党部执委出席。游曼谷见势不妙,宣布全体学生放春假三天,然后顾不上妥善处理党内文件,只带了自己一大包衣服逃走。走时还对另一个同志谎称他是回乡下休养,要那个同志代他去出席宴会(那个同志幸好在去之前得到驻军一文书报警才逃脱险境)。游曼谷仓惶逃离家乡后,组织关系中断。次年,他经前省委组织局主任周贡植介绍重新入党,但因在白色恐怖面前的不负责任行为,受到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不久,“兴隆巷事件”发生,省委书记傅烈与周贡植等人在重庆上半城兴隆巷8号开会时被警察发现,全体被捕。傅烈、周贡植等人惨遭杀害。游曼谷又吓得逃往江北县乡下躲避风头,以教书为生,再次自行脱党。

1929年5月,游曼谷教职被解聘,又来到重庆寻找工作。这时正值中共在四川重建组织,急需干部,他也急需找一条出路。于是他又被地下省委在清理大破坏中失散的组织关系时重新找了回来,并安排他担任了秘密联络据点南来燕咖啡店的经理。

游曼谷因多年教书,薪水微薄,家庭负担重。据他后来给刘湘的乞降信中称:“家产荡然,积债如山”,“有时连生活费亦发生恐慌,家人嗷嗷待哺,无计可施”,当然十分乐意当当经理。“初意以为将营业所得,陆续退股,将来赢余较丰,不特生活问题可以解决,而舌耕之润,犹可偿债”。所以,起初他也还十分积极。然而,他一个教书先生,只惯于纸上谈兵,哪里是经商的材料!加上地下省委开设南来燕咖啡店本意并非为了赚钱,而且又不时要向来往同志提供免费服务,这样一来,到腊月底结账,不但分文未赚,反而折本90元。游曼谷灰心丧气,又一次甩手不干了。

不久,即发生了查抄天主堂街两处中共秘密据点的事。

游曼谷听到消息后,惶惶不可终日。在他担任南来燕咖啡店经理期间,曾有几个美专学校的共青团员因散发传单被捕。地下省委曾要他出面,以南来燕咖啡店名义将那几个学生保释出来。他去交保释金时,是在二十一军军部登了记的。南来燕咖啡店被查抄了,他这当过经理的人,会不会被敌人顺藤摸瓜抓将起来?

游曼谷坐卧不安,心惊肉跳。想来想去,他决意为自己寻一条新路,既可免遭牢狱之灾,又可摆脱贫穷之苦。

他带上弟弟游洪钧,跑到二十一军军部去“自首”了。

游曼谷以他那支曾写过不少革命文章的笔,写下了洋洋数千字的《悔过书》:

具悔过书人游春樵,事因误入共党,早欲退出,无如该党监视太紧,一经泄露秘密,生命立即不保,以致迁延至今……一失足几成千古恨,致有今日悔不当初之感伤!生活逼人,毫厘之因,竟种下千里之果,倘不蒙谅解,徒呼负负!

在《悔过书》中,游曼谷除去“忏悔”自己的“罪过”外,还详细交代了中共地下组织的机构设置、联系方法、联络暗号、文件传递及保存方式、秘密工作习惯等党内机密情况。

他也深知自己这一叛变行为必然会招致地下组织的正义惩罚,十分害怕落得易觉先那样的下场,在《悔过书》的末尾他特别写道:

此书务祈保守秘密,不与他人观看,并赐力保护,以苟延有万劫余生,此不仅春樵感激已也,老父及余人亦沾恩于无暨!

随后,他又把妻子拉进了特委会。他妻子原是长寿县一个十分活跃的青年教师,大革命时期的积极分子,此时也意志消沉,甘心情愿跟着他走上了堕落之路,到特委会后,被委任为三等特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