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
前面说过，在革命活动一开始就把武装斗争提到最重要的位置上，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个重要特点。兴中会是这样，华兴会是这样，同盟会也是这样。同盟会一成立，它的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宁可把革命组织的发展、宣传阵地的建立等重要事情委托给胡汉民、宋教仁、张继、刘揆一等人去做，自己却在同年10月、11月间先后南下，投入武装起义的策划和奔走。
在同盟会存在的整个过程中，他们直接发动的武装起义几乎没有停止过。主要的有：萍（乡）浏（阳）醴（陵）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广州“三二九”起义等。除萍浏醴起义带有较大的自发性以外，其余各次都是在孙中山或黄兴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对这一连串武装起义，同盟会领导人是经过苦心筹划的。其中最费斟酌的是两个问题：起义发动的地点和起义依靠的力量。
第一个问题：起义发动的地点。
如何选择并确定武装起义的发动地点？这是一直盘旋在同盟会领导人头脑中的重要问题。早在1897年至1898年间，孙中山就曾同宫崎寅藏等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全中国已如一座“枯木之山”，只要有“一星之火”，就可以使革命烈火燃烧起来。怎样选择引火点，孙中山提出三条原则：第一，要能迅速集合起一支革命力量；第二，要便于运送军械和人员；第三，发动后要能很快进取。他说：“盖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已矣。”这三点又不是并列的，“盖万端仍以聚人为第一着”。在他看来，广东是具备这三个条件的理想发难点。[1]
同盟会成立后，它已是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团体，两湖籍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广东籍。发动起义的地点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宫崎寅藏回忆说：孙中山和黄兴第一次见面就发生激烈的争论。“黄主张从长江一带开始干，孙则主张从广东开始干。”[2]最后，他们商定，仍以两广作为发难的地点，并准备先取广西作为前进的基地。
为什么这样考虑？第一，广西从1902年起曾发生遍及全省、持续三四年的以游勇为主力的群众性武装起义。一部分起义队伍，包括南宁地区的起义首领王和顺等，退入越南境内，常向两广边界地区清军袭击，并同当地会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他地区还没有这样一支现成的重要冲击力量。第二，那时，郭人漳任桂林巡防营统领，蔡锷为随营学堂总办。两人都表示同情革命，黄兴同他们素有交谊。此外，留日学生中的激进分子钮永建、秦毓鎏也在广西龙州军界任职。在同盟会看来，一旦起义发动，在清政权营垒内部的响应力量也数广西最为雄厚。第三，两广地处边疆，毗邻的越南有不少华侨同情革命。从越南向两广运送武器和人员比较方便。因此，这个由孙中山提出的主张，最后也得到了黄兴的同意和支持。他们在同盟会成立后，随即分赴越南和广西，直接策划军事行动。
这以后不久，湖南、江西边境的萍浏醴起义突然爆发。直接策划这次起义的蔡绍南、魏宗铨两人原来都不是同盟会会员，起义前夜到上海时才加入了同盟会。起义主力是马福益余部洪江会的龚春台等。同盟会本部在事前对这次起义一无所知。起义失败后，清方又在长江中下游各省大肆搜捕，同盟会在这一带的力量受到沉重打击，一时无力采取重大行动。这更促使他们把注意力全部倾注到华南去。
1907年5月到9月，广东钦、廉、潮、惠四府的起义，在同盟会原有一个相互“约同”的统一的计划。这年年初，许雪秋准备在潮州先行发动，电告孙中山。“旋得中山先生复电，谓起事时期须与惠州、钦廉约同，以便牵掣清军，万勿孟浪从事，致伤元气。”[3]而在这几处中，重点是钦廉地区的起义，潮、惠两府的起义则是策应之师。
为什么三路起义中的重点放在钦廉地区？这是因为：第一，钦廉地处粤桂边界（当时属广东，现改归广西）。从这里发动，目标是向广西南宁推进。这本是他们预定的方针。第二，中越边境大多是崇山峻岭，而钦廉地区却毗连边境东端的通道。“防城所属东兴埠，为中国、安南交界之边境，越桥即为安南之芒街”[4]，便于运送军械和人员。第三，已由黄兴介绍而秘密加入同盟会的郭人漳、赵声两人所部清军，这年4月恰好奉两广总督之命移驻钦廉地区。第四，钦廉一带这时正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性抗捐斗争。刘思裕领导的抗糖捐斗争，参加人数达到数千，并和同盟会建立了联系。有了这样几个条件，同盟会认为选择这里发难是比较有把握的。
但客观事态的发展有时并不同人们的预期相符。由于内部联络不周，刘思裕领导的抗糖捐斗争却误被郭人漳部镇压下去。潮州黄冈的会党因偶然原因提前起义，很快被击散。邓子瑜在惠州七女湖发动后，才知道黄冈起义已经失败，孤立无援，无法坚持下去。钦廉防城之役也因郭人漳临事怯懦动摇，按兵不动，原定目标没有得到实现。原以为盘算得很周到的整个部署，人们最后看到的却只是零零落落、此起彼伏的几次分散的起义活动，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果。
孙中山、黄兴没有因失败而灰心。这年12月到第二年5月，同盟会在粤、桂、滇边境又先后发动了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和河口起义。这三次起义，可以说是钦、廉、潮、惠起义的直接继续。它们的战略意图，它们所依靠的力量，都是承袭前次而来。同盟会没有改变或放弃原有的战略打算，那次积聚起来或经过联络的武装力量的主力大体上还保持着。这就使孙中山、黄兴决心在经过一番休整后，再作一次尝试。
为什么选择这三处作为再次起义的突破口？当时，同盟会的指挥机关和补给基地都设在越南。中越边境全长一千三百多公里，崇山峻岭，路径丛杂，只有从河内有铁路分别通往云南河口和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从海防有轮船可通往钦廉地区对岸的芒街。这三个交通最为便捷的边境要地，自然成为革命党人再次发难的冲击目标。这三次起义行动的规模和产生的影响大大超过上次钦、廉、潮、惠的起义，但由于清朝的优势兵力和起义所依靠的力量自身的弱点，最后仍都失败了。
这样，同盟会在华南领导的武装起义仿佛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另一个机会似乎又来到了：从1907年起，原来沉寂已久的广州地区的革命活动逐步复苏，特别是赵声、倪映典、朱执信、姚雨平等在清朝军队内部的秘密工作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因此，随后又发生了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的“三二九”起义。对这两次起义，准备在后面论述，这里先不多说。
在同盟会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间，在华南发动武装起义的客观条件确实要比长江流域好得多。同盟会当时把武装起义的重点放在粤、桂、滇边境是正确的。它的主要缺点是：在确定以华南为重点后，对其他地区照顾不够。特别在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江苏、湖北、湖南的革命党机关遭到很大破坏。在一段时间内，这些地区的革命活动发展滞缓，处于缺乏领导的自流状态。这一点，同盟会本部是有责任的。1907年8月共进会的建立，就是因为一部分从长江流域各省来到东京，并同这些地区的会党素有密切关系的同盟会会员，对孙中山“组织南路同盟为大本营，而于本部从不过问，殊不谓然”[5]。这种不满，是有一定理由的。
第二个问题：起义依靠的力量。
同盟会发动武装起义的主要依靠力量是会党和新军。当然还有其他力量，如钦廉防城起义时参加抗捐斗争的群众、河口起义时的变兵、广州“三二九”起义时参加“选锋”的留日学生等，但主要的是前面那两种。
在对待会党和新军的态度上，同盟会领导人前后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从更多地依靠会党逐渐转到更多地依靠新军。大体说来，这个转折点是发生在1908年的夏秋之交。
我们先追溯一下：在兴中会时期，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包括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几乎全靠会党。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孙中山曾经写道：“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6]
中国近代的会党主要由游民组成。他们较多地集中在城镇和水陆码头所在。由于离乡背井，身处异地，各方面都缺乏保障，所以无论政治上或经济上都需要结成一种互助性的团体，以便在遭遇困难时能有所依靠。用他们流行的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便是会党产生的主要社会根源。在近代中国，农村破产和城镇经济的凋零，使游民的人数大大增加，从而使会党能起比前此大得多的作用。
这种团体有许多优点。第一，会党一般处在社会底层，遭到社会轻视，往往又缺乏固定的职业，生活很不安定。因而对社会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富有反抗性。第二，会党是一支有组织的力量，成员间又讲究“江湖义气”。只要取得会党的首领的支持，很容易一呼而起。第三，由于会党成员大多原来是破产农民，同农村有着联系。比起那些不脱离土地的农民来，他们闯过江湖，见过比较多的世面。平时他们不大为老实的农民所看得起。但当农民被压迫得无法生存下去，不能不起来拼命时，常常会推他们出来领头。因此，在反清的武装起义中，会党常常可以起巨大的冲击作用，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当先进的工人阶级政党没有出现以前，他们的这种积极作用表现得更为突出。
但是，会党的弱点实在也是很严重的。第一，一般缺乏真正的革命觉悟，难以从事持久的斗争。初起时，固然容易一呼而集，甚至造成轰轰烈烈的浩大声势。在清方张皇失措的情况下，也可以取得局部的一时的优势。但时间稍长，内部各种矛盾就大量暴露出来。一受挫折，更容易一哄而散。第二，缺乏严格的纪律。名义上即便接受革命党人的领导，行动上仍然各行其是，不肯服从统一的调度，“难以军法约束”。各部之间往往发生不睦，甚至自相火并。在准备武装起义时，通常也很难保守机密。第三，成分复杂，三教九流都有。会党首领不少是当地的地主、把头。成员中，平时开设赌台、为非作歹、招摇撞骗的都有。有些人甚至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和当地群众发生对立。这些弱点，在各次起义中都暴露得很明显。而对会党来说，这些弱点是很难完全克服的。
1906年12月发生的萍浏醴起义是以会党为主体的，并且带有很大的自发性。会党的优点和弱点在这次起义中表现得更为充分。这次起义的高峰是洪江会首领龚春台带领两万会众攻打浏阳。他利用当时的灾情鼓动会众，说是打下浏阳县城（今浏阳市）后，没收富户钱粮，大家就有饭吃。所以，队伍中有不少挑着箩筐的穷苦人民一起行进。多数会众对这次起义的意义并没有多少认识，以为一切都将很顺利。洪江会领袖们在秘密发展会众时虽然表现得很能干，对作战却缺乏必要的训练，也没有组织起一个有效率的指挥机构来。这支庞大的队伍在几天的行进中，不能按时进餐，有些还得不到房屋休息，行动又缺乏计划，受尽饥饿、寒冷、疲惫的折磨，人心逐渐涣散。浏阳清军在击退姜守旦部洪福会的进攻后，转移到城南，散伏在近旁竹山上，用步枪迎击洪江会众。洪江会众使用的大体上还是刀矛等旧式武器，军心又不稳。在清军的步枪射击下，坚持不久，队伍就出现混乱，逐渐失去控制而大批逃散。“自辰至午，连死并逃，已去十之九八。”[7]龚春台也只得离队逃亡。事前有联系的其他几支会党队伍，有的打起了“中华大帝国”的旗号，有的根本没有行动起来，先后都遭到清军的镇压。这个事件清楚地表明：会党确实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冲击力量，但单靠它是不能取得胜利的。
同盟会领导人的认识要高明一点。黄兴在萍浏醴起义前夕就说过：“革命军发难，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并举为上策，否则亦必会党发难，军队急为响应之，以会党缺少饷械，且少军队训练，难于持久故也。”[8]从钦、廉、潮、惠起义一直到河口起义，同盟会领导人都是力图由会党发难，以军队响应的。
这些起义为什么仍然不能取得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会党和军队都没有在下层群众中进行过深入的政治动员和组织工作。
对会党，他们主要是两条办法：一是联络一部分会党的上层分子，得到他们的效力，从而号召其他会众参加行动；二是供给饷械，作为运动他们的资本。单凭这两条，自然很靠不住。发动是可以发动起来的，但到饷械不继时，整个局面立刻会发生逆转，队伍随时会发生不听号令的现象。指挥河口起义的胡汉民给孙中山的报告中说：“占领河口五六日，而后以出大队。队出三日，又以粮缺而复返。”后来，黄兴从钦廉转入河口军中负责指挥，很快也陷入窘境，不仅变兵不听指挥，连已加入同盟会的会党领袖黄明堂等也不听调度。胡汉民在上述报告中说：“克兄（指黄兴）之上河口也迟，黄八（指黄明堂）既据有械药而不听调度，克兄乃为客矣。”[9]在这样狼狈的处境下，黃兴还力图振作，亲率一军前往奔袭蒙自。但“未及一里，各兵群向天开枪一排，齐声呼疲倦不已。克强再三抚慰无效。更行半里，则兵多鸟兽散，不得已折回河口”[10]。当清方以优势兵力扑来时，起义军很容易就溃散了。
至于对清方的军队，同盟会开始注意打进去从事策反，这是对的。但他们最初运动的还是旧式的巡防营而不是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军，联络的对象也局限于少数军官，在士兵中没有散播多少革命影响。而一些清方军官如郭人漳等，常常容易怯懦动摇，反复无常，看看局势不那么有利，便借词推托，甚至翻脸相向，使原来设想得很如意的计划整个流产。
河口起义失败后，在同盟会总结这几次起义失败的教训时，会党的问题被突出地提出来了。胡汉民的持论最为偏激。他认为，会党是乌合之众，不足为恃，而且会党的首领又很难驾驭，主张今后“当注全力于正式军队”。孙中山的认识比较全面一些，虽然同意加强对正式军队的工作，但认为不能把会党完全撇开。他说：“会党性质我固知之，其战斗自不如正式军队；然军队中人辄患持重，故不能不以会党发难。诸役虽无成，然影响已不细。今后军队必能继起。吾人对于革命之一切失败，皆一切成功之种子也。”[11]
河口起义失败后不到半年，熊成基领导的安庆新军起义爆发了。熊成基不是同盟会会员，这次起义失败得也很快。但它却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新军革命的开始。这以后，同盟会也把它从事武装起义准备工作的重点转到新军方面来了。
同盟会领导的这几次武装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它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一次又一次起义的消息在国内迅速传开，引起众多人们的关注。革命，已经不只是言论的鼓吹，而且进入了实际的行动。实际行动造成的影响是单纯的言论鼓吹所不能比拟的。它在许多人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对那些对清朝政府已完全失望而开始同情革命的人起着巨大的鼓舞作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上革命的道路。前面提到孙中山曾说：“诸役虽无成，然影响已不细。”“吾人对于革命之一切失败，皆一切成功之种子也。”这些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1]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等笔谈》，《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3、184页。
[2]《宫崎寅藏谈孙中山》，《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316页。
[3]《丁未潮州黄冈二役别记》，《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中国同盟会三，第77页。
[4]邓慕韩：《书丁未防城革命军事》，《建国月刊》第3卷第3期，第68页。
[5]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39页。
[6]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2页。
[7]《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91页。
[8]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4册，第285页。
[9]胡汉民：《报告河口之役上总理书》，《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中国同盟会三，第401页。
[10]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第161页。
[11]《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