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完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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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巷道阡陌

——现在出现大脑清醒和思维混乱的交织。王耀武以前者著称,张淦以后者见长。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制定了近王而远张的行动计划。

45. 王耀武两次在文强面前面如土色、呆若木鸡,又因黄维的牙刷深刻检讨,并慌忙表示不能崇拜关云长

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从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部的大楼房顶降下来之后,王耀武在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发表了广播演讲。 讲词全文如下:

我是前国民党政府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今天借这么一个机会向各位作简单的报告。首先我说明这次济南失败的原因。守济南的军队有十万之众,有关作战的物资也不为不多,市郊工事经两年来不断的修筑不为不坚,但是仅八天的战斗,就被全部歼灭了。就是吴化文不起义亦是很快地被歼灭了。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国军没有理想信仰,反人民、反大众,加以解放军英勇为人民大众的牺牲精神及优越的技能,实令人钦佩,所谓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所以很迅速地将战斗结束了。其次我要贡献蒋先生一点意见。在北伐和抗战中你有一时期与共产党合作,所以得到成功。但是你坚持独裁,完全为四大家族利益打算,因此兵连祸结,全国无一片干净土。为了取得军事上经济上的外援,不惜与美帝国主义订立了那么多的辱国条约,断送子子孙孙的幸福。以现在局势看,国民党的失败已经注定,还要作最后的挣扎是多么不智。最好命令全国国民党的军队,立即向人民解放军实行无条件投降,使全国立即恢复和平,国家民族多保存一点元气。

这是王耀武被俘后第五十天头上的一个宣言。倘若把这段文字尽可表达的立场和观点作为王耀武转变的思想基础,那就把王耀武太简单化了,能够揭示王耀武当时内心世界的,倒有这样一件事情。

还是在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的时候,文强被俘后第一次与王耀武见面,王耀武正在井边打水。眼见别无旁人,王耀武问文强:“你与国防部的人很接近,我被俘后,共产党叫我在电台上讲了几句,不知南京方面有没有什么反应?”文强说:“有反应。蒋介石听见你的广播,当场把收音机砸了,骂你是软骨头!”王耀武一听这话,顿时呆若木鸡,面如土色,已经提到手的水桶“叭”的一声落到井底。

自此以后,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王耀武精神萎靡不振,尤其是记忆力衰退,他既准备活下去,又不准备活多久,持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以致某日心血来潮,提笔写了一副对联挂在墙头:

先解放,后解放,先后都得解放;
早出去,晚出去,早晚都得出去。

王耀武是什么时候恢复他的元气的,笔者无法知道。反正他一走进功德林的胡同,便以他特有的神光向相识者或不相识者提醒或暗示了自己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的身份。所以他与文强在功德林见面时,与其说王耀武看见文强吃惊,倒不如说文强看见王耀武吃惊。

感觉的变幻,往往是感官刺激的结果。

如果说文强对王耀武在山东的一个井边的神态并不吃惊,那么他对王耀武在功德林的一个仓库里的表情就不能不感到愕然了。

这是在战犯大集中后不几天,王耀武、文强等人参加了一次翻仓劳动。仓库里堆满了发放给战犯用的棉衣,现在的任务是,把棉衣一捆一捆地从此仓库转运到彼仓库。文强等人是搬运工,王耀武则是装卸工——把棉衣从高处取下来,放在人们的肩头上。人们扛着棉衣走出仓库,管理员顺手将仓库大门关好。适逢王耀武准备上厕所,他一拉大门,发现大门被反扣上了,于是站在门角一动不动。等管理员又将大门打开,人们回到仓库时,文强发现王耀武面如土色,呆若木鸡。

文强是与王耀武同时恢复平静的。当天晚上,文强在一个私下的场合里问王耀武,他是不是在摆脱了江湖术士的纠缠以后,又在功德林仓库里发现了妖魔鬼怪。王耀武回答说,神不怕,鬼不怕,就怕共产党不信任他、而管理员出门上扣,应该被认为是他在共产党那里产生了信任危机。文强劝慰道,区区小事,何足惧哉?况且依照常情,仓库重地,闲人勿进,管理员人走门关,合乎规矩,假若王耀武是个管理员,也非得这样不可。王耀武听毕,如释重负,连连点头说,言之有理。这样看来,今晚上他的觉又好睡了。

王耀武如何走出迷信的旋涡,又怎样踏上科学的大道,并不为更多的战犯所知。邱行湘便是通过黄维的牙刷来认识王耀武的。

黄维牙刷上的毛已经脱光了。尽管黄维刷牙时牙刷捣得牙齿咯咯作响,他在组长登记所需物品时依然默默无声。这是一个从不伸手向人要东西的人,可是正因为如此,他常常使应该伸手给他东西的人被动。就是因为这一把脱了毛的牙刷,他的组长宋瑞珂受到管理员的批评。批评并不严厉,仅仅是一句“为什么还不替黄维换牙刷”的询问,而且询问的对象是二组组长宋瑞珂,但是在二组内只有组员身份的王耀武,却感到脸上火辣辣的,并由此出面回答“为什么”。在学习委员会召集的组长会议上,王耀武检讨说,他与同学朝夕相处,可是对黄维漠不关心,这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严重的失职行为;之所以有这个行为,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关心与对别人的关心构成了反比。这绝不是作为学习委员的王耀武在故作姿态。邱行湘从王耀武检讨时的痛苦表情和检讨后把自己碗中的瘦肉夹给黄维的补偿举动中分明发现一种内疚的诚意。在这种诚意诞生之前,除非是王耀武背地里把黄维牙刷上的毛一根一根地拔去,否则邱行湘是难以置信的。

邱行湘认识王耀武,正是从他观察对象的那种难以置信的审慎的做人态度开始的。以后他才慢慢知道,摸着石头过河,原来是王耀武的本能特征。邱行湘暗想,这位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的一期生,正是凭他秉性的长处,才一步一步登上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的高座的。所以邱行湘给王耀武开玩笑说,王耀武颇像一生谨慎的诸葛亮。王耀武凑趣说,他更崇拜的是关云长。可是第二天王耀武慌慌忙忙地对邱行湘说,他不能崇拜关云长,因为关云长身在曹营心在汉,而他身在功德林,心向共产党,身心一体,绝无异念。邱行湘看见王耀武如此紧张的神色,料到他昨夜没有睡好,不觉叹道:“你也太认真了。”王耀武正色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邱行湘认为此话甚好,表示要用笔墨记下来,置之座右。王耀武道,这是毛主席的话。邱行湘恍然大悟:人们都说王耀武大脑清醒,原来他的每一根神经都系在共产党人的神经中枢上……

46. 张淦用《易经》对抗毛泽东的《矛盾论》,舌战群儒

每一根神经都系在风水先生的罗盘上的,是一位自诩为“桂林才子”“活济公”的桂系兵团(国民党第三兵团)司令张淦。

张淦迷信八卦,会看风水,就连他每次坐下,也必须事先对对罗盘的出向。尽管如此,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由湖南、广东、贵州分三路向广西进军,张淦率部向雷州半岛逃窜,结果仍于十万大山被活捉。如果说张淦对罗盘的研究还不够精当,那么他在《易经》上面确实下过功夫。

《易经》是一部卜筮的书,它的基本观点是万事万物都在变化,都在运动。仅仅从这一点去看,《易经》与唯心主义也不能混同。倘若张淦能客观地总结一下他研究《易经》的成果,说不定真能撰写一部有学术价值的专著。可惜能够背诵《易经》的全部的张淦,却不能够领略一点儿其中的要素。他虽然懂得身外物的万变,却是以自己的不变作为前提的。这样一来,张淦的《易经》不仅与唯心主义发生了联系,同时也与实用主义产生了瓜葛。

为了领教张淦的《易经》的奥妙,让我们旁听一次功德林国民党战犯的学习讨论会吧。

这次讨论会是由学习委员会组织的,地点就在胡同的走廊里。讨论的内容是毛泽东的《矛盾论》的第一节《两种宇宙观》和第六节《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徐远举操着湖北话打头炮说,他认为毛主席把人类的认识分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两大类,使他乱麻一团的思维经纬两分。他承认,毛主席说的“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这一句话击中了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要害。他说他之所以当年肆无忌惮地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对共产党人施加法西斯暴行,正建筑在对国民党统治的充分信赖上。他由此引申说,国民党反动派的“天”,必然产生法西斯的“道”;法西斯的“道”,必然维护国民党反动派的“天”。反过来,国民党反动派的“天”之不存,亦正说明法西斯的“道”之不存;法西斯的“道”之破灭,亦正导致国民党反动派的“天”之破灭……

张淦用他的广西话打断了湖北话:“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张淦解释说,这是《易经·系辞上传》第十二章的话。他针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一语说,一方面伸张变化之说,一方面贬渎道随上(天)变,器随下(地)变,变随裁改,通随行易,又怎能自圆其说?……

廖耀湘的湖南话又打断了广西话。他先指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出处是汉代儒师董仲舒对汉武帝刘彻所说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然后说明毛主席“天不变,道亦不变”一语的本意是“命中注定”,而非“变化”之说。

张淦淡淡一笑,没有作答。

陈长捷扭转了话题。他对毛泽东“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是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为非对抗性的”一语发表学习体会说,这是辩证法在解决矛盾的发展中的运用,特别适用于国共两党尚在继续的矛盾的解决。他认为对于国民党在押战争罪犯来说,共产党实际上在这里指明了唯一的出路——这条道路决不等于作战时陷入进退维谷之境,而是为历史的洪流所冲凿出来的河床。他说,同是国民党人,程潜、傅作义、张治中、蒋光鼐、卫立煌、侯镜如、邵力子等人已经在这条河床里春江放舟,他也决意从现在开始扬帆远航……

人们刚进入理想天国,突然又出现宇宙洪荒。

张淦在角落里暴发性地唱诵道:“彖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张淦解释说,这是《易经·谦卦》中的一段话。他看了讨论会主持人王耀武一眼,继续说道,黄帝子孙历代相传,都以谦让为德行。唯有“阶级斗争论”者数典忘祖,变谦让为对抗,化玉帛为干戈。而——他认为——战争就是屠杀,战争的双方既没有正义之师,也没有乌合之众。说到这里,他又唯恐大逆不道,不得已在通变之说中闪烁其词……

王耀武待张淦说完,接过话题道:“不错,‘谦让’、‘行礼’是民族传统。曹孟德也有《让礼令》称‘让礼一寸,得礼一尺,斯合经之要矣’。但就是曹孟德杀了吕伯奢,恩将仇报,落得世人耻骂。共产党化敌为友,不杀不辱,宽大为怀,恩同再造,岂止谦让?有同学身受其惠,反而出言不逊,足见反动立场根深蒂固,不可教化!”

张淦淡淡一笑,作答道:“不读《离骚》,最好不要谈诗文;不读《易经》,最好不要谈哲学,否则就要失之风马牛。”

会场哗然。众人纷纷掉头指摘张淦,或曰狂妄之尤,或曰嚣张之甚。张淦不变坐向,舌战群儒,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稳操着他的古老的新式武器——《易经》之内的六十四个别卦,三百八十四个爻辞……

邱行湘现在在闹中取静。他觉得他的大脑几乎是透明的——他亲眼看见了其间的清醒和混乱是怎样交织在一起,前者又是怎样依据血液循环的轨道战胜了后者。他没有读过《易经》,对于张淦的摇头晃脑,正像他由于不懂外国话,当有人在他面前叽里呱啦的时候,他既不能点头,又不能摇头一样,是谈不上任何思想交流的。他之所以轻视《易经》,是因为张淦毕竟位于李宗仁、白崇禧之下。白崇禧虽然绝顶聪明,也只有“小诸葛”之称,可见《易经》并没有帮张淦多少忙;他之所以重视《矛盾论》,是因为他的思想的运动,证实了毛泽东的文字的可靠性。他至少相信,他的“以不变应万变,以万变保不变”的意志的破产,是在毛泽东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揭露之中最后完成的。

邱行湘懂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他对张淦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此时他告别性地望了张淦一眼,叹息这位六十来岁的干瘪老头不会走路——就像京剧中的蒋干一样,走路跷着脚,一摇一晃的。

邱行湘现在理想中的英雄,是人生道路上的神行太保。

47. 他发现黄维不是神行太保,不是书呆子,甚至不是黄维,而是一个怪癖的陌生人

黄维是功德林众人公认的神行太保。

黄维在病床上一动不动地躺了四年之后,随着大集中的集合令翻身下床,然后以关云长箭伤痊愈重返沙场的气势和风度,在胡同的走廊上公开露面。如果说黄维前时对床铺的利用率最高,那么现在他对走廊的利用率也最高。他常常一个人双手剪背,在走廊里来回踱步,每每连续两个小时。往往人们看他都看累了,他却方兴未艾,照走不误。于是众人皆以戴宗称之

邱行湘不愿意他的上司载人梁山英雄谱,在他看来,黄维的这个绰号定是陈诚集团以外的人取的。因为陈诚本人就极好动,每当幕僚给他起草文件,他从来不坐,总是手头抓支铅笔,在桌边踱来踱去,甚至有昼夜不停的时候。所以邱行湘怀疑他人对黄维的别称恐怕有其他的用意。黄维除了动。就是静。他更多的时候是坐在室内看书,一坐通常是三个小时。所以人们又称黄维为书呆子。邱行湘对他的上司的这个绰号十分满意,因为陈诚本人就颇有治学精神。邱行湘称黄维为书呆子的时候,心里总升腾起一股敬仰的热情。

不过他对黄维的热情没能维持多久。他发现黄维不是神行太保,不是书呆子,甚至不是黄维,而是另一个怪僻的陌生人。如果说他与黄维在功德林第一次见面,他是浑身激动,而黄维一根胡须也没有颤抖,他完全可以理解,那么他以后多次寒暄,而黄维一次也没有应酬,他则百思不得其解了。

其实邱行湘应该想一想:一个人政治失意之后,会不会另辟蹊径,以求人生崛起,从而摈弃旧我之种种呢?

黄维的新的征途是发明永动机——准确地说,是发明“黄维永动机”。在这以前,他试图发明“黄维砌砖机”,结果因为他愿意把他的名字和最伟大的成就连在一起,所以他毅然向科学的广度和深度进军。“黄维永动机”的制造原理与其他永动机的理论依据并没有两样,即:

U1—U0=JQ—W

这里U1—U0是系统由状态0变到状态1,即内能增量。Q是吸收的热量。 W是系统对外做的功。J是一个不变系数。根据假定该系统不借助于外界,即:

Q=0

于是可得U0—U1=W

倘若这个等式在实际上能够成立,那么无疑是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在战场以外的胜利。黄维自此开始了不倦的努力。他的大脑成为永动机的轴承,他的眼睛成为永动机的滚珠,他的耳朵成为永动机的飞轮。为了使他的装置系统吸收的热量Q=0,他必须无偿地献出他全身的热量。换言之,他全身的热量都献给了等于零的奋斗中。

这当然要招致许多麻烦。更多的麻烦首先落在了别人身上。“黄维永动机”距旋转的时刻尚遥遥无期,功德林管理员们已晕头转向。为了给予黄维应有的配合——情况完全像黄维需要治病,便有人端水送药一样——管理员中间几乎掀起了“黄维永动机”热。一位管理员对黄维说,他苦思苦想了好几夜,脑袋都要炸了,搞不懂永动机是个什么玩意儿。黄维对他说:“我给你讲深了你不懂,我就简单给你说几句:任何物体下落就有一种力,这是地球吸引的缘故。有这种作用力,就有另一种反作用力。向下的力克服向上的力的剩余部分,也就是作用力减去反作用力的差,就是永动机动力的来源。”管理员反问说:“时间长了,剩下的力又有多少呢?”黄维道:“你这就不懂了。”另一位管理员告诉黄维,他查过许多资料,在一本《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中,专家写道: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的建立,对于制造永动机之不可能实现给予了科学的最后判决。1775年,法国科学院宣布,不再接受审查关于永动机的发明。这说明当时的科学界,已经从长期所积累的经验中认识到制造永动机的企图是没有成功的希望的。人们应当走出幻想的境地,进一步去掌握自然规律……黄维冷笑道:“中国四大发明问世之前,恐怕只有死人才不提出异议。”

邱行湘不懂永动机、更不懂今日之黄维,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立冰之冻,为何偏偏生出这般奇妙的情趣来。不过他了解黄维对任何事物的看法总有他自己的逻辑,作出他自己的结论,而且一旦有所决定,很少改弦易辙。在性格特征的这一点上,黄维与陈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陈诚在军事上失败了,邱行湘唯愿黄维在新的事业中获得成功——他毫不怀疑这位陆军大学毕业生在复杂的境况中所具有的抉择的能力,如果永动机的发明正需要这种能力的话——从而在价值观念上,为陈诚集团在历史中的影响,增添一束战场上失去的光辉;为黄维本人在现实中的生命,遮掩一道他在功德林里投下的阴影。

然而,管理处并不奢望功德林能诞生一位发明家,共产党只希冀这里的每一个国民党战犯都能成为新时代的人。为了这个目的,管理处绝对承认他们的作为人的地位,完全依顺他们的生活的逻辑。如果其中有人逾越了理智的境界,譬如说黄维的“黄维永动机”,那么也不妨让他试一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相通的。自然辩证法之不可逾越的事实,应该是社会发展规律之不可抗拒的重要的佐证。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事情就好办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管理处公开支持黄维发明“黄维永动机”。

“黄维永动机”使部分本来不准备疏远黄维的战犯对黄维疏远了;可是对于黄维来说,“黄维永动机”却使他与本来不准备接近的共产党接近了。前者和后者于黄维都具有刺激性、乃至于他责无旁贷地把“黄维永动机”和生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黄维在创造——捋着五绺胡须。邱行湘在等待——亮着两只眼睛。可是就在邱行湘隔着一组和二组之间的三四米远的距离对黄维投以一瞥时,黄维的胡须不见啦!

48. 宋希濂在功德林发起了一场斗须运动、庞镜塘、刘嘉树,乃至黄维,无一幸免

大集中以前,功德林只有黄维留着胡须。大集中以后,功德林出现了一支胡须队伍。来自武汉的刘嘉树、张淦、莫德宏等人,以清一色的胡须与黄维为伍;来自济南的庞镜塘,亦以总共不到三十六根的胡须进入“美髯公”之林。

胡须本来可以增添将军的威风,可是在这里,胡须基本上失去了装饰的意义。如果说它并不是多余的,那么它的作用不在外表而在内心。

大集中的时候,庞镜塘伸出手来与旧友相见,可是他的旧友却缩回手去问一声:“你是谁?”庞镜塘捋着胡须自通大名之后,笑着补上一句:“和过去一模一样的庞镜塘。”旧友们劝他把胡须剃了算了——照规矩犯人是要剃光头的——能够留下头发就算不错了,何必得寸进尺?庞镜塘摇着双手道:“不能剃,不能剃!”他在公开场合解释说,他怀念他的妻子(庞妻在台湾任国民党“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发誓不见妻子不剃须;他在私下场合吐露说,他的胡须是吃国民党的饭长出来的,无事捋捋胡须,亦可聊以自慰。

庞镜塘留胡须的用意,虽然是他以后自己大胆暴露出来的,但是当时已引起他人的警惕。宋希濂分析说,开初他仅以为胡须意味颓唐,现在看来情况比预料的严重十倍:胡须是联结国民党的纽带,是对抗共产党改造的长矛上的红缨。辛亥革命之所以要剪掉辫子,就在于去除旧时代的赘疣。因此,宋希濂认为,国民党战犯在脱胎换骨之前,必须先把皮肉打扫干净

宋希濂在功德林发起了一个斗胡须运动。斗争的目标当然不只是庞镜塘的那把胡须。实际上庞镜塘的胡须并不多,而且剃得最快,所以人们认为他的胡须仅仅是宋希濂手中的导火线。这根导火线究竟系在谁的胡须上,目下人们尚不得知。

刘嘉树这段时间没有心思打桥牌。他的胡须无疑增加了他头部的重量。此时他正用双手托住脑袋横躺在大通铺上。他先想起一幕:1949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和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以后,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召集幕僚商谈和平起义,作为长沙绥靖公署参谋长的刘嘉树首先质问程潜:“颂公(程潜的号为颂云),你究竟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程潜回答道:“我生是国民党的人,死是国民党的鬼。把我烧成灰,我还是国民党!”刘嘉树然后说:“我也是国民党,我决不向共产党投降!”他后想起另一幕:迨蒋介石通电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以后,程潜的态度很快就变了。他一方面在《湖南日报》上公开对国民党提出警告:“纯重自我,不顾大众的行为,不仅徒劳。而且千夫所指,势必自焚!”一方面私下对刘嘉树等幕僚说:“我们应该有一个代替国民党的组织,才能号召群众应付时变。”……刘嘉树此时把枕头垫高一点儿,暗自思忖道,为了应付时变,程潜可以不顾自己国民党元老的脸面,本人又何必怜惜自己的那把胡须呢?!大丈夫能屈能伸,长胡须可有可无。就这样,为了应付燃眉之急,刘嘉树从大通铺上一跃而起,先将胡须断然刮完,后将头发全然剃光。

黄维的须发又长又黑。医书云:“发是血之余。”黄维一变病夫为健将,他不能不为他那心脏之外的躯壳——保卫灵魂的碉堡——的强大的抗力,常常发出由衷的掩蔽在胡须里的微笑。黄维曾像农民关注禾苗一样关注着自己胡须的生长,可是自从他那块军人的土地上,硝烟散去,仙雾飘来,不偏不倚落下一部永动机之后,他就不愿意为浇灌胡须而耗费汗水和心血了。捋捋胡须,现在已经变为黄维的业余爱好。就在庞镜塘、刘嘉树、张淦、莫德宏等人剃掉胡须之后,在众人眼看着宋希濂的导火线即将引向黄维的腮部之时,黄维又在走廊里来回走动了两个小时。他没有听见导火线燃烧的声音,他听见了“黄维永动机”在正常运转中突然卡壳的声音。在已经完成的那份关于原理的说明书中,黄维觉得Q=0的理由并没有完全说明。是哪一方面出了毛病,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就在黄维跌入这种一时无法结束的困惑的思考之中时,宋希濂指名点姓一声大喝,使黄维在新的发现面前站住了。他听说女工的长辫子常常被绞进齿轮里去而影响机器正常运转,那么他是不是在克服摩擦力方面欠缺思考呢?黄维思考的结论,永远是他行动的纲领。他发现他的长胡须业已成为女工的长辫子,于是毅然忍痛割爱,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那一把一尺五寸长的胡须,连同系在上面的那一条一尺五寸宽的思路。

其实,当年的国民党战场是宽广的,所以功德林将军们的思路也应该是宽广的。只要不戴上有色眼镜(胡须剃不剃倒无所谓)去参加昔日战场的巡礼,他们尽可以从1894年的兴中会、1905年的同盟会、1912年的国民党、1914年的中华革命党、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及三年内战中的国民党,作一次有章节的思索。

当然,在逾越心理鸿沟的战场上,他们也可能遇见似乎不可逾越的山冈——在进入国民党抗战战场的时候,虽然没有人愿意再留长胡须,但是也没有人愿意从这个山冈侧面迂回过去——譬如他们在交罪时,三年内战之页,落笔为“本犯”;八年抗战之页,落笔为“本人”。

如果说,国民党战犯现在集结在一座有待开发的山冈之下,那么,他们将会看到一柄共产党特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开山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