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作为中国唯一汉藏并存的佛教名山，五台山在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学人分别从不同的领域展开了对它的研究。而究其音乐层面，已经在音乐本体特征、历史层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做出了重要贡献。当进入博士学习阶段，吾师项阳先生建议我将五台山佛教音声作为切入点进行研究。这无疑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正如一位老专家所言：人家都已经出书了，你还有什么可研究的？的确如此，面对前人丰富的研究成果，如果还是沿着既往的路子前行，那无疑失去了研究的必要性。

但是我在审读研习中发现，更多前人的研究仅仅将五台山佛教音声作为一种区域文化论之，聚焦其个性的描述，就五台山而讲五台山，疏于将其作为中国佛教音声整体的组成部分来进行共性与个性的探究。因此，这也就局限了五台山佛教音声研究向更高层次的衍申。五台山佛教音声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瓶颈时期，究其主要原因，还是理念问题导致了视野的局限。

项阳老师建议我仔细阅读佛教史、寺院经济发展史、南北朝历史以及僧官制度研究、石窟乐舞研究、乐籍制度研究、礼乐制度研究等方面的文献，要求我学习大文史界的研究方法，调整知识结构，建构历史与活态接通、宗教与世俗接通、王朝典制与民间礼俗接通、宫廷与地方接通的研究理念，从历史的民族音乐学、发生学、功能主义方法论着手投入到佛教音声的流变探究中。之后通过导师多次讲解“功能—制度—礼俗两条脉”的研究理念，耳提面命地强化“佛教戒律”的重要性，愚笨的我才逐渐领会到了“僧人非乐”对于我这一研究的核心意义。僧人破戒奏乐是中土佛教音声流变的转折点，而流变的根本原因，还是其“有用性”受到了周围生态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的挑战而引发。如是，功能、制度成为本文研究的两个核心。佛教音声流变的过程是佛教音声为用的过程。当然，这也是与社会的主流音乐创承体系（乐籍体系）发生关联的过程，由此引发了佛教用乐与其他社会功能用乐，比如国家典礼用乐、民间礼俗用乐甚至是道教用乐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

牵一发而动全身，当带着不同的视角、理念进行重新切入时，五台山佛教音声的研究遂备感到处都是“荒地”，我想这就是学术研究理念的魅力，也是我对导师项阳先生无限感激的重要原因。

沿着项师所提倡的“宏观把握下的微观研究”和“文献与活态考察的发生学研究”之理念，全文共形成上、下两篇之架构以及三个空间维度的透视。上篇主要侧重于佛教音声从印度到中土的历史流变，揭示佛教戒律下僧人如何从“非乐”到“破戒奏乐”的流变过程及其佛教音声如何与世俗音乐、与社会主流音乐创承体系发生关联的过程；下篇主要从五台山佛教音声的“活态为用”中进行逆向考察。上、下两篇之间存在着相互佐证的关系，从“印度—中土—五台山”三个空间维度的比对分析，实质上是有回到原点、溯流探源之意。

本书旨在将五台山佛教音声植入中国佛教音声发展的整体脉络中进行透视，在历史与活态的接通中揭开佛教音声与国家典礼用乐、民间礼俗用乐及道教用乐的亲缘关系。着重指出：在宗教与世俗的类归中，佛教音声与世俗音乐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礼乐与俗乐的分野中，亦不存在恒定不变的法则。同一首乐曲既可以用在宗教，也可以用在宫廷，还可以用在民间。“一曲多用”所引发的多种功能用乐下的分野与嬗变是“国家在场”下“为用—制度”博弈的产物，俗曲佛用、官乐佛存、佛教音声之民存并非理论上的解读，而是一种真实的客观存在。

文殊圣域、皇家道场、汉藏并存，五台山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在中国佛教发展历史中的地位无与伦比，其发展的连续性、完整性及其悠久历史给我们留下宝贵财富的同时，也留给我们无尽的研究空间。

晚生后学，一切刚刚起步，拙文付梓在即，却深感诚惶诚恐，需要研习之处尚多，敬请方家批评指正。