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军礼与军中用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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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明代军礼用乐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也有祀之内容。战争前后之祀神、赏功、庆贺,皆为国家之军礼规范仪节。在军礼的具体仪节实施过程中,乐在心理和生理上给这些军事行为的参与者以极大的影响。明代礼乐制度是在异族统治中原之后的一次重建,这次重建虽远宗周礼,近采唐宋,但正如《论语·阳货》所言:“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111]虽有唐宋礼典文献足征,但乐却因战争和改朝换代之离乱悲欢,几乎随着战争之狼烟而消逝殆尽。本节旨在研讨明代礼乐制度重建后,军礼中的用乐情况。

四类军礼中,除“大射礼”由于文献之不足,其用乐形式不明外,明代在实施其他三种军礼时皆有用乐现象。“皇帝亲征”中祭告天地用乐,告庙社有乐,凯还献捷有乐,论功行赏有乐;“遣将”仪式中授节钺有乐,告庙社有乐,凯还有乐,献俘礼有乐,论功庆成上表皆有乐;“大阅礼”仪式也有乐。四类军礼的施行,各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这个完整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场所和目的之不同,军礼用乐的功能也不同。正如上节所考,有明一代战事不断,凡国家大型的战事用兵必有军礼,无论亲征还是遣将,每一次战事行为必然会伴随有军礼仪节的实行。在这个过程中,军礼用乐以不同形式出现。乐以助礼,军礼用乐成为必然。军礼用乐也必然随着军礼仪节之功用变化,而有所不同。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其用乐的外在形式上,应包括乐队组合形式、乐队演奏表演的乐曲、乐舞形式,甚至表演这些音乐形式的乐人或军士,以及承应这些军礼用乐的机构和官员等等方面。本节拟在上节对明代军礼的内容和实施的考证之基础上,分别从明代军礼用乐的类型,雅乐、鼓吹乐、与大乐及军礼用乐之特征三方面来研讨明代军礼用乐的基本情况。需要再次加以强调的是,这种军礼用乐形式,不是《礼书》《乐书》记载的毫无用处的故纸废字,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当然战争毕竟是非常态的,因此军礼与常态的其他礼仪形式用乐相比较,自然少之又少,以至于在长期的和平之后,偶然的军礼施行,礼部便需到前朝故事中寻找相关军礼的礼节仪注。[112]虽然如此,军礼的施行及军礼用乐的存在,则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是本书在上节用大量篇幅考证明代军礼的制定和实践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些亲征和遣将礼仪的史实正是证明明代军礼用乐存在之基础。

一、军礼用乐的类型

明代四种军礼,每一类军礼的实践都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因时事之不同,可能某些仪节有所简化或省略,但是基本的仪节不可能变化。这些基本仪节包括战前战后的告祭礼、战后的献捷奏凯仪等。当然由于社会条件或者政治背景情况不同,这些仪节或者强调战前之告祭,或者强调战后之奏凯,但是其作为一个军礼类属的完整性当毋庸置疑。军礼作为一个完整性的显现,其下所行告祭、奏凯、献捷、献俘、赏功诸礼皆为构成其主体类属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一点来看,一个完整军礼的实施过程中所用到的乐,可以按照其用乐之功能进行仔细分析,这样更有助于我们清楚了解有明一代军礼用乐的实际状况。

从军礼用乐的功能角度,可以将其分为三种类型:祭祀之乐、耀武之乐和赏功之乐(详见下表)。这三种功能的军礼用乐仪节不同,用乐形式也不同,下分述之。

表4:军礼用乐类型与仪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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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祭祀之乐

祭祀性之乐主要用于亲征或遣将出征前及战争结束时的告祭仪式。战前的祭祀性用乐主要有亲征礼的郊祀天地、告庙社及祃祭仪式;遣将礼的告庙社和祃祭;战后祭祀性用乐主要有亲征礼之祭告天地、庙社及遣将归来之告庙社仪。战前与战后祭告仪式基本相同,现对亲征或遣将军礼的祭告仪式及其用乐做一探讨。

亲征与遣将皆有祭告仪式,惟遣将不用告祭天地。洪武三年定亲征祭告天地仪式,“作乐,行三献礼”,《明集礼》言其仪同祀天祀地。一般用雅乐,其用乐曲名及仪节列表示下:

表5:皇帝亲征郊祀天地用雅乐曲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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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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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为郊天仪节用乐,祭祀方丘仪式除将望燎易名为望瘗外,曲词各异。祭告社稷则将迎神改奏《广和之曲》,且无奉牲仪节。太庙用乐稍有不同,具体见下表:

表6:皇帝亲征祭告太庙用雅乐曲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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祃祭旗纛仪式一般遣官祭祀,其仪节与用乐见下表:

表7:祭祀旗纛用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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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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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祭祀之乐,告天地庙社用雅乐,祭祀旗纛用大乐,除了上述祭祀用乐之外,永乐朝时亲征尚有祭祀太岁、城隍等神,俱用雅乐,其中太岁祭祀用乐:迎神奏《中和》,奠帛奏《安和》,初献奏《保和》,亚献奏《肃和》,终献奏《凝和》,彻豆奏《寿和》,送神奏《豫和》,望燎奏《熙和》。

(二)耀武之乐

耀武之乐主要用于凯旋的各个仪式礼节。奏凯、宣露布、献俘礼或献捷礼皆有夸耀军戎,振扬武功之意。通常这几种仪节皆一起行之。一般顺序为先奏凯、次宣露布,最后献俘礼。如行献捷礼则其顺序为先宣露布、次行献捷礼。

《明集礼》所载奏凯仪言,先期一天所司准备行礼之各项铺陈,时日:

宿卫列兵卫,拱卫司设仪仗……协律郎引奏凯乐工立伺于文武班之南,东西相向。侍仪导引皇帝常服乘舆出,升楼即御座,侍卫如常仪。引礼引大将军及诸将各就拜位立定,赞礼引大将军等行四拜礼,引礼引大将军以下各就侍立位。赞礼唱:“奏凯乐。”协律郎执麾,引乐工以次至奏乐位立定,司乐于乐工之前俯伏跪奏:“具官臣(某)言,请奏凯乐。”协律郎举麾,鼓吹大振,遍奏乐曲(其曲随事撰述),协律郎偃麾,乐止。司乐跪奏:“具官臣(某)言,谨奏凯乐毕。”退。协律郎执麾导乐工等以次出。 [113]

其下为宣露布礼。凯乐初奏时,将校引俘就立于兵仗之外,乐奏毕。赞曰:“宣露布!”承制官承旨,将露布付受露布官,引礼引受露布官诣露布案,受露布官跪受露布,由中道南行,以授宣露布官,宣露布官宣露布。紧接为献俘礼:

将校引俘至位,刑部尚书跪奏曰:“某官某以某处所俘献,请付所司。”奏讫,退就受俘位俟旨。其就刑者立于西厢,东向,以付刑官。其宥罪者,楼上承制官宣旨曰:“有敕释缚!”楼下承传宣旨释讫。赞礼赞:“所释之俘谢恩!”皆四拜呼万岁者三,将校以所释俘退,如有所赐,就宣旨赐之。大将以下就拜位,皆四拜搢笏舞蹈山呼万岁者三,出笏复四拜乃出。文武官就位,四拜搢笏舞蹈山呼如常仪,复四拜。班首稍前跪,称贺致词讫,俯伏,兴,复位。及众官复四拜礼毕,乘舆降楼还宫,百官以次出。 [114]

献俘礼也要用乐。正德十五年礼部上献俘礼仪曰:

是日早,教坊司陈大乐于御道南东西,北向……上常服御奉天门,钟声止,鸿胪寺官跪奏,请上乘舆,乐作。至午门楼,上升座,乐止。鸣鞭讫,文武百官入班,北向立。唱:“排班!”班齐,赞:“鞠躬!”乐作,五拜三叩头,兴,平身,乐止。赞:“献俘!”献俘将校引俘至献俘位,北向立定,俘跪于前,刑部等衙门官诣楼前中道跪,劾奏请旨,承旨毕。文武百官入班,北向立。唱:“排班!”班齐。致词官诣中道跪,致词贺讫。赞:“鞠躬。”乐作,五拜三叩头,兴,平身,乐止。鸿胪寺跪奏:“礼毕!”乐作,驾兴,乐止。百官以次退。 [115]

可知明代奏凯所用之乐为鼓吹,宣露布不用乐,献俘所用之乐为大乐。

(三)赏功用乐

赏功之乐主要指师还或大阅之后的论功行赏及庆成、大将上表谢恩仪式所行之乐。明代论功行赏仪规定,前期准备依品级设各官位,是日乐工陈乐如正会之仪。

皇帝御舆以出,仗动,乐作,侍卫导从如常仪,升御座,卷帘鸣鞭,乐止。司晨报时鸡唱讫,引进引皇太子诸王自奉天门东门入,乐作,由东陛升,殿东门入,至侍立位,乐止。舍人引受赏官入就拜位。知班唱班齐,赞礼唱:“鞠躬。”乐作,拜,兴,拜,兴,拜,兴,拜,兴,平身,乐止。承制官前跪承制,由殿中门出中陛,降至宣制位,吏部尚书、户部尚书、礼部尚书由西门出西陛,降立于诰命礼物案之东。承制官南向,称有制,赞礼唱:“跪!”受赏官皆跪。承制官宣制曰:“朕嘉某等为国建功,宜加爵赏,今授某以某职,赐以某物,其共承朕命。”宣毕,赞礼唱:“俯伏,兴。”乐作,拜,兴,拜,兴,平身,乐止。赞礼唱:“行赏!”舍人引受赏官第一人诣案前,赞礼唱:“跪!”搢笏,吏部官捧诰命,礼部官捧礼物,各授受赏官。受赏官受诰命礼物,以授左右,左右跪受于受赏官之左,兴,退复位。赞礼唱:“出笏!俯伏,兴。”复位,舍人引受赏官复位。引以次受赏官诣案前,皆如常仪。承制官、吏部尚书、户部尚书、礼部尚书,由西阶升西门入,跪上位之西,奏:“承制讫!”兴,各复位。赞礼唱:“鞠躬!”乐作,四拜,平身,乐止。赞礼唱:“搢笏!”鞠躬,三舞蹈,跪,山呼万岁,山呼万岁,再山呼万万岁。乐工军校齐声应之。出笏,俯伏,兴,乐作,拜,兴,拜,兴,拜,兴,拜,兴,平身,乐止。赞礼唱:“礼毕!”侍仪跪奏礼毕。鸣鞭,皇帝兴,乐作,警跸侍从导引至谨身殿,乐止。引进引皇太子诸王还宫,舍人引受赏官及文武官以次出,至午门外,以诰命礼物置龙亭,用仪仗鼓乐,各送还本第。 [116]

依据《明史·乐志》可知,这里皇帝出动,奏《飞龙引之曲》;百官行礼用《风云会之曲》;宣制用大乐,皇帝驾兴奏《贺圣朝之曲》。《明会典》还记载了册封颁诏书“俱用中和韶乐,兼用堂下乐”[117]

论功行赏之后第二日,受爵赏大将须上表谢恩,其大致仪注为:

前期设各官员位次,是日清晨,诸官就位。皇帝将出,仗动,大乐鼓吹振作,升御位,乐止。卷帘尚宝卿奉宝置于案,拱卫司鸣鞭,司晨执事鸡唱讫,引进引皇太子于奉天门东耳房,具衮冕,同太子由东门入,乐作,升自东阶,入奉天殿东门,至御位东侍立,乐止。引礼引大将军入奉天门,乐作,至位,乐止。赞礼唱:“鞠躬!”乐作,四拜,兴,平身,乐止。引礼引大将军诣表案前,搢笏,自捧表,展表官、宣表官随从由西陛升,引礼立于西阶之下,大将军及宣表、展表官由西门入,大将军初行,乐作,入门,乐止。宣表、展表官立于殿之西南,内赞唱:“进表!”唱:“跪!”大将军跪进表,受表官诣案东跪受表,置于案。赞礼唱:“众官皆跪!”众官皆跪。内赞唱:“出笏!”大将军出笏。唱:“宣表!”宣表官诣前取表,跪于御座之西,展表官诣前跪,展表宣讫。宣表官复表于案,唱:“俯伏!兴!平身!”大将俯伏,兴,平身。通赞唱:“俯伏!兴!平身!”众将官皆俯伏,兴,平身。大将及宣表等官由殿西门出,乐作,降自西阶,引礼引复位,乐止。宣表官、展表官各复位,赞礼唱:“鞠躬!”乐作,拜,兴,拜,兴,拜,兴,拜,兴,平身,乐止。赞礼唱:“搢笏!鞠躬,三舞蹈。”跪左膝,三叩头,山呼,山呼,再山呼,三称万岁。出笏,俯伏,兴,拜,兴,拜,兴,拜,兴,拜,兴,平身,初拜止。乐作,拜毕,乐止。侍仪奏:“礼毕!”鸣鞭,皇帝兴,乐作。警跸,侍从导至谨身殿内,赞引引皇太子,太子出殿,引进引降自东阶,至文楼,乐止。舍人举表出,引班引大将军文武百官以次出。 [118]

《明会典》言,明代进表与迎诏,“俱用大乐”[119]。可知上表谢恩仪中所用乐为大乐。如果为献捷,主将远在军营,则规定是日早先遣官荐告郊庙,百官具吉服,常朝宣捷。如果为大捷,则于宣捷日第二天行庆贺礼。[120]庆贺礼同“上表仪”,用大乐。

上表或庆贺之后为皇帝大宴群臣。明代宴会分大、中、常、小四个级别。级别不同用乐也不同。既是大宴,也因朝代不同,制度规定也不完全相同。洪武、永乐皆有新制,礼稍异而乐不同。现依据《明会典》《礼部志稿》《皇明典礼志》《明史》等书记载,将其礼节和用乐具列于下:

诸司准备:是日早,尚宝司、锦衣卫、金吾等卫、光禄司等设百官位、宴席所用各项物品于殿内外,教坊司设九奏乐歌于殿内,设大乐于殿外,立三舞杂队于殿下。

皇帝升座:群臣殿外东西相向站立,有司跪请皇帝升座。驾兴,大乐作,升座,乐止。(乐奏《万岁乐》)

百官拜:四品以上文武官员进入殿内,五品以下官员列于殿外丹墀,俱北向立。乐作。赞四拜。乐止。(乐奏《朝天子》)

进御筵:光禄司官进御筵,大乐作,捧案至御前,乐止。进花,乐作,进讫,乐止。(乐奏《水龙吟》)

正宴:光禄司官开爵注酒,捧诣御前。

进第一爵酒。教坊司跪奏:“一奏《炎精开运之曲》。”赞内外官皆跪,教坊司跪奏:“进酒!”饮毕,赞众内外官俯伏兴,乐作,赞四拜,平身,乐止。赞:“各就位!”序班随进群臣桌,散花,乐作(乐奏《水龙吟》),散讫,乐止。序班即进群臣盏。

第二爵酒。教坊司跪奏:“二奏《皇风之曲》。”

乐作,光禄司官斟酒御前,序班随斟群臣酒,教坊司跪奏:“进酒!”候皇帝举酒,群臣以次举饮讫,乐止。

光禄司官进汤。鼓吹响节前导,至殿外鼓吹止。殿上乐作,群臣起立,光禄司官进汤御前,群臣复位。序班即供群臣汤,乐止。教坊司跪奏:“进汤!”乐作,候皇帝举箸,群臣次与皇帝进汤讫。赞:“馔成!”乐止(进汤奏《水龙吟》)。

武舞入,教坊司跪奏:“《平定天下之舞》”(乐奏《清海宇》),舞毕,出。

第三爵酒。教坊司跪奏:“三奏《眷皇明之曲》!”乐作,进酒如前仪,乐止。

教坊司跪奏:“抚安四夷之舞!”(乐奏《小将军》《殿前欢》《庆新年》《过门子》)舞毕,出。

第四爵酒。教坊司跪奏:“四奏《天道传之曲》!”乐作,进汤如前仪。

食毕,教坊司跪奏:“车书会同之舞”(乐奏《泰阶平》),舞毕,出。

第五爵酒。教坊司跪奏:“五奏《振皇纲之曲》!”进酒如前仪。

饮毕,教坊司跪奏:“百戏承应!”舞毕,出。

第六爵酒。教坊司跪奏:“六奏《金陵之曲》!”进酒进汤如前仪。

教坊司跪奏“八蛮献宝进呈”,舞毕,出。

第七爵酒。教坊司跪奏:“七奏《长杨之曲》!”进酒如前仪。

教坊司跪奏“采莲队子承应”,毕,出。

第八爵酒。教坊司跪奏:“八奏《芳醴之曲》!”进酒进汤如前仪。

食毕,教坊司跪奏:“鱼跃于渊承应!”毕,出。

第九爵酒。教坊司跪奏:“九奏《驾六龙之曲》!”进酒如前仪。饮讫,光禄司官收御前爵,序班随收群臣盏。光禄司官进汤、进大膳,大乐作。群臣起立。进讫,复坐,序班随供群臣饭,教坊司跪奏:“进膳!”食讫,赞:“膳成!”乐止。光禄司官收膳讫,教坊司跪奏:“百花队舞承应!”舞毕,出。

百官拜:鸣赞唱撤案,序班撤群臣桌讫,光禄司官即撤御案。赞:“宴成!”群臣皆出席北向立,序班即撤群臣座,殿外官皆诣丹墀北向立,赞:“鞠躬!”乐作,赞:“四拜!”兴,平身,乐止。群臣分东西立。仪礼司跪奏:“礼毕!”(乐奏《朝天子》)

礼毕驾兴:驾兴,大乐作,鸣鞭,百官以次出。(乐奏《万岁乐》)

上为洪武二十六年定大宴之礼。永乐八年、十二年亲征后的大宴礼,当如上述。永乐十八年对大宴礼又做了修定。其仪相差不多,乐则半数不同,下表略示之:

表8:永乐皇帝亲征大宴用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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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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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十八年定大宴礼,永乐二十年亲征后大宴礼即施行。永乐朝之后,大宴礼一般不再用乐。明初亲征或遣将奏凯之后的大宴用乐为九奏乐歌与大乐。

上述三种功能性用乐,应用于亲征礼和遣将礼的各项仪节中。祭祀之乐中多用雅乐,兼用大乐;赏功之乐用大乐;耀武用乐则用大乐与鼓吹。大乐、雅乐、鼓吹是军礼用乐的三种主要形式,下试分析之。

二、军礼用乐的形式

(一)雅乐

明人观念之雅乐专指祭祀天地、宗庙、社稷、先农、朝日夕月、陵寝以及后来所定文庙祭礼之乐。《明集礼》卷四九载:“国朝开国之初,制定雅乐,爰命儒臣,撰制乐章,以祀天地,以祭社稷,以礼先农,以享宗庙。至于朝会、燕飨、群祀,则皆用大乐,所以酌古今之宜而成一代制作也。”从《明集礼》的编写体例来看,明代将乐分为雅乐和俗乐两类。雅乐主要为郊庙之乐,由神乐观之乐舞生承应,雅乐主要在于“祭”,乃天神地祇人鬼之享。俗乐则指朝贺、燕飨之乐及群祀用乐。主要有教坊乐工承应,俗乐在于人世之用。其朝贺用乐包括丹陛大乐、中和韶乐、朝贺女乐。燕飨之乐包括丹陛大乐、侑食乐、侑食乐舞、迎膳导膳之乐、太平清乐以及百戏承应、采莲队子承应、八蛮献宝承应、鱼跃于渊承应、百花队舞承应等。群祀则指小祀仪式用乐,这是《明集礼》所反映的明代洪武初年的雅俗乐观念。

神乐观乐舞生承应的郊庙雅乐,其乐器主要为八音之器。明初祀天地、宗庙、先农、日月时所用的乐器配置见下表,另有歌工为12人。一般雅乐需要乐工六十二人,洪武七年增加乐器后用乐工七十二人,舞生一百三十人。文庙用乐生六十人、歌工十人。

表9:明雅乐乐器配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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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载箫八,数量当有误,《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和《明集礼》箫的数量均为四,现依《实录》和《明集礼》计之。

明代的雅乐之外的其他用乐类型较多,其下乐器组合形式较为复杂。但类归起来,也可以将它们分为两种:一种为戏竹领衔之笙管笛组合,一种为执麾竿而行的中和韶乐。虽然按照应用场所和目的不同而分为朝贺与宴飨乐以及群祀用乐,但就在同一子类里,由于场所及出席人员的不同,仍然可以有不同的乐器组合方式。例如属于宴飨之乐的迎膳乐和进膳乐,虽然其演奏的乐章均为《水龙吟》,曲词相同,但是其乐器组合却不同:洪武间规定进膳乐用笙二、笛二、鼓一、板一、杖鼓八;迎膳乐用戏竹二、笙二、笛四、头管二、figure_0080_0026二、鼓一、板一、杖鼓十。永乐间则迎膳、进膳乐用笙四、笛四、头管四、figure_0080_0027二、方响一、大鼓一、拍板一、杖鼓四;永乐间另有导膳乐,其乐器组合为戏竹二、笙六、笛六、头管六、figure_0080_0028四、鼓一、拍板二、杖鼓八。乐器组合数量与乐器种类的不同,其音响效果自然有变化,但是无论如何变化,笙管笛乐器组合方式均是其基本形式。

同属于宴飨用乐,甚至是一种场合,但是用乐的乐器组合形式却有不同,有笙管笛组合、有八音之乐之组合。即便如此,由于其用于宴飨,《明集礼》将其类归为俗乐。朝贺乐也是如此,既有笙管笛组合的丹陛大乐,也有八音之乐组合的中和韶乐。例如洪武二十六年所定的朝贺用丹陛大乐组合为:戏竹、方响、鼓各二,箫、笙、杖鼓、笛、头管各十二,闉、琵琶、二十弦、拍板各八。同年还对朝贺用中和韶乐的乐器组合做了规定:箫、笙、横笛各十二,排箫、埙、篪、瑟各四,琴十,编钟、编磬各二、应鼓、柷、敔、搏拊各一详见下表:

表10:洪武二十六年所定中和韶乐、丹陛大乐乐器配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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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载搏拊为二,此根据《礼部志稿》正之。

将笙管笛乐器组合归入俗乐,当无疑问。问题是中和韶乐的乐器组合为八音之器,但是明初《明集礼》却将其归入俗乐,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注意。虽然有金石之乐特征的中和韶乐未归类为雅乐,但是确属皇帝专用。朝会时,皇帝出则奏中和韶乐。大宴正是由于皇帝主持,八音之器得以施行。即使同属于皇族的亲王和各地王府朝贺宴饮之时也不能用金石之乐,而只能用大乐组合。可知,明代礼乐制度较为严备,阶层不同,用乐自然有别。

综上,雅乐主要用于郊庙,其乐器组合为八音之制,代表为金石乐悬,主要有神乐观乐舞生承应。雅乐之外的用乐形式,包括朝贺、宴飨及群祀用乐。雅乐之外有两种乐器组和形式值得注意,即笙管笛组合和金石组合。金石组合为皇帝专用,笙管笛组合主要为大乐之特征。明代雅乐和俗乐一起构成了明代礼仪用乐。军礼用乐也是如此,既有祭祀天神地祇人鬼之雅乐,也有赏功宴享之俗乐。

(二)鼓吹

鼓吹,秦汉时为军所用,其器有专,主要有鼓、排箫、横笛、笳、角等。鼓吹汉代作为军营专用之乐,后期进入仪仗。魏晋时既用于军营作为实用功能以激励士气,也用于仪仗以显示身份。《三国志》卷五五载:“(甘)宁引弓射敌,与统等死战。宁厉声问鼓吹何以不作,壮气毅然,权尤嘉之。”[121]《三国志》卷六四载:“(孙)权拜(诸葛)恪抚赵将军,领丹杨太守,授棨戟武骑三百。拜毕,命恪备威仪,作鼓吹,导引归家,时年三十二。”[122]甘宁让鼓吹大作是为了激扬士气,此为军营实用之用鼓吹;诸葛恪作鼓吹是为了警严和显其身份。《三国志》所载十四次鼓吹的使用中,有四次是用于军营征战的。其余皆为武将仪仗之用。可知三国时鼓吹仍为武将专用。晋代鼓吹则多在仪仗中使用,“初,魏、晋之世,给鼓吹甚轻,牙门督将五校悉有鼓吹。宋、齐已后,则甚重矣”[123]。南朝主要用于仪仗,使用鼓吹的官员级别比以前有所提高,多为重要军将和皇族才能使用。隋唐时成为四品以上官员之卤簿用乐,至宋代则出现了本品鼓吹之称谓。“皇太子及一品至三品,皆有本品鼓吹”[124],其意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唐开元礼》中卤簿用乐显然是上下相通者。我们看到,作为制度规定性除了宫廷、皇族所用“大驾卤簿”和“小驾卤簿”外,一至四品的官员不分文武均有卤簿乐,宋代对于地方官府之官员所用则演化成为“本品鼓吹”的称谓”。[125]由实用之乐器组合到身份地位象征、国家赏赐,再到本品鼓吹,这是鼓吹乐发展的一条脉络。鼓吹乐在其发展过程中,由国家专赐专用到国家依照官员品级高低配给,为保障本品鼓吹制度的施行就必须要专设一个相应的机构,唯此才能保证从中央到地方,从京师到四境相应品级能得到相应的待遇,这个机构在中央由太常或者教坊来行使自己的职责,在地方则有类似于“府县教坊”[126]的机构来管理和训练一批乐人,使这些乐人在国家规定的仪仗制度下,熟悉相关用乐仪节,清楚相应品级官员所要享用的乐队规制、用乐曲名等等。这个官属乐人群体和国家从中央到地方所设立的管理机构,是保障本品鼓吹制度得以贯彻实施,保障全国用乐一致性的基础。从这个层面来讲,本品鼓吹的意义即在于此。正是由于本品鼓吹的规定,宋时京城和宫廷中因为仪式用乐人数量短缺,便迅即从靠近京城的近畿诸州、驻军以及相近府县征调借用乐工,以备品级鼓吹相应数目,完成各项仪礼。[127]

明代仪仗鼓吹

鼓吹与仪仗关系密切。仪仗是为了“谨出入之防,严尊卑之分”。“慎重则尊严,尊严则整肃”[128],仪仗中的鼓吹具有警严之功能,是仪仗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史》仅载录有皇族仪仗:皇帝、皇后、皇太子、亲王、郡王、皇妃、东宫妃、亲王妃、郡王妃、郡主仪仗,其他各级官员仪仗无载。但是从一些文献中也可以看出,从王宫大臣到部院大臣、府县官员均有相应品级仪仗:

材料一:给安庆侯等十二人仪仗户人十五。[129]

材料二: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以年老养疾奏还原给仪仗户二十家,上从之。[130]

材料三:诏以京卫军士充公侯仪仗户。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皆二十户,曹国公李文忠等皆十九户,侯皆十五户,先是以京民充之,近因善长以老疾辞仪从,故命易以军士,仍给之。[131]

材料四:南京礼部奏,本部奉进表笺原设龙亭仪仗,皆岁久损敝,乞敕南京工部积料修理。从之。[132]

材料五:洪武十八年三月,应天府以仪仗送状元归第。[133]

材料六:白恭敏公圭任浙江布政使,过徐州洪,家人与水手相殴,主事袁规收其仪仗,恳请而解。未几,召为工部侍郎,袁不自安,而公未尝形于辞色。[134]

以上材料显示明代至少府一级品官应有仪仗之设。明代官书也记载了皇帝、东宫、亲王、郡王仪仗中具有警严性质之鼓吹。皇帝、皇后仪仗也称卤簿。洪武初年定大驾卤簿中鼓吹乐器为:金龙画角二十四枝、鼓四十八面、金四面、金钲四面、杖鼓四个、笛四管、板四串小铜角二个、大铜角二个;麾一、戏竹一对、箫十二管、笙十二攒、龙笛十二管、头管十二管、方响四架、八架、琵琶八把、箜篌八把、杖鼓三十六个、板四串、大鼓二面。[135]大驾卤簿鼓吹有两部分组成,前面为以角类乐器为主的旨在警严的乐器组合形式,麾以下为大乐组合形式。此点在《明会典》卷一八二中有专门的说明,麾以下乐器归类为乐器制度之属,它与仪仗最前面的具有导引警严性质的鼓吹铜角、画角、鼓乐器等一起构成了皇帝卤簿仪仗。因出行的目的和场所不同,皇帝使用的卤簿也有差别。皇帝卤簿分为大驾、丹陛驾、常朝驾、武陈驾等四种。皇后以下皆称仪仗。东宫仪仗中有金龙画角十二枝、花匡鼓二十四面、扛鼓二面、金钲二面、金二面、板二串、笛二管、杖鼓二个、小铜角一对、大铜角一对;戏竹一对、大鼓一面、板一串、杖鼓十二个、头管二管、笙二攒、箜篌二把、二架、琵琶二把、方响二架、龙笛二管、箫二管。[136]郡王仪仗用画角十枝、花匡鼓二十面、扛鼓一面、金钲一面、锣二面、板一串、笛二管;戏竹一对、大乐鼓一面、板一串、杖鼓八面、笛四管、头管四管。[137]亲王仪仗用画角十二枝、花匡鼓二十四面、杖鼓二面、金钲二面、锣二面、扛鼓二面、板一串、笛二管、小铜角一对、大铜角一对;戏竹一对、大乐鼓一面、板一串、杖鼓十二面、笛四管、头管四管。[138]亲王仪仗中戏竹以下属于大乐乐器组合形式,《明会典》卷五六《王国礼二》“乐”条言:“十五年定,乐工乐器、冠服之制。凡朝贺用大乐,乐工二十七人。乐器用戏竹二,头管四,笛四,杖鼓十二,大鼓一,花梨木拍板一。”[139]其乐器与《明会典》卷一八五所载仪仗用乐完全形同。仪仗乐器目的主要在于警严,其前部多为声响巨大之打击和吹奏乐器,如画角、大小铜角等,其后主要是以头管为代表的大乐乐器组合。二者一起构成了仪仗乐队。

《明集礼》卷四十六载有明代皇帝卤簿用乐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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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明集礼》皇帝卤簿用乐图

这是明初的仪仗用乐乐器组合形式,它与明代中期的皇帝卤簿仪仗用乐稍有不同。下以明万历皇帝《出警入跸图》为例,探讨明代中期皇帝卤簿仪仗用乐。

《出警入跸图》之皇帝仪仗用乐

《出警入跸图》,绢本,设色画,是一幅描绘明代皇帝出京谒陵的绘画长卷,分两卷,全长近60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明人宫廷绘画《出警图》和《入跸图》比较详细地描绘了明神宗于万历十一年闰二月率后妃至天寿山和西山谒陵之事[140]。经清以来多位学者考证,当为明代宫廷供奉画家写实性绘画。两卷绘画中均有用乐内容的描绘。其中《出警图》中记载的仪仗鼓吹组合为:

乐器组合 figure_0085_0031皇帝马后护卫队之后:马后之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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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出警图》1

乐器组合 figure_0086_0034皇帝马前:仪仗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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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出警图》2

乐器组合 figure_0086_0037紧接上图之前,间有二马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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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出警图》3

乐器组合 figure_0087_0040象辇前仪仗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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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出警图》4

图中,figure_0087_0043figure_0087_0044操持乐器者所着衣饰相同、figure_0087_0045figure_0087_0046衣饰与figure_0087_0047figure_0087_0048有明显区别。从其所处位置来看,figure_0087_0049figure_0087_0050分处于皇帝马后马前,figure_0087_0051前有锦衣卫亲兵。这里明显可以看出figure_0087_0052figure_0087_0053应属于大驾卤簿。figure_0087_0054各项乐器的操持者应归旗手卫。《明会典》卷二二八载:“国初置旗手千户所。洪武十八年、升为卫。永乐中、照例开设,掌大驾金鼓旗纛、统领随驾力士、及宿卫等事,计开……金龙画角二十四枝、小铜角一对、大铜角一对、鼓四十八面、金四面、钲四面、杖鼓四个、笛四管、板四串……”[141]从其所处的位置来看,组合figure_0087_0055正处于整个队伍前面,其后为驯象所驮宝象辇,属于锦衣卫。明代旗手卫凡遇郊祀、车驾出入,则陈于锦衣卫卤簿之前。图中组合figure_0087_0056奏乐之人,从其衣着打扮来看也应属于旗手卫。洪武二十一年“定旗手卫军士、力士俱红袢袄,其余卫所袢袄如之。凡袢袄长齐膝,窄袖,内实以棉花。二十六年令骑士服对襟衣,便于乘马也。不应服而服者罪之”[142]。组合figure_0088_0057中奏乐之人皆红袢袄对襟衣,因此,组合figure_0088_0058应属于旗手卫仪仗。组合figure_0088_0059之前,画面上还绘有六个金龙画角。组合figure_0088_0060可能为鼓乐,乐器演奏者属于教坊。洪武五年定乐生衣饰,“黑介帻,漆布为之,上加描金蝉;服红绢大figure_0001_0001袍,胸背画缠枝方葵花,红生绢为里,加锦臂韝二;皂皮四缝靴;黑角带”[143]。组合figure_0088_0061中奏乐者前方和中间还有旗手卫人员执旗麾参与。

《出警图》描述的是皇帝出德胜门过清河、巩华城(今沙河)到昌平天寿山陵区谒陵之事。其出行仪仗为大驾卤簿,前为旗手卫、后为锦衣卫及其他护卫。其用乐组合前为旗手卫军乐鼓吹开道、中间为教坊鼓乐、皇帝前后仍有鼓吹,驾前组合有唢呐,驾后无唢呐。依照队伍前后顺序依次为figure_0088_0062figure_0088_0063figure_0088_0064、皇帝、figure_0088_0065

《入跸图》则描绘了皇帝谒陵后由水路经西湖、长河至西直门上岸回城的情景。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其间乐器组合。

乐器组合 figure_0088_0066西直门桥上旗手卫仪仗鼓吹组合

画角十、铜角五,其他乐器似装在袋子里,背在身后。乐器设而未作。衣饰同《出警图》之figure_0088_0067,惟有对襟衣由红色换为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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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入跸图》1

上图之左,为一红色装饰木桥,桥之左端又有八人执八铜角,衣饰与《出警图》组合figure_0089_0069同:

乐器组合 figure_0089_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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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入跸图》2

象辇、车辇之后又为一乐队组合figure_0089_0072:图中有六铜角,其中有二个大铜角,其他四个均为小铜角。另有鼓二、锣二、铙一、钲一、笛二、拍板二,从乐人的神态来看,除铜角外,其他乐器正在演奏中。乐人衣饰同《出警图》3,惟对襟颜色由红色换为蓝色。

乐器组合 figure_0089_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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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入跸图》3

乐器组合 figure_0090_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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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入跸图》4

上方蓝旗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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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黄旗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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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蓝旗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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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前黄旗另一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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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figure_0090_0081位于皇帝龙舟之前,从乐人的衣着来看和组合figure_0090_0082和组合figure_0090_0083相同。黄旗两船共有小铜角六、大铜角四。上下方蓝旗船共有杖鼓二、拍板二、箫二、笛二、笙二、管二、铙二、鼓二、钲二、云锣一、大锣四,其乐器组合明显为笙管笛之大乐组合。

《出警入跸图》中所绘为三种乐器组合形式。从其衣饰和位置来看,整个队伍最前面的是旗手卫之鼓吹仪仗,无有唢呐(或者唢呐不作)。中间为鼓乐引导,figure_0090_0084有唢呐。最接近于皇帝的是马前马后乐,均有有唢呐配置,马前唢呐正在演奏,马后唢呐不作。图中figure_0090_0085figure_0090_0086figure_0090_0087应为一组乐人,figure_0090_0088figure_0090_0089figure_0090_0090figure_0090_0091figure_0090_0092各为一组乐人。图中除角类乐器和组合figure_0090_0093figure_0090_0094外,其他乐器均处于演奏状态,figure_0090_0095figure_0090_0096可能因其已达西直门,而此时皇帝尚在离其较远的船上,因此很多乐器备而不作,或肩扛、或藏之于袋中。组合figure_0090_0097中,图上方九人,下方八人,似乎缺少一人,这一点可以从图中两两相对的组合形式及衣饰特点中看出来。《出警入跸图》作为明人宫廷画具有写实性,这在图中各处均有体现。《出警图》为皇帝谒天寿山行春祭礼,“凡仪卫扈从等项一遵皇祖世宗嘉靖间定制”[144]。嘉靖十五年三月议定谒陵陪祀百官,“具吉服”[145]。因此《出警图》中figure_0091_0098figure_0091_0099乐人皆着红对襟服,而《入跸图》figure_0091_0100figure_0091_0101则乐人对襟更换为蓝色。总之,《出警入跸图》是一幅反映明代中后期皇帝谒陵出行时壮观的仪仗宫廷绘画。其中仪仗用乐在这幅写实性的绘画中,得到了很好的再现,对于我们了解明代中晚期宫廷仪仗用乐具有十分重要之意义。

鼓吹之应用

鼓吹的目的在于警严,也在于荣耀彰显主人之身份。我们先来看几条材料:

材料一:皇帝御舆以出,仗动,鼓吹振作……皇后升车,宿卫兵仗前导,鼓吹,设而不鸣……

材料二:过庙,鼓吹振作,还至宫之外。[146]

材料三:仪仗前导,鼓吹设而不鸣。[147]

材料四:锦衣卫备仪卫,教坊司备鼓吹,设而不作。[148]

材料五:金鼓、仪仗、鼓乐、百官前导,进表笺官在龙亭后,东行至郊外,置龙亭,南向,仪仗鼓吹陈列如初。[149]

材料六:东宫官具朝服,陈卤簿、鼓吹于东宫门外……卤簿、鼓吹分列于左右。[150]

材料七:礼部言,比者诞育元孙,遣官颁诏及赍捧御书,该差官二十三员,新春加上圣母徽号,又将颁诏。因念年来驿传烦难,毋论内使络绎,即每岁册封及各衙门奉使官员,毂击肩摩,不可胜计。今到处灾伤,民生困苦,不加体恤,其何以堪?又何以责城狐社鼠之辈?臣望出差官员一矫前习,务从节省,水行舟毋过二只,陆行夫毋过数十,即携家者,亦毋过二十,其牌棍、槊钗、鼓吹、旗帜及前站护送,一切皆省,止用皂快五六名,双锣前导,等威自明,行辟自便,即夜行索火,亦无敢不应者。往回如此,后来册封、典试各差亦如此。一则明士大夫清白之节,一则体各驿递供应之难,且诏书所至不扰地方,斯亦于君命为不辱,于使事为有光也。乞敕兵部、都察院通行遵守,永为定规。仍谕各衙门差官可已者已之,可并者并之,其于政体民瘼,不无小补。诏如议。[151]

上述材料显示:鼓吹与仪仗常在一起使用,主要用于道路和警严。当然它更多时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只有身份得到了某个品级或者地位,才能用之,否则属于违制,重则丢官,轻则遭刑杖。明代因仪仗鼓吹犯制的事情很多,现仅举几例:

例一:弘治十四年闰七月,巡抚宣府都御史雍泰被人告发其原在宣府时,曾令舍人董永偕其婿田聪迎家之任,受蔚州指挥何英金;又过保安、怀来二城时,指挥王忠、吴钺鼓吹迎送。后朝廷查明,田聪假妇翁纳赂及王忠、吴钺违制均属妄奏。[152]

例二:弘治十五年,御用太监金辅等奉命送泾王之国,因“取鱼不献”、“鼓吹先行”二事,令司礼监奏请处治。[153]

例三:弘治十八年,唐府仪宾庄士儁曾被人弹劾擅用鼓吹。如果坐实,擅用鼓吹罪则应杖之,刑部因其为唐府仪宾允其赎杖还职。[154]

例四:成化六年七月己丑,监察御史郑己因受贿被执,定西侯蒋琬奏其“所至,骑从鼓吹甚盛,数笞辱下人”,皇帝以郑己“不遵宪体,特谪充边卫军”。[155]

例五:嘉靖四十年闰五月,“南京户科给事中郭斗言,应天府上江二县,原无应付事例,而公私使者,辄以片牍坐索厨传、夫役、鼓吹,坊氏受累,请禁抑之。其应给者于各附近州县均徭内编派,听本府差拨,毋使偏累二县。兵部议覆:得旨,一切擅用牌票需索扰民及迎送鼓吹等项,俱属违法。其令南京部院及各抚按官严行禁革,违者罪之”。[156]

例六:万历二十年八月哱拜反,百户姚钦、方正、武生张延龄三人密谋与明军里应外合,后事泄三人仓促缒城来归,朝廷为瓦解反军,特升姚钦、方正为本卫指挥使,张延龄为正千户,均给以世袭之恩赏,并让三人“冠带鼓吹前导,炫耀城中,使贼丁知之,鼓其来归”。[157]

鼓吹的意义在于彰显鼓吹使用者的身份,以上各例显示,鼓吹原用于军营和皇族之仪仗(例一、二、三),明代中期,各地府县均备有鼓吹,以迎送公私使者。嘉靖朝规定,“一切擅用牌票需索扰民及迎送鼓吹等项,俱属违法”,令严行禁革,违者治罪。这里的擅用鼓吹当是指私用,一般国家派官员赴各地公差如颁诏、册封等事,则不属此例。上引材料七显示,明时各地迎送鼓吹主要用于朝廷公差官员的威仪。

明代鼓吹在全国各地府县均有相应的鼓吹管理和承应机构,鼓吹常用在颁诏敕、迎送过境官员等仪式中。明代中后期,出现了因官员无论公私皆用鼓吹,民生困苦,不堪以扰的现象。

(三)大乐

明代军礼除了祭祀郊庙用雅乐外,在出征前祃祭、战后奏凯、献俘献捷、授爵赏等仪式中,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乐类,即大乐。说其特殊是因为它的应用范围之广,几乎涵盖了除凶礼之外的所有礼仪类别。大乐在吉礼中用于祭旗纛,小祀中用于祭五祀、祭三皇、祭先医、火神祭、灵明显佑祭、灵济宫祭、东岳庙祭、都城隍庙祭,祭京仓、宋丞相文公祠祭、于太傅忠节祠、汉寿亭侯庙[158];嘉礼用于朝贺、宫廷开读赦书,诸王来朝,中宫受贺,东宫受贺,册立皇后、皇太子、亲王、公主,纳后;宾礼主要用于藩王朝见、藩使朝贡等仪式中。此外各地王府祭祀旗纛、山川、社稷、五祀等,也为大乐形式。可以说它基本上包括了除郊庙之外的所有用乐场所。

大乐是一个历时性概念。项阳在《小祀乐用教坊》一文中,对大乐做了考证,认为“宋教坊大乐应为鼓吹类型,乐队组合属于‘胡汉杂陈’”[159],此说甚是。从明代现有的材料来看,其大乐组合皆为笙管笛形式,如明洪武间制定的大乐组合和永乐间的大乐组合,虽然在乐器数量上不同,但是其基本的乐器笙管笛组合却是没有变化的(见下表)。

表11:明初大乐乐器组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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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的名称与乐器组合形式在宋元时期已经基本成型。《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记载了南宋时之细乐与教坊大乐的乐器组成:“细乐比之教坊大乐,则不用大鼓、杖鼓、羯鼓、头管、琵琶、筝也,每以箫、管、笙、figure_0080_0026、嵇琴、方响之类合动。”[160]《梦粱录》卷二〇《妓乐》也载曰:“大凡动细乐,比之大乐则不用大鼓、杖鼓、羯鼓、头管、琵琶等,每只以箫、笙、筚篥、嵇琴、方响,其音韵清且美也。”[161]两条文献显示出:第一,南宋教坊大乐的组合为大鼓、杖鼓、羯鼓、头管、琵琶、筝、箫、管、笙、figure_0080_0026、嵇琴、方响。第二,南宋细乐乐器组合为箫、管、笙、figure_0080_0026、嵇琴、方响。而《明会典》所载的大乐制度规定的乐器有:麾、戏竹、箫、笙、龙笛、头管、方响、figure_0080_0026、琵琶、箜篌、杖鼓、板、大鼓。我们将二者进行比较,发现了其基本组织形式在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详见下表)。《明会典》除了具指挥性质的麾和戏竹之外,头管、杖鼓、琵琶、箫、figure_0080_0026、笙、方响与宋教坊大乐一样,明代用鼓,宋用大鼓,不同的仅有四种乐器。

表12:宋、明大乐乐器组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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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会典》对皇帝、东宫、亲王、郡王用大乐作了记载。皇帝用大乐,其乐队编制为:麾一、戏竹一对、箫十二管、笙十二攒、龙笛十二管、头管十二管、方响四架、figure_0094_0104八架、琵琶八把、箜篌八把、杖鼓三十六个、板四串、大鼓两面;东宫用大乐则规定其乐器组合为:戏竹一对、箫二管、笙二攒、龙笛二管、头管二管、方响二架、figure_0094_0105二架、琵琶二把、箜篌二把、杖鼓十二个、板一串、大鼓一面;亲王用大乐乐器组合为:戏竹一对、大乐鼓一面、板一串、杖鼓十二面、笛四管、头管四管;郡王用大乐为:戏竹一对、大乐鼓一面、板一串、杖鼓八面、笛四管、头管四管。[162]这是从皇帝到郡王所用的大乐制度。可知大乐为国家制度所规定,其应用因级别和身份之不同,器物也有所不同。

明代大乐常与细乐相对出现。“朝贺用大乐,宴会加奏细乐,兼用舞队”,“国朝东宫正旦冬至受群官贺用大乐,加用细乐”,“国朝藩王朝见用大乐,宴会间用细乐,兼用舞队”,“蕃使朝贡,国朝高丽、安南、占城等使朝贡,皆于奉天殿设大乐以见之,其锡宴则间用大乐、细乐及舞队”,“凡大宴礼仪,洪武十八年定,设细乐于殿内,大乐于殿外”[163]。大乐与细乐相对出现,大宴礼仪中大乐常用于殿外,细乐则用于殿内。大乐的组合国有定制,那么细乐的组合是什么呢?《明会典》“大宴仪”言:“是日,尚宝司设御座于奉天殿,锦衣卫设黄麾于殿外之东西,金吾等卫设护卫官二十四员于殿东西,教坊司设‘九奏乐歌’于殿内,设大乐于殿外,立三舞杂队于殿下。”[164]可知这里“九奏乐歌”即为细乐。《明集礼》卷五十三载:“九奏乐工,每奏曲用歌工四人、箫六人、笙二人,戴中华一统巾,衣红罗生色大袖衫,画黄莺、鹦鹉花样,红生绢衬衫,锦领,杏红绢裙,白绢大口袴,青丝绦,白绢袜,茶褐鞋;和声郎二人,执麾总掌乐舞,立乐工前之两旁,和声郎二人押乐,立乐工后之两旁,皆戴皂罗阔带巾,衣青罗大袖衫。”同卷还载有九奏乐器为“歌四、箫六、笙二、板二”。[165]九奏乐歌即为细乐,细乐为歌工四人、箫六、笙二、板二的组合。相比于大乐,细乐这种以笙、箫和人声为主的组合,其音响自然没有杖鼓和头管乐器组合发音响亮,这可能是其称之为细乐的原因。明代名臣于谦《为边务事》中也提及细乐的这种组合形式:

内府抄出镇守大同太监陈公题,审得生擒敌人指挥巴苏台,供系克呼和斯人,先因往乌伊拉进贡,就留在彼住坐,曾跟随乌鲁斯并彻珍三次来朝。比先下蕃使臣回还之时,额森(即也先)安排筵席与马青、马云送路,令我国人歌唱作乐。有马清等说:“不希罕,我回去讨一班笙箫细乐会唱的妇人来与你!”额森听言欢喜。后次又有使臣到彼和番,额森令儿子出来劝酒,有使臣亦说好与中国结亲,“我回去奏知,务要成事”。额森就进马三匹,不期使臣回去不见结亲事情,又无歌唱妇女,因此发怒领兵前来厮杀。 [166]

《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二对此事也有记载:“兵部言通事达官千户马云、马青等,先是奉使迤北,许也先细乐妓女,又许与中国结亲,又言节减赏赐,皆出自指挥吴良,致开边衅,请置诸法。诏下锦衣卫鞫之。”[167]额森即也先,言马云、马青等为明通事达官(归顺明朝的蒙古人),出使北边,许也先细乐妓女,致使边衅重开,英宗被俘土木堡。当然这只是一种借口,明廷不是不知。英宗被俘,又奈何不得也先,只好拿马云、马青等人出出气了。

细乐是侑食乐的一种乐器组合形式[168]。《明会典》卷一〇四记载的“教坊司承应乐舞”条曰:“大宴俱用丹陛乐、侑食乐。丹陛乐设于奉天殿前丹陛上,计用领乐俳长二人、色长四人、歌工十二人、乐工一百八人;侑食乐设于奉天殿内,计用唱盏、奏乐、奉銮等官五员、领乐色长四人、歌工四人、乐工三十一人。”[169]《明史》也载:“洪武元年定殿内侑食乐:箫六、笙六、歌工四。”[170]这里侑食乐虽然其乐器和歌工数量稍异,但其组合与细乐相同,细乐当也为侑食乐。

细乐的音乐多出于教坊俳优,词曲“多乖雅道”[171]。侑食乐按月奏曲,与迎膳进膳等曲,“皆用乐府、小令、杂剧为娱戏,流俗喧哓,淫哇不逞”[172]。乐的本体曲词直接借用了当时社会中所流传的乐府、小令、曲牌等,虽太祖有言曰:“一切谀词艳曲,皆弃不取”[173],但行使这些曲词的乐工们日常淫习的皆是这些令曲,制曲时“借”用,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惟务明达易晓”也就是了。

以上为宫廷细乐。明代中后期,民间有教坊细乐之称。明顾起元《客座赘语·礼制》言:“军中鼓吹,在隋、唐以前,即大臣非恩赐不敢用。旧时吾乡凡有婚丧,自宗勋缙绅外,人家虽富厚,无有用鼓吹与教坊大乐者,所用惟市间鼓手与教坊之细乐而已。近日则不论贵贱,一概溷用,浸淫之久,体统荡然。恐亦不可不加裁抑,以止流竞也。”[174]有学者认为,民间细乐为大乐之简化。[175]然细乐与大乐,本是一对同时存在的两种不同的乐器组合形式,均属于教坊乐系统,细乐似不应为教坊大乐之简化。

大乐与细乐相比,其所用乐器的数量和音响皆与细乐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其往往用在卤簿仪仗之中或者宫廷殿外较为宽敞的地方。《明集礼》卷五三“大乐工”条载:“每宴会、朝贺,及上位出宫、还宫、进膳,用乐工六十四人,戏竹二人、箫四人、笙四人、琵琶六人、figure_0097_0106六人、箜篌四人、方响四人、头管四人、龙笛四人、杖鼓二十四人、大鼓二人、板二人。戴曲脚幞头,衣红罗生色画花大袖衫,涂金束带,红□拥项,红结子,皂皮靴。”宴会、朝贺时置于丹陛或丹墀,因此有称之为丹陛大乐或者丹墀大乐。朱有燉《元宫词》言:“雨顺风调四海宁,丹墀大乐列优伶。年年正旦将朝会,殿内先观玉海青。”[176]场所不同,乐器组合也有差别。《礼部志稿》载丹墀大乐乐器组合为戏竹二、笛十二、箫十二、头管十二、笙十二、figure_0097_0107八、琵琶八、二十弦八、方响二、鼓一、拍板六、杖鼓十二;[177]洪武时,礼部奏定王国朝贺用朝贺大乐,其乐器组合为:戏竹二、头管四、笛四、杖鼓十二、大鼓一、花梨木拍板一。宴享用宴乐,迎膳用大乐乐工八人,乐器用戏竹二、笛二、杖鼓二、小鼓一、花梨木拍板一。[178]皇帝出宫、皇帝还宫用于卤簿则为卤簿大乐,它和前代所称之为鼓吹的仪仗用乐性质相似。从操持者的身份来看,则可以称之为教坊大乐。如顾起元所言,细乐与大乐均属教坊,时人便称之为教坊大乐和教坊细乐。

明代仪仗鼓吹和大乐经常同时出现:

皇帝将出,仗动,大乐、鼓吹振作。升御座,乐止。 [179]
是日宴劳百官耆宿于坛傍。銮驾还宫,卤簿导从如来仪,大乐、鼓吹振作。 [180]
大明门转东由朝阳门出,大乐、鼓吹前导,设而不作。 [181]
是日赐百官耆老宴于坛侧毕,大乐、鼓吹、卤簿导车驾还宫。 [182]
执事官备仪卫,教坊司(备)大乐,鼓吹前导,百官后从。 [183]
执事官备仪卫,教坊司备女乐,鼓吹设而不作。 [184]
执事官备仪卫,教坊司备女乐、鼓吹。 [185]

以上材料显示:第一,大乐与鼓吹为两种乐器组合名称,二者常常相应振作,或者一起作为皇帝出宫、还宫时的警严仪仗用乐。第二,大乐、鼓吹、女乐为三种用乐形式。大乐与女乐为同一性质,二者一般不在同一个场所中出现,女乐为后妃等用乐。

由上分析可知,大乐常常用于皇帝及皇族的各种仪仗,且因等级之不同,乐器组合和数量也有相应的差异。作为祭祀性用乐它常用于吉礼之小祀,中祀之旗纛,也常用于军礼之献俘献捷礼、祃祭仪式等。它同时也是朝廷嘉礼、宾礼等不可缺少之用乐组合形式。因场所不同,乐器组合形式也不同。大乐所属乐人归教坊管理,因之也称为教坊大乐。大乐与鼓乐皆属教坊,相比之下,大乐比鼓乐组合形式要更为复杂和庞大。

雅乐、大乐、鼓吹是军礼用乐的三种主要形式,细乐也是师还赏功宴饮的主要用乐形式之一。雅乐主要用于祭祀天地宗庙社稷;耀武多用大乐,赏功则有多种用乐形式参与。在皇帝在场时,有中和韶乐。雅乐与大乐的区别有三:第一,用乐的场所不同。雅乐主要用于祭祀天神、地祇、人鬼;大乐则应用于各种场合,包括吉、宾、军、嘉诸礼。第二,乐器组合不同。雅乐以金石之乐为其特征,大乐以笙、管、笛为其主要乐器组合形式。第三,音乐形式不同,雅乐演奏曲目多为各种“和”乐,大乐演奏多为俗乐。鼓吹和大乐均可用于仪仗,同归于教坊管理。二者的乐器组合稍有区别,鼓吹乐以角类乐器为主,具“金革之气”。而大乐主要以笙、管、笛等旋律乐器为主。

三、明代军礼用乐的特征

从军礼作为一个军事行为过程来看,其构成行为的仪节不同,用乐也不同,其功能自然也不同。军礼行为和仪节的差异构成了军礼用乐的复杂性,由于用乐目的、用乐场所的差异,军礼行施过程有多种用乐形式参与其中。军礼用乐的多种形式,不可避免地决定了它与吉礼、嘉礼和宾礼用乐之关系密切。

军事行为毕竟是国之大事,必须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包括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军礼正是调整人与神、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祈告神灵,以佑护军事行为的顺利进行,保护参与军士的生命。兵者,凶也。军礼必须要确定军事战争行为中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地位、义务和责任;战后则要激励将士,功赏有差。军礼即是上述各种关系的规范和调整。

军礼必用乐。“乐在礼制中具有相当重要而凸显的地位,大凡高级别具有仪式性的礼仪场合,乐成为仪式的兴奋剂和黏合剂,成为人类与精神世界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不可或阙”[186]。军礼用乐与军礼相须为用,必然也要反映出这种人与神、人与人之沟通与纽带关系。军礼用乐按照其要调整的关系,可以分为娱神之乐和娱人之乐。娱神之乐指祭祀之乐,包括祭祀天地、宗庙、社稷之大祀之乐,以及中祀旗纛之乐。军礼用乐代表着国家的一种强制,因此用乐也是一种规范。这种用乐因神灵的确定,祭祀时无论与祭者是皇帝还是大臣,用乐形式均应相同。因为享用者不变,自然其祭礼用乐组合、乐曲名称、乐舞人员数量皆未有变化,曲辞相同。洪武三年九月,朱元璋下诏太常寺曰:“凡祭,配享之位,不用祝文,不别奏乐。”[187]配享祭祀不别奏乐,使得祭祀目的和祭礼用乐清晰而主次分明。由此可以看出,祭祀之乐的专属性。如此,军礼祭祀除了祭告辞不同外,其祭祀天地、宗庙、社稷之用乐当与吉礼大祀相同。出征前之祃祭旗纛仪,当与吉礼中祀之祭祀旗纛用乐相同。明代国家规定旗纛祭祀用大乐,王国祭祀旗纛也用大乐,便是很好的例证。当然在实际的应用中,因为各地条件的限制,全国卫所祭祀旗纛用乐则多因地制宜,结合各地卫所的实际情况,使用鼓乐形式(详见第三章)。惟所奏乐曲不变。这种娱神之乐体现了军礼用乐的严肃性。

除了上述军礼祭祀之乐外,耀武用鼓吹、大乐,赏功用九奏乐歌、中和韶乐、丹陛大乐则彰显的是军礼的另外一种属性:旨在调整和规范人与人之间的等级有差关系。这种用乐则显示出多变的样态,主要表现在用乐的乐器组合、规模,以及演奏的曲目上。当然场所之不同用乐自然也要有所调整,如此这种旨在确立人与人上下尊卑关系之乐,必然要与嘉礼和宾礼之用乐发生联系。这体现了军礼用乐的丰富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